许多美国学者认为人的基因决定人的人生轨迹。他们认为罪犯犯罪，是因为他们有犯罪的基因。我有一个做医生的美国朋友，他认为那些左翼激进分子，如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和那些右翼激进分子，如种族主义者，都是因为他们独特的大脑构造造成的。跟他们的社会经历，生长的环境没有多大关系。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我无法说服他。
最近看三十九集电视剧《茶馆》，颇多感慨。老舍先生的《茶馆》真是不朽之作。把老北平的三教九流，人情世故，描写的惟妙惟肖。刘麻子父子，唐铁嘴父子，黄胖子，常四爷父子，松二爷父子，秦二爷父子，官差吴爷宋爷父子，二德子父子，王掌柜父子，庞太监和他的四个侄子，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性格突出的人物。他们都是当年老北平社会的环境的产物。从晚清，到民初，到军阀混战，到日本占领中国，日本鬼子投降后的国民党接受大员的封逆产，六十年里的风云际会，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好似都是按照他们特有的人生轨迹，干着他们认为顺理成章该干的事情。
王掌柜谨小慎微，笑迎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物。为了把父亲留下了的老裕泰办红火了，让一家老小衣食无虑，时刻准备接受新主张，不停地改良，但他所处世界却让他处处受欺负。刘麻子父子，唐铁嘴父子，二德子父子，官差宋爷吴爷父子，总是变着法子找他的麻烦。最后在小刘麻子的逼迫下，他一把火烧掉了被他看作是命根子的老裕泰。
秦二爷拥有几百处房产，包括老裕泰茶馆，一心想实业救国。他送儿子出国留学，开纺纱厂，火柴厂，想通过实业来解救国家与民众。但他斗不过军阀，斗不过乱兵伤兵，日本投降后，他的工厂成了逆产，被国民党接收大员霸占，最终穷困潦倒，不得不与曾经被他瞧不起的常四爷，王掌柜为伍。
常四爷，松二爷，作为旗人，在满清享受特权，可以从内务府领到钱粮，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每天遛遛鸟，到老裕泰去喝喝茶，可以说是一无所长，与世无争的人。常四爷是练家子，偶尔还敢出来打抱不平，八国联军进北京，一个人还杀死八个洋鬼子。最后为了逃避朝廷捉拿，逃出北京多年。未了回到北京，在德胜门外种菜自食其力。他的儿子常喜贵，进戏班子学戏，小有成就，最后参加了革命。松二爷坐吃山空，最后连祖宅都让唐铁嘴给骗走了。他跟儿子全靠二秀在街上卖烟养活。他的儿子秀岑学戏，被警察局长姨太太勾引被局长痛打，几乎丧命，但他眼高手低，没有谋生的能力，全赖姐姐养活。
刘麻子父子，唐铁嘴父子，装神弄鬼，坑蒙拐骗，无恶不作；二德子父子为虎作伥，欺凌殴打贫弱。官差宋爷吴爷父子，不停地恐吓敲诈王掌柜，并造成张春和，刘麻子，和两个逃兵的死亡，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黄胖子带着他的苍鹰，调解民间纠纷，从中获取利益。哪里有斗殴火拼，哪里就有他的财路。他从王掌柜这样的生意人那里索取保护费，但见了官差则点头哈腰，乖乖的逃脱。在《茶馆》里，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恶人。按照美国一些人的逻辑和理论，这些人就是天生的坏人。茶馆里的傻大杨，敲打着牛肱骨，唱着莲花落，沿街行乞，他破衣烂衫，心里却明镜似的。他不亢不卑，替人传话。在观众眼里，他是穷人，也是好人。
但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后，刘麻子，唐铁嘴，二德子，黄胖子，官差宋爷吴爷这样的人再也没有了。他们这些历史里不可或缺的人物，都在新社会里消亡了。连常四爷，松二爷这样游手好闲，坐吃山空，与世无争的人，也都不复存在了。土改让每一个人分到了一份自食其力的土地。后来政府又推广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任何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可以参加集体的劳动。在那个劳动光荣，劳动者光荣的社会大气候中，像常四爷，松二爷这样的人，也会放下身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刘麻子，唐铁嘴，二德子，黄胖子，官差宋爷吴爷，再也没有那种坑蒙拐骗的机会了。只能参加集体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我小时候，九岁的时候，就利用周末和学校的假期，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我们家属于城关公社，算是城镇上的农村。当年跟我一起在地里干活中大人中，我就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出《茶馆》里的刘麻子，唐铁嘴，二德子，黄胖子，大傻杨的身影。解放前干过贩卖妇女孩子勾当的人，吸过大烟，贩卖过大烟，赌钱把老婆都输掉的人，在大集上靠掏腰包，趁人不注意，拿走别人东西的人，进宅子偷东西的人，小偷小摸的人，都通过参加集体的劳动，改造成正常的自食其力的人，对社会有益的人。邻里之间的争端，邻村之间的争斗，再也不用找黄胖子这样的人来调解了。村党支部和其他村干部，会很有效的解决这些争端。邻村之间的纠纷，邻县之间的纠纷，甚至邻省之间的水利纠纷，都能在全国一盘棋的大局下，很好的得到解决。六十年代修成的林县红旗渠，就是由河北省，山西省和河南三省协调修成的。
那时的生产队的社员都是平等的，没有阶级的差别。生产队的干部，村干部，都是本村的村民，国家不发工资，都是靠在生产队挣工分，跟普通社员一样分粮分草。生产队的分配是按人七劳三的原则。百分之七十的粮草是按人口分，百分之三十是按工分多少分。家里孩子多劳力少的，工分粮分得少一点，按人口分得多一点。孩子少劳力多的家庭，按人口分得少一点，但按工分分得多一点。但孩子吃的少一些，干活的劳力饭量大一些。劳力多的家庭当下对集体的贡献大一些，但孩子长大后，他们就会对集体作出较大贡献。长远看来，那是一个非常合理公平的分配原则。孩子是一个社区，一个国家的未来，必须得到照顾，一个不善于照顾孩子的社区和国家，是不会有很好的未来的。
中国农村在实行集体化的那几十年里，因为实行的是全民就业的政策，中国社会消灭了娼妓，毒品，黑社会等各种各样的顽疾。我们村，我们的邻村，我们公社，十几年没有一起刑事案件。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大队，一个公社的人，一起劳动，一起开会，有困难互相帮助。村里有困难的家庭，集体和国家都有救济金。当时实行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让中国的农村红红火火，人畜兴旺。一九四九年，中国农村的文盲率超过百分之九十，而到了一九七六年，适龄学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百。农村普及了高中教育。一九四九年，中国人的人均生命预期只有三十二岁，到了一九七六年，则达到了六十九岁，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还多，领先起点跟中国一样的印度近二十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创造的奇迹，全世界有目共睹。联合国的发展专家，认为七十年代的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样板，是人类的希望。
我在美国大学教书三十多年，知道美国大学里毒品泛滥。全世界毒品的百分之七十被美国社会消费。百分之七十的美国学生使用过一种以上的毒品。我教书的学校，经常请人到学校讲毒品的危害。这些讲毒品危害的人都认为无法完全消灭毒品。我说社会主义中国曾经消灭过毒品。他不相信。但是这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确创造过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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