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切格瓦拉，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是戴着贝雷帽、眼神坚毅的那个形象？还是那个被标榜为“反抗”亦或“革命者形象”的洒脱人物？
这些深受群众“喜闻乐见”的形象，到底能不能向我们反映出一个真实的格瓦拉？这期视频中，我们会一层层剥开这些被赋予的“浪漫光环”，用马克思主义好好地审视：他的思想与行为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本质。
青年格瓦拉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全集第八卷P151）里曾向我们这么说过：
“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
早年的格瓦拉，在《摩托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青年时期在拉美游历的经历，这时的格瓦拉，无疑是一位有着“美好前景”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阔少爷。
在当时，作为医生的他，对拉美的穷人抱有极大的同情，在日记的字里行间，他个人诉说着看到拉美苦难的感伤。他这样写道：
我无法预知目前这种创建在荒唐的等级制度上的秩序还会持续多久，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现在真应该少花些时间自吹自擂了，而应该多花些钱用于改善对社会有用的事业了。
《摩托日记》，蒙娜丽莎的微笑篇
这些文字向我们展示出了，青年时期的格瓦拉，作为小资产阶级个人，具有的进步性，他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拒绝接受拉美资本主义政权的谎言，并怀揣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这种“反剥削、同情劳动人民”的意识，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向革命靠拢的起点，比那些漠视苦难的阶级同僚们，他走在了前面。
但青年格瓦拉的进步，仅仅是如同之前的那些民主主义者一样，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阶段”：看到了苦难，却找不到苦难的根源；
“我引用这些诗的用意在于让人知道，今天我们能够请这位伟大的、绝望的诗人来到古巴，来看看人类在经历资本主义异化的所有阶段，在为自己套上剥削者的挽具做牛做马之后，是如何找到他们的出路，如何找回他们的角色的。”
同情劳动人民，却否定劳动人民的自觉性。
“未来属于人民。无论历经漫长岁月，抑或瞬息之间，有朝一日，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终将夺取政权。”
“问题是，人民需要接受教育。人们接受教育并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前，相反，是
在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只有付出代价后才会学习，而代价往往是惨痛的，甚至会夺走许多无辜的生命。”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死也许并不无辜，因为他们犯了大忌，违背了自然的法则。也就是说，他们缺乏适应环境的能力。所有那些不懂变通的人—比如你和我——生前为创建新的力量牺牲一切，临死的时候会咒骂自己的所作所为。”
“革命不带个人色彩，它会耗尽人们的终生，甚至利用他们的记忆作为例证，去教化那些追随他们的青年人。我更是罪大恶极，因为我更老到、阅历更丰富，这个怎么说都不为过。离开人世的时候我终将明白，我的牺牲源自我们顽固的、腐化的、崩溃中的文明。我还知道，走向死亡的那一刻你一定是紧握拳头、紧咬牙关，心里积满了仇恨和抗争，因为你不是这个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的象征（某种毫无生气的榜样），而是其中有血有肉的一员。”
“尽管我所知道这些并不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或是你对我的看法。你常念叨着蜜蜂筑蜂房的团结精神，并以此作为激励你的动机。你和我一样有用，只是你不知道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多么巨大，而这个社会，却无情地把你扼杀。”
《摩托日记》节选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仅限于赞美其进步之处，还要更加敏锐地去发现、并指出其“有同情却缺乏方法，有热情却缺乏理论”的局限性。
他的这种状态，若不经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造，只会停留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状态，难以真正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不过，在作为个人形象出现，而具有进步性的青年时期之后，格瓦拉的身份在古巴革命战争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这时将作为一名领袖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台演出，进入他的“革命生涯”。
格瓦拉的“革命”生涯
在本章节中，我们将由格瓦拉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游击战争》和《玻利维亚日记》，来展开论述，通过详实的引证和论证，揭示其革命生涯中，小资产阶级性如何逐渐显现并最终彻底暴露的过程。
1956年，格瓦拉随“格拉玛号”登陆古巴，投身反巴蒂斯塔独裁的斗争，这段经历被他记录在《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中。此时的他，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古巴的反帝反封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展现出了一定的战斗勇气。但也更加暴露了小资产阶级“重个人自由而轻组织纪律”“重自我标榜而轻群众力量”的局限
“对于所有的革命任务来说，最根本的需要就是个人。革命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集体意志的统一，是集体积极性的统一。相反，革命是对个人能力的解放。革命的真正任务在于引导个人能力。”
而这些局限，在他后来的著作《游击战争》中被系统化、理论化，成了贻害无穷的“毒药”。
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先讲讲，他在革命中的经历吧！在《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这，从开头到结尾，自始至终都贯彻着一个的“纪律问题”，这个问题“时好时坏”，时有纪律，时无纪律。这是为什么呢，结合下每次提到这个问题的前后文本我们就能知道了，格瓦拉这时候是把游击队取得“胜利”就当成有纪律
“再次和大部队会师，确实令人兴奋不已。游击队员增加到近两百人，队伍的纪律更严明，士气更高涨，还增添了新武器。”
把游击队失败就当成“没有纪律”
“我们纵队刚获得独立作战的地位以后，随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为了确保今后战斗的胜利，我们必须建立高度严格的纪律，组织起指挥系统，设立总参谋部。鉴于我们的战士缺乏纪律性，要完成上述工作并不轻松。”
可我们可以看到，格瓦拉的游击队，本身就没有建立起一个基本的，有组织规定的纪律，仅仅依靠于几个领导人主观判别纪律，甚至就是这个主观，我们也可以看到，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就是在佩拉德罗河畔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撤销军纪委员会。当时军纪委员会的工作遭到好几个同志的抵制，他们对我们提出制定纪律条例的意见很反感，迫使军纪委员会采取了极端的措施。”
一个没有坚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拼凑了当时古巴各派反巴蒂斯塔势力的组织，本质上就像国民党，由一群有流寇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军阀势力和资产阶级黑政客组成。决没有什么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列宁在《怎么办？》中说的：
“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有先进政党的领导，才能把工人运动引向革命道路。”
更何况古巴此时还是一个农业国，一场民主主义的革命，怎么可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呢？故而我们就可以在格瓦拉的回忆录里看到，他口口声声说的“解放农民”到底是什么了，在回忆录中对农民的记述，表现出的是，农民在革命队伍中的角色，被片面地视为仅仅是“提供物资的工具”，而非“革命的坚实依靠和力量源泉”。他在书中从未记录“如何发动农民参与土地革命”，也没有提及“如何向农民宣传革命纲领”尤其是在因菲尔诺河区域，整个地区的农民群体居然都被打成了可被执行“革命正义”的敌人。
“在队伍重组、与敌人发生了最初的几次冲突以及巴蒂斯塔政府军加紧镇压以后，恐怖气氛便在农民中蔓延开来，他们开始对游击队武装冷淡起来。最大的问题是，只要一见到我们，他们就必须向当局告发。如果政府军通过别的渠道知道了我们的踪迹，那里的农民就性命难保。告发我们是违背他们良知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这么做自己也是要冒风险的，因为革命也会迅速作出正义的判决。”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武装斗争一年回顾”章节
这种态度，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农民当成同盟军对待的逻辑，是多么大的不同啊！
社会实践早已向历史证明，农民只有通过持久的斗争，获得了切实利益，才会成为加入革命的主力军，而格瓦拉对农民工具化的敌视对待，注定无法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为后续脱离群众的实践埋下隐患。
尽管格瓦拉在古巴民主主义革命中存在诸多错误，但古巴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仍具有进步意义。然而一时的侥幸胜利，终会因为路线的错误，被必然的失败所左右。古巴革命的胜利，使得格瓦拉本人彻底滑向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将他在民主主义时期的一切错误彻底扩大化。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集他本人错误思想于一身的大黑货《游击战》，书中将古巴革命的胜利包装成“普遍规律”，将小资产阶级的盲动、精英主义上升为“游击战术真理”，彻底成为了误导世界人民革命的“毒药”。
格瓦拉在书中明确提出：“不必等待一切革命条件都成熟，起义中心可以创造这些条件。”这一观点完全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已经告诉过我们，革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激化的客观结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即：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
古巴革命的胜利，源于巴蒂斯塔政权腐朽、美国干预误判、国内反帝情绪高涨等特殊条件。而格瓦拉无视这些客观因素，将胜利归因于“少数游击精英的勇敢”，认为只要有“起义中心”点火，革命便能燎原。这种“主观意志决定革命”的观点，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不仅如此，格瓦拉还在书中宣称：
“游击队,作为一个武装的核心,是人民的战斗先锋队”
“纪律应是从内心的信仰中所产生的力量,是完全有道理作为依据的力量,由此涌现出自觉遵守纪律的人。”
这些论断直接就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很好地为我们揭露了这种反动思想的本质：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
不仅如此，列宁甚至还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被收录在《列宁选集》一书中
不过这些对格瓦拉来说，还是太过遥不可及了，连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形式都不屑于采用，指望个人觉悟，个人英雄感召，来组建游击队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格瓦拉。
其本身，就丝毫不可能具备起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性质。无产阶级政党是通过科学理论指导、统一战略部署，确保游击战争不偏离“解放群众”的目标，而格瓦拉在这里反对建党，把党模糊化，用游击队和起义中心来作为“党”的代名词，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行径，必定让游击战争陷入盲目与混乱。我们看看他之后在刚果的实践，就能检验出他的“真理”到底可不可靠了。
“塔图司令”在刚果
格瓦拉在日记里是这么描述他的刚果之行的：
“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它沦落为人们闲谈的话题.......行动者与情报员拿自己的生命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去冒险，那里的人民讲着不同的语言，与他们之间只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关系.......这是一段分化瓦解的历史。当我们抵达刚果时，革命处于低潮期。接着发生的一些事件导致了革命的最终倒退，至少是在当时和当地，在刚果这片广阔的战场上。”
同志们可能看到这样的描述，或许还是会觉得太过模糊、太过晦涩。故而我们不如看看一位“明白人”是怎么说的吧：
“格瓦拉在刚果（金）东部的时候，带了一百多人，他不是帮助人家打游击。而是把游击队集中起来，对抗刚果的雇佣军，打阵地战。雇佣军有美帝、比利时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本来刚果的游击打了两年多，很有成绩。格瓦拉一去，就把人家的军队集中起来，脱离群众，打阵地战。他曾通过我们驻坦桑使馆，送了一封信给我，上头有格瓦拉的签名，我不大清楚，格瓦拉怎么从坦桑尼亚到了刚果。他在信中，提出要什么东西。很奇怪，要一个很大的广播电台，要使整个非洲，连美洲都可以听到。游击战争怎么能用这样大的电台？想法不对头，我没理他。后来，我们驻坦桑尼亚使馆证明，他们从那里撤退了。怎么撤的呢？因为阵地守不住了，要分散，背靠着湖，米都迪迪想从湖里绕路撤走，结果落水淹死了，牺牲了很好的一个游击英雄。而格瓦拉坐船回到了坦桑尼亚，走掉了，给人家惹了一场祸，使人家遭到了失败。”
听完了这段的概括与评价，我想大家一定也很好奇这是谁所总结评价的吧？这段话是我国卓越的革命家，周恩来总理的评价。
于是我们便可以再回头看看，格瓦拉说的那些话，无非就是自己激进主义、盲动的实践失败后，将原因归咎于“敌人太强大”，完全回避自身脱离群众、违背战术规律的根本错误。
试想，历史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面对失败时，会怎么办？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反思自身问题。
而这个“民主主义者”格瓦拉又是怎么办的呢？无论是在日记里、还是在他给卡斯特罗的信里，都没有承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局限，这种面对问题的态度，就注定了他决无法从失败中成长，为他后续玻利维亚惨败、身殒埋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身殒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日记》是格瓦拉革命生涯的终章，1966—1967年的一条条日记，如实地记录了其“游击中心”思想在现实中的彻底破产，他自诩“解放者”，却在日记里和行动上，将对农民的敌视与绑架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号“游击战术专家”，却带着队伍搞无根据地的流寇作战。一心迷醉于自己“革命英雄”的形象，最终只落得孤立无援、束手就擒的下场。这本日记，也就成了他脱离群众、盲目冒险的“失败自白书”。
若要给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农民工作贴个标签，形容布哈林的那四个字，就很合适这位口口声声要“解放拉美底层”的革命者，他在日记里记录的对农民的所作所为，完美互补了布哈林“右的没边”的政策。
布哈林主张：
“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
虽然，他这里实际上是支持富农的，但至少还承认农民是革命需争取的对象。
而在格瓦拉这儿，却直接把农民当成“潜在叛徒”，日记里明晃晃记着不下二十次“为防告密，将农民捆绑关押”的记录，这种对农民的敌视，本质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隔阂在作祟。他带着古巴人和阿根廷人组成的“外来队伍”，既不懂当地克丘亚语，也不愿了解玻利维亚农民“土地被庄园主侵占”的现实土地问题，农民最渴望的是分到土地，可格瓦拉的队伍既不发动土地改革，也不宣传“革命胜利后分田”的承诺，反而用捆绑、关押、恐吓的方式把农民推到对立面。布哈林至少还知道“农民需要物质利益牵引”，格瓦拉却连这点基本认知都没有，活脱脱把“解放农民”搞成了“恐吓农民”，恐怕布哈林泉下有知，也会主动把“富农之友”的称号让给他吧！
再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战斗生涯，说好听点是“机动作战”，说难听点就是“流寇乱窜”，他在日记里几乎是根据地一周一小换，一月一大换。列宁曾说过：“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就像鱼儿没有水”的告诫。从1966年11月进入玻利维亚山区，到1967年10月被俘，近一年时间里，他的队伍始终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固定的粮食补给点，全靠抢夺庄园主的存粮或高价购买农民的玉米；没有可靠的情报网络，只能靠战士冒险侦察；甚至没有稳定的宿营地，多数时候只能在山洞或丛林里露营。他的日记里满是这种“流寇困境”的记录。他的玻利维亚实践简直成了‘游击战的反面教材’，最终的孤立被俘，也就是他的盲动冒险的必然结局，一个脱离群众的“孤家寡人”哪里又能落得什么好下场呢？
正史之外的“大电台”之梦
讲完了按时间顺序正史的内容，UP在这里还想讲个小插曲，就是关于格瓦拉大电台的闹剧，如果说敌视农民、流寇作战暴露了格瓦拉的路线错误，那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大电台”就彻底撕下了他自诩的“解放者”的伪装，露出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真面目。
早在刚果（金）实践时，他就曾通过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给周总理写信，狮子大开口要“能覆盖整个非洲和美洲的大广播电台”，周总理一眼看穿这不符合游击战争实际，游击电台需要小而灵活、便于携带，大电台不仅需要大量电力，还容易暴露位置，最终没有同意。
可格瓦拉非但没反思，反而把“没有大电台”联系世界共产国际人士当成刚果失败的借口之一。到了玻利维亚，卡斯特罗满足了他的“愿望”，通过秘密渠道给他送来了一台大功率电台。可这台电台在日记里的记录，活脱脱成了一个大累赘，自十二月以来的整整两个月里，战士们不仅扛着电台翻山越岭，还有选址架设、修理故障，与其说这是“革命的工具”，不如说这还是保留了他小资产阶级，“最终幻想”的道具。
试问，一个真心实意想解放人民的革命者，会把宝贵的时间和人力浪费在一台不实用的大电台上吗？会放着农民的土地诉求不管，却执着于“让全世界听到我的声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台大电台，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格瓦拉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他渴望的不是人民的解放，而是人民对他“英雄形象”的崇拜；他追求的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个人在革命史上的“传奇地位”。
视频的最后，我们总结下来，格瓦拉的著作与实践，构成了小资产阶级激进、盲动革命的完整“标本”。正如前文所说，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剖析格瓦拉，不是否定其反抗精神，而是揭露其路线错误。脱离群众，再崇高的理念，也无非就只是幻想。而一旦有着科学的理论，与扎根于一切现实条件的行动，就算再微小也能汇聚成燎原之火。这，就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格瓦拉的事例中应汲取的核心教训。
原题：戳穿切·格瓦拉“革命”事迹的不实本质，用唯物史观澄清历史真实面目
几条留言：
1、切的革命脱离群众，最终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
2、有缺陷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切格瓦拉不适合当领导。
3、工农联盟，就是工人阶级团结农民和广大小资产阶级，最终孤立并推翻资产阶级。
不处理农民关系的工人阶级政党只会从群众中孤立自己，最终被内外部不断滋长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力联合起来推翻。
工人阶级革命，或者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自古就有，不是从一个抽象的小资产阶级道德内心出发的。它是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策略也必须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农民问题，或者说阶级分析问题、土地革命问题，是工人阶级政党不能说首要但至少极其重要的问题。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绝不是一句空话、套话和梦话。它也绝不是一个人获取私有名利的工具。
这是我的一点读后感，非常感谢作者提供这样详实的记录参考。
4、一定要扎根群众基础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