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1910年3月2日-1966年3月22日），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蒙古族，原名李生萱。中共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艾思奇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亲笔加上了“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一语。《光明日报》曾评价：“艾思奇把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哲学理论事业，是人民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第一人。
艾思奇从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创办马列学院起，到1966年3月逝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十八年里，除了承担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又承担了大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讲了大量哲学课。特别是从1953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主任之后，校内又陆续开办了各种学员班次，教学任务繁重，而教研室教员又少，他是教员中一位“台柱”，讲课次数也就显著增多。《艾思奇讲稿选》所搜集、编辑、整理的讲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记录。
《艾思奇讲稿选》是专门为建国初期高级干部讲马列基本原理的演讲录音文字整理稿，是不公开的党校内部出版物。它主要内容是哲学方面的，就是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艾思奇讲稿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艾思奇本人生前除1965年所写的三份讲学提纲外，都未审阅过。艾思奇的讲课即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纵横宇宙，包罗万象，相当广泛、相当丰富。
《艾思奇讲稿选》是讲稿集，它不是按照一般马哲教材体例编写的教科书，讲稿的内容在思维上比较发散，因此在结构上显得不是很成体系。所以读完《艾思奇讲稿选》，建议读者们再读一下武汉大学1974年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册)》[感兴趣的读者，文章后边加微信领取电子版]重新系统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框架，它和《艾思奇讲稿选》互为补充，是学好马哲基本原理的关键辅导资料。
今日分享“艾思奇讲稿选”第三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学习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
艾思奇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这是艾思奇给马克思列宁学院二部十至十四班讲课速记稿。原题是：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原理：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整理时，对大标题和小标题，按所讲内容作了变动。在内容的整理上，略有删节，作了一些文字的加工。
今天讲历史唯物论的第一个题目：学习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
一、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的原理
讲历史唯物论，首先要讲清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这是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的原理。
历史唯物论总的特点斯大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特点就是说，历史唯物论就是把辩证唯物论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要了解历史唯物论的特点就先要把辩证唯物论的原理回顾一下。
斯大林所说的辩证唯物论的七个特征，如果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辩证唯物论是把自然界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按照辩证的规律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种客观发展的过程中有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这两种现象的关系辩证唯物论认为是物质在先、精神在后，即物质是第一位、精神是第二位的。
辩证唯物论的这些原理完全可以运用到历史唯物论上，历史唯物论就是把这些原理彻底地、完全地运用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要了解历史唯物论的特征，就要按照这些原理来了解。将这原理运用到历史唯物论上，就是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干人的意志为转移，按辩证的规律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的自然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同样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性的，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先，社会的精神生活在后，也就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位的，而社会意识是第二位的。
所以历史唯物论的总的特征大体上就是两点：(一)历史是有规律的；(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精神生活，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找出规律来，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很严密地、准确地找出历史的规律来。我们不仅清楚过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今后历史的发展也可以作出相当的估计，我们可以规定总路线，能够毫不怀疑地确定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定是有规律地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规律的指示，使我们的工作不会犯大的方向性错误。
在社会发展规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生活怎样、人的思想也就怎样。一定要严格地按照社会的生活、社会存在的情况来规定我们的思想内容，然后才不会犯错误。我们的思想一定要反映实际情况，反映客观存在，如果解决问题不调查研究、不使我们的思想反映存在，我们就会犯错误。
二、反对历史的唯心论
这些历史唯物论的特点是与唯心论绝对相反的。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的这些原理时，就不仅要注意这些原理与唯心论相反，同时要注意怎样与唯心论相反。我们一方面要掌握唯物论的原理，另一方面要反对唯心论的原理，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在这种思想斗争中学习，研究历史唯物论就是要与历史唯心论对立起来来研究。因此，除了刚才讲了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外，还要跟着讲一下什么是历史唯心论，我们要反对的历史唯心论是一种什么东西。
历史唯心论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种：
第一种历史唯心论是把人类社会现象看作是一堆偶然的现象，没有任何规律，因此，他们在社会研究方面崇拜偶然性，不承认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及人类历史。这种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很流行，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时代。
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学者往往在自然科学方面崇拜偶然性，否认规律性，特别是对人类社会现象认为完全是偶然的，没有一点科学研究的可能。在自然科学方面和米丘林学派对立的新达尔文学派就是代表自然科学方面崇拜偶然性的学派。米丘林认为动植物种类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人可以发现、控制并利用这规律，人可以用外界的条件来影响动植物，使它们发生变化。反对他的生物学家拼命提出不同的意见，想要驳倒他，他们对米丘林说：你的思想错了，我并不否认动植物可以发生变化，但是我承认这些变化是不可以找出规律来的。
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认为自然界有些是有规律的，有些是绝对没有规律的，是偶然的，这样就对一部分自然现象就放弃了科学研究；但是他们对社会历史就认为是完全偶然的，是一点规律都没有的。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一般都否认社会科学这名称，认为社会研究不能叫科学，因为没有规律可以研究。所以研究社会就按照自己的一套主观的理论来任意解释社会，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说明历史，尽管是胡说八道，但是找出几条理由来也就算是一派。 .
这种思想在中国也是有影响的，首先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影响。全国刚解放时，我们碰到一些大学的社会学者，最初和他们争论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社会科学的问题，他们说没有，我们说有。有的人在政治上和我们很靠拢，但是他们很长时间还不承认有社会科学，他们说社会科学这名词是不能成立的。当然，他们现在是没有意见了，不能不承认社会科学是一门科学了。
这种思想在“五四”以后影响很大，1921年至1922年中国出版界有一个争论，叫做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玄学又可以解释为形而上学，就是否认科学的思想。那时的争论是这样，有一派主张人类生活是不能使用科学的，就是说人类历史没有科学研究的可能，人类历史完全是偶然的，历史变化完全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决定的；人生观完全是凭人的自由意志随便决定的，所以否认科学可以运用到研究社会历史上去。这一派是玄学，就是张君励这些人的思想，很早就是反动的。
当然有人拥护科学，拥护科学的人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唯物论，这是完全正确的；另一种也是资产阶级的学者，就是胡适这一派。
胡适这些人主张可以运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但是他们只是表面上拥护科学。他们所谓的“科学”是假的，因为他们的思想基础是马赫主义，就是主观唯心论，认为世界就是人类主观的感觉，没有科学的真理。他们为什么又主张可以用科学来研究社会呢？他们认为科学有它的作用，科学虽然不能研究客观真理，但是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我们的感觉，感觉是非常混乱，没有头绪的，我们就用科学加以整理，按照我们自己的要求把感觉编出次序来，排出队来。他们虽然口头上这样说，但是他们的思想本质还是反对社会科学的，和张君劢一样，因为他们归根结底认为人类社会是人们的感觉，没有规律的。所以他们认为科学并不是研究客观规律的工具，而是为了主观的便利而利用的工具。
这两派资产阶级的争论，实际上都玄学对玄学的争论，而不是真的科学的争论。不同的一点就是胡适狡猾一点，张君劢露骨一点。张君劢说人类社会不能用科学来研究，胡适这一派就警告他说：你要注意，群众是很相信科学的，如果你否认科学，就没有人拥护你了，所以还是要装做信任科学才行。所以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科学的假面具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五四”以前资产阶级还有一些科学思想，还相信科学可以研究自然界、研究社会。那时一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主要是以进化论为基础，他们相信自然界有进化论的规律，并且机械地把进化的规律运用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去。这样虽然是错误的，但当时起了一些进步的作用，就是他们感觉到中国人要努力争取进化，不要在世界的生存竞争中，变成被淘汰的失败的种族，应该努力走在进化过程的前面。
“五四”以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完全向帝国主义学了各种各样的唯心论，和科学对立起来了。这种思想一直到解放后大学的教授、社会学家还有这种思想，当然还有些中学教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都是有这种思想的。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就是否认社会的客观规律，认为应该自由地发表意见，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过生活。譬如，我们现在碰到反动言论一定要打击它，我们不允许反动言论的散布。对自由主义者说来，这就是不自由，这就是共产主义国家“独裁”政策的表现。他们认为任何人想怎样，就应该让他怎样。他们认为人类生活是偶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偶然的，所以即使是法西斯的思想也要让他发表，可能法西斯的思想也是正确的，因为社会现象是偶然的，或者偶然马克思主义对了，或者偶然法西斯主义对了。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有区别，他们认为法西斯是独裁要反对。但是他们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帮助法西斯，所以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在法西斯国家里还可以讲一下。
这种崇拜偶然的唯心论思想，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当流行，在我们中间当然不会流行的。但是也有的同志把事情做好了，就说运气真好；失败了就说真倒霉，运气真坏。讲运气就是崇拜偶然，以为我们的生活是偶然的成功或是偶然的失败。机会主义者也有这方面的情况，机会主义者有“左”倾右倾，在革命时，“左”的是冒险主义，右倾是投降主义；建设新中国时，
“左”的是急躁冒进，右的是保守主义，这都是机会主义。为什么叫机会主义？因为这一类倾向都是想靠乱碰得到成功，不能严格地按照科学的规律指导工作，也就是说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不按照客观的情况来规定我们的工作方法。急躁冒进就是不顾客观规律如何，自己有一个好的理想，就想很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好，就要马上实现。农村的农民连互助组都没有，你就要他们排队吃大锅饭，这是不行的。所以，急躁冒进的思想也有碰的因素。有一种人喜欢贪功，希望一下子作出一件惊人的事，也 不请示也不报告，也可能碰对了，但这样作终究要碰壁。这种机会主义当然并不就是有系统地崇拜偶然的唯心论，但是这种倾向有崇拜偶然的因素，是不正确的，也就是无意识地把我们的工作看作是偶然的现象。以上所说的是历史唯心论的一种注要的表现。
此外，历史唯心论还有两种，一种是相当于主观唯心论，另一种相当于客观唯心论。
主观唯心论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地，是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人要怎样就怎样，特别是英雄人物的意志是可以左右历史的。“英雄造时势”，就是这一类的观点、他们把伟大的人物看作是历史上最主要的决定力量。这种唯心论是和第一种有关系的，第一种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偶然的，这一种就是认为偶然出现一个英雄，历史就会发生转变。他们认为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历史，小人物可以影响小一些，大人物可以影响大一些，杰出的人物就可以影响整个的历史，如果出一个很好的人物，全人类就有好处，如果偶然出现了一个很坏的人物，历史就要倒退。
这种思想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中间也相当流行。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罗素，“五四”时曾来中国演讲，迷惑了许多知识分子。他是一个马赫主义者，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他主张全人类的历史关键就在十几个人身上，如果历史上没有这一些人，如拿破仑、秦始皇等人物，今天的历史就完全不同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学者就把他讲的奉为经典，认为罗素都这样说，可见“英雄造时势”的话是对的。本来“五四”以前知识分子中有这样的争论：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争论了很久，好像罗素一讲就作了结论。
这种思想也是崇拜偶然性，不过这种偶然性限制在崇拜偶然的人物上。这种观点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在许多知识分子中都还是流行的。这种看法相当于主观唯心论，认为历史可以按照人的主观意志来任意改变，历史不是按照它本身的客观规律发展的，而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发生变化的。
类似这种性质的思想在我们队伍里也还是有的，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不会有公开的主张“英雄造时势”的人，可是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了主观唯心论的观点的情况常常会发生。斯大林就批评了苏联的一种主观唯心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一定是客观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可以制定规律、可以改造规律、可以创造规律、可以消灭规律。斯大林指出这是主观唯心论，因为他们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可以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苏维埃政府、党的领袖忽然想起要让社会按这个规律发展，它就按这规律发展，或者忽然想到要创造一种规律，那社会就又可以按照那个规律发展。
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看，我们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毛主席偶然想出来的，或者我们的党心血来潮，不要逐渐过渡而要突然过渡，制定一个短时期爆发进人社会主义的规律，就可以进人社会主义，这种看法就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种思想当然没有公开地讲“英雄造时势”，也不是认为一切社会、一切历史的发展就是依靠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限制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在这一点上认为人类可以随便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是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出现的一种很显著的例子，但是这种例子并不是很特殊的，而是有它的根源的。
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批人的思想是这一种类型的，这种思想还有人相信。如果没有人相信就用不着斯大林反驳它了，因为它的影响相当大，有一批人坚持这种观点，另一批人虽然不坚持，但是受它的影响，没有力量来反驳这种思想。
因此，我们不能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就不会有唯心论了，应该说是会有的，而且往往也会流行起来。中国当然还没有斯大林批判的那种主观唯心论，但是毛主席也批判过主观唯心论。在毛主席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有一部分斗争是对主观唯心论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反对以感想代政策，反对有些人凭想当然决定问题，这就是主观唯心论的观点。有些干部就有这种荒谬的思想，以为英雄伟人的感想可以支配环境，以为我已经是负责的干部了，我想怎样就应该怎样。有人是公开这样讲，有人是不自觉地这样讲。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看法来检查我们队伍里的思想情况，就可以发现：一直到现在，有许多人还有这样唯心论的思想，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问题。解放初期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是因为解放后干部提拔得很快，有些干部凭自己的意志作工作。在西南，邓小平同志就批评过有一大批干部是凭自己的意志作工作，以为自己负责了，就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左右历史，这就是主观唯心论。我们自己是否有这情况，恐怕也难免。这就是相当于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点。
另外，还有一种相当于客观唯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斯大林批判过的，认为历史的基础是"永恒的正义”，“普遍的道德理性”。这种思想并不认为历史是可以依赖个人的意志随便转移年的，历史的发展有客观的基础，但这基础不是物质的，而是思想的原则或精神的原则，或是什么公式。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一定是按照某个公式发展的；是由客观的精神决定的。
这种客观的意志如果讲穿了的话，就是上帝，什么人有这力量能够规定这永恒的道德呢？当然没有，只有神灵的上帝，在中国就是玉皇大帝、阁罗王，他们有生死簿可以规定人类应该怎样生活。所以这种客观唯心论和宗教迷信是无形中有联系的。
“普遍道德”、“永恒正义”是不是真的呢？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有这东西，而是过去的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思想家自己想出来的。他们的所谓“永恒正义”、“普遍道德”并不是真正拥护真理，而是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想出来的。所以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唯心论的历史家，都有他自己阶级所喜欢的那种“永恒正义”和“普遍道德”，他们都是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来考虑什么是“普遍的道德”的，所以实际上这种“普遍道德”就是一个阶级的道德。
中国过去的封建时代，有些思想家就是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来规定什么是“普遍道德”的，孔子儒学的思想就很明显。孔子是第一个企图要给社会规定一些永恒道德的原则的人，他认为应该遵守的“永恒道德”就是封建道德，企图按照封建秩序给全世界排队，他想把队伍排得比较稳定，使阶级斗争不太尖锐。地主应该剥削农民，但是剥削要有一个限度，不要使农民造反；农民应该养活地主，不要反抗地主。孟子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没有君子不能治野人”，君子就是地主、统治阶级，野人就是农民。“没有野人不能养君子”，就是说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需要的，他的理想就是劳心劳力的能够很调和地在一个社会生存。孔子也有这样的公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作皇帝的要像皇帝，臣要像臣，各排各的队，不能平等，要有一个封建等级观念。封建社会的“永久正义”，“普遍道德”就是希望使封建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能够很调和、永久维持下去，不要发生尖锐的冲突，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就是他们的天经地义。
资产阶级也有它“永恒的正义”，斯大林说的“普遍道德”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永恒的理性”、“普遍道德”这些名词，是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最初提出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它的思想家就主张反对封建秩序，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这种合理的社会就是要符合“永恒正义”和“普遍道德”。
什么是“永恒的正义”？资产阶级所谓“永恒的正义”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从资产阶级革命最初时期起，资产阶级就叫喊“自由”，现在帝国主义国家还自称为“自由”的国家，法西斯的统治已经弄得人民动都不能动了，他们还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国家。他们认为苏联和我们都不是“自由”的国家。我们看起来这很奇怪，实际上研究一下他们认为的“自由”是什么，那就不会奇怪了。因为他们讲的“自由”和我们讲的自由不一样，我们讲的自由是认识必然的自由，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就能够坚持争取这种社会，因此我们就能自由，这是唯物论的自由。
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和我们所讲的不一样，他们讲的是个人主义的“自由”，财产的“自由”。所谓个人主义的“自由”就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最好是一个人生活不要受周围的影响。所以，从前资本主义正在发展时，英国就有人写了一篇小说，叫作《鲁滨逊飘流记》，鲁滨逊一天坐船到海里，碰到风浪，流落在一个小岛上回不了家，同船的人都死了，他就把船上的东西搬到岛上，在岛上他一个人生活了十八年。旧社会里就描写他一个人在岛上生活了十八年的英雄历史，这就是资产阶级个人自由的理想的表现。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这样主张：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由权利，人生来就不应该受周围的限制。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当然是一种幻想，实际上没有这种孤立的、个人的那种所谓“鲁滨逊式的自由”。鲁滨逊不过是小说，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的事，即使有这件事，也不能证明一个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理想，因为他在岛上十八年还是要回到社会上去；他能够在岛上生存，就是因为社会给了他船和一些东西，最主要的就是有一支猎枪，能够使他在孤岛上生存，否则早就被野兽吃掉了。
所以，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空想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的空想并没有运用到世界上，资产阶级不能在革命胜利后规定一条：把每一个人都摆在孤岛上。因此到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要他们组成社会时，他们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自由，就是用私有财产来解释自由。他们说，自由就是要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规定的宪法或宣言，如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是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看作是保证自由的重要的一条。有财产就有自由，有多大财产就有多大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的意思。
私有财产既然是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没有财产也就活该，有财产的人可以任意压迫人，为非作歹，没有财产的人就应该受压迫，这就是资产阶级历史上表现出来的所谓“自由”。所以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自称为“自由”国家，分析其实质，就是金融寡头、大资本家的自由，自由要按照他的财产的多少来规定，金融资本家就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被他们所垄断。没有财产的人就应该没有自由，你没有财产，你就有出卖劳动的自由、受剥削的自由。
所以，帝国主义国家一定要说苏联没有自由，中国没有自由，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很自由，要杀人就杀人，要压迫人就压迫人。他们想打仗打不起来，所以他们反对苏联领导的世界和平运动，因为限制了他们想打仗的自由。我想侵略殖民地、组织东南亚集困、东北亚集团，把小丑蒋介石、李承晚和日本天皇组织在一起，因为有你使我组织不起来，所以一定要反对你。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他们的所谓“永恒正义”、“普遍道德”，从资产阶级进步一直到垮台，私有财产是他们唯一的最主要的自由。这是了解今天世界情况所需要知道的一个原则。
资产阶级的学者有这种客观唯心论，他们认为历史应该按照私有财产、自由意志、自由道德的原则来发展，社会应该按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来建立。如果有一种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他们认为那是不正常、不合理，也不会长久的。任何社会都应该有私有财产，甚至应该有资本，譬如原始社会，原始人拿一块石头抵抗野兽，这石头就是他的私有财产，就是他的资本。资本是用来剥削人的手段，但是他们想掩盖资本的本质，甚至说野蛮人的石头也是资本。这就是客观唯心论的一种历史观点。
这种观点在我们队伍里有没有呢？公开地有系统地主张历史是按“永恒正义”的原则发展的人是没有的，但是把某种一成不变的公式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固定原则，这种看法往往会发生，不自觉地有这种看法。教条主义思想的性质就类似这种思想，以为人的生活，人的历史是按照一定的公式或原则发展的，所以只要在书本上，找到了一两个公式，就可以运用这公式来解决问题，就不需研究历史的本质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性质是主观的性质，以为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公式支配我们的生活，教条主义当然不是主张人的意志可以随便改变世界，但他们认为有一种客观的公式在支配我们的生活，因此他们就不去具体地研究我们周围的情况，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多余的。
关于唯心论大体上就是这几种，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要反对许许多多的唯心论的历史观点，要反对崇拜偶然性，反对靠运气、靠碰来生活和工作，反对以感想代政策，也要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
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是一方面，是最根本的一方面。但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只有这一方面，还有第二方面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论还要承认社会意识、人的思想也并不是消极被动的，社会的思想意识本身虽然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是它也可以反过来对社会的存在发生一定的作用。所以总起来讲，存在和意识的关系是相对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影响存在，是相互作用的。
如果只看到第一方面，否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那就是机械决定论，也可以叫片面的因果观点，没有看到社会意识反过来又成为原因，来影响社会的存在，所以应该从相互关系上看。这是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必须注意的一点。
但是，如果只注意到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就是唯心论，唯心论也是有原因的。只是注意到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只看到精神对物质的关系，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完全不注意到这一方面，就又变成机械决定论了。这种机械的观点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又会引起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自发论。这种错误也可以说是与宿命论的性质相近，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八字好就好，八字坏就坏，人主观的活动不能起任何作用。
法国资产阶级的唯物论就有一点片面性，有一个法国的唯物论者就是这样主张，他说人类生活、人类历史是完全被物质决定的，所以很可能某一个皇帝的胃口不好，也会使历史发生很大的影响；某一个将军的脑神经里有一个分子活动得不正常，就可能使战争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或者某一个皇后的情欲特别厉害，也可能使政治上发生根本的改变。他有一点根据，就是法国革命以前，路易十六的小老婆特别厉害，皇帝很受她迷惑，因此这个小老婆除了皇帝很爱她以外，她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些将军来往，她很喜欢一个将军，她在政治上经常袒护这个将军，而那将军经常打败仗，皇帝受她的蒙蔽，政治上就受到影响；还有很多宫廷的官吏和皇后来往，他们压迫人民很厉害，生活很腐化，皇帝听信小老婆的话，对这些事情都不管，因而引起人民的反抗，最后引起法国大革命。这个法国的唯物论者就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于法国皇帝喜欢一个小老婆，受了小老婆的影响而引起的，如果法国的皇帝没有这小老婆，革命就不会产生了。
过去历史上的机械唯物论就是这样，这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还有，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由是：既然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类的意识，社会主义既然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为什么马克思还要组织共产党、还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想难倒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还很狡猾地举了一些例子想来辩护自发论，他们说：月蚀这件事情是必然的，试问我们人类是否为了必要而组织一个月蚀党？如果不需要，为什么马克思还要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而组织共产党?
马克思反驳了这种错误的思想，他说：你这位先生的譬喻打错了，因为人的事情和月蚀不同，社会和自然不同，自然界的运动是没有人参加的，自然界的规律是完全盲目的，所以月蚀当然用不着人去促进，但是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意识是人的意识，所以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占很大的地位，因此是否组织党、是否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的实现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普列哈诺夫也写了一篇文章来反对他们。
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时候，这问题已经没有了，但是列宁和斯大林在革命的初期又碰到了自发论，列宁就写了《怎么办?》，斯大林就写了《略论党内的意见分歧》，都是批驳这向题的。斯大林讲：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社会主义可能实现，但是首先要碰很多的钉子，走很多的弯路，遭受很多的痛苦。而且你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还是要和资产阶级思想分裂而进行思想斗争，这是很必然的，完全没有一种思想上的直接指导是不可能设想的。因此我们应该早一点宣传马克思主义， 使社会主义的实现更顺利些。
列宁就是在这时强调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提出了这要求，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就不满现社会的制度，但是这种要求要变为一种运动，变为真正的革命运动，而不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所欺骗，就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论，没有这种理论，物质条件提出的要求就不能变为运动，如果社会生活没有群众运动，那么这种要求就不会实现，始终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含必然性，但是必然性不能成为现实性，现实性就是已经显示出的必然性，而可能性就显示不出现实来。所以，要把一种可能的东西变为现实，把社会物质生活已经提出来的要求变为群众的运动，就一定要通过人们自觉的活动，就要有理论指导。所以自发论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自发论。
经济主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想来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因而宣传一种自发论的思想；还有一种客观主义也是这样。在俄国革命初期，这些思想都是想利用一种片面的唯物论的观点，把历史唯物主义作片面的解释，宣传自发论，取消党的作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阻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如果列宁、斯大林在革命初期不和这些倾向作斗争，马克思主义运动就不能展开，布尔什维克就不能胜利。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自发论往往还是有的，不重视理论的思想，在我们许多老干部里还是有的。我们碰到有些刚来马列学院的同志，他们怀疑理论有什么用处，说过去我没有学理论，工作还照样作，而且作得还可以。学了理论可以增加什么呢？这种思想说它是自发论，帽子太大了，因为他不是有系统地主张这一套思想，所以不一定是自发论；但是这里有自发论的因素，有自发论的倾向。有自发论倾向的人，如果遇到一个自发论者向他宣传自发论，他就会被俘虏，因为他们的思想性质是相同的。
所以，在我们学习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就不能忘记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这种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能够推动物质生活的发展，一方面是能够阻碍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为什么会有这两方面？因为社会意识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新的、能够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里所提出的进步要求的，这种社会意识就能够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起推动作用；另一种是旧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里保守的要求、反映反对势力的要求的，这种思想意识就对物质生活条件起阻碍作用。
思想意识的性质并不是它自己本身规定的，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规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矛盾基本上是一件事：保守的、落后的代表过去的势力；新生的、前进的代表新生的势力。就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也有这种矛盾。物质决定精神，但是精神反映物质时，按照它的特性对物质生活条件起应有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里的进步要求的，这要求就是工人阶级的要求，工业发展的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反对资本主义就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变革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社会思想意识中很重大的作用，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记这种作用，一定要注意这种作用，而且一定要利用这种作用。
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就是这样。
四、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存在
历史唯物论不仅仅一般地指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还具体地找到了什么是对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存在。历史唯物论所以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点，而不是假的，就是因为它具体地找出了什么是社会存在。
除了历史唯物论外还有一些唯物论的观点，这些观点不是科学的唯物论的观点。机械决定论表面上好像也是唯物论，但它是不科学的，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还有一些历史观点，就是斯大林批判过的人口论及地理条件论等观点，一种人认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人口，另一种人认为是地理条件。人口和地理条件是不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当然不能否认这些也是人类社会需要的一些条件。但是，历史唯物论是否就把人口、地理当作是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条件呢？历史唯物论就不是这样看，历史唯物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特点就是能够和人口论、地理论区别开来，把不正确的、非科学的、似是而非的唯物论观点加以区别。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历史学除了唯心论外，还有机械决定论、人口论等，都是应该反驳的。十八世纪末，英国资产阶级的学者马尔萨斯主张人口论，他第一个提出有系统的理论，他的主张就是认为人口的发展比生活资料的发展更快，人口是依照几何级数增加的，而食物的增加是按照算术级数增加的，所以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学者认为粮食不但赶不上人口，而且往往还要降低，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是逐渐减低的，土地肥沃的程度是一年比一年下降的。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已经驳斥了这种说法，这种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资产阶级经营农业不像经营工业那样积极，土地的地租相当重，搞农业不易得到利益，所以资产阶级经营农业就不很注意培养土地的力量。由于资本主义有这种情况，他们就制造这种谬论来宣传人口论。因此，所有法西斯国家都利用这理论作为侵略的藉口。
苏联的事实很清楚地证明不是这样，苏联人口的增加是很快的，但是粮食的增加比人口更快，1928年苏联每人平均可分到粮食一千斤，但现在每人可增加到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斤，还是粮食增加得快。况且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没有把农业作为重点，最近两年才作了决定，要把农业生产作为重点。
地理条件的说法也是资产阶级国家里很流行的，上面也提到一些。地理条件的谬论常常被一些人拿来和历史唯物论混淆起来，普列哈诺夫就有地理论的因素，他有一套想法：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进步，生产关系又被生产力决定，生产力由什么决定？最后说生产力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地理论。
中国也有一种荒谬的思想，梁启超把过去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研究了一下，“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出身的家乡都是很好的，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家乡都是有优点的，要找都可以找出来。北方说它坏是空气干燥，说它好是不怕水灾，怎样说都是可以的。所以他们就说：许多伟大人物的家乡地理条件都是很好的，可见地理论的观点有些道理。想用地理条件来取消历史唯物论。
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倾向?还找不出来，不过有时我们作工作太注意环境，太重视地理条件，不重视主观努力的情况还是有的。
五、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历史唯物论所以成为科学的历史观点，就是因为它根据社会本身内部的物质条件来找到历史发展的原因，这就是生产，就是生产方式的发展。所以历史唯物论就是肯定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强调或看轻了这一点就不是彻底的唯物论。
生产就是人类为了取得自己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所进行的劳动。有的劳动不一定是生产劳动，我们的人民代表太会有些资本家发表了这种议论，人家说资本家不是劳动者，他很不服气，他说：宪法上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有养老的权利，如果资本家不是劳动者，就不能享受这些权利了。我们资本家也很辛苦，有时晚上都不睡觉，怎么不是劳动呢？我们说，当然也是劳动，但是这不是为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劳动，而是为了利润劳动，所以不能叫劳动，也就不能叫作劳动者。
知识分子的精神劳动可以叫劳动，但还不是第一线的劳动。知识分子的劳动可以间接帮助劳动者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科学家可以改进技术，艺术活动可以帮助鼓舞劳动热情。
所以，生产就是人类为了取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劳动活动。当然，广义地讲作工作就是生产。有些同志来学习，就叫脱离生产，但是如果你写科学文章，说我从机关脱离生产来学习，那就不对了。所以对生产的意义应该划一个界限，要把科学上所讲的生产和我们一般所讲的生产加以区别。知识分子的劳动严格地说也不能叫生产，当然也可以说是生产精神生活的资料，但生产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辩证法有一条规律：一切东西都是在联系中存在的。生产是怎样联系的？生产所以能够进行，就是靠两方面的联系，就是对自然界的联系和人与人的联系。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联系就谈不上生产，鲁滨逊一个人在岛上生活，就是由于在他来到岛上以前和人有联系，并且以后他又碰到一个黑人，收为奴隶，形成主仆的联系。对自然和人与人这两种联系，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讲生产时一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联系。
生产力是指的人和自然的联系的这一方面，人要取得生活资料，就一定要从自然里去找；要靠劳动。人和动物不同，动物就是依赖自然界现成的物质资料来生活，动物不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自然的物质形态，而人就是要大大地改造自然，经过劳动进行生产。米丘林说：我们人类不要等待自然的恩赐；而要主动向自然索取。这话是对生物学讲的，但是也可以把这意思扩大来说。人和动物不同，就是人和自然联系时是有自己劳动作用的，自己主动地直接地改变自然界，是一种生产的联系，动物是没有生产的。这种生产就是征服自然界的活动，是从自然界取得自己生活资料的活动，是使自然界服从自己要求的活动。这种活动的量在人类历史上是会发展的，这就叫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的大小由什么决定？由两个条件决定，一个是生产工具，另一个是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这就是生产力的要素 。
有没有其他的要素？没有。从前有一种说法，生产力有三个要素，除了生产工具和人以外，还有劳动对象的要素。在斯大林的历史唯物论以前，一般的都认为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要素，但后来研究的结果，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对象归根结底就是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如果说劳动对象就是一种生产力的要素，意思就是说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也是决定生产力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由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决定的。归根结底这结论就和普列哈诺夫的一样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自然界根本是变化很少的，差不多等于没有什么变化，而生产力则发展得很快，过去旧中国地大物博，为什么生产力不发展？新中国照样也地大物博，为什么生产力就发展得很快？这是一点也不能用自然条件来说明的。新中国生产力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社会改变了，我们国家能够在农业、工业中使用新的工具、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能够掌握新的生产经验。这两个条件就是新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决定要素。
此外还要注意，劳动对象是我们生产力发生作用的对象，并不是生产力本身。譬如打仗，我们有战斗力是因为我们运用了武器、有掌握武器的人提高了战术，再加上我们战斗的对象，合起来就有战争。能不能说敌人也是我们战斗力的要素？很明显，敌人绝不是我们战斗力的要素，敌人是我们战斗力发生作用的对象。我们战斗力的要素第一是武器、第二是战士，能够掌握武器，有高度战斗经验，战斗热情的战士。这就是决定我们战斗力的要素。 敌人对我们有什么作用？有一个作用，战斗力的发挥、战斗力的表现可以看敌人的情况来决定，敌人强一些我们的战斗就有一些困难，敌人弱一些，我们的战斗就很容易；敌人弱一些看不出我们的战斗力，比较强的敌人反而可以看出我们很高的战斗力。所以敌人只能起一种表现我们战斗力的作用。所以劳动对象并不是生产力的要素，而只是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对象。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发展生产力靠什么？要靠我们能不能改进技术，能不能使工人掌握技术。当然调查地理条件，调查资源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调查了还不等于有了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还是要有工具、有人。我们的技术革新运动靠什么？主要有三点：改进工具、改进操作方法和改进劳动组织。劳动模范王崇伦、张明山都是改进工具的模范；还有提高操作方法的，如郝建秀，她没有改进工具，但她能够运用工具提高劳动技能。从前也有用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来提高生产的，但是我们不看重，我们认为这是生产竞赛开始时的自然现象，但不能依靠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
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即1928年至1935年间，主要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口号是技术决定一切，另一个口号是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就是把苏联的工业用新的技术新的工具装备起来，干部决定一切是要有掌握工具的干部。再没有第三个口号。
关于人和人的联系，就是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生产关系。
人在生产中必然要发生一定的关系，人要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单独的个人是不能进行生产的。小农业、手工业也不能是绝对的个人生产，个体生产是小规模的生产组织。这种人和人的生产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就是进行生产时所必要的东西为谁所有，是少数私人所有还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一种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与生产资料分不开的人和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地位的关系，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还是劳动互助合作的关系。其次是生产品分配的关系，生产出来的东西要维持大家的生活，就要分配。这个关系是由前面两种关系决定的。所有权的关系不同，人和人的地位的关系不同，分配也就不同。社会主义的分配因为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人和人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因此就可以用按劳取酬的方法来分配；但是，如果生产资料是少数人所有，多数人没有，人和人有剥削的关系，分配也就不同，劳动者只能得到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剥削者可以得到所有剩余劳动的产品。
这三种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生产关系的基础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什么？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回答说：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基础。
各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剥削阶级统治劳动者，劳动者不能不服从的剥削关系；另一类是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原始公社、社会主义社会和集体农民是互助合作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还有一类是由统治与服从过渡到互助合作或由互助合作过渡到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后者就是原始公社末期的家长制度的农业公社的关系，即由互助合作的关系走向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在家长制度里有前后两种生产关系的因素，最初家长制度的组织还是家族的组织，生产资料还是公有制，所以还是互助合作的性质，另一方面，有了这种因素后首先家长的权力很大，在分配时家长就有可能多分配一些，另外在家长制度里已经开始有奴隶的使用了，这种就是家庭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就是作为农业公社里劳动的帮手，甚至家长也要劳动，所以奴隶就不成为主要的生产劳动的担当者，两种都有，这就是过渡性。 中国有的地方几千年来这种制度都没有彻底消灭。有的地方虽然基本上是封建的，但是家长制度的影响还有很大的遗留成分，譬如买东西是一个大家族来买，但是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分配，或者家里有人出去作官，回来时就要把箱子打开，每个人分配一点。这是原始公社的残余，这种过渡在中国社会里时间还是很长的。
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首先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是比较低级的生产合作社，就是半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由什么决定？就是看他是否按劳分配。半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都是土地先要分红，然后再按劳动力分配。有些生严合作社是完全按劳分配，不管你是否加入了土地和工具，你参加合作社以后，就要按照你的劳动分配，做多少工作拿多少产品。这种生产合作社北京周围也有了，但现在还不能普遍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算不算过渡的形式？过去曾提到国家资本主义是过渡的。能否普遍这样说？还要慎重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的形式。是否叫过渡形式？这问题在科学上理论上还没有作结论，所以我也不能在这里作肯定的答复。如果不是写科学文章，我们大体上也可以这样讲。这种制度就是逐渐排挤资本主义因素、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是有一点过渡性的。这两种因素并不是机械地并存，而是一步步地统一在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公私合营不是两种经济机械地合作，而是可以看出两种体系逐渐带有过渡性。现在资本家对我们宪法的四种所有制不满，说是应该加上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如果我们太强调这一点，就容易被资本家所利用。
我们解释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时，有完全社会主义的，有半社会主义的。严格地说，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我们不能说还有一种劳动者的半集体所有制。过渡的生产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集体所有制，而是一种所有制过渡到另一种所有制。 为了不在实际生活发生误解，我们在讲劳动者集体所有制时加上 半集体所有制，对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那样说了，只能说是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作的关系。所以在范畴上讲，我们说是四种所 有制，这里面可以有过渡的东西，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合 作以及全民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的合作。国家资本主义说是过渡的所有制，可以这样讲，但不需要讲得太多，因为这问题在科学上理论上还没有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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