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将军1905年出生于江西莲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参加了村农民协会，1927年在方志敏同志的启发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参加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出生入死、负伤数次，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甘祖昌将军的原配妻子也在他参加长征以后，被敌人逼迫改嫁。1949年，甘祖昌随王震将军进军新疆，在这里他遇到了陪伴自己革命终身的挚爱——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龚全珍同志。
1955年，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尽管他在评级的时候主动要求降级，但他的功劳摆在那里，中央军委并没有同意他降级的要求。在授衔仪式后他对妻子龚全珍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至此，一个旧社会的贫苦农民，成长为了一名共和国的将军。
从“农民将军”到“将军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甘祖昌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处处长、兼财务处处长，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不仅顺利解决了10万指战员的口粮问题，而且稳定了物价，并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农民将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大老粗”的工作能力和细致程度还要远胜于那些饱读经书的大知识分子。
然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甘祖昌同志仅头部就三次负重伤，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一直折磨着他。在革命胜利还未到来的时候，他只能咬牙坚持；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量的人才已经涌入到领导岗位，而甘祖昌自觉脑震荡后遗症已经使他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工作。
领导和同志们都建议甘祖昌去条件好的地方长期休养。但是，甘祖昌却牢记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教导，认为共产党人不该“享清福”，必须坚持继续革命。于是，他向组织提出了最坚决的“要求”：回家乡去当个新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继续贡献自己的一切。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妻子龚全珍从新疆动身回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全家的行李加在一起只有三个箱子。
甘祖昌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大队党支部报到：“我到农村落户来了，和同志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二天开始，甘祖昌就自己买了几只大粪筐，打着赤脚，穿着黑布衫，到田埂上拾粪，天天和社员们一起参加集体的生产劳动。
社员们知道了他在战争年代负伤、身体不好的情况，纷纷劝他“指点指点就行啦”，而甘祖昌却回答说：“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怎能不劳动?”
沿背大队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冷浆田，产量低。甘祖昌在参加了一段时间的集体生产之后，带领着社员开了20多次调查会，集体商讨改造冷浆田的途径。后来，在大队支部的领导下，社员们在数九寒天展开了改造冷浆田的战斗。甘祖昌每天都是第一个跑到田头，带领社员跳进冻着薄冰的冷浆田打木桩、筑篱笆、捞稀泥、开沟排水。经过五个冬春的战斗，将全大队的冷浆田全部改造成了高产田，其他大队纷纷前来学习经验。
面对坊楼公社人多地少、公社的沿江河两岸又有不少荒地的情况，甘祖昌主动跟社员们传授起了自己在南泥湾开荒的经验。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甘祖昌带领公社社员们翻山越岭、勘测、调查，修路、筑坝、建水渠。经过五个月的挑灯夜战，一座蓄水量550万立方米的小水库建成了，同时完工的还有22公里长的水渠以及五千多亩的“旱涝保收”灌溉田。
坚决抵制“三自一包”的妖风
1962年，“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刮到了江西。有人给甘祖昌送来一份所谓的“百户调查”材料，企图证明自留地收入高于集体土地收入，并告诉他“这个材料是有来头的”，想拉他站队。
看了材料的当晚，甘祖昌就戴着老花镜重温《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甘祖昌认为：中国革命几十年，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现在有人竟然宣扬单干的优越性，这不是想重新恢复私有制，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吗？
第二天一早，甘祖昌就打着赤脚，背着挎包和米袋到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花了半个月时间，走访了十个大队，整理出了坊楼公社两条道路、两种结果的情况对比的材料：
富冲大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粮食连年增产，由原来缺粮、缺钱、缺牛的穷队，变成了年年超额完成征购任务，队有积累，户有余粮的先进队；
和富冲大队田靠田、村挨村的方陂大队，由于把集体的田分给私人种席草，任意扩大自留地，资本主义思想泛滥，粮食连年减产，一年吃回销粮六万多斤。
甘祖昌带着材料，向莲花县委汇报了自己实地调查的情况。最终，县委经过讨论商议，根据他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农村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回到家乡短短十余年时间，甘祖昌就与贫下中农一道，充分发挥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制度优势，在坊楼公社先后建立起江山陂、快省陂、峙垄陂、马家坳水库、龙潭水库等水利工程，旱涝保收面积从25%迅速提高到75%，开垦出了大量荒地，冷浆田变成了丰收坂；全公社还建起了12座小型水电站，社队企业初具规模，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
甘祖昌回到农村后，全家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他给自己和全家立下规定，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食物，不穿超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
甘祖昌回乡后，国家仍然给予他在部队时的工资待遇。但是他却说：“工资是国家给的，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只有把它用到革命事业上去的责任，没有丝毫挥霍浪费的权利。”
他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连抽的烟都自己种，住的是自己盖的几间简陋农舍，而80%以上的工资都被他捐给了公社，用于修电站、建学校、办企业、买化肥、救济五保户；上级按照有关规定在生活上给予的特殊照顾，被他一一拒绝。
甘祖昌的大儿子看到队里有老人为子女造房子、置家具，十分羡慕，就要父亲给他盖一栋新房。这引起了甘祖昌的深思：我们老一辈人到底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是留下一个安乐窝要他们去经营，还是留下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
于是，甘祖昌就把几个孩子叫到一起，共同学习《共产党宣言》，指着“废除继承权”的论述，告诉孩子们：
“留下一笔物质财富，让后代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继承观。我们无产阶级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的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
甘祖昌严肃地批评了大儿子，又给每个孩子发了劳动手册和生产工具，并和孩子一起，订了一条“家规”：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人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甘祖昌的严格要求下，他的子女扎根农村当了普通社员，还请老贫农给他们上阶级教育课。
回乡之后，甘祖昌仍然在农忙之余坚持学习革命理论，读完了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斯大林的部分著作，两次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并学以致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有人问甘祖昌：你有官不当，有福不享，有钱不花，到底图个啥?甘祖昌爽朗地回答：“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将军在家乡病逝，享年81岁。
他生前有一个保存贵重物品的铁盒子，家人谁也没有打开过。在他逝世以后，他的妻子龚全珍才打开了铁盒，发现里面用红布包着3枚勋章：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此外就只有井冈山斗争时期苏区发行的几张纸币——这些纸币寄托了他对毛主席领导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无法割舍的怀念、寄托了牺牲战友对他的嘱托。
甘祖昌晚年曾经跟子女讲述过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件往事：1927年，甘祖昌参加革命时和共产党员刘春元并肩战斗。一天，刘春元跟甘祖昌讲了自己的革命理想，“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让家乡变个样，山上长花果，山下变粮仓。”没想到几天后，刘元春就在一次战斗中重伤身亡，牺牲前还对着甘祖昌断断续续地说：“要……革命……到底呀！”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面对青山回忆起了当年战斗的情形，他晚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甘祖昌的心与毛主席是相通的。
他用自己有限的一生，革命不止，活成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楷模。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