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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下我们如何去面对国际社会的中国研究

柳不如是 · 2019-06-0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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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东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模式及其走向,深深影响并左右了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方向,无形中也加大了西方价值观的输入。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推广为东西方各国所忽视的研究课题和问题意识,面对他们所热衷的中国研究课题,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尤其值得关注东西方各国的对华政策在不同内阁下、不同时期四层“中国”含义上侧重点的变化。

  《在新形势下我们如何去面对国际社会的中国研究》

  柳不如是

  【内容简介】本文作者在几十年来长期研究传统国学和海外汉学的基础上,基于对新形势下国家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国策的考虑,提出了两派汉学、四层中国观的全新的对内、对外的思考模式和理论体系,实现了学术研究和国策研究的融合和贯通。并针对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一些具体现状,提出了个人的猜想和分析,具有较好的启发性和警示性。

  【关键词】两派汉学、四层中国观、国策、

  随着中国GDP跃升世界第二的大好局面,国际上再次掀起了中国研究的高潮。一时间,中国经济、孔子学院、普世价值和人权问题成了我们和东西方各国共同面对的有关国际中国学和中国研究的四大课题。这一新的客观现实已经预示着我国政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行的国策上“韬光养晦”时代的结束,可以说如今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是“光”芒万丈、无“晦”可养、藏也藏不住的时代了。因此,为了顺应这一新的形势,我们需要更积极地应对世界、更加主动地负担起一个大国所应当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责任。特别是在军事和文化这两个方面,一直是我党和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空白。

  为适合目前向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文化,也为了适合加强我们的对外文化战略,我觉得;判断一个国家对华关系的远近亲疏和他们国家政府及其不同内阁的对华政策走向,完全可以从该国的中国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大致状况上考察出来。本文作者留日多年、在国际中国学研究、传统国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先后出版了十多部相关学术著作,痛感到当前有关国际中国学和传统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已经牵扯到了我国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对我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提出来加以特别的说明,给中央高层领导同志制定文化战略、外交和政治部署、甚至军事战略及其相关工作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

  一、东西方各国眼中的几层“中国”含义问题

  经过多年考察,我发现,“中国”在东西方各国政府和和学术界眼中是具有多重含义的。根据我的研究,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和学术领域,它至少具有四层含义,也就决定了东西方各国在和我国政府产生交往时在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内阁环境下以不同的含义为核心而产生变动的对华政策。我总结出的这四层含义如下:

  首先是文化的历史中国。

  其次是现实的政治中国。

  第三是经贸的商业中国。

  最后是意识的红色中国。

  日本的中国观和对华政策恰恰是在这四层含义笼罩下展开的。“文化的历史中国”使中日、中越、中韩、中朝、中新、中蒙等国家形成天然的纽带关系。而“现实的政治中国”又迫使他们和我们保持敌对和戒备心理,也是田中角荣内阁解决中日对立关系的基础。“经贸的商业中国”加大了日本、韩国等国在最近三十年来对华的经济依赖和利益索取,也为日本政府和台湾的经贸交往提供了依据。而“意识的红色中国”才是日本、韩国等国政府感到无所适从和左右矛盾的地方,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最终政治选择肯定是和欧美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保持一致,促使他们做出和欧美价值观和对华政策保持大致一致的选择。日本战败后的吉田茂政府特别看重这一点才使他做出了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国策。甚至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出现的西方国家对华展开经济和政治的所谓封锁阶段,日本政府在海部俊树内阁的全盘考虑下,公开提出恢复对华贷款、反对孤立中国的国策。而这一国策敢于对抗当时西方国家所谓“对华制裁”这一大前提和国际新环境,正是日本政府放松了“意识的红色中国”而从“现实的政治中国”和“经贸的商业中国”两层中国观联合考虑下的结果。

  虽然说目前越南和朝鲜的政治体制也是红色的意识形态,但是,我在此大胆预言:在今后三十年内,越南和朝鲜的新一代领导和政府将出现和欧美价值观与政治体制相接近或一致的重大政治和国家体制上的改变。这是未来我们国家领导人应该具有的一种心理准备,并及早做出相应的战略部署。

  因此,基于上述这些国家对华政策的变动完全是在某一届政府的对华国策是以哪一层“中国”含义为核心和基础的模式之上制定出来的。因此,一旦我们从上述各国学术界的中国学家们和政府中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对“中国”含义理解处于哪一个层面的含义为主导时,也就是说当我们了解对方在某一阶段是以哪个层面的“中国”含义为该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和基础时,我们应该相应地做出外交和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对外方针的调整和准备,扭转总是被动应付的不利局面。

  二、中国文化的东方输出和东方研究中国的开始

  东方各国,自古以来就是习惯于接受我国历代王朝主动输出的文化和技术,即儒、道思想文化传统和科学技术的对外输出,客观上决定了这些国家的中国研究,除了短时间内的军事冲突(日本)之外,至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等方面并不具有颠覆性,哪怕是日本、越南和印度。因此,我们完全不用担心上述三个国家对我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

  日本从公元七世纪的大化革新开始就全面接受了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通过三韩的中介来接受中国文化的。日本历史上大量出现的所谓“遣韩使”、“遣隋使”的现象就是当时真实的记录。当他们意识到可以放弃中介时,于是,三韩已经不再是他们国家的儒学导师了,“遣唐使”占据了日本政府的海外留学空间。因此,“文化的历史中国”是连接古今日本对华关系的核心纽带。明治维新开始,首先随着荷兰对日本的影响——“兰学”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学术界对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之学的简称,引起了日本全国范围的“华夷之辨”的国策大讨论,最终使日本第二次开始了放弃儒学导师、直接师承欧洲“兰学”的基本国策,“遣荷使”、“遣德使”、“遣法使”成了他们政府精英人才海外留学的主要去处。“现实的政治中国”成了日本政府1895年—1945年之间对华采取侵略行为的基本国策。二战后,美国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导师,这是他们第三次放弃基本国策和国家政治体制。“意识的红色中国”的存在,是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哨兵和军事基地。中世纪,日本政府的国策放弃了三韩,直接师承中国。近代,他们放弃中国,直接师承欧洲。二战后,在吉田茂内阁时代,他们又放弃了欧洲,改为直接师承美国。这三次重大的国家体制和国策的变更,造就了现代日本社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因此,日本的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想颠覆我国政府、改变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为目的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发现:在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本多利明为日本建立了重商和抗俄两大基本国策,因此,近代的日本对华军事侵略在其战略意图上更多是以和俄罗斯帝国抢夺东亚和中国战略地盘的军事目的和掠夺资源的经济目的为核心的。

  而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三国,因为自古以来那里的华裔祖先主要由三类人员构成:前朝遗民(南明、晚清、民国政府)、明清两朝流放的罪犯、违反明清王朝禁海令的长期滞留那里的不法商人。这些国家华裔祖先的来历完全不同于新加坡的华裔祖先。这样的华裔子孙后代们,他们在本质上对我国历代政府的态度是利用、戒备和敌视,在其本质属性上这些华裔子孙后代们,对待我国政府和文化并不具有我们所谓的“海外赤子”的忠贞性格。(比如,今天的菲律宾总统及其内阁中的那些华裔族群就是典型代表。)而且,由于他们的华裔族属,又使得他们和当地政府和民族形成尖锐的敌对和矛盾冲突。这些敌对和矛盾冲突产生的不幸遭遇(远如1603年和1740年、近如1965年和1998年对华裔的大屠杀)反而更加剧了他们对中国清政府和中华文化的仇视和愤恨情绪。文化的历史中国只增加了他们对华的积冤情绪和侮辱感。而“现实的政治中国”成为他们政府内阁必须要面对的竞争对手。

  追随美国以遏制中国,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

  所以,有必要认真研讨一下自古以来笼罩在我们国家历代领导人思维中的所谓“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和政府国策,这样的古代国策并不适合于现时代的要求。更具体地说,在南海诸岛问题、在日本侵华战争道歉和右翼历史教科书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在中印边界领土争议问题等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需要立刻修正传统的处理方法,缓解紧张的邻国关系。远交虽然有效,但是却难以谋利。而近攻虽然有利,但是却难以见效。

  因此,有必要重新制定和考察我国对上述各国的政策走向,全面缓解紧张的周边关系。

  三、西方文化的中国输入和西方研究中国的开始

  西方各国,自古以来经历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传入和他们各自的价值观与宗教信仰的输出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这也是造成西方各国的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颠覆性的本质原因。因为文化的历史中国只存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审美理念中。因此,西方各国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掠夺资源、输入宗教、改变传统价值观、建立殖民地四大特征为其本质属性的。

  他们的中国研究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是以政治和经济侵略与对华调查报告为核心的所谓“领事馆汉学”。这类研究是以17、18世纪的大英帝国为发源地。1824年,为了配合英国对外关系研究的需要,英国成立了皇家东方学会,实现了汉学家和国策顾问的结合。14年后的1838年,终于在英语世界中出现了著名的词汇:Sinologist(汉学家)。今天这一汉学研究传统已经成了各国驻华大使馆们和外国驻华新闻机构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耶鲁大学教授赖德烈博士(Kenneth Scott atouretteL)曾经公开承认:“欧洲中国学原始资料主要来自领事馆和外交部门、中国海关中的外国职员及传教士团体。”

  第二是以宗教输入为目的而展开对华思想和文化研究的所谓“西方古典汉学”。这类研究是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虽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1593年、比利时的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在1687年先后出版了由他们主持翻译的中国古典儒家经典的“四书”的拉丁文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启到了中国思想在西方社会和学术界的深度传播。但是,当时关于西方宗教思想和仪式和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间的所谓“礼仪之争”,成了17、18世纪西方古典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直到了1882年,随着欧洲汉学在国际学术界核心地位的确立,Sinology(汉学)这一词汇得以正式定型。这为19世纪汉学欧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正如德国汉学家福赫伯博士(Gauting Herber Franke)所说的那样,整个19世纪的欧洲汉学弥漫着帝国主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三大思潮。

  而地域跨东西方两者的俄罗斯的中国研究,从古到今一直具有强烈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却最缺少文化和学术目的。1715年,俄罗斯东正教正式组团来京进行传教和文化间谍活动,为沙俄帝国在19世纪的对华侵略活动提供军事、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基础。沙皇彼得一世公开地向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下达指令:“通晓汉、蒙语言,全面调查中国情况”。这些沙俄帝国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调查活动取得的“成果”,甚至超过了当时沙俄驻华使节们的间谍。以至于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史家巴尔托德博士(В.Бартолъд)在他的名著《俄罗斯及欧洲东洋研究史》一书中评价说:“北京传道团在宗教活动之外,在京传道团成员记述的见闻之重要性,要比当时传道团中骨干们更能获得俄罗斯外交部的高评和赞赏”。

  上述四国的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对其国策的影响,在未来尤其是值得给予特别关注。

  虽然学术上的西方古典汉学正式诞生在1814年12月11日的法国。但是从12、13世纪开始17、18世纪达到高峰的西方对华宗教的长期传播的历史进程,已经形成了和历代中国政府和官方经学思想相对立的一套宗教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对我国古代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对西方宗教语言、仪式、信仰和经书的中国化进程来力图实现对西方宗教势力和思想入侵的对抗。但是,很不幸还没等彻底实现西方传统宗教体系的中国化改造,整个封建王朝就已经彻底灭绝了。这也给西方宗教和思想再次入侵中国留下了伏笔。

  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以为西方在华所传之宗教,也是以尊孔为前提的,如同佛教和道教一样。因此将这些洋教士称为“西儒”。但是,在西方宗教势力和中国传统思想发生实际接触后,双方在信仰、思想、伦理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不适应越来越突出,西方各国借助罗马教皇的力量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改变中国的企图日益突出并且强大。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古代正统儒家卫道士们及其皇权代表的反抗和不满。比如,值得特别称赞的是清朝政府——特别是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朝代,他们对欧洲的对华宗教输出活动采取了强硬的抵制态度和不妥协政策,维护了当时学术、宗教和领土的完整。康熙皇帝在给罗马教皇的信函中强烈地表达出这样一种意思,即“朕即天主,朕的旨意就是天主的旨意”。因为从宋代开始,皇帝被看成是“来世佛”,他进了寺庙是不需要对“过去佛”行叩拜礼的。而西方宗教势力的入侵所横加在中国皇权头上的那个罗马教皇,因为他的地位自然触动了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因此自然要遭到中国古代正统儒家卫道士们及其皇权代表的反抗。加之以清代早期的魏源和晚期的张之洞等有远见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师夷长技以制夷”说等应对国策,客观上阻止了传统中国在走进近、现代社会后所必然出现的那些激进的全盘西化说。

  以本文作者的理论观点来看,其实质上是当时的西方各国在罗马教皇支持下对“文化的历史中国”这一层面含义的中国进行的强行的文化干涉。当然也包含了对经学思想控制下的“现实的政治中国”(古典意识形态)的改变企图。在这一努力失败后,认真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历史成了欧洲汉学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客观上造就了法国汉学领军人物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及其门下众多弟子日后成为欧美汉学研究的大小领袖。如,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瑞典的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夫(Aleksyev Vasiliy Mihaylovich)等人。

  四、二战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大转变

  美国对华接触的始点,始于1784年。但是真正出现中国研究刊物和研究著作却是1832年传教士裨治文(Elijag Coleman Bridgman)创设的《中华杂志》和1848年具有传教士和外交官双重身份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出版的《中华帝国》一书。特别是后者。该书中特别提出了对华政策是不仅需要美国向中国输出科学技术,更需要输出宗教信仰。这个人后来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的第一位汉学教授。继承了他的职位和学术的是他儿子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卫斐列的学术观点和他的弟子们也成为早期美国政府对华国策顾问和行动指南。

  可以说,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改变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输出美国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文化战略。

  二战前后,随着美国在国际社会中霸主地位的逐渐确立,伴随着也出现了对中国进行以外交史和政治制度史为研究主体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ebank)学派的“美国中国研究”的诞生。这一学派的出现是对英国传统的“领事馆汉学”的革新。同时也为西方各国政府干预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提供了学术平台。其中,这一学派的经典著作《美国与中国》一书,先后修改达八次,再版几十次。至今依然是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入门经典读物。该书核心的观点是所谓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n)。即主张在西方列强武力冲击下,中国社会作为回应,以此实现了中国的发展和革新。从此以后,对“意识的红色中国”的研究一直占据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流。而对另外三个层次的中国认识却一直处于附属地位。

  概括来讲,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侧重点在过去一百年中出现了从19世纪的西方势力入侵到20世纪早期、中期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构成的两大国际阵营之间冲突和对立的第一个转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施行和国际大环境的彻底改变,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了在意识形态上被资本主义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构成的新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所取代的第二个转变。这使中国研究在美国不再具有以往的冷战时代所带来的政治紧迫性。

  因此,面对这一局面,“美国中国研究”的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博士,曾在1968年召开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忧心忡忡地说:“中国在世界上的最终地位,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举足轻重。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中建立洲际导弹装置,核威慑就越来越有可能变成危险的三角恋爱。这将是一种新的情况。”

  冷静下来之后的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学术性虽然更强了。但是和以往相比,依然具有很高的国策性质和国情研究属性。他们热衷于利用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模型对中国现当代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层面分析和研究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预测中国政治体制的走向和在国际社会中的表现,并且加强了对中国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在学理的原因上可以看出,那是因为他们把对前苏联的研究模式应用到对新中国的研究上。这一模式被称作“极权主义”模式(Totalitarian)。为此,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美国著名的福特基金会一次就投入30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和亚洲的研究。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博士(J.Perry Elizabeth)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中国研究源于‘了解你的对手’的冷战思维,其定位更多的是指向最新情报分析和政策评论,而不是持久的学术贡献”。因此,对中国历届政府政权合法性的研究和对所以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下政府内部民主化进程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热点课题。在对“现实的政治中国”理解的基础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核心还是对“意识的红色中国”的研究。

  随着美中经贸范围和数量的扩大、美中文化交流的增多、美中历史关系的回顾这三个层面中国含义的变幻,并不能动摇核心区域的对“意识的红色中国”的理解和研究才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中国的政策、外交、军事、政治等方面的研究,占据了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中国研究的博士论文的主流。一时间,从这些著作中诞生出来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也成了东西方各国的国际政治重要话题。代表著作如《新中华帝国》、《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和《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等。

  随着美国在国际上垄断地位的不断确立和日益增大,随着我国大学和科研单位对留美学者的人才引进力度的加大,“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研究模式和操作方法、逻辑思维,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我国学术界。比如,对中国政治研究出现的所谓的派别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利益群体模式等等。相应地在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研究出现了所谓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或Regional Studies)。长此下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化,成了无法回避的严酷现实。不要说我们将无法深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研究,甚至连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特别是对儒、道思想)的研究也将被重重地打上一道美国的烙印。

  五、尾声

  有选择性、符合西方社会价值标准的问题意识和课题一直是东西方各国政府和中国学家们的关注点所在。经贸的商业中国成为维持他们对华关系的基本国策,但是“现实的政治中国”和“意识的红色中国”一直是现代东西方各国政府反复多变的对华政策的两大不变的主干。

  在学术界,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模式的追随,促使日本政府大力支持学术界以右翼学者为核心人员的所谓“现代中国学”研究体系的诞生和发展。比如美国和日本汉学界对西周政治理想的推崇,他们对宋代文官制度的盛赞。但是,不符合他们基本国情的那些问题和课题,他们却大多视而不见。比如唐宋时代设立的枢密院一职,主要来统辖军队,其价值属性和今天的军委的职能有些相似。可是东西方学者却无人对此给予研究。相反,他们在现代中国研究中却大力灌输所谓的“军队国家化”的思想。孰不知,军委统辖军队、即党指挥枪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过去,传统儒家经对士大夫阶层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四点理想主义要求。而当时的修身、齐家和治国三点全是以对儒家经学的理解和服从为核心的。到了平天下阶段,还是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也就是所谓的儒将。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古代中国社会中所推广的以儒治国、治军的模式,可以说百分之百是“党指挥枪”模式的古代版。因此,无论是我军还是国民党军队,都继承了传统中国儒家文化的深厚积淀,“党指挥枪”是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共同特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所致。然而,在东西方的中国学界,我们看不到他们对上述“党指挥枪”模式的历史溯源。并不是他们看不懂或理解不到,完全是他们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进行有选择性的课题研究的结果。

  必须警惕在国际中国学研究领域上出现的以中国研究学术著作包装下进行的文化侵略和反华宣传,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的灌输。最近几十年的我国学术界却出现了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的话语权、价值观和研究模式横行天下的局面。美国的中国研究著作被持续地、大量地介绍到中国,美国学术界的那些问题意识和研究课题立刻就变成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和热点课题,甚至出现了连国外学者看了也目瞪口呆的用汉语著述出来的大量模仿美国的中国研究论著中出现的那些习惯模式、陈述语气和思维逻辑。以至于国外学者看到的这些在中国出版的、使用汉语著述的学术著作以为是用汉语翻译的某位美国学者的中国研究著作了。而让我感到担忧的是:今天的这类研究著作中,在学术的面具下有着更多的推销美国和西方价值体系的目的在内。

  因此,首先在国内外学术界扭转和遏制“美国中国研究”这一类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可以起到影响该国对华政策和外交方针的杠杆作用。

  总而言之,过去几十年,东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模式及其走向,深深影响并左右了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方向,无形中也加大了西方价值观的输入。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推广为东西方各国所忽视的研究课题和问题意识,面对他们所热衷的中国研究课题,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尤其值得关注东西方各国的对华政策在不同内阁下、不同时期四层“中国”含义上侧重点的变化。

  【注释】

  见《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2页。

  巴尔托德(В.Бартолъд)《俄罗斯及欧洲东洋研究史》,1911年。译文出自《图说汉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2页。

  见《图说汉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0页。

  见《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132页。

  译文引见《北美中国学》,中华书局,2010年,321页。

  参见《北美中国学》,中华书局,2010年,338-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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