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按：
近期耿同学举报学术不端、论文数据造假的视频被传的沸沸扬扬，编者收到了中国科学院遥感研究所退休研究员魏老的文章，我们一起随作者的回忆去看一看：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科学家、工程院士、高级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如何艰苦奋斗求真探索，如何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用智慧、勇气独立自主地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钱学森的具体指导下，新中国科学技术取得的一系列成绩。
我的亲身经历体会到：毛主席是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人。特别在我国尖端高科技领域毛主席更是坚定的最早创导者。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高科技领域之林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美苏等国对我国进行了长期封锁，美帝头子至今还在叫嚣要与我国展开科技战!在那一穷二白的艰难环境下，毛主席同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一样，为发展我国尖端科学技术进行了艰辛地探索。毛主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新中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确立了正确发展路线，对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大家要知道，新中国是在经历数十年战火，留下一片废墟，且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后来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进行的!
以下以我国卫星遥感的早期发展为例，谈一下毛主席亲切关怀和钱学森的具体指导所起到的开创性、奠基性作用：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自然科学综合性研究机构。当时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是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1950 年春，作为气象及地理学家的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 年地理所正式挂牌后，竺可桢特别重视气象及地理学研究引进新技术，是中国科学院早期遥感研究的重要推进者，为科学院早期遥感科学发展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1954年9月底，毛主席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协定中包括“航空摄影测绘技术”。中科院地理所按照这个协定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相片综合利用研究组”。开拓了我国从空间观测地球的新领域。后来，在北京密云县南邵人民公社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相片综合利用野外试验站”。这就是航空遥感的开拓创新，也是后来钱学森指导我们搞卫星遥感一再强调的基础研究工作。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主席、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闭幕会(1月20日)上，毛主席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随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其指导方针实“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采取“以任务带学科”模式。其任务规模涵盖13个领域，提出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并从中确定12项重点任务。对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四项新兴学科采取紧急发展部署，并秘密列入原子弹、导弹研制任务。为了执行这一《纲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地理所名誉所长)向苏方争取了两位专家来华讲学，在地理所(南京)开办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相片判读与制图技术”培训班。参加的13位学员后来都成为了我国航空卫星遥感应用的领军人物。这其中就有我的三位恩师。竺可桢副院长亲自给我们讲故事：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后，应苏联科学院要求，在我国范围内组织了观测。以此为借鉴，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联名向党中央建议开展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研制，得到毛主席的首肯，在同年12月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提出：“再过十年八年，卫星、火箭(我们)都可以造。”1958年5月17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吹响了中国人民进军太空的号角。毛主席还批准成立了国家专门机构，开展“两弹一星”的研制。
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在参观了钱学森等的导弹和人造卫星模型后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首次较完整地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
1960年4月1日，世界上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为了应用地理所组建了辐射气候研究组，率先为卫星气象学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竺可桢副院长发表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3年8月)。毛主席看到这篇论文后，约见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三位科学家，对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进行科学探讨，并探讨了我国发射人造卫星的可能性。
1963年9月毛主席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批语“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能避免的”。
1965年1月，我国自力更生实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即“651”人造卫星工程。1967年1月，又实施了代号为“671”的航天工程。我们所参与了“人造卫星工程系列地图”研制，为空中飞行器的导航系统提供技术支撑。并对一批“人造卫星发射场”等重大工程进行了航空调查选址评估。
1969年5月，我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应用研究组。经过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利用简陋器材，于1970年4月成功地研制出能接收清晰气象卫星云图设备。竺可桢副院长参观后，立即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相关研究所推广。1970年4月24日，以钱学森为首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自行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受这两件人造卫星重大事件鼓舞，中国科学院首次将“从宇宙空间研究地球”列为地学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写入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1972年7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也称遥感卫星)。我国《参考消息》报道时，不知“Remote Sensing”怎么翻译?请我所卫星组的闫守邕等翻译为中文的“遥感”首次在正式文章中发表。紧接着编译了《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及其应用》一书，推动了我国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应用的发展。我们还通过第三方引进了当时美国对中国封锁的地球资源卫星图像数据。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数据，1972年7月，由我主持筹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卫星像片判读应用研究室”“遥感”科技也开始在全国普及。可就在此时，我院的卫星应用项目被众所周知的原因暂缓执行，航空卫星像片判读应用研究室面临解散。于是，王长耀、闫守邕、魏成阶联名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写信反映地球资源卫星应用的重要意义及其我们遭遇的困难。毛主席通过《内部参考》看到后，批示：“卫星项目不能下马”“反映的困难由中国科学院解决”当时，周总理驻中科院联络员刘西尧等同志对此极为重视。认为“卫星应用大有可为”对“卫星对地观测技术”表示了高度关注，并做出了中科院要自行研制地球资源卫星及其设备的重大决策，并委托地理所率先完成“关于开展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研制”的调研工作。接受委托后，我们马上组成了由陈述彭院士任科学顾问，魏成阶任组长，童庆禧任副组长，共有13人参加的“中国科学院地球资源卫星应用调研组”经过一年多对全国60多家应用单位的调研和对国外资料的查询整理，于1974年2月27日完成了《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开展地面试验工作的意见》的调研报告，汇报给中国科学院。报告内容包括：
1、中国科学院委托地理所调研地球资源卫星总报告——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建议及其开展地面试验工作的规划意见。
2、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所需研制的仪器设备。
3、开展“关于开展遥感研究工作意见”及其1975年遥感研究工作的经费要求。
该报告由中国科学院上报到党中央和国务院。1974年4月5日，国家计委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希望把中国科学院搞的地球资源卫星研究项目列入国家计划。郁文秘书长命令地理所负责人左大康和魏成阶，将《中国科学院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调研报告》紧急送到会场，分发给会议代表审议。
1975年4月24日，中国科学院邀请国防科委等14家有关部委、局负责人，介绍了关于研制中国地球资源卫星规划设想。同年5月4日，钱学森亲临中国科学院听取汇报。由童庆禧、魏成阶分别详细汇报了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需求情况。钱学森听完汇报后发表了长篇重要意见和建议。这些重要意见和建议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发展卫星遥感科学技术的战略设想。
钱学森在会上着重讲述了当时我国有关卫星制造、卫星测控、卫星运载和卫星载荷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和展望。特别指出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建议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的优势，从对地观测的基础抓起。这个基础就是“遥感技术”。没有遥感就没有卫星的眼睛。而遥感又涉及可见、红外、微波等传感器系统以及地物光谱的测量等。钱学森强调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像1956年抓12年科技规划采取四项紧急措施那样，摆在重要的位置来抓。只要把遥感技术搞上去了，地球资源卫星研制也就水到渠成了。同时建议要充分利用好当前美国地球资源卫星的数据资源，使其很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钱学森还多次将自己收集整理、保存的关于国际上研制遥感卫星的详细资料转送给我们参考。后来，还分别于1975年7月5日、7月8日再次就我国发展卫星遥感提出了较详细的进一步战略性、方向性的建议。
当钱学森知道我们这些搞卫星遥感的人多数来自地理所的年轻科技人员时，不仅表扬我们具备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科研人员的能力，而且特别利用他的系统工程控制论对地理科学的新概念的认识，教育我们。钱学森利用他的系统工程控制论对地理科学的新概念进行详细论证，并说明了他所提出的科学体系的相互关系。他写信告诉我们这些地理所的年轻人，现代科学体系是一个开放、动态的分类框架。他将人类认知学问划分为11大部门，其中包括地理科学。他的科学认知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强调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整体性。他对地理科学新认知的要点，包括：
1、地理科学体系的地位是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2、地理信息科学的核心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
3、地理信息系统工程主要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地理遥感信息模型研究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对象;
4、理论地理科学的重点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探索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并应用于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研究;
5、地理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提倡“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
6、地理工作者应树立“地理哲学”思想。把“地理哲学”作为地理科学的指导及其高度概括;
7、阐明地理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助力实现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与节约，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钱学森这些理论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的。至今对我们的空天信息创新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5年10月，中国科学院的卫星遥感等一批尖端科技项目，有可能再次被“整顿”下马，此时又是毛主席再次亲自过问，保留了这批项目，并派刘华清老将军来科学院亲自抓卫星遥感工作。当时的中科院负责人胡耀邦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地球资源卫星研制再次列入中科院长远发展规划，并向中央专门报告。其中提到“遥感技术带动气象、海洋、天文、地质、资源和军事侦察技术”“ (中科院)于1985年成功发射地球资源卫星”
1975年11月26日，我国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尖兵一号”卫星。11月29日卫星成功回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这次带有特殊任务的返回式卫星，实际上是我国第一颗遥感卫星，所回收的信息资料，根据钱学森提议，由我陪同陈述彭院士到有关单位参加了判读分析。
1976年初，陈述彭院士建议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地球资源卫星考察团赴墨西哥考察。考察团由上海技术物理所匡定波院士带队，地理所童庆禧、魏成阶等七人参加。我们突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用了一个月实地考察，基本掌握了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应用情况。考察回国正在总结时，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唐山7.8级大地震。经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地震局、国家测绘局进行了“唐山大地震应急遥感调查”会战。我参加会战指挥部领导的总体方案设计，在国内首次将卫星资料应用于大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分析。我们利用地球资源卫星影像镶嵌成《京津唐渤张地区卫星影像图》并判读编制了《京津唐渤张地区断裂构造图》和《京津唐渤张地区活动断裂构造分析图》编写了相应的技术报告。报告结果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后，新华社通过“内参”作了报道。华国锋随即通知中国科学院“毛主席要调阅这一科技成果”我们紧急地把分析报告简要版打印成大字体，连同各种图件，由陈述彭和我送到人民大会堂。
由于有过毛主席对卫星遥感的两次批示，1976年10月在中科院设立了卫星遥感总体部。1979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遥感所的建立引领了我国卫星遥感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很快进入世界前列。
1980年，毛主席生前规划搞的一批尖端科技项目被大刀阔斧的砍掉了。结果造成了大量科技人员无事可干，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景象，引起了一些受到过毛主席亲切教导的老科学家的极为不满。于是，由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人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必须跟踪国际尖端科技，经调查研究形成了我国的863计划。(王大珩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先行者，担任过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项目的总工程师。王淦昌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曾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隐姓埋名17年。杨嘉墀是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参加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等的研制和设计工作。陈芳允是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主要负责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测量控制系统)遥感所得以继续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从“六五”到“十二五”连续7个五年计划中有关遥感技术及其应用的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项目等。先后承担了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即联合国援助的中国国家遥感中心研究发展部;构建了我国第一个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第一个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个卫星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主持并主要承担了第一个遥感国家重大科学基金项目“遥感信息传输及成像机理研究”;第一个遥感攀登计划项目“地表能量交换的遥感定量研究”;第一个遥感863和973项目“陆表生态环境要素主被动遥感协同反演理论与方法”;第一个遥感国家重点基金项目“地物结构特征与地物方向谱之间关系几何光学模型”;同时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地面应用系统的建立;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第一届遥感国际讨论会。如第一届全球雷达遥感与应用研讨会、第一届多角度遥感研讨会、第一届数字地球国际会议等;主持实施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腾冲航空遥感试验(1978-1980年)》;主持我国第一个能源遥感实验项目《雅砻江二滩水力开发可行性若干问题综合研究》;主持我国第一个城市环境遥感实验项目《津渤环境遥感监测及应用》;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幅全国黑白卫星影像图(1975年)和第一幅彩色卫星影像系列图集(1984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遥感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作为当事人的我，深刻体会到：党是那么关心我国卫星遥感科技事业的发展，是那么爱护年轻的科技人员。培养科技人才是发展科技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一定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年轻科技人才，要让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让他们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环境中成长。
回想1972年我们筹建我国第一个卫星应用研究室时，仅有35人。1979年建成遥感应用研究所发展到500多人。2019年中国科学院将研究遥感科学有关的三个单位整合成为现在的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2014年我已退休)现有职工近五千人。其中有国家和科学院重点实验室21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一级和二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20个，在读研究生约2000人。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成为我国光电工程、航天航空及其卫星遥感应用等领域，兼具总体管理与技术职能的国家级重大科学研究单位。历史早已证明，中国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能有如今的成就，不是一代人的功绩，而是几代人接力探索的结果。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钱学森同志具体指导的结果。
我总结了一下，钱学森对我国卫星遥感技术发展的主要贡献是：
1，确立了关键概念“Remote Sensing”的最终译名。“Remote Sensing”是1964年代，国际测绘学会上开始出现的概念，当时我们国内和日本的一些学者最初译为“远测”“遥测”“遥控”等，是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肯定将其翻译为“遥感”是最准确的，最能准确地表达该技术的内涵。由于钱老的首肯，该单词一直沿用至今，为卫星遥感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概念基础。
2，倡导与推动遥感技术基础研究 ：钱学森是我国航天遥感事业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20世纪60年代，他与王大珩等科学家意识到遥感技术的战略性重要性，向中央写信力主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对遥感技术的关注和重视。
3，制定发展方向与规划 ：1975年7月，钱学森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关于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调研情况汇报时指出，当时我国发展太阳同步地球资源卫星的条件不成熟，应首先从基础的遥感技术抓起。他建议中国科学院要像1956年抓12年科技规划中四项紧急措施那样，将遥感技术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为我国遥感技术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和重点。
4，促进具体技术研究与应用 ：钱学森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微波摄像技术研究。1976年，他在收到姜景山院士关于重视抓“微波遥感”的建议和相关文章后，多次回信与姜景山探讨微波摄像技术的名称、体系等问题，并希望他能将相关研究内容整理成专著，为我国微波遥感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5，推动遥感技术实践与发展 ：在钱学森讲话的指引下，1976年我国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遥感技术规划会”，1978年中美双方开始了中国科学院卫星地面站的建设，1978-1980年我国“腾冲遥感”实验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丰硕成果，1999年我国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中巴地球资源卫星(CBERS-1)发射成功，这些都离不开钱学森的推动和指引。
我国现阶段高新科学技术要高速发展，仍然需要毛主席路线指导
中国革命与建设，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全部胜利最根本的保障是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旗帜的指引。这已经是历史事实早已给出了最响亮、最不容置疑的答案。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需要正确的路线引导和政治制度的保证。正如毛主席所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现在的新时代也不例外，这个“纲”就是科技发展究竟是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坚持科技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要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敛财的工具。其实质就是要让技术进步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毛主席虽然逝世多年了，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仍然掌握有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正确路线指导。只要有毛主席发展科学技术正确路线的指导，我国才会有今天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今年九三大阅兵中六个型号的反导防空装备首次集体亮相，集中表明了中国已构建起多段多层反导拦截体系。可这些都是毛主席生前就规划好了的，是一大批科技人员在毛主席逝世后，排出干扰，坚持用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正确路线作指导，搞出来的。那种靠“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或者是“摸着石头过河”是绝对搞不出来的。现在，我们缅怀毛主席为新中国科技发展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老人家站得高、看得远，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认识和驾驭能力的确比党中央很多领导人和我们这些从事多年科技工作的人都要高明得多。
我还要强调：毛主席关于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思想路线也绝不是什么“集体智慧”。正如周总理这位与毛主席风雨同舟、对革命的艰难曲折有着最切肤之痛的伟大战士，所总结那样“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听了什么“集体智慧”。不是毛泽东思想附属于集体智慧，而是集体智慧必须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来源、寻找方向、获得生命!因此，我坚定不移地表示：确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回归，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科学、正确地评价毛主席的路线始终指导我们是历史的必然。
以我们中国科学院为例，主要是研究现代尖端科学技术的国家机构，科学研究体系是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批准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没有丝毫地懈怠，深知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他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技发展体系。这个体系甚至是修正主义无法撼动的。直到目前，包括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所取得的一切科学技术进步都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坚实基础。在毛主席的关心和钱学森的具体指导下，不仅为中国的科学研究确立了研究方向、机构框架，奠定技术基础。而且通过重大科研项目实施，推广普及科学技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应用及其产业化。例如，我院建立的自主遥感技术体系，在资源调查、灾害监测、国防、国际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实现了多个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为21世纪中国遥感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时代，党把我们这些老科技工作者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这是人民对我们的选择与信任。如今我们都进入到了耄耋之年，但在我的脑子里依然保持着毛泽东时代火热的科研印象。我国的科技进步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延续和积累的科学能量的释放。那些无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功绩，甚至抹黑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否认毛泽东思想及其正确发展路线的当代价值是非常可耻的!那种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功绩，否认毛泽东思想及其正确的发展路线的坏人坏事，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它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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