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仰北京西山无名烈士广场后的一些感想
作者：肖红星(2021年5月31日)
不久前，应朋友之约，我曾经去了位于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的无名烈士广场，缅怀牺牲在台湾的我党革命先烈。他们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
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上，笔者看到，镶刻着经各方查找已经发现的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尚有200多名烈士的姓名没有下落。
据了解，原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是台湾地下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他因追求享受而被敌人利用，叛变革命，出卖了党组织和革命同志，在一周内便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国民党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其中因为蔡孝乾叛变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竟达1800多人。
我跟朋友交谈，感慨叛徒的危害，特别是领导人当了叛徒，危害最大。我党革命历史上，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导致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1948年4月，由于时任重庆市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相继叛变，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些叛徒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贪图生活享受，私心私欲比较重。叛徒危害最大，不仅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同样如此，苏联的教训就很明显，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最高领导人逐步背叛共产主义信仰，直到公开背叛党和人民，背叛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陷低潮，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再次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在我们国家，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两个务必，离开西柏坡时又提出进京“赶考”的警示，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注意这个问题，防止掌握了权力的共产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追求生活享受，追求特权利益，从而脱离群众甚至沦为党和人民的叛徒。
朋友说，多少年来，我们社会中总有人不顾牺牲亿万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主人地位和基本的福利人权乃至中国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历史和恶果，无耻地对这种资本压榨发展模式高唱赞歌，将其鼓吹为多么光鲜亮丽的成功模式，甚至恬不知耻地还要向别国推荐，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无理欺压，他们还声嘶力竭地乞求与美帝国主义合作共赢，与此同时，各类资本压榨劳动者无底线，让劳动青年们背负996和高房价的大山，甚至于“躺平”成为一部分青年劳动者对资本说不的直接选择。这种现象的存在，都在告诉我们，叛徒，叛徒，可耻的叛徒，可恨的叛徒，确实存在。
朋友跟我交流说，面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决战，中国共产党靠谁迎战呢?新生的权贵资产阶级势力靠得住吗?他们会跟美帝国主义一样希望中国共产党彻底灭亡，以使他们的既得利益能够巩固下去，并且在中国共产党被颠覆之后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的老大，让官僚集团成为他们的奴仆。官僚集团靠得住吗?他们只要共产党的现实权力，可是不愿意要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性质和宗旨，历史和理想，义务和责任，他们中有的甚至想要成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的野心家，他们与新生权贵资产阶级势力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不仅有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且想要永远地当中国的老大，让新生权贵资产阶级跟他们当小兄弟，可以跟着他们发财享福，但是要排好位序。官僚集团和新生权贵资产阶级势力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他们都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在争夺谁当老大谁当老二的问题，他们都是要剥削压迫中国工农阶级劳动人民大众的。他们都不会跟中国共产党一条心。工农阶级劳动人民大众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娘家人，但是在官僚集团和新生权贵资产阶级势力充斥了共产党的组织队伍之后，工农阶级劳动人民大众跟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隔膜。工农阶级劳动人民不愿意为官僚集团和新生权贵资产阶级势力充当炮灰，他们要求共产党完成自我革命，回归初心本性，摈弃官僚集团和新生权贵资产阶级势力并没收其既得利益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够跟中国共产党重建互信团结，战胜美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要想迎战美帝国主义，面对国内这三种力量，究竟选择谁呢?选择不同，命运不同。
中国共产党到了要下大力气清除叛徒的时候了。否则，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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