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1910年3月2日-1966年3月22日)，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蒙古族，原名李生萱。中共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艾思奇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亲笔加上了“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一语。《光明日报》曾评价：“艾思奇把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哲学理论事业，是人民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第一人。
艾思奇从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创办马列学院起，到1966年3月逝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十八年里，除了承担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又承担了大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讲了大量哲学课。特别是从1953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主任之后，校内又陆续开办了各种学员班次，教学任务繁重，而教研室教员又少，他是教员中一位“台柱”，讲课次数也就显著增多。《艾思奇讲稿选》所搜集、编辑、整理的讲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记录。
《艾思奇讲稿选》是专门为建国初期高级干部讲马列基本原理的演讲录音文字整理稿，是不公开的党校内部出版物。它主要内容是哲学方面的，就是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艾思奇讲稿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艾思奇本人生前除1965年所写的三份讲学提纲外，都未审阅过。艾思奇的讲课即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纵横宇宙，包罗万象，相当广泛、相当丰富。
《艾思奇讲稿选》是讲稿集，它不是按照一般马哲教材体例编写的教科书，讲稿的内容在思维上比较发散，因此在结构上显得不是很成体系。所以读完《艾思奇讲稿选》，建议读者们再读一下武汉大学1974年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册)》[感兴趣的读者，文章后边加微信领取电子版]重新系统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框架，它和《艾思奇讲稿选》互为补充，是学好马哲基本原理的关键辅导资料。
今日分享“艾思奇讲稿选”第二十七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艾思奇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十七日)
第一次讲课(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
*1964年4月，中央高级党校“秀才班”(59班、60班、65班)党史专业班进入专业学习，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和学员的要求，艾思奇从党史的角度讲解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主要阐述了这两篇著作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我们便用这个中心意思作为标题。讲稿按速记稿整理，在个别地方有所删节，基本上保持原貌。
今天，给党史专业的同志们讲一讲毛主席这两篇哲学著作、准备分为四个问题来讲。
一、毛主席在当时为什么要写《实践论》[可以阅读实践论 | 经典佳作——编者注]、《矛盾论》[可以阅读矛盾论 | 经典佳作——编者注]?
二、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提出的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谓提出的任务，简单地说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
三、从认识过程上来克服主观主义。
四、从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
第三个问题主要讲《实践论》、第四个问题主要讲《矛盾论》。
大家要求我把《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内容讲一讲，第三、第四是讲主要内容的。这和哲学课不同，哲学课是要把内容中的各个方面都讲一讲，现在是讲党史课，结合党史讲最主要的内容，和实际工作中最有密切联系的内容。
一、毛主席为什么要写《实践论》、《矛盾论》?
这个问题总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为了要在革命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进行革命斗争作思想准备。所谓新的历史时期，在当时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这是1937年，大概是八、九月这个时期，我是九月底(或是十月初)到延安的。这时毛主席刚把《矛盾论》讲完，我很遗憾，没有听。当时是给抗日军政大学讲课，我到延安以后，得到了毛主席讲课的提纲。
这个时期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基本上从“七·七”事变就算结束了，或者说早一点是“双十二”事变(1936年)放了蒋介石就基本结束了。但还有一些残余，后来还有一些小冲突。到了“七·七”事变，日本进一步进攻，这时国民党正式宣布抗战。八、九月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正式宣布向日本抵抗， 他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抗战之责，这话是在庐山会议上宣布的。这对我们有利，地无分南北，我们在北方，什么人都有抗战的责任，我们也有。抗战正式开始是“七·七”事变，“七·七”事变以后庐山会议正式宣布，国民党代表中国向日本宣战。
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有一些空隙。内战停止了，内部的斗争不用太忙了，毛主席有时间读了很多哲学书，搞哲学这样的理论，一般地搞当然随时都可以，但要系统地搞，像毛主席这样写出讲义， 是要有一些时间的。所以这是为了更好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进行革命斗争，为了在新的革命斗争里面少犯一些错误、少走一些弯路。毛主席考虑到要使全党作思想准备，这个思想准备工作，就是要我们的同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能够学会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新的历史时期的问题。所以，毛主席亲自教育我们的党，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主要是长征以后集中起来的骨干，有了长期锻炼的干部，对这些干部进行世界观的教育。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思想准备?提出这样的任务;也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结果，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觉得有必要做这样的思想准备。这不是毛主席自己要做准备，毛主席自己是有准备的，是讲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准备。因为，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我们干部没有准备，尽管我们有很忠实的干部，尽管我们在斗争中非常英勇，非常坚决，但是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都犯了大错误，都走了很大的弯路。应该说，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有伟大的成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打垮了北洋军阀，这是很大的成绩，后来失败了，但是，共产党发展了， 由小组发展到很大的队伍，有几万人。失败以后还有几干人，而且共产党的力量表现出来，并且取得了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入了农村，取得了农村革命的经验，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创造了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条件下怎么进行革命斗争的规律，这个规律当时仅仅适用于中国，在当时是一件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怪事。毛主席讲只有中国有这个条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只有中国才能在整个白色包围下，出现红色小点，能够在农村里面建立根据地，当时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能有这种情形，所以，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都说成是中国的特殊规律。
今天看起来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形势发展了，当时要想在非洲，要想在马来亚，要想在拉丁美洲出现农村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资本主义稳定时期。那时帝国主义在大战以后，在俄国革命以后，能够空出手来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所以，俄国革命以后，许多国家的革命都被镇压下去了，时间最长的是非洲的摩洛哥革命，打了好几年，最后也全部被消灭了。欧洲也有好几个国家爆发了革命，都失败了。只有俄国一个国家胜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不可能出现农村革命根据地，所以在那个时期来说，是全世界一件怪事，怪事这是个形容词，其实也不是怪事，是中国特有的情形。原因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其他殖民地国家是一个帝国主义控制的，内部没有几个帝国主义争权夺利，没有军阀内战，比如印度就没有这种情形。我们中国是半殖民地，就不同了。许多帝国主义要争夺这一块地方，帝国主义的争夺反映在国内，出现了军阀混战，反动派不能集中起来， 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人民革命，他们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因此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矛盾、军阀矛盾中间找到发展的地盘，可以利用这个矛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创造了这么一条无产阶级的新道路，摸到了这么一个新规律。这一条道路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就不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能够有一个时期空出手来镇压别国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不同，我们中央最初有一种估计(这是一个假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革命要遭殃，可能要被镇压下去。这个事实也有，但结果不是这样，这个假设后来改变了。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我们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没有一个时期停止过，资本主义没有一个时候稳定，资本主义世界(就世界范围来说)，相对稳定不存在了。革命是此起彼伏，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早胜利的是中国、朝鲜、越南，古巴是比较迟的，这是讲社会主义革命，其他一般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斗争胜利的有阿尔及利亚，它现在不是社会主义，没有走社会主义方向，而群众有一大部分要走社会主义方向，领导者是资产阶级，不大愿意走，但有人民的压力，不能不有所进步的表示，能不能做是另外一个问题。没收外国的企业，没收大企业，没收大庄园，声明分配土地给农民，他分配土地想用恩赐的办法，不是用发动群众的办法。革命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现在还在不断地爆发，武装斗争不断地出现。有的地方被镇压下去了，比如刚果，有的地方起来了，比如南非，委内瑞拉就是最明显的，方针、方向清楚。拉丁美洲有一些党的领袖想搞和平过渡，但是不断出现左派，巴西的领导想搞和平过渡，但是党分裂了，也存在农民战争。所以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有能力来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它更衰落了，力量更削弱了，削弱很多，使得它没有力量能够把各国此起彼伏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在这种情形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种特殊怪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普遍规律，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许多国家进行革命的一般道路。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人民革命力量最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锁链中间最薄弱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农村武装斗争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通过农村的武装斗争进入人民革命，一直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条道路成为现在人民革命的一个基本道路。能不能算是基本道路，没有文件可查，我觉得是这样，可以这样说。我们讲向题可以多少加一点创造，如果错了，我收回，如果是对的，是创造。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在今天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通过农村武装斗争，有了这么一点发展。
从前十月革命的时候，曾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是要从城市搞起，后来变成了一种教条，在“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妨碍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经验证明，不能把它作为教条。现在，通过城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把城市斗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这个教条实际上成为修正主义议会道路。因为你一定要在城市里面搞，而城市里面敌人的武装力量是最强大的，一般情形下在城市里搞暴动，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历来的经验都证明这一点)，就是由于对外或对内战争中，反动派的武装垮了，比如巴黎公社为什么能在巴黎搞起来?因为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打败了，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垮了，在这个条件下，城市里面搞起来了。俄国革命也是这样的。沙皇的军队在东线总司令兴登堡领导下在一次战役中打垮了，被俘虏了20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城市革命有可能搞起来，在平时，反动统治者没有因为战争搞垮了军队，你在城市里面搞，要取得革命胜利一般是不可能的。眼睛里面如果只看到城市，结果是议会道路。这次中央很明确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的焦点。现在革命首先在这个地方搞起来，这个地方就整个世界来说，是世界的农村，南革命，多半是从农村搞起来的，古巴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阿尔及利亚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南非也是从农村里搞起来的，委内瑞拉正在农村里面搞，巴西也正在农村里面搞。现在没有一个国家革命是首先在城市里面胜利的。所以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认为讲时代要看到现代的新情况，实际上它根本没有看到现在的新情况。
中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找到了这样一个农村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找到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条革命道路，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创造。所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成果也是非常伟大的。抗日战争以前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首先应该肯定有伟大的成果。
但是，也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犯了很大的错误。遭受挫折的原因是犯了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错误很大，使得革命功败垂成，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打到南京，结果垮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建立了很多根据地，已经相当巩固了，又垮了，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都垮了。损失是很大的，挫折也很大，很痛心。原因就是党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也就是没有思想准备。经验总结为思想、理论，才是真正有经验，有了思想准备。所以，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成功和失败，就要考虑到重新给党做一些思想准备工作。如果有了思想准备，进一步革命就会搞得更好了。 当然，革命总是曲折的，不能希望革命的发展是直线式的，一帆风顺的，即使有了思想准备，即使指导思想已经完全正确，干部也能够领会正确的指导，但也不一定就能够避免曲折，也不能希望一点错误、一点损失也没有，要是这样希望，就是幻想，没有这种可能。一切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革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所以，曲折是免不了的，但是如果有思想准备，就可以做到少犯错误，特别是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避免犯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
没有思想准备，就会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犯全党性的、战略性的错误。从中央的领导起，陈独秀是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路线就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来有李立三、王明、博古、瞿秋白同志很短时期的盲动错误，也是多少带有全党性的。本来是已经有了毛主席，但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能够成为党的路线，没有被全党干部接受，而多数干部接受了陈独秀、李立三或者是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就是全党干部没有思想准备，多数人不能分清是非，因此多数人跟着错误路线走，而正确的路线反而孤立了，在这种情形下发展为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如果党的干部有了思想准备，即经验经过了总结，那么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也就是大的错误就可以避免了。
抗日战争以后，我们党还是犯了许多错误的，但都没有成为全党性的，到现在一直还有错误，但都不是全党性的，包括前几年的“五风”错误，这是普遍的错误，但你不能说这是从中央起的全党性的错误。不能说是中央的，因为中央及时看到了错误，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毛主席看到了这个问题，开了郑州会议，如果坚持下去，可能是路线性的。个别地方可能是路线性的，但全党来说不是路线性的。所以，如果有了思想准备，像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可以避免犯很大的错误，可以少犯错误，可以在某些问题上不犯错误。一点错误不犯也不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党，怎么能一点错误不犯呢?但是我们可以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不太大，即使犯了错误，能够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如果能够这样做，就能避免大的曲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少绕大弯路。完全不绕弯路是不可能的，因为，弯路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客观的，不可避免，如果敌人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这时你不走一点弯路怎么行?有的时候，弯路是要走的，曲折是要经过的，我们不能避免一切曲折。但是，可以避免太大的曲折，太大的失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而且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有这种必要，而且有这种可能，只要是革命的，应该提出这种要求，也可能实现这种要求，条件就是一个：要有思想准备。中央指导正确，全党有思想准备，至少是主要干部要有思想准备。
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8年六中全会有一个“论新阶段”，进入了这个新阶段应该要求我们搞的更好一些。过去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没有搞好，中途失败了，挫折很大，现在进入了新阶段，我们应该避免以前那种失败，凡是正确的领导者，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提出这种要求，应当担起这个领导责任。毛主席在进入新阶段以前，就考虑到这个问题，考虑的结果认为应该要使党的主要干部有思想准备。
怎么才能使党的干部能够有思想准备，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 关键要借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重要问题在于学习。特别是向错误学习，也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学习就是总结经验，学习的基础就是经验。当然要学习理论，但不通过总结经验来学，是没有办法学好的，我们已经有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很够我们干部学习的，我看那时毛主席的想法就是要教育党的干部向错误学习，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可以从各方面总结，可以从政治方面总结，可以从军事方面总结，也可以从经济方面总结。在当时党的历史上有这种情形，军事方面的总结比较早，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做了军事总结，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追在泥股后面，生死存亡问题要决定，“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已经垮台了，不能不总结，并且不能不依靠毛主席来总结，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把军事问题做了总结。我们看遵义会议的总结里面对政治方面还是有保留的，没有总结，那时要把政治问题提出来总结是不行的，做不到，因为当时的领导集团除了毛主席以外，王明、博古、张闻天都在，如果把政治问题提出来总结，在遵义会议时说在政治路线上也错误了，全党要大吵起来，时机不成熟，在这方面要学习毛主席，解决问题要一步一步地解决，时机不成熟要等待。政治上不是没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并不仅仅是军事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且主要是政治问题。按照道理来讲，应该要在政治上解决才能最后根本解决。一个党发生了根本问题，要在政治上解决，在路线上解决。比如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最后还是政治上解决。因为，这个斗争最主要的是政治斗争，但最难解决。最不容易妥协，最不能调合的也是这个问题，其他枝节问题搞一些让步容易，政治上根本路线问题不能让步，对修正主义不能让步，我们也不能让步。党的问题，革命问题，最主要的，更根本的是政治问题。可是，在遵义会议上不能解决，但是，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全党统一不起来，党的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在政治路线统一的基础上，组织上统一，然后其他方面才能统一。在遵义会议上时机不成熟，所以毛主席在等待，只把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军事问题，批判“左”倾军事路 线的错误，能得到全党接受，教条主义者也不能不接受，张闻天 就比较快地接受了。政治问题就很难，“七大”的时候，对于民主 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接受了，后来有的人又犯教条主义的老毛病。所以政治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如果一个人犯了根本性的政治错误，很不容易解决，当然，不是不能解决。所以，要注意不要犯政治上、路线上的错误，要经常警惕这一点。
要根本解决问题，全面解决问题，必须从政治上解决，必须对全党的经验，革命的经验做政治总结，这个政治总结在遵义会议上是做不了的，什么时候做的呢?在1945年“七大”的时候才做了，从1935-1945年是十年，毛主席从遵义会议开始等待了十年。在遵义会议上，军事上做了结论，政治上做了保留，遵义会议决议初稿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肯定了两句，后来“毛选”上没有了，因为那时是一种暂时的让步，“毛选”出来应该删掉。
要做政治总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必须对全部历史经验做全面分析，必须对党内各种历史上的争论加以全面清理，从各方面分清是非，不但要分清是非，而且要搞清楚为什么是，为什么非，分清是非，必须把为什么搞清楚，不然，还是等于没有分清是非。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需要有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就要使党的干部能够掌握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所谓思想准备，就是指的这个东西，就是使我们党的干部能够掌握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他掌握了这个武器，就会总结经验，不掌握这个武器，虽然有经验也不能总结，有同样经验的人，他的思想武器不同，世界观不同，立场、观点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结论。不要以为有了经验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有了经验，自己就背起了包袱，我是老经验、老资格，我就是一定正确了。不见得。有了经验，没有一个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样会犯错误，甚至会犯得更大一些。因为他有了经验，他可以拿经验做武器，有经验也可以吓唬人。有经验是好的，但运用的不好，可以吓唬人，可以俘虏没有经验的人，可以使一些没有经验的人盲目服从。这种事情不少，赫鲁晓夫你说他没有经验?他还干了几十年的革命，但他是修正主义。他是在苏联党里面长期做中央负责工作的人，不能说没有丰富的经验，现在是中央书记，部 长会议主席，那还会有错误?有错误还能做部长会议主席?还能做党的总书记?青年小伙子一定会这样想。不但是青年小伙子，就是老伙子也还是会这样想的，因为它是列宁的党、苏联有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怎么会错呢?现在有很多人反对“左”，是拿这一块招牌，它是四十年的党，列宁的党，怎么不听他的话?怎么不服从他?所以是非的标准，分清是非的思想武器，首先要掌握起来，不掌握起来，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不可能真正分清是非。
是非的标准是实践，搞革命失败了，那你就是搞的不对。所以遵义会议的时候，军事工作的决议能够做下来，因为实践就是一个标准，不管你吹的多好，打了败仗，敌人追打的你没有办法，谁也不能不肯定这一点。有了实践作基础，就可以初步分清是非了，只要有了一些经验，哪一件事办的对，哪一件事办的不对，逐 步可以了解。但是，并不等于就能够了解为什么是，为什么非。只有实践的经验，可以大体上知道是非，但是如果对实践经验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研究，是非还不能够最后分清，因为原因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斯大林后期在肃反问题上，党内生活问题上，还有在农业上出了一些问题。肯定地说，斯大林是有一些事情做的不对的，但是，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可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修正主义的解释，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这个错误的经验发展修正主义，莫洛托夫不会否认有些事情做错了，但是他没有发展修正主义。所以仅仅凭经验初步分清那一件事情是，那一件事情非，如果不进一步说为什么是，为什么非，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还可以产生错误的想法。所以，解决问题不是只靠经验，而要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这就是说，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从立场、观点、方法方而解决问题，没有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真正总结经验。王明、博古也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他不是没有读过这种书，但是他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不能掌握，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口头上的，不能成为武器，用莫斯科宣言的话来说：不能把它运用到实际工作里面去。就是言行不一致，说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做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德波林学派错误的特点就是这样，讲辩证唯物主义，但不能在实际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讲的是这种武器，但不能掌握这种武器，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工作中、实践中的问题，不能说明一二个实际问题。讲是讲的好的，但说明一二个问题就错误了。这种情形，还是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
所以，要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要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在实际工作里面，才能够正确地总结以往的经验，也才能正确的观察当前的问题，预见将来的问题，才能对革命工作的当前情况，发展的前途，做出正确的观察和估计。所以，毛主席就考虑这个问题，要使我们党的这些有经验的干部，不仅仅是有经验，而且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武器，来总结这些经验，这样我们党的干部，对革命工作得到一种思想准备。因为有了这样的考虑，毛主席就写哲学提纲，写《实践论》、《矛盾论》,对党的干部进行教育，这样做才能真正把经验很好地总结起来，才能真正从错误中间学习到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也才能真正克服错误。这样来批判错误，才能得到积极的结果，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一点也是有经验做根据的。在抗日战争以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对错误不是没有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曾经受了批判，盲动主义受了批判，后来立三路线又受了批判，结果还是犯错误，不但犯更大的立场、路线的错误，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又犯陈独秀的错误。为什么已经批判过的错误又重新犯呢?为什么不能克服这些错误呢?以前不了解，后来了解了。这些错误虽然经过批判，但不能真正克服，原因是对这些错误的分析，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基础，没有真正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分析这些错误，批判这些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批判过，这个批判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没有分析为什么错误，没有把错误的根源搞清楚。盲动主义批判了，是“六大”批判的，但是“六大”决议里面有许多新的错误的因素，以后又出现了立三路线的错误，还是一种盲动主义。“四中全会”又批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可是又犯王明、博古的错误，错误更大了。这是更大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一点在1941年、1942年整风的时候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党在整风的时候已经讲为什么过去批判了的错误没有解决，就是没有把错误的根源搞清楚。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所以重犯这种错误。大家可以看一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就讲了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民主革命进入抗战新阶段的前夜，这时毛主席对党的干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全党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对解决党内问题，解决是非问题，对克服过去的错误问题，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上起这样的作用，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为了分析过去的是非，为了使党善于向错误学习，真正能够克服错误，为了这个目的，抓住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党的主要干部的思想准备问题，就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武器问题。在当时凡是我们正确的领导者，我们英明的领袖都不约而同地考虑到这个问题。比如少奇同志在当时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人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在毛主席写《实践论》、《矛盾论》以后不久，内容就是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为了要使我们党的干部对党的革命工作做思想准备，使我们许多同志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样是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所以刘少奇同志是毛主席伟大的帮手、伟大的亲密战友不是偶然的。同样是从马克思宁主义基础上，真正考虑每一个时期的革命问题，每一个时期的关键问题。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使党员有思想准备，是我们党善于学习经验的关键问题，这一点不仅仅是当时理论上的考虑，也是有历史经验证明的。毛主席为什么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始终正确?经验证明，毛主席之所以始终正确，是毛主席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间一直注意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问题，随时注意反对主观主义。为什么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能够考虑到首先搞农民革命运动?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反对陈独秀的主观主义，从中国的实际经验出发，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共产党要靠工人，如果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眼睛就看到工人、城市，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知道共产党要有同盟军，要到农村里面找。为什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毛主席首先到井冈山。古田会议决议很明显地说明这个问题，“决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实际的工作里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不要搞唯心主义。在这样一种根本思想指导下，所以毛主席始终是正确的，和王明、博古这些人的路线斗争的时候，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群众路线的思想当时就有了，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问题，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这个根本环节上去掌握问题，所以，毛主席不仅仅是在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才考虑到党的干部的思想准备问题，才考虑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问题，而是在以前，在指导革命的时候， 一贯注意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因此他的指导没有犯根本性的错误。当然，小的错误不能说没有犯，毛主席自己也讲，小错误也是有过的。干革命工作，一点小错误都没有，不可能。我们说毛主席一贯正确，就是因为他的路线始终是正确的，世界观是正确的，因此不能因为暂时问题，一个时期的问题，材料不够、经验不够、看的稍微偏一些，就说他不是一贯正确。我们现在的中央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这是应该肯定的。列宁说他犯过个别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也说犯过个别的错误，你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一贯正确，列宁不是一贯正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一贯正确的，斯大林后期在许多大一些的问题上不能说是一贯正确的，因此，一贯性就取消了。他的错误是比较大的，不是个别的、暂时的，是好几年，而且这个错误涉及到部分世界观问题，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主观性、片面性，所以，他的一贯性就有缺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因为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暂时的看法稍微不合实际一点，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也不可避免。这些经验也证明，抓世界观问题，是党的思想准备，搞好党的工作，善于学习经验，是克服错误的关键问题。毛主席在1937年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向党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教育，不是偶然的，是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做基础的。
根据上面讲的这些，我们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了这个哲学问题，号召党员干部来学习，这一件事情的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这就是说，两次国内革命战争说明有这个必要，两次革命战争中间发生的屡次错误与失败，说明党的干部需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要不重犯错误，必须有这个思想准备，如果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定要重犯错误。所以，毛主席对党的这些主要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的写作不是随便凭空想出来，不是一般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都要学习哲学。这种考虑也是有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迫切需要这一点。
为了抗日战争搞得更好，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抗日战争的问题更复杂，抗日战争中间要抓住的矛盾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比前两个时期要复杂一些。因为，以前都是国内战争，以后变成了民族战争。当然，国内还有斗争，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要想在抗日战争里面，使工作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是很困难的。我们在座的干部基本上都经过抗日战争，有许多同志两次国内战争没有经过，但抗日战争都是经过了的，抗日战争工作的复杂性，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是了解的。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观点来处理这些问题，哪里能处理得了。国外有矛盾，国内也有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有两种，一种是同汪精卫政府的敌我矛盾，一种是对蒋介石政权的敌我矛盾。敌我矛盾中有统一战线，又有人民内部矛盾。
对民族资产阶级、农民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是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一个时候是敌我，一个时候是人民内部，性质非常复杂。一个国家分为三个政府，一个是重庆政府，一个南京政府，一个是延安，一个姓汪，一个姓蒋，一个姓共。实际上也是一个“三国演义”，在中国有两次“三国演义”，一千五百年前有一个“三国演义”，一千五百年后又有一个“三国演义”。我们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毛主席不做《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报告，不写这样的著作，不根据这些著作对党进行整风，抗日战争的八年能不能得到胜利，是很可以怀疑的，甚至于可以肯定不可能得到胜利，可能又要遭受一次失败，蒋介石的天下可能稳下来，现在蒋介石不是在台湾，还是在南京，这是很可能的。
“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中几次出现，初次出现是王明带来的，后来又出现也是外国带来的，最后到我们反攻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右倾的企图，还想我们不要和蒋介石打仗，这是国际上的意见，国内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同意的，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人同意，因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前有一个时候，有些人有和平幻想。资产阶级、右派、国际上有这种意见，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很希望我们搞南北朝，甚至于搞所谓中间路线，让民主人士当总统、学习捷克的贝纳斯。捷克在解放后，最初是中间人士当总统，那个时候，捷克没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要复辟，把它打垮了。要是没有毛主席给我们党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以后的前途是不能设想的，不能设想有今天这样好的前途，这一点要充分估计。
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一定要充分估计它的作用，不 要把这两篇著作简单的当成是哲学教科书，而应当看成是党在紧 要关头，毛主席对党的贡献，非常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对以后的 胜利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仅仅有这两篇文章也不行，如果没有后 来的学习、没有发展成为整风运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哲 学思想没有掌握群众，也不能起这么大的历史作用。这个著作之所以起作用，毛主席不但讲了，而且把它变成了实际行动，掌握 了我们的手部，以后通过干部掌握了群众，所以发生了改造世界 的伟大力量。
《实践论》、《矛盾论》本身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教科书式的著作， 是我们中国革命经验的正确总结。经验总结可以从各方面总结，军事方面、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思想方面总结的最高点，是哲学总结，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哲学的总结是政治总结的准备，没有世界观水平的总结，政治总结也是搞不好的。《实践论》、《矛盾论》为后来的1942-1945年的整风运动，以及对这个时期的整个党的经验的全面总结，打下了思想基础，打下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从革命中吸收新的经验，使自己丰富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这样的。《实践论》、《矛盾论》又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通过中国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使自己丰富起来，使哲学丰富起来，这两篇著作不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简单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上的词句，而是把马克思、列宁、甚至把斯大林时期哲学发 展成果，这一普遍真理结合到中国实践经验上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发展，大家看一看这两篇文章就知道了。 的确是发展了，而且是在很重要的问题上发展了，因为以前不论 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是这样的意思，相反地，而是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伟大，他们所发现的这些观点，他们奠定的世界观，能够不断地在新的实践经验里面得到证明，不断地在新的斗争中能够发展，永远有生命力，永远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有力的战斗武器，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比较，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写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里面稍微一般一些，原则一些，但在毛主席的著作里面，就充分展开了。
毛主席写这两篇文章不是随便写出来的，花了很大的功夫，看了很多书，在写这个文章以前，考虑了几个星期，好几天睡不着觉，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写。毛主席那时四十多岁，精力很旺盛，精心创作，花了很大的力量写的，所以，他的著作到现在越来越感到正确。最初我们读的时候，对它的意义看不出来，今天来看它的意义，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在反修正主义斗争来看，它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所起作用是很大的。我们有些同志写哲学文章，随便考虑一下就写了，隔上二年看起来，就有许多毛病。毛主席这两篇著作已经是二十多年了，到现在还是值得我们学习，还可以看出许多新的东西。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有这个特点，你们碰到新的情况，再去读它，又发现新的东西。《共产党宣言》到现在这么多年了，现在读还是有新的东西，经典著作是不朽的，它有这种不朽的特点。
二、毛主席这两篇著作所提出来的任务
讲理论总是先把要讲的内容首先点一下。写理论文章都有一个一般的规律，开头总是要把中心意思点出来，一开头就看出要解决什么问题，就使人想看下去，写文章是这样，讲理论一般也是习惯于这样讲，现在把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说一下，
这两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来说，是要教导我们党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在实际工作中反对主观主义。毛主席写这两篇哲学著作所提出的任务是这样的，要求我们解决这样的任务。三句话可以重复一下：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是莫斯科《宣言》里面的话。在实际工作里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里面反对主观主义。
毛主席写哲学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讲的，不是无的放矢。我们有一些人写哲学著作，也不是无的放矢，不过目的有一点不同，是换一点稿费。当然也不是说所有写哲学文章的都是这样，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马马虎虎一写，在报纸上发表，换稿费，不是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情形从来都有。这也是有的放矢，但这是另外一种，是个人主义的有的放矢，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有的放矢。还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有的放矢，就是要吓唬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都不是有的放矢。写文章换稿费、写文章吓唬人，都不是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是为了实际工作，“的”是针对实际工作，实际工作就是它的“的”。为了指导实际工作，为了克服实际工作里面的错误，《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实践论》就是要告诉我们干部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犯错误?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为什么是?为什么非?使我们干部学会正确分清是非，学会区别什么是正确的路线，什么是错误的路线，学会总结经验。从总结经验里面找出来什么是错误，什么是正确，为什么错误，为什么正确，正确和错误怎么区别。
毛主席在《实践论》、《矛盾论》里面给我们以回答。就是说，凡是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路线，从思想上来说，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主观与客观能够求得一致，为什么是错误的?就是主观与客观分裂。《实践论》里面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错误的原因在哪里，一切错误思想的原因是什么，陈独秀为什么会错误?王明路线为什么会错误?立三路线为什么会错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就是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反过来说，正确的恩想，马克思思想、列宁思想、恩格斯思想，毛主席思想的特征就是主观与客观不分裂，主观与客观经常能够取得一致。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呢?要克服错误，就是要努力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求得一致，使认识与实践不要脱离。克服错误的方法，就是克服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克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总的来说是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实现这样的任务，做思想准备就是要准备我们的思想能够实现这个任务，准备我们在新的革命斗争阶段，努力使主观认识与客观求得一致。并且发现某些有分裂的地方，努力克服这种分裂，随时注意不要使我们的认识脱离实际。这就是《实践论》、《矛盾论》向我们党的干部提出来的要求，也就是提出来的任务。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怎么改造世界呢?就要通过一个方法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能够经常取得一致，使我们的认识经常不要与实践脱节。求得主观与客观一致，认识与实践不要脱节，并且要努力，不努力是不行的。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呢?因为主观与客观是一个矛盾，主观与客观经常有矛盾，认识与实践也经常有矛盾，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努力克服矛盾，求得一致，这样才能克服分裂。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有点不同。一般的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共同点，都肯定正确的认识是主观与客观一致，主观正确反映客观。因此，要克服错误也就是要克服主观与客观的分裂。这是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注意到的问题。克服错误就是要克服主客观的分裂，努力使主观认识能够反映客观。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告诉我们主观与客观为什么会分裂?因此怎么克服分裂这个问题他也不能解决，因为他找不到原因。原因找不到，也就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一种错误，凡是找不到原因，也就没有办法解决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批判以后没有找到原因，所以没有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批判了，也没有找到原因，也就没有克服。旧唯物主义有一个缺点，虽然认识到认识应该正确反映客观，错误就是因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践分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分裂，所以旧唯物主义不能完全解决(部分解决也可能的)怎么克服主观与客观分裂的问题。我们说他不能完全解决，就是说他也可以解决一些，不是完全不能解决，如果完全不能解决，旧唯物主义在历史上就没有作用了。旧唯物主义还是能够解决一部分的，因为它肯定了主观应当反映客观，因此它也指导人们努力研究客观世界，在历史上也起一些作用。它提出这个原则、使人有一个努力方向，有了这个努力方向，多少总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过去的旧唯物主义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也起一些作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唯物主义帮助了资产阶级认识了一部分社会规律，认识到应当革命，打破了宗教思想，打破了唯心主义，认识到传统思想是不对的，应当搞革命，比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起了作用，但只能起一部分作用，暂时的作用，法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认识方向就错误了，它不知道社会还要发展，认为资本主义永久不变。因此旧唯物主义不能长久起指导我们认识的作用，不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指导我们不断进行革命。二十六年前，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指导我们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又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这两篇著作今天照样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我们不断地进行革命，但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只能指导一个时候的革命斗争，不能完全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分裂问题，不能长久解决这一问题，而《实践论》、《矛盾论》就能够解决问题，能使主观符合客观，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帮助我们不断地在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比旧唯物主义高明的地方、优越的地方在哪里呢?高明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旧唯物主义的长处，与旧唯物主义正确的东西完全一致，但是，旧唯物主义的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完全克服了。旧唯物主义里面积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的;旧唯物主义中消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没有。旧唯物主义中正确的东西，马克思哲学有;旧唯物主义所没有的正确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
旧唯物主义缺乏什么呢?有一点是正确的，它肯定了人的主观认识应该反映客观，正确认识是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反映。这一点旧唯物主义是有的。但是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旧唯物主义却没有，就是以前的唯物主义它不懂得：第一，人的认识依赖实践，与实践分不开，是以实践为基础;第二，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主观反映客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两点旧唯物主义没有。旧唯物主义认为，正确的认识只要人偶然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就能够一下子认识一切真理，不了解正确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没有尽头。正确认识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到的，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逐渐正确起来。由不正确到正确，由片面到全面，由不知到知，由知道很少到知道很多，这是一个过程。旧唯物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因为它没有辩证法。不懂得这一点，也就不懂得正确与错误的原因，找不到为什么会犯错误的原因，为什么有时好像是正确的东西，忽然一下变成错误。常常有这种情况，有一个时候的的确确是正确的思想，隔一个时候变成了错误?这一点旧唯物主义不懂得。教条主义为什么会错误?不是因为他的教条绝对错误，他的教条的来源，原来是正确的，但是被教条主义者一用，变成错误的了。真理会变成错误，因为条件、地点变了，运用错了，它就错了。在认识过程里面，这个时侯它是正确的，在另一个时候运用不当就错了。所以，旧唯物主义不懂得这两点，但是这两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而旧唯物主义没有。
所以，旧唯物主义者不能完全解决分清是非问题。为什么是? 为什么非?不能最后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够解决这一点，就能够完全弄清正确与错误的原因。我们说的这两点，集中起来主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统一的，用辩证法的观点来处理唯物主义的问题，处理人的认识问题，处理反映论问题，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心是肯定了主观与客观是有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是绝对的，是永远有矛盾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因为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绝对的，因此，人的认识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正确。也就是说，主观与客观不可能绝对一致;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客观实践的一致，也不是绝对的。就是最正确的认识，也是在不同程度上与客观实践有不一致的地方，最正确的认识也有某些不正确的地方。列宁曾经反复讲，人的主观认识，最多也不过是与客观实践近似而已。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实际上是近似的反映。有没有绝对的反映，正确到主观与客观不是近似，简直是一个东西了，没有这回事、凡是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应当肯定这一点，不要把这当成一个缺点，这是真理。人的认识对于客观实践只能是近似的，能够最大限度的近似，就算是最正确的认识，因为不管你怎么正确认识，比较起客观实际来总要少一些东西，因为客观实际总要比你的认识丰富一些，再怎么聪明的人，脑子里认识问题，总没有客观实际这样丰富，任何时候总有
些东西还没有认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肯定这一点，不肯定这一点，就会自满了。
过去哲学界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会自满，连黑格尔这么著名的人，这么大的哲学家，认为自己的哲学达到了顶点，世界上的哲学问题被他发现完了，从此不要再努力了，以后的人不要再学习了，这是错误的。一个人一到认为自己的认识已经到完全与客观一致了、有了这样的思想，就不能进步了，也就没有办法进步了。你研究一下，我们过去犯错误的人，是不是有这种毛病。王明认为自己的思想绝对与客观一致。这些人不能批评，你批评他，他就大发雷霆，就打击你。
我曾经和王明有过一些接触，有一个时候我翻译列宁的《谈谈辩证法》，他也翻译，他翻译后把稿子拿出来给别人看，我觉得他翻的不错，有的比我好，但在个别地方，有些字我看是翻译错了，就是在讲到肯定发展是对立的统一，因此才能够认识到发展的源泉。“源泉”这两个字他翻成“钥匙”，这两个字本来俄文是双关，钥匙与源泉可以通用，但是按照德文、英文是“源泉”，他翻成“钥匙”。我提意见说，你的稿上总的比我翻的好，我有很多地方要向你学习，但这两个字是不是考虑一下，把它翻成源泉好一些、我这个态度是非常客气的，但这意见一提，很快就挨了一个批评，是一个很大的帽子，好像是成为“二元论”，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王明已经被批判了，我的胆子也大了，我说，你是错误的，按照英文、德文原意，从全文来说翻成“源泉”还是好一些。这人不懂得认识论，自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认识的真理，一个字都不能批评，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在政治上根本不能提出意见，当他领导的时候，你不能提批评的意见，每一个字都必须服从。你们想一想赫鲁晓夫是不是这样的人，他所说的话，你们谁敢对他哪个字批评一下，你试一试，当然我们不是苏共党员，没有这个机会，假如有这个机会，你试一试，不挨棒子才怪呢。这些人的脑子里没有辩证法。
应当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应当听取群众任何一个微小的意见。当然，群众的意见也可能是错误的，要分析，但有时是对的。古人比赫鲁晓夫、王明聪明一些，中国有句古话这是千古不朽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也是辩证法。这些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就没有辩证法，他以为自己是智者，智者千虑绝无一失，愚者千虑绝无一得。他们的逻辑、认识论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应当肯定主观与客观的一致不是绝对的，最大限度也只能是近似的，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讲了这个问题。
认识既然是近似的，是不是总是要有错误呢?小小的错误总是有一点的，有一些不叫错误，就是主观有某些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想问题，有一些地方和客观不一致，这不是错误，这是某些不一致，这是必然的。所以，正确认识是什么呢?我们说，没有一个人的认识是一贯正确的。我们说中央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贯正确，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我们的领袖人物，我们这些经典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使他的主观认识不断地接近客观实际，不断地深入事物本质，不断地由片面到全面，由表面到本质，由不知到知，经常能保持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最大限度的接近，最大限度的近似，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到这一点就了不起，能够永远做到这一点，经常做到这一点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人估计问题能经常八九不离十，就是了不起的。一个人估计问题经常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能经常做到八九不离十就了不起了，这就是一贯正确，党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这一点，当然，还有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中央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说是这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这样的，斯大林差一些，到了后期不是八九不离十，是三七开，变成了六七不离八。我们这些人估计问题能够四五不离六就不错了。我们能够做到四五不离六，或者五六不离七，就很不简单，能够经常做到这样，就很不错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水平就可以了，而是说现在的水平，努把力还是可以提高的。毛主席不是不能学习的，长期努力可以提高，可以接近的。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司马迁赞扬孔子，从前人的眼睛里面的孔子，就是现在我们眼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这话很好，意思是，孔子是一座很高的山，我们仰望他呀，不断向他走去，不断地努力接近他呀，虽然还不能到他那一步，我们的心总是不断地向他努力。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虽然不能到他们那一步，但总是努力向他们学习，努力接近他们，心里不断地向往着他们。
反过来说，错误是什么呢?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呢?正确的认识是在认识过程里面不断接近客观实际，不断地保持近似。错误是相反的，我们在认识过程里面，不是不断的接近客观实际，而是在一个时期忽然离开了客观实际，甚至不断地越离越远，错误就是这样发生的。往往是开始认识是正确的，是接近客观实际的，但是，在认识过程里面脱离了实践，不注意保持近似，结果实践发展了，客观实际发展了，而我们的主观认识还是停顿不前，结果是主观与客观分裂了。不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是实践、认识之后停顿了，不再实践、不再认识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原来是正确的认识，经过一个时期，变成了错误。得到了一个正确思想，如果努力下去，不断丰富，原来的内容还是保持着，经过了丰富，还是正确认识，只要它不断的发展，原来正确的认识还是正确的。但是，原来的认识只有这么一点，不再丰富了，实践发展了，它本身贫乏，就离开了正确的认识，就变成了错误。这个错误，不是在最初出发的时候就错的，不是一开始就错，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比起发展的实践来说，是分裂了，所以就错误了。马克思的某一句话原来是正确的，后来也应该可以是正确的，只要是补充新的内容，他的话永远可以有生命力，但是，不补充新的内容来处理新的问题，就分裂了，就错误了。这不是原来正确的东西本身变成了错误，不是真理本身变成错误，而是真理本身要发展，你不让它发展，就变成错误的了。所以原来是正确的东西，在认识过程中不去努力进一步接近客观实际、脱离实践的发展，就变成了错误。要保持原来正确的东西永远正确，称必须要丰富它，否则，就可以和客观分裂，就变成了错误，甚至于变成荒谬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规律，《实践论》也是告诉我们这个规律，要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每一个循环都使我们的认识达到高一级的程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一贯正确。中央和毛主席认识问题就是这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个正确的认识，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的其他著作里不断地发展，不断充实，不断丰富，革命每发展到一个段落，总是添上一些新的内容，所以他一贯是正确的。如果毛主席仅仅靠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来指导中国几十年的革命，一点也不加新的内容，会不会犯错误呢?肯定是会的。但是，毛主席不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是一贯正确的。
不断向新经验学习，不断吸收新经验来丰富我们原来的认识，任何时候防止主观认识停顿起来，这样保持我们中央的思想一贯正确。我去年讲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主观主义，没有唯心主义，但有人不同意。我今天再一次肯定这一点。应当承认中央的领导一贯正确，毛主席一贯正确。因此，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错误是个别的，凡是一贯正确的东西， 一贯正确的领导所做出来的工作，一定是成绩为主，而且我今天还要肯定这一点，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去年有一点不敢讲这话，那个时候讲大受反对，你说成绩是主要的可以免免强强的接受，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是不大容易接受的。当然我这样说，没有中央文件做根据，因为今天中央还没有这样讲，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我认为可以这样讲，大家考虑考虑，错了我收回。为什么我今天可以这样说呢? 去年不能这样说，是因为以前的三年直接在困难中，直接感到大量的缺点与错误，不能充分理解成绩为主，因为看的缺点太多了，困难太多了，根据直接经验，你说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原则，脑子里有一点想不通，你现在根据情况好转的这样快这一点来看，我们现在可以重新肯定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个原则，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大的天灾、犯了这么多的错误、能够在很短时间里面把它转过来。从困难转变的这样快这点来看，不能不肯定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个理论。我们相信，以后日子过得越长、越能够肯定这一点，再过一年，到了秋收以后再看。六亿多人的事，要想在一年就看出它的是非，看出正确与不正确，是不可能的。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看出，现在已经看出这个苗头来了，我想现在重新肯定一下毛主席这个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指示，我们不彷敢想敢说，错了我们收回。现在有“三不”原则，大家不会给我戴“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
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来了解中央的指导为什么是正确的，为什么毛主席一贯正确，他之所以一贯正确，就是他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发现的人的认识规律，指出要使人的主观认识不断保持对客观实际的近似状态，不断接近客观实际的发展过程，不断从经验里面学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循环往复，每循环一次，都使我们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实践论》的中心思想。大家要我讲一讲中心思想，这就是它的中心思想。这是指导我们的思想，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方向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说的没有这么完全，没有概括出这样一个公式来。如果大家一定要说我是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是宁愿戴这个帽子的。列宁也只是概括一些，由感性、直观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列宁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同时，在实践上也包含毛主席讲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但是列宁的著作中没有展开，毛主席的《实践论》把它展开了，所以就更明确了。这并不是说列宁就错了，列宁对这个规律已经掌握了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在恩格斯的著作里面也有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讲了，但还是萌芽状态。毛主席的发展，并不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根本观点里面，加了什么另外的东西，而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思想进一步展开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那些，并没有另外的东西，不过他展开了，就像一棵小树，从前是小树，现在变成了大树。树还是那棵树，并没有变成另外的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树，经过了几十年以后，变成了大树，原来是一棵小松树，现在变成了大松树。这里面没有什么贬低不贬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这样生长发展的。毛主席就是能够掌握这样的规律，能够认识规律，不只是在思想上认识这个规律，不是口头上说，不只是在文字上写出了一本《实践论》，而是把规律运用在实际行动中，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就是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永远保持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处于最大限度的近似状态。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所有党的历史经验都证明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里面去，因此才能正确指导我们党的工作，正确指导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来进行革命，能够比较迅速地得到胜利，能够避免犯根本性的、全党性的、路线性的错误，能够经常保持一个正确的路线，有了错误及时发现，及时纠正。比任何人更快地发现错误，比任何人更早地提出克服错误的办法，这是毛主席在工作中的特点，这就是一贯正确，这里面没有什么主观主义，没有什么唯心主义的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肯定，如果去年还有同志不了解，不能接受这一点，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思想清理一下。
这就是《实践论》、《矛盾论》的中心内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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