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1910年3月2日-1966年3月22日)，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蒙古族，原名李生萱。中共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艾思奇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亲笔加上了“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一语。《光明日报》曾评价：“艾思奇把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哲学理论事业，是人民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第一人。
艾思奇从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创办马列学院起，到1966年3月逝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十八年里，除了承担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又承担了大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讲了大量哲学课。特别是从1953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主任之后，校内又陆续开办了各种学员班次，教学任务繁重，而教研室教员又少，他是教员中一位“台柱”，讲课次数也就显著增多。《艾思奇讲稿选》所搜集、编辑、整理的讲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记录。
《艾思奇讲稿选》是专门为建国初期高级干部讲马列基本原理的演讲录音文字整理稿，是不公开的党校内部出版物。它主要内容是哲学方面的，就是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艾思奇讲稿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艾思奇本人生前除1965年所写的三份讲学提纲外，都未审阅过。艾思奇的讲课即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纵横宇宙，包罗万象，相当广泛、相当丰富。
《艾思奇讲稿选》是讲稿集，它不是按照一般马哲教材体例编写的教科书，讲稿的内容在思维上比较发散，因此在结构上显得不是很成体系。所以读完《艾思奇讲稿选》，建议读者们再读一下武汉大学1974年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册)》[感兴趣的读者，文章后边加微信领取电子版]重新系统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框架，它和《艾思奇讲稿选》互为补充，是学好马哲基本原理的关键辅导资料。
今日分享“艾思奇讲稿选”第二十八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艾思奇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十七日)
第一次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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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讲课(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七日)
今天接着昨天的问题讲下去。昨天把第一个问题基本上讲完了、但还没有完全讲完。所以还要讲一点。昨天主要是讲《实践论》[可以阅读实践论 | 经典佳作——编者注]、《矛盾论》[可以阅读矛盾论 | 经典佳作——编者注]的任务，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坚持哲学的党性。
什么叫主观主义呢?
昨天也讲了，主要就主客观分离。分离的原因，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分离的，是在认识的过程中分离的，在认识过程中，主观认识逐渐脱离实践，这样，就不能够使认识不断地接近客观实际。人的认识总是和客观有些矛盾的。所以某些主观和客观不符合的地方总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部分的错误也总是免不了的。问题就是要看认识能不能越来越更接近客观，能不能经常保持认识和客观实际情况最大限度的近似状态。
我们讲的反对主观主义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主观主义是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很大的错误，根本的错误，也就是路线性的错误。陈独秀的错误、王明、博古的路线错误，修正主义的错误，这些都是主观主义。我们这几年来刮“五风”的时候，某些地方、某些个别部门的错误是很大的主观主义。主观和客观发生了很大的分离，有时候分离到完全违反客观的惰况，根本不顾客观情况去作工作。这一种叫主观主义。
至于我们的认识和客观实际有某些不符合的地方，甚至于有某些个别的错误，这不能说是不错，照习惯说法，基本上不错，根本上不错，但个别的部分、有些地方有些错误，那么这种情况能不能叫主观主义呢?能不能叫唯心主义呢?这种情形就不能叫做唯心主义，不能叫作主观主义。所以，要加以区别，要把主观和客观某些不符合同错误加以区别开来。个别的部分的不太重要的错误、不带根本性的错误，和根本错误有区别。就是：说，不能把任何错误、任何主观和客观不符合的情形都叫作主观主义，都叫作唯心主义。如果不作这种区别，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也有唯心主义，列宁也有唯心主义，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医为那种个别的小一点的错误，他们也犯过吗!不能因为有这种情形，就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主观主义，他们的世界观就有了问题，不能这样说。这个思想，我以前也反复讲过，大家在许多问题上也注意到，我觉得还有重复的必要，因为涉及到这个问题，重复一下是为了使大家比较深刻地了解，为什么中央是一贯正确的，为什么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是反对的什么东西。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哲学上的党性，反对主观主义，目的是要照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说的，不要犯大的错误，犯小一点的错误，小错误犯了以后，可以比较快的看出来，及时改正。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算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经过努力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
唯物主义是一条认识的路线，就是在发展的过程里，在走的过程里，不断接近客观，主客观不要分离。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反对的是这样一种错误，就是在实践过程里不经常依赖实践，而在一定时候脱离实践，主观和客观分离了。这种情形，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就是反对这样一种主观主义。
主观和客观某些不一致，或者个别不重要的错误，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主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能够正确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在认识上就永远不脱离实践。所谓不脱离实践，就是要不脱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这是一个立场问题。阶级立场不对，那个实践也不对，那个实践的方向也不对。不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脱离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实践，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就是说，不脱离群众路线，能够经常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避免主观主义，就有可能避免犯大的错误。出了个别的错误，也能很快纠正，能够修正错误。所以，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认识上结合实践，而且要结合阶级实践。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说一点也不能够脱离实践。实践性和阶级性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实践就是阶级的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是有实践性的，有阶级性的。这种哲学要求我们经常注意到认识不能离开实践，要求我们在考虑哲学问题的时候把实践作为基础，而且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实践、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实践，要在行动上，在实际工作里，通过这条实践的路，才有可能克服主观主义。
《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中心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找到一条道路，找到一种正确的方法，在实际工作里克服唯心主义，克服主观主义。所谓找到一条道路，就是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永远结合阶级实践的路线，在认识上永远不脱离阶级实践的路线，方法上就是辩证法。《实践论》告诉我们的这一条道路，可以避免主观主义，避免唯心主义的道路，坚持哲学上党性的道路。《矛盾论》告诉我们一个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主要是要注意这一点，一条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一个坚持唯物主义的方法，学会克服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
下面具体讲两篇文章的特点。第三个问题是讲《实践论》的特点，就是要告诉我们在认识过程中克服主观主义。这是《实践论》的中心任务。第四个问题是讲《矛盾论》的特点，就是要告诉我们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
三、《实践论》的作用和意义
党史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就其错误来说，是根本性的错误，就其思想来说，是十足的主观主义，是主观和客观分离的典型表现。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取得了充分的经验。到1937年的时候，我们党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 根据实践所提供的充分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主观主义。因为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又犯过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还有局部的罗章龙、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各种各样的错误，提供了许多材料，告诉我们什么是主观主义。毛主席的《实践论》, 无非是把这些经验加以概括。在《实践论》的文字里，没有写历史上的许多错误，因为这是哲学著作，不一定把具体事情讲的很多，而且在当时也不好讲，如果在1937年那个时候就写出来，三次“左”倾路线都是主观主义，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的，那也不行。那时投有现在这样的情况，当时说出来，很多干部不能接受。虽然有这样的事实，但对事实的本质，许多人不了解。有了经验，并不等于了解经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本质。知道陈独秀的错误，知道立三路线的错误，知道王明、博古的错误，但并不等于就能够了解这种错误的本质，而且在当时还有些人坚持错误。 在没有总结以前，你在当时如果说王明、博古是犯了政治路线的错误，那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那要争吵不休的。所以，当时明确地写出来没有办法使人接受。另一方面，当时党还没有作结论。所以《实践论》、《矛盾论》里没有明确指出来。它举的例子是国民党到延安去的考察团，不举党内问题为例。但实际上它概括了以前的错误，并且从认识论上找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
单从《实践论》的意义来讲，就是在我们党经过了十几年的工作，取得了经验，犯了一些错误之后，能够从哲学著作上，从世界观的水平上，来概括这些错误，把这些错误的根源、原因找出来。《实践论》把过去那些错误总结出来两方面的根源。所谓两方面的根源，就是一方面从经验(感性)认识方面找到了根源，另一方面从理性认识方面找到了根源。两种根源产生了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这两种形式在后来整风的时候概括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实践论》里没有明白这样讲。但是，《实践论》已经从实质上讲到两种错误的形式。 一种错误就是理性认识脱离感性认识，脱离实践。在《实践论》上讲，这种认识否认实际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从书本上得到的一点东西自称为“知识里手”的人，实际上是指的教条主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经验主义，只是满足于个人的局部经验，不上升到理性认识。
从革命工作的错误中作出哲学总结;找出错误两方面的根源，指出了错误的两种根本形式，指出了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这应该说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哲学的一个新的贡献。因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样的名词，以前的马列著作里也讲过，但那些讲法多半是涉及到一些纯粹学术上的理论问题，以前讲实际工作里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没有毛主席讲的这样深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句话从恩格斯起就讲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把理论当作教条呢?这个原因用专门的哲学著作来作系统的说明，这应该说是毛主席的贡献。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过去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的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脱离原来的基本原理来发展的。而是把原来的基本原理更展开、更深入地作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也批判了教条主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特别批判了经验主义。但是，对这两种主观主义的根源，作了系统的说明，这是毛主席的贡献。
为什么主观主义会有两种根源，会出现两种形式?毛主席在《实践论》里作了系统的分析。他的分析方法是把辩证法运用到认识论上来，把人的认识看作不断发展、充满矛盾的过程。人的认识是矛盾的过程，这个矛盾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主观和客观永远有矛盾。犯错误的人，是主观和客观有了大矛盾不能解决。不犯错误的人，或者政治路线掌握得很正确的人，也不能够说主观和客观没有矛盾。矛盾是绝对的。没有矛盾、认识不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跟客观世界有没有矛盾?应该说有矛盾。如果说没有矛盾，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死后，就用不着列宁再来写《帝国主义论》了。《资本论》是正确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可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仅仅是《资本论》所说的那些东西，如果简单地运用到帝国主义时代，那就不够了。那就有矛盾。《资本论》解决了19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客观发展过程和人的主观认识的矛盾。马克思用了几十年的功夫解决了这个矛盾。但是，到了20世纪，又发生了矛盾，所以列宁又来解决这个问题。
革命的主观认识和革命的发展过程也有矛盾。巴黎公社的时候，马克思最初的认识就跟巴黎公社运动有点矛盾，因为他开始时不大赞成巴黎公社的一些同志搞暴动，他感到要失败，所以不大同意。但是，巴黎公社已经搞起来了，他又赞扬巴黎公社，从巴黎公社里学到许多新的东西，学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这样就解决矛盾了。
到了20世纪，俄国革命出现了，如果列宁简单地按照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来指导行动，那就不够了。列宁最初在俄国革命以前，并不知道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列宁在主观上对这个东西是无知的。俄国革命逐渐酝酿起来，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列宁的主观和客观是有矛盾的。等到俄国革命开展起来，工、农、士兵创造了苏维埃，然后列宁才找到了克服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从运动中找到了苏维埃的形式，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的好形式。
后来，我们中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多多少少用教条主义的方式用到中国来，我们也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后来怎么样?苏维埃这个名字不大适合中国的情形。所以现在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是从苏联搬来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用了这个名字就完全错了。在这个名字之下，毛主席根据中国的情况，正确指导了革命运动。但是，在教条主义的领导下，把这样一种形式作了错误的运用。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研究。当时采取苏维埃共和国这种形式，采用这样的名字是不是妥当?至少可以这样说，采用这样一个名字，是当时没有很好解决主客观矛盾的表现，是教条主义理论还起作用的一种表现。不是说我们的共和国即当时的整个苏维埃根据地就错了，不是这种意思。在这种形式下，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当时所以不能不采取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名字，是我们党在历史上还没有解决主客观认识的矛盾，至少没有很好解决，没有充分考虑到在中国农村革命运动里，用什么名字更好，更接近现实，主观近似客观，用什么名义算是最大限度近似客观，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毛主席就叫做农村革命根据地，或者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叫解放区。教条主义者一定把它叫做独立国，叫苏维埃共和国。毛主席的著作里总是把它叫做根据地。因为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利用这种形式是不是完全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恐怕还没有。还有主观主义的影响。后来到了长征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苏维埃共和国的名字取消了。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根据地、解放区，现在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的。
认识的过程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矛盾。主客观的矛盾包含着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包含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也包含着正确和错误的矛盾，不知和知的矛盾，包含着各方面的矛盾。我们反对主观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认识与实践、感性和理性、不知和知、正确与错误这些矛盾。总的来说，这些矛盾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分离，克服错误。从认识论上来说，克服主客观分离、克服错误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方法就是正确地运用、掌握认识的规律性。在人的认识过程里，正确地掌握认识的规律。不论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和胃险主义，都是在自己的认识问题和考察问题的过程里，违背了认识的规律。
《实践论》就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不违背认识的规律。首先是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有一些什么规律。认识了这个规律，就懂得怎么样才能够不违背这个规律。《实践论》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规律呢?总的来讲，就是从实践中逐步取得感性认识，遂步取得经验，然后把感性认识加以总结，使它变成理性认识。按照《整顿党的作风》来说，就是把感性认识变成综合性的。有条理的知识，然后用这种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认识的基本规律就是这样的。这个规律，大家在学哲学的时候都反复学过了，用不着怎样解释了。这个规律，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实践论》里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系统地说明了认识的规律是一个反复不断的过程。我们用辩证法的名词来说，就是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然后重新又来一个循环。这一个否定之否定不断循环的过程，是认识的根本规律。就是说，认识永远是按照螺旋形不断发展的。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个根本规律，而且也照着这个规律去考察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就有可能保证我们的认识能够最大限度地近似客观实际。如果我们的认识不能照这个规律做下去，就是说在螺旋发展中间有了停顿。认识规律是不允许有停顿的，要不断地从经验到理论，由感性到理性，又回到实践，要求不断反复，不容许停顿，如果我们有所停顿，那就是违背了这个规律。主观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主客观分离是怎样出现的呢?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是违背了这个规律。就是在认识的过程上，认识不断上升的螺旋形发展过程里，我们在某一点上停顿下来，那么就从某一点起，开始主观和客观分离，就要犯更大的错误。如果你的认识本来是正确的东西， 一停顿下来，正确的就变成错误的了。
历史上各个阶段的一些领导者所犯的路线错误，不管是 “左”倾冒险路线，或者是右倾机会主义，不管是教条主义，或者是经验主义，你要找他的根源，都可以从这一点上来找。可以肯定，这些错误都是由于在认识不断发展的螺旋过程里，在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跟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前进，那么就犯这种分离的错误。为什么会出现经验主义?为什么会出现教条主义?根据这个规律来看，就很清楚。
经验主义之所以是错误的，之所以是主观和客观分离的，就是有经验的人就局部经验范围内使自己的认识停顿下来，满足于已经有了的经验，满足于一知半解。经验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形式，是由于在认识的经验阶段(认识的感性阶段)停顿下来，不总结经验，不读书，不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来总结我们的经验，所以才出现经验主义的毛病。他们得到一点具体经验，从这里面作结论。说通俗一点就是这样的，根据一点局部的经验，就对问题作全面的结论。
我们说修正主义的观点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丢掉了普遍真理，而解释问题总是抓住某些个别事实把它夸大。大家可以看一看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可以阅读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 精选好文——编者注]这篇文章，有一段讲到修正主义认识错误的根源，他说：从科学方面来说(就是讲认识)，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把一些随便抽出来的片面的事实弄得从表面看起来很像普遍的现象。他们不是把大量的材料加以分析，而是抓住一个经验就作结论，就把它说成是普遍的东西。在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里，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每一篇修正主义的文章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材料，脱离事情各方面的联系，只抓住某一点、比如说，古巴事件，作了那么一个卑鄙的让步，当时的确有这么一个现象，美国剑拔弩张的形势松了一点，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大战避免了。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呢?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修正主义者对帝国主义那样卑躬屈膝的让步，紧张形势多少松了一点，解除了当时那种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解除一切紧张，对古巴的包围依然存在。他们就抓住了这个事情做出了结论：这是他对和平的很大功劳。这是经验主义的主要方法。
在党史的过程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的是教条主义，当时的经验主义者是为教条主义服务的，做了俘虏。怎么样做了俘虏呢?从认识上可以得到说明，因为经验主义者常常总是看到一点，看不到全面的联系，对教条主义提出的主张，他可以从某些个别经验里去找到证明。教条主义者说，革命应该是进攻的，因而提出了冒险主义的战略，这种冒险主义的战略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可以根据他的一个战役，或者一个战斗的胜利，他可以作出结论，说教条主义的战略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你看我们这个战役把敌人打垮了吗?这说明我们可以进攻。在一个战斗上，一个战役上，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的确是进攻过敌人，消灭了敌人。他就根据这一点来为教条主义服务，他根据这一点把他夸大，做出结论，认为在整个的战略上可以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教条主义根据外国的经验，提出了这种战略上进攻的方针。经验主义者根据一个战斗、一个战役的胜利事实来为他服务。他之所以是经验主义，他停顿在局部的经验之下，根据局部经验就做了一般的结论，不继续研究各方面的经验，不分析总结各方面的经验。这就是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就是自己的认识停顿在理性认识的某一点上，从认识的规律来说，在认识过程的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再去注意新的经验、就是在理性认识环节某一点上停顿下来，不在新的革命实践中继续吸收新的经验，这样使主观和客观分离，这就是教条主义。这个比较容易了解，王明、博古这些人，从外国书本上一些国际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就是形成一种书本上的理论)，把它简单地搬到中国来，却看不起中国的经验，轻视农村革命新的经验。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这句话就是教条主义者停顿在书本理论的某一点上，不继续吸取新的经验一种教条主义的典型口号。
《实践论》指出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和两种形式，这是《实践论》的要点之一，中心点之一。指出主观主义两种来源、两种形式这一点，也就使我们懂得了怎么样去克服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使我们懂得了从两方面去克服主观主义。
我们大家知道，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当时，党内领导的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教条主义，遵义会议以后有所改变，一般还是在军事问题上有根本的改变，其他问题上还没有根本改变。当然也有一些改变，毛主席的威信树立起来了，但是在具体问题上许多干部还有迷信教条主义的情况。一直到抗日初期，王明回来以后，还有很大一部分同志跟着他走，项英同志就是。教条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占了很大的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主要是在遵义会议以前，遵义会议以后有所改变。教条主义占党的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所以当时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因此，毛主席著作的主要批判锋芒是对着教条主义的。但是，毛主席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的，因此是全面的。所以从《实践论》、《矛盾论》里不但可以找到克服教条主义的武器，而且也找到了克服经验主义的武器。
当时，教条主义为什么会占统治地位呢?
主要原因，我们党是处于一个幼年的阶段，一般说来，是缺乏足够的经验的，除了少数人(像毛主席)以外，一般党员是缺乏足够经验的。这就使得教条主义得以占统治地位。当时我们党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经验，非常相信国际上的经验，非常相信苏联的经验。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我们党跟印度党很大不同之点，就是非常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但不是所有的党员都是这样的。可是，由于我们幼年的党非常忠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苏联的经验，教条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来使自己占统治地位。因为他们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有些书本上现成的知识，而我们许多同志没有读多少马列主义的书，书本知识比较少，又缺乏足够的经验;另一个是还有外国的指挥棒。教条主义的来源有两方面，书本上的现成知识，外国的命令，这两个东西，在当时，我们处于幼年的党的一般党员，都是非常相信的。教条主义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特点，也是个弱点，篡夺了党的领导地位。
那么,当时的教条主义，是不是只限于“左”倾冒险主义呢? 还不是这样的。当时就有右倾机会主义，主要也是教条主义。
陈独秀的思想是经验主义还是教条主义呢?恐怕还不能说是经验主义。他也没有多少经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旧的狭隘的教条把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片面化了，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够由资产阶级领导。这个思想在当时是反对列宁的。列宁的著作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应该由无产阶级努力夺取领导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但还没有明确提出来。列宁的著作明确提出来了。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领导权。当时的教条主义是反对列宁主义的。利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个论点，结果就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教条主义性质，是很明显的。李立三阐明的是城市暴动的路线。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路线是很明显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就是陈独秀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看恐怕，也是教条主义。把书本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片面化了，把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的东西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虽然不很明确，但也有无产阶级要夺取领导的因素。在1848年的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来了，无产阶级应该有自已独立的路线，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走。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讲到要领导，但实际上有这种意思。这种革命的成分，右倾机会主义把它取消了。
另一个就是陈独秀从外国搬来了教条，外国的东西就是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革命的东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要领导民主革命的观点。托洛茨基又是冒险主义，又是机会主义。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深入研究一下，我没有搞这个专业，提不出很充分的材料来。据我的了解，我觉得可以这样说。经验的成分也有，比如害怕资产阶级离开革命。因为资产阶级经常威胁着要分裂。从经验中也可以看出来、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里，总是要分裂出去的。陈独秀恐怕主要的还是教条的问题。所以，教条主义不一定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把教条主义跟“左”倾冒险主义等同起来，是错误的。
现代修正主义提到的教条主义同时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他们把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当作一回事。实际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本身也有教条主义的来源。修正主义主要世界观的基础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这是他们主要的东西，而不是教条主义。因为他们把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取消了。他们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到他的有力根据。因此，修正主义者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借口就是经常强调新的经验，强调实践。所谓实践，有两种解释：我们的解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修正主义者讲的实践，讲的经验，是某些个别的经验，个别的事实，他要我们注意某些个别暂时的事实，暂时的现象，丢掉了远大的东西，全面的东西。列宁已经说过，修正主义的特点，是迁就眼前的事变，为了无产阶级的眼前利益，就丢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现代修正主义者有这么一种提法，你看、和平过渡有可能，为什么有可能?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民主、有议会选举，共产党还可以到议会里取得议席：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呢?的确有这个事实。他就根据这个片面的事实作出了结论，说尤产阶级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取得政权。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可以阅读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 精选好文——编者注]这篇文章，对于这一点有很明确的反驳。他说：修正主义者看不到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他只看到议会可以使无产阶级的代表有点席位，他不知道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结果，最后会引起比先前更激烈的暴力革命，他看不到辩证法规律发展的前途，只看到资产阶级革命眼前某些好处，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修正主义一般的哲学基础，都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也有两种。毛主席批判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的那种经验主义，还不一定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形式。我们过去有很多好党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英勇斗争，取得了许多经验。这种经验，的的确确是斗争的反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不是主观幻想，不是个人脑子里随便想出来的。一般说我们认识的经验主义是这一种，他的缺点就是狭隘一点。他的经验是局部性的，没有很广泛的基础，但他的经验的的确确是客观事实的反映，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我们说的经验有这种问题。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的另一种经验主义，就是把经验看作主观自身的东西，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那就是马赫主义的经验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经验主义，基本上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就是从主观出发产生经验，这一些经验根本不能够反映任何客观事实，就是从主观要求出发生造出来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从主观利益出发的主观幻想，是个人主义的，也叫唯我论，我认为对就是对的，对我有利的那就是对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有那些修正主义者，那样喜欢和平过渡，为什么那样害怕革命，就是从自己的主观利益出发。他们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不搞革命，他可以做官，可以在议会里面每年有很高的工资。在意大利，不仅可以在议会里做官，而且也可以在地方政府里做官。这些人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考虑经验问题的，所以他很害怕革命，不但害怕国内革命，而且害怕国际上紧张局势。因为国际上一紧张，本国的资产阶级搞法西斯主义，一搞法西斯主义，他的议会议员就干不成了，官也做不成了。为什么这样怕国际战争?当然我们不要世界战争，但是战争来了也有办法对付，有什么可怕的!修正主义就怕，修正主义的许多言论里清楚地讲到这一点，如果战争起来，资产阶级国家就要法西斯主义化了，他们的所谓工人运动就要受很大损失，就是他的议会官做不成了，和平的官做不成了，要到“地下”受苦了。唯我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基础。
我们党史上像毛主席批判的经验主义，不是这一种，虽然也是错误的，但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他的经验是客观斗争的具体反映，或者是个别的、有局限性的、局部性的经验。在过去，我们党的干部中有没有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呢?也有，但是少数。党内有个人野心的人，从个人野心出发找事实，找材料，来证明他的机会主义。
经验主义怎么样为教条主义服务呢?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顺便解释一下。经验主义为教条主义服务，是通过一种办法，就是用局部的经验为教条主义服务，用局部的经验来证明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那么经验主义者也根据一个局部经验，比如某个资产阶级领袖在某个个别时候，的确做了一篇演讲，的的确确要革命。蒋介石在广州政府时大讲世界革命，有时个别的行动也像是革命的，在个别问题上也要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也有事实。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也在行动上有个别部分的表现。经验主义就根据这种个别的、暂时的事实，就来肯定教条主义的教条是正确的。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俘虏经验主义，就是因为这样。教条主义能够用教条吓唬人，而经验主义能够用局部经验证明教条主义。所以，有经验的人如果不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不吸收更多的经验，那总是可以被教条主义俘虏的。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占统治地位，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些经验主义者拥护他。没有经验主义者的拥护，他的教条主义的统治地位也站不稳。这是我们历史上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实践论》的主要贡献，就是指出了主观主义两种危险、主客观分离的两种来源，指出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因此，也就使我们找到了克服经验主义、克服教条主义，即克服不同形式的主观主义的方法。经验主义来源于两方面，形式是两种。所以要从两方面克服经验主义。当时，毛主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着重指出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不论是《实践论》，还是《矛盾论》，都是这样的，比较着重于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实践论、《矛盾论》以外的著作，也是多半针对教条主义的。毛主席一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这个口号坚持了好多年，这个口号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这就是说，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就是要认识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要经常从实践中吸取新的认识来源，不要使我们的认识停顿在局部的经验方面，不要随随便便根据个别的经验来对问题下判断。经验必须总结，必须有大量的材料来丰富经验。不经过总结就来对问题作结论，那么一定要成为经验主义。毛主席说，克服教条主义，要重视经验;克服经验主义，要总结经验。这些理论问题，从前讲哲学的时候对大家讲过，大家也了解。
总的来说，不管克服经验主义也好，或者克服教条主义也好，要避免主观主义，避免犯大错误，总的方法就是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不断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方法和观点的问题，也包括我们的立场。我觉得斯大林的一句话是对的，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句话里就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有它的立场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它的阶级性的特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没有阶级性呢?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其他哲学也有阶级性，任何一种哲学都有阶级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特点，是公开承认阶级性的;而其他哲学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实践论》里讲的这句话，跟斯大林那句话是一致的。修正主义就要修正这一点。老修正主义修正了这一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一定要辩证唯物主义，也可以要康德主义，也可以要马赫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也照样重复老修正主义的精神，就是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他实质上是这样做的 。
苏联的哲学当然也讲辩证唯物主义，可是他们就有一个特点，他们现在所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闭口不提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不特别提出来。现在他们怎么样提呢?他们说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的哲学，真正人的世界观，所有的人都接受的世界观。这是他们口头上的提法。苏联库西宁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里面一部分讲唯物主义的发展，没有一句话讲到唯物主义的发展跟阶级联系着，很突出。讲唯物主义的发展，从古代到马克思主义前，全是讲唯物主义跟自然科学的关系，不讲唯物主义跟阶级的关系，不敢公开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性。这是他们理论上、口头上的提法。在实践上，现代修正主义实际上是丢掉了辩证唯物主义，采用实用主义。所谓实用，凡是与我有利的就对。“左”倾冒险主义也好，右倾机会主义也好，都认为对我有利的就是对的。一切以我的利益为标准，我认为有利的就是对的。
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问题、解决问题，来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这是我们克服主观主义总的方法。这里指的方法有两方面，如果对教条主义来说，就是要立场、观点、方法跟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经验主义来说，对自己的经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总结。对教条主义者来说，就是要注意实践，注意经验;对经验主义者来说，要着重读马列主义的书。这是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里讲的，用马列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问题，来总结经验。这种做法也就是 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能够做到这 一点，就算是在认识过程上克服了主观主义。
《实践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这样一些。
四、《矛盾论》的作用和意义
《矛盾论》的主要意义，就是帮助我们党从方法方面来克服主观主义。辩证法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唯物主义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最近，有些人批判斯大林，说斯大林把理论和方法割裂了。这个批判在日本也有，在法国也有，在苏联也有。我觉得这种批判是不对的。因为斯大林并没有仅仅把辩证法看作方法，也没有忽视唯物主义这个方法的作用。那完全是断章取义。因为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第一句话就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如果没有这个世界观，你就不能算是无产阶级的党。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是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它虽然名字叫无产阶级政党，实质上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它已经失去了无产阶级党的世界观。所以，斯大林的第一句话就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一种世界观提出来的。毛主席的《矛盾论》也是把辩证法当作世界观来提的。斯大林不仅仅把它当作方法提出来。
有些搞哲学的人，之所以说斯大林把辩证法仅仅看作方法，把唯物主义看作理论，是因为斯大林曾这样讲“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其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所谓了解，也就是一种方法的意思。我们在了解事物的时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斯大林的哲学是有些错误的，但在这一个问题上是没有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批判他，那是一种无的放矢。这是不正确的批评。
修正主义想取消辩证唯物主义党性的特点，他不敢承认哲学的阶级性，而且也不敢公开承认党性。所谓实践性，就是指的这个哲学把实践当作自己认识的基础。这个哲学肯定人的认识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我们这里说《矛盾论》是帮助我们党从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这个意思不是说辩证法仅仅是一个方法，这是讲它的作用。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掌握考察问题、分析问题、总结经验的正确方法。至于辩证法本身，首先是一种世界观，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所看到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眼中的实践，应该是辩证的，是永远发展的，是不断革命的。永远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任何时候停顿在一点上，没有任何时候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任何时候都是不断革命的。这是我们眼睛中的实践。这种看法作为方法来考察一切问题，分析、解决一切问题，来总结我们的经验。
我们学习《实践论》时，就学到一个原则，就是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我们的认识的方法，是从实践中取得经验，然后加以总结，变成理论，变成思想，变成全面性的、有条理的、综合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内容就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客观事物内部的联系。经验主义的经验知识，是不能够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反映它的内部联系。根据议会里面可以允许共产党作代表这个事实作出结论说，和平道路有希望。这种经验主义的讲法，能不能反映事物内部的联系，能不能反映资产阶级民主的规律性呢?那是不能够反映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们都是英勇斗争的，但是有少数同志被困难吓倒了，他们根据某些困难就作出决定来，说革命没有希望，或者作出结论说应该跟资产阶级妥协，应该跟资产阶级走，这些人作出的结论就是经验主义的解释。这些结论能不能反映革命实践的内部联系呢?能不能反映革命的规律呢?不能反映。革命的规律是经过困难达到胜利。不能由于困难就说革命没有希望，不能由于困难就向资产阶级妥协，跟资产阶级走。为什么王明的教条主义得到经验主义者的支持。因为这种经验主义者根据片面的困难经验作出了应该跟资产阶级走的结论。比如，项英同志牺牲了，牺牲了的同志我们说他的坏话不大好，他可以代表这些有些经验的人，在经验中有点吓倒了，因此觉得应该向资产阶级的妥协。这就支持了右倾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为教条主义服务，经验如果不总结，就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
要使我们的认识能够反映事物的规律性，就要总结经验。总结经验的“总结”两个字，首先是你不能够片面，不能把局部的经验拿来作结论。你把许多经验综合起来，然后才能叫总结。认识的任务就是要达到理性认识。《实践论》里面讲过，达到理性认识的方法就是总结经验。可是，总结经验就有一个问题，你怎么样总结?有会总结的，有不会总结的。不会总结就会作出错误的结论，尽管你有很多经验，不会总结就要总结出错误的结论。也可能你的经验不是很少，而是很多，经验很少作出的结论会犯错误，经验很多如果不善于总结也照样会犯错误。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不对，尽管你有经验，但也总结不好。善于总结经验，就是要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能够掌握到一种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分析矛盾的方法。就革命的经验来说，民主革命也好，社会主义革命也好，就拿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来说，辩证法主要是分析阶级矛盾的方法。当然也要分析其他矛盾，要分析各种矛盾。但是，中心问题，各种矛盾的中心点，是阶级矛盾。毛主席在《农村调查》序言里讲到我们要作调查，对一切事物作周密的调查研究。调查采取的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在历史上的运用，在社会运动中的运用。
《矛盾论》这篇著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导我们懂得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当然它也是教导我们懂得辩证法的世界观。但是，这个世界观对我们搞革命工作的人来说，它的意义就是要我们能够掌握辩证法的方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学会掌握辩证法的方法，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善于总结工作的人，就是不善于用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能在大量的经验里去研究它的矛盾，分析它的矛盾。根据分析矛盾的结果，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是辩证法的主要任务，也就是《矛盾论》的主要任务。这个思想，在《矛盾论》第一节最后一段就讲过这个问题，以前讲过，现在不念了，无非是讲我们学习辩证法的宇宙观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主观主义为什么成为主观主义，为什么他会犯错误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不重视直接实践的经验，第二个是不善于总结实践的经验，不能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能把我们经验里所暴露出来的客观事物的矛盾，作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就我们中国过去历史上的问题来说，不管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从方法上来讲，主要的是不善于分析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善于分析阶级关系。就是违背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原则，即是要根据阶级分析的结果来分清敌友，分清敌友之后，就可以正确地决定战略、策略。毛主席之所以始终是正确的，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注意到对我们国家的问题采用辩证的方法考察问题、总结问题。从他的著作里的第一篇文章起，就开始努力对我们国内的阶级关系作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毛主席的著作和其他那些有错误的人的文章最根本的区别，就在这一点。不管是陈独秀也好、王明也好、李立三也好，我们把他们写的东西拿来跟毛主席的著作作个比较，其中根本的不同点、一个是不懂得掌握辩证法;不会分析阶级;一个是充分掌握辩证法，善于分析阶级，这种分析跟国内现实的阶级关系达到最大限度的近似程度，最大限度地反映我们真实的阶级关系。毛主席的特点就在于这一点。一直到搞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还是紧紧抓住分析阶级这一个环节。有些地方，有些人觉得现在已经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毛主席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比如对于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农民，有一个时期，我们好多人有这种观点：土地改革以后，在中国的条件下，没有多少富农，就是中农了;再进一步合作化以后，都是集体农民，都是社会主义农民，还有什么阶级!关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个新问题，现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讲社会主义的农村没有阶级问题。只有我们中国，毛主席在1955年底，把我国的农民分成上中农，下中农，把农民分为阶层来了解，然后解决了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党的历史上，毛主席之所以能够一贯正确，就是因为他始终准确地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列宁曾经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看马恩通信集[可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第三次辅导 | 精选好文——编者注]，如果要问他们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一点，始终如一地贯彻辩证法。不管教条主义者或者经验主义者，在方法上来说，都是不懂得分析矛盾、不懂得分析阶级。当然，教条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也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读过儿本书，马克思主义是主张阶级斗争的，因此，他们写的文章当然也谈到阶级。如果你说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不谈阶级，这也不是事实，谈还是谈的。如果一点不谈阶级，那就不能把自己装成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要假装马克思主义，不采用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是过不了关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著作里，完全不谈阶级是没有的。过去党史上的主观主义者也讲阶级，也讲辩证法。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是真正认真地掌握分析矛盾的方法，不认真掌握分析阶级的方法，相反，把分析矛盾，分析阶级的方法加以个人的曲解。曲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谈阶级，但尽量把某些阶级矛盾掩盖起来。比如把敌对的阶级矛盾说成不是敌对的，甚至说成虽然有阶级，但是没有矛盾。另一种，对阶级矛盾虽然也加以承认，也肯定，但对这些矛盾只作片面的、表面的分析，不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不做深刻的分析。用这种方法来观察问题、解释问题，总结经验，结果就会歪曲阶级的真实关系，使得我们主观的认识和客观阶级关系的真实情况发生分离。在党内，或者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在谈阶级的时候，多半是这两种，口头上谈阶级，实际上否认阶级矛盾，或者口头上承认阶级矛盾，但不作全面的分析、了解，只作片面的、表面的分析。这两种错误方法产生两种机会主义。大体上第一种方法多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基础，第二种方法多半是“左”倾冒险主义的基础。
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多半是在方法上掩盖阶级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也有两种掩盖的方法：
一种是承认有阶级存在，也看成有阶级矛盾存在，但尽量把这个矛盾看成不重要的东西，甚至把一切都看成已经没有矛盾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就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成是不重要的，至少在民主革命运动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应该没有矛盾，具体在政治上来说，不需要跟他争夺领导权，无产阶级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关于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的战略、策略当作自己的战略、策略。现在印度的丹吉完全把尼赫鲁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党跟国大党一样，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陈独秀主张给资产阶级抬轿子。无产阶级既然给资产阶级抬轿子，你组织党干什么? 组织党是为了跟资产阶级作斗争。你不跟他作斗争，反而还要给他抬轿子，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意大利的党就有这样的向题。加入你这个党，不如加入社会民主党。加入你那个党不过是为了争取选票而已，加入社会民主党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你不给我当议员，我肯定加入社会民主党，也许他会给我。这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没有矛盾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这样的，口号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所谓通过统一战线，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通过“蒋委员长”。一切通过他，好像共产党存在的必要就没有了。从历史上总结一下， 看来，右倾机会主义就有这个问题，尽量掩盖阶级矛盾，掩盖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矛盾看成不重要的，把对抗的矛盾，看成非对抗的矛盾，甚至看成没有矛盾。
掩盖矛盾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阶级矛盾偷换为另外的矛盾。你们可以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研究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现代修正主义在很多地方采用了这种方法。比如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他把它换成另外一种矛盾，叫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矛盾，先进国家和非先进国家的矛盾。现在世界上的修正主义有这么一种世界观，人类世界已经没有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只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所谓先进包括帝国主义，包括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来，苏联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没有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没有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没有了，只有一个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的矛盾。用这种方法来掩盖矛盾，在形式逻辑上叫这种手法为偷换概念的方法。你不细心研究，看不出毛病来。的确好像有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跟殖民地有发达不发达的区别，从生产力来说，有这种情况。你说没有事实根据，也有一点。实用主义者总有点事实，单单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这种区别就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不像一个阶级矛盾的问题。他把生产关系丢开了，社会制度丢开了，想用生产力方面的区别来取消生产关系方面的区别。用这种方法掩盖了阶级矛盾，这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种手法。一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取消辩证法。
“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还不一定是掩盖矛盾，掩盖矛盾就不会成为冒险主义。冒险主义还是要斗争的。要斗争，就要承认矛盾。问题是他对矛盾的分析是片面的、表面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在表面上把矛盾看作不重要的，一个时期看起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以妥协了，表面看起来好像一团和气，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坐下来谈判，我们曾经和尼赫鲁在一个时期搞得很好，尼赫鲁来中国，我们去几十万人欢迎;周总理去，他们也是几十万人欢迎。万隆会议，和他们谈得很好。如果只看到这种表面现象，看不到深刻的对立，也可以做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结论。冒险主义在分析矛盾时，一般是有表面性、片面性的。比如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毛病，就是没有注意对中国力量的分析。这一点是跟斯大林的教条有关。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里把打击方向指向中间分子。教条主义把这句话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对中间阶层，他不去争取，而且把他看作主要危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博古的文章经常有这样的提法，认为中间分子比反动派更危险。这种提法，在当时的一般党员来说，还是相信的，我那个时候也有点相信。他也有理由，因为他是站在中间，容易欺骗党，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站在中间跟无产阶级对立，你看不出来。如果你看不出来民族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的矛盾，当然会变成右倾机会主义。可是，你把民族资产阶级看得比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危险，看不出他的两面性，不去争取，相反却去打击他，那就会出现冒险主义。王明那时的思想，可以说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教条主义。
斯大林这个人，我们党已经肯定了，他是三、七开，主要还是对的。他在1927年前后一直到1930年，把反对托洛茨基，反对布哈林的斗争搞成世界性的斗争。我们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文章后边扫码加微信领取该电子书]一文中，肯定了斯大林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很大的贡献。这一点不能否认。我们中国反对陈独秀主义，也是跟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有联系的。大概斯大林在1926、1927年前后， 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主要正确的地方有两点：一点是肯定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第二点是无产阶级要发动农民。这个思想基本上跟毛主席的思想是一致的，而跟陈独秀、托洛茨基派相反。所以，在这一段时期，斯大林对世界革命是有贡献的，对中国有贡献。斯大林后来在1936年反对德波林主义时(那是在哲学问题上)，也是有贡献的。在政治上批判托洛茨基、批判布哈林，在哲学上批判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在哲学上也是有功劳的。这个斗争后来也对中国有贡献。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时，也综合了当时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成果。《矛盾论》特别明确提出反对德波林学派。但是，斯大林有一个缺点，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三、七开。他早期还是正确的，但已经有缺点，到了晚期，主观性、片面性就发展了。他打击中间派这种思想那是早有了的。《列宁主义问题》是在1924年写的，他在1924年分析阶级这一方面就有不彻底性，就有片面性。当然，他这个思想是根据列宁的著作来的。列宁的“两个策略”中，主张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跟资产阶级斗争到底，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列宁这样提出来是对的，也应该参加民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跟资产阶级联合，同时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像资产阶级那样不敢搞彻底。资产阶级不愿意把民主革命搞到底，无产阶级一定要搞到底，用搞到底的办法跟资产阶级斗争，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列宁是这样提的，斯大林的思想是根据列宁的观点来的，但是过分夸大了。他把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到底，麻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改成打击资产阶级，把打击目标指向资产阶级，就过火了。本来是真理，他说多了一点，就变成错误的。民主革命的打击对象，怎么是自由资产阶级呢?应该是封建势力，应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够把自由资产阶级当作打击的对象。列宁没有提出这样的思想，因为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反动的，不能够说有革命性，向封建势力妥协是主要的。所以，在俄国革命时提出又联合又斗争、是不恰当的。在向沙皇政府进攻的时候，暂时搞一点统一战线也是有的，但一般不提又联合又斗争。因为这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同，俄国本身是帝国主义。斯大林对列宁这种思想，把资产阶级当作全国的打击对象，说得过火了一点，这就错了。斯大林很早就有片面性，分析阶级时就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被王明、博古当作教条用到中国来，在中国也要打击中间势力，那就犯了更大的错误。斯大林那时是在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之后，他在这个句题上的片面性的错误，只是限于理论方面，把教条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这个错误就变成行动了。这样一种不顾客观事实的片面分析，就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的“左”倾冒险主义，就使当时党的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发生很大的分离，造成很大的错误，很大的损失。斯大林主要是有功的，但是有缺点。他的缺点被教条主义者发展了，所以造成了1930年以后两次特别是第三次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个冒险主义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当时毛主席早就看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矛盾论》里又讲了，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是和德波林学派有关系的。这又怎么说明这个问题呢?本来教条主义大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为什么又说和德波林学派有关系呢?斯大林反对德波林学派，教条主义又是德波林学派，那么教条主义也反对斯大林了?恐怕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会有疑问，要解释一下教条主义又是德波林学派这个问题。
斯大林在1929、1930年反对德波林学派是有功劳的，但是后来斯大林自己的思想也陷入了德波林派的错误，他自己的片面性、主观性到后期发展了。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原因是这样的，德波林派的主要特点，不是不讲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讲辩证唯物主义，主要的特点是理论脱离实际。当时斯大林批评德波林学派，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他的唯心主义的主要内溶是理论脱离实际，是空讲理论，抽象地讲理论。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丝毫不去研究，不注意当时的革命实际经验。这个毛病，后来斯大林自己也逐渐逐渐发展了，特别是在集体化得到胜利以后，从1932年起，特别是1936年以后，斯大林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实际生活里面阶级斗争也不断出现。但是，在1936年他就作了结论，说阶级斗争不存在了。阶级没有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这个结论是德波林主义，是主观主义的，是脱离实际的。对于中国的问题，斯大林到了后来的看法，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仅仅是对中国，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指导，他不顾实际情况，有时对阶级观点作了右的分析，有时候作了“左”的分析。对王明、博古那时的关系来说，对中国阶级关系，是作了“左”的分析，打击中间力量。
到了后来，从1935年起，主要转折点是共产国际召开了七次代表大会，是季米特洛夫领导的，代表大会规定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对的，但那里面开始出现了右的东西，一切通过人民阵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个思想，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存在了。斯大林右的思想，在苏联国内来说，是从1935年到1936年开始的，肯定苏联没有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忽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只看见广大人民跟法西斯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看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次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时候没有看出来，是不对的。那时提出一切通过人民阵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季米特洛夫组织的那次大会，总的来说，是对的。但里面有主观主义，有些片面性，所以王明在抗日战争开始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有来源的。这个来源，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就有了，是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搬来了教条。“左”倾冒险主义一般有片面的分析，右倾机会主义也有片面的分析。我们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左”倾冒险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对矛盾作了片面的分析，关键问题是对中国阶级的作用没有正确的估计。
所以，《矛盾论》的中心内容，是在方法论上揭发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和两种形式。就是从分析矛盾这个问题上揭发了主观主义的两种来源、两种形式。一个来源，是掩盖矛盾，因此就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另一个来源，是分析矛盾有片面性、表面性，因而就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当时来说是这样的，后来也产生了右倾机会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产生了“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的形式是这样的，从认识论上，从认识的过程上来说，主观主义有两种形式，即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从方法上来说，又表现出两种形式， 一种是掩盖矛盾，即右倾机会主义的形式，一种是片面地分析矛盾，即“左”倾冒险主 义的形式。片面地分析矛盾，也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 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形式。
我们还记得，1953年有一个时候，高岗问题发生前后，毛主席曾经讲过一段话，说现在有新的主观主义的形式。两种主观主义的形式，一种是急躁冒进、一种是保守主义。这是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急躁冒进和保守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又是主观主义的不同形式。这种不同形式的方法上的来源，对矛盾的分析，对辩证法的掌握，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否认矛盾，或者是反对辩证法，或者是不能真正掌握辩证法，出现了片面性。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矛盾论》，帮助我们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主观主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形式，因此我们也根据这个理论上的贡献，就可以找到克服主观主义的另外两方面的方法。两种根源、两种形式，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克服主观主义。这两种方法，《矛盾论》本身已经有了，一种是针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观主义，在方法上要强调矛盾的普遍性，要强调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性。《矛盾论》里关于矛盾的普遍性这一段，是我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主要武器。修正主义的病根、它的危害、在方法论上就在于否认矛盾的普遍性。修正主义要假装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口头上也不会完全反对辩证法，不完全否认矛盾，他也要讲讲辩证法，讲讲矛盾分析的问题。但是，他搞修正主义是抓住了这么一点：就是把矛盾说成不是普遍的，把阶级矛盾说成对有阶级社会来说，不一定是普遍的，在某些情况下就没有矛盾，某些情况下没有阶级。或者是有阶级，但这种阶级矛盾也不重要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在思想方法 上的主要病根，就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
德波林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矛盾不是自始至终存在的，事物的发展某一个阶段上有矛盾，而在另一个阶段上又没有矛盾。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者，他就是这样运用德波林学派这一点。陈独秀也不是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矛盾，他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里面，无产阶级完全应该跟资产阶级走。他从这一点来反对辩证法，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在事实上就等于否认了辩证法。因为承认辩证法，就一定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你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就认为辩证法不是根本的规律，对立的统一不是根本的规律，那么也就否认了辩证法。针对右倾机会主义，针对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特别强调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之所以后来犯右的错误，由于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矛盾。否认了这一点，就走向右了。铁托之所以是修正主义，他主要是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否认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反对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种修正主义的手法，要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的普遍性，阶级分析的方法的长期性。要肯定这一点。反对修正主义把阶级矛盾偷换成另外的矛盾，这是《矛盾论》给了我们一个反对主观主义的一方面的武器。
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着冒险主义，针对着教条主义，要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就应该特别强调矛盾的特殊性。所谓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强调在分析矛盾的时候，分析阶级的时候，要作到最大限度的全面性、具体性，尽可能作深刻的分析。因为“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在方法上的主要毛病是缺乏这一点，即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忽视了对矛盾作全面的、具体的、深刻的分析。
《矛盾论》这篇著作，在党史上主要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所以毛主席在这里面特别是对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讲的多一些，并且讲到要用更大的力量来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因为当时许多同志都作了教条主义的俘虏，不大注意对中国的矛盾的研究，对中国的阶级特点不大注意。所以毛主席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是它在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而对普遍性这一方面讲得少一些。如果我们在研究辩证法、运用辩证法、运用矛盾的分析方法的时候，能够既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又注意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就能够得到克服各种机会主义的好处，既可以克服右倾机会主义，又可以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因此，研究辩证法要全面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和茅盾的特殊性，要把普遍性的观点和特殊性的观点结合起来，不能偏废那一方面，不能只注意普遍性而不作具体分析，也不能借口具体的特点而把矛盾的普遍性否认了，偏于那一方面都会犯错误。只有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完全克服主观主义。
所以，毛主席的《矛盾论》里有一句话，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是辩证法的精髓。所谓掌握普遍性，就是任何时候都要肯定事物是有矛盾的，社会是有阶级矛盾的，在分析以前;我们脑子里先作这种准备，就不会犯错误，这是矛盾的普遍性。这一点要坚决不要动摇。有了这个坚决不动摇的观点，在进一步分析矛盾的时候，要注意作全面性、尽可能深刻的分析，不要抓住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能够这样做，就能够正确掌握辩证法的方法，就可以把我们的世界观正确运用到工作上来。《矛盾论》本身就是全面注意到这两方面，虽然它比较偏重强调特殊性，由于它的目的是要解决当时教条主义统治的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当时的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为了反对这个主要危险，所以比较多地强调特殊性。但是，我们在学习《矛盾论》的时候，要注意它是全面的。《矛盾论》教导我们一方面毫不动摇地肯定矛盾的普遍性，毫不动摇地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分析的全面性，注意尽可能全面的具体的分析问题。真正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也就能够注意矛盾的普遍性。在考察问题的时候，真正能够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它的矛盾，这个行动本身也就贯彻了矛盾的普遍性。所以，主要还是能够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你对特殊性的认识够了，那自然而然就贯彻了普遍性。 因此，就是现在我们用更大的力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还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不是主要反对冒险主义。我们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当然是反对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这一点。但是，在分析国际国内的问题上，能够很好地作具体的分析，作全面的分析，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坚持了矛盾的普遍性。克服修正主义，不仅仅是坚持普遍性就够了。要彻底克服修正主义，还是要对世界矛盾、国内矛盾作全面深刻的分析。我们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文章后边扫码加微信领取该电子书]这篇文章，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第一次对当前时代的世界矛盾作了比较最全面最深刻的分析。将来有些著作里，当然还可能做进一步深刻的分析。
怎么样才能做到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呢?《矛盾论》也给了我们指出了一些最根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对一个矛盾我们应当怎么样掌握它的特点，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如果同时有很多矛盾，我们怎么样去掌握它的特殊性?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需要从这两方面来研究，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如果只有一个矛盾，我们怎么样掌握它的特点呢?这个方法，首先是对矛盾的双方(即对立的双方)的特点先作研究，了解了对立的双方的特点，然后综合起来，那么对整个矛盾的特点也就了解了。比如在我们过去的民主革命里，如果把反动派、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特点弄清楚了，又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势力这一方面弄清楚了，那么对民主革命的矛盾特点也就弄清楚了，当时的反动派，无非是国外依靠帝国主义，国内霸占农民的土地，靠土地来剥削农民。而另一方面，民主势力则是要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两方面的特点都弄清楚了，那么整个矛盾的特点也就清楚了，就是人民要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个矛盾。不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搞民主，要实现民族独立，就是民主和反民主，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的矛盾。任何一种矛盾，要把它的特点弄清楚。首先要把两方面的特点弄清楚。不弄清楚这一点，你解决矛盾时就会犯错误。比如如果弄不清当时矛盾的一方是要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是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可能在当时的革命中要反对资本家。“左”倾冒险主义就有这个问题，打击中间力量，就是打击资产阶级，就把革命的阶段性搞混乱了。这样也把革命战略、策略搞错了。
王明、博古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对苏区来说，要反对什么富农路线。当时革命的人民只要求反对地主，而他的打击对象把富农包括在内。把革命的阶段搞错了，也就搞错了战略和策略，就是对矛盾的双方没有搞清楚，因此对整个矛盾总的特点没有搞清楚。这是一个问题。毛主席的《矛盾论》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这一大段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心思想是要我们注意分析矛盾各方面的特点，然后再综合起来看矛盾的总的特点。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矛盾很复杂，同时有许许多多矛盾交错在一起，那时应该怎么去掌握这许许多多矛盾的特殊性昵? 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找出主要矛盾。因为主要矛盾是决定许多交错复杂矛盾的共同特点，这样一个关键性的矛盾，能够规定其他矛盾发展的一种矛盾。要善于分析矛盾，不但要注意一定矛盾的具体特点，而且要注意从很复杂的矛盾中找到主要矛盾的特点，掌握主要矛盾的特点。这个问题，是党的历史上很重要的问题。“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之一，……就是不知道这一种变化，不懂得掌握主要的矛盾的向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九·一八”以后，我们革命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由国内矛盾转到民族矛盾方面来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国内矛盾是主要矛盾，全国人民跟蒋介石统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在“九·一八”以后，国内矛盾逐渐失去了主要性，日本帝国主义跟中国人民的矛盾转变为主要矛盾。这个变化，教条主义者不理解，因此他就要打击民族资产阶级。他不把联合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看作主要的战略任务，而提出另外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反动派和革命派的最后决战。把它当作主要的口号。教条主义者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看不清楚主要的矛盾。所以《矛盾论》里特别专门讲了主要矛盾，解决了当时历史转变关头的一个重大问题。后来《毛泽东选集》里面《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两篇文章，是以掌握主要矛盾的思想为基础来分析全国的矛盾的。
所以，《矛盾论》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形势。使我们找到这样一种武器。这个武器里的主要东西，要我们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抓住矛盾的特点，对矛盾作具体深刻全面的分析，找到复杂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一个方法，是毛主席不仅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普遍真理，(只有教条主义才从书上抄来真理》，而且是结合中国十几年的革命经验，总结了这些经验，然后提出辩证法应该怎样运用，特别是要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掌握主要矛盾。这个思想在后来我们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方为我们的主要武器。首先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帮助我们党掌握了正确的战略方向，帮助我们抓住了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又注意到在解决民族矛盾这个大前提下来解决第二类矛盾，包括我们国内跟蒋介石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时，又注意到这些矛盾的特点。不像王明那样，忽视了矛盾的对抗性。虽然注意到这个矛盾是第二类的矛盾，但也不忘记它是对抗性的。抵住了主要矛盾，又抓住了每个矛盾的具体特点，这样就使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搞得很正确，使得我们革命能够比较顺利的发展，我们的胜利是比较快的。这个思想在当时帮助我们中国革命发展得更快，避免了全党性的路线错误。《实践论》、《矛盾论》出现以后，我们党还犯过错误。但是，全党的路线性的错误避免了。一个时期因为没有克服教条主义，部分的右倾机会主义出现了，可是没有影响整个中央，没有影响全党。抗日战争时期是如此，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部分的错误、个别性的错误也有一点，“左”一点的也有，只有部分暂时的偏差。暂时的错误不算主观主义。总的领导不能算主观主义，这是在运动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不可能避免，有时是可以避免的暂时错误。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很顺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几年来，也不能说出现过什么全党性的错误，个别地区也许可以说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全党性的错误则没有。前几年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对初步搞起来有经验，因为苏联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怎么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这件事，全世界都没有经验，苏联始终停顿在集体农庄的水平上不能前进。如何前进?要靠我们自己创造，我们一点经验没有。1958年以来这几年虽然有这么多的损失，有错误，有缺点，甚至于死人，但我们摸出一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没摸出来的道路，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像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一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今天看来，价值也很大。对亚、非、拉美的国家来说，很有价值。 古巴的胜利，不是因为看了毛主席的著作才取得胜利的吗?其他亚、非、拉美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参考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那个时候、也有牺牲，也有困难。现在看来，那时的错误，缺点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如果归结于思想上的原因，要归功于毛主席给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
应该说，《实践论》、《矛盾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贡献是很大的。在我们党的建设方面，革命思想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应该作充分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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