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3）
在那场政治启蒙运动开始的初期，各地当权者（包括徐州）都有一个共识，即要“内外有别”。也就是说，当地的各大中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的大字报不能上街，只能在“本地”范围内张贴。据说这是为了单位保密的需要，这说法有意思，这就是内。而“外”，指的是除这些单位以外的社会面上的大字报，对这些社会大字报需要在一个有“围墙”的地方张贴，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有点控制的意思。于是在1966年的九月前后，在位于徐州三民街北端的徐州市委和市政府的斜对面，有一个人民公园（现在叫快哉亭公园）。这里就被辟成了一个专门的社会性大字报张贴处。在这个公园里人行道的两边，全都竖起了木棒或竹棒，把一扇扇大苇席用钉或铁丝在其上固定，形成了“贴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从早到晚（晚上开灯到十点）是人山人海。人虽多，但是没有太大的人声嘈杂，人们都在静静地看大字报，还有一些人坐着小板凳，用大号的笔记本在抄大字报。后来才知道，这些抄大字报的人，全是被单位分派的任务。因为，在后来的夺权时，我在市委大院内看到了两、三个工作人员，觉得有点眼熟，才想起来他们曾在公园里抄过大字报。
在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叫“林上雨”的人，常来这贴大字报。他的字写得很好，文章也写得很长，常常要贴四五张甚至十多张（一扇大苇席分上下两栏贴，都贴不下他写的大字报）。因为有一次，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大卷大字报，另一只手里提着个浆糊桶和一把扫帚。后来才知道，他在徐州市一家叫什么机具站的单位工作，可能叫刘什么霖吧，具体姓名忘记了。“林上雨”是他的笔名，应该是取其姓名最后一个字“霖”。“霖”是上下结构字，雨在林上面，所以叫“林上雨”。为什么会知道他的真名呢，是因为他贴在那里的大字报遭到了围攻，也有人连续贴出攻击他的大字报，说他不敢用真名，用假名来发泄不满，好象在单位不受待见等等。现在看来，那个贴他大字报的应该是有人指使的。我依稀记得，有一次他在贴大字报时，还有几个人围攻他，以和他辫论为名，阻止他贴大字报。林上雨的相貌我已忘记，只记得他个子高（因为我是小孩个不高，所以认为大人个头高）。不过，他的大字报在那里挺受关注的，常常是围满了人在看，也有人在抄。顺便说一句，那时的大字报几乎全是匿名，也不写工作单位名，主要是怕被本单位或“有关部门（那时还没有“有关部门”这一叫法）”打击报复。“林上雨”好象写上了单位名，不然我不会知道有这么个单位的。
后来，又有学生也陆续来这里贴大字报了。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徐州市公路财经学校”、“徐州市非金属矿山（可能有“矿山”这两个字吧）技挍”（在初期，这两个学校和徐州师范学院的动静最大，常上街游行或贴大字报，后期这两个学校不知什么原因，偃旗息鼓了，几乎没什么动静了。），还有“徐州七中”。印象中好象还有化工学校和供销学校吧。当我看到徐州七中的校旗时，赶忙问他们学校在哪（我那时知道徐州有一中到九中，唯独缺了个七中，也不知七中的校址），他们说在贾汪。我问贾汪在哪里，他们说离市里有几十里路。在这里，我认识了徐州七中的一位学生，他的姓名叫穆新民，他当时在写大字报，由于人手少，他让我帮忙写，我才知道了他的名字。他现在也应该是在七十岁以上了吧，不知他可安好。
除在人民公园这个地点外，在市中心的彭城路宽段也有个贴大字报的地方。在彭城路宽段的马路中间有个街心花坛，从南向北有三、四百米的长度（这个长度不是连续的，中间有东西方向的人行道而隔断一段，具体位置在在狗不理包子铺和大同街的西端这两处），在街心花坛里的四周也竖起了和人民公园一样的“贴墙”。这个地方的“贴墙”的寿命较长，有些地方（如彭城路宽段北端的靠近淮海路处）的“贴墙”一直残存到一九六九年的春节期间。在这期间多为“徐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和“徐州工人革命造反队总司令部”使用。这个地方后来又被称为“驴市”，我以后再讲。
在徐州，除了上面讲的两个比较集中的贴大字报的地方外，还有几个小的贴大字报的地方。一是原三民街徐州市委对面的围墙及市委两边的围墙，二是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北门对面向东的路口拐弯处，三是徐州百货大楼向北朝东拐的墙角处等。除了上述地方外，还有原徐州卫戍区位于民主路的围墙、三中围墙及四中围墙等地方的围墙处，这些地方都有零星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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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的11月份始，徐州市陆续成立了两个主要派别的红卫兵组织。一个是以军队和干部子弟为主要成分的红卫兵组织，叫做“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兵），司令是张晓阳，是徐州四中的高三学生。这个红卫兵组织，占据了文化宫附近的淮海东路路北的一个建筑为其驻地，这个建筑的名称叫“中苏友好馆”。另一个是以工农子弟为主要成分的红卫兵组织，叫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主义兵），司令是胡小柱，可能是徐州一中的学生吧。这个红卫兵组织，占据了淮海东路与彭城路北端交叉口东南角，位于淮海东路路南的一个建筑为其驻地，这个建筑的名称叫“基督教堂”（也有可能是天主教堂，因时间太久，也有可能记错）。
这两个红卫兵组织都自称为革命造反派。但实际上，徐州的市民和学生还是对他们有各自的称呼的。八一红卫兵被称为“保皇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被称为“造反派”。这两个红卫兵组织号称是徐州市的，其实也就是个帽子而已。很多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都有自己的地盘，大多数学校是以本校的红卫兵名称为单位参加到这两个帽子司令部的，他们也是与这两个红卫兵组织处于既紧密又松散的关系。比如，我在校外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也在校内参加了校内的红卫兵组织。比如，徐州市有了重大事情，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就分别集合在了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大旗下。
与此同时也可能略早些或晚些时间，徐州铁路成立了“徐州火车头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火车头总部），这是一个徐州铁路分局系统工人的组织。总司令是杨正祥，他是徐州机务段的火车司机。这个铁路工人组织，占据了徐州火车站对面淮海东路交叉口西南角的徐州铁路宾馆为其司令部驻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徐州火车头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才催生了徐州市及其各工厂或单位革命造反组织的诞生。
徐州市及各工厂此后又相继成立了名称各异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以徐州重型机械厂、徐州工程机械厂等造反组织为班底，又成立了“徐州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队总部”，后来可能又改为了“徐州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大概名称，由于时间久了，可能有误，改名具体时间不详），又称为“红工总”。总司令是栾昌善，他是徐州重型机械厂工人。驻地在淮海东路中山堂电影院的东隔壁的大院内（实际是中山堂电影院散场大院），后来又迁到了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的院内。关于“红工总”的具体名称是否准确，还请广大读者指教。
徐州市还有个“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委员会”（此名是否有误，还请指教，我曾见过一面“红色农民造反委会员”的旗帜），简称“红农会”。会长姓名不详。红农会主要是由下淀地区农民为主而组建的，这个组织在徐州属于保守派，也就是保皇派。在徐州刚开始武斗时，就是他们头戴柳条帽，肩扛白蜡棍来参战。所以，又被称为“棒子队”。至此，棒子队就成了红农会的代称。
当时徐州市有两所大学，一所是徐州师范学院（现称江苏师范大学，当时曾改名为“淮海大学”，以纪念淮海战役），一所是徐州医学院（现称徐州医科大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是，这两所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参与徐州“普罗大众”的革命造反活动或联系不是太多、也不是太紧密。可能的原因是两方面，一是他们是大学生，不太屑于和中学生的这些“熊孩子”来往，二是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说不来太多的话。
徐州师范学院的造反派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周美霞，徐州医学院的造反派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徐峰。这两个人我都认识。周美霞和徐峰这两个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被另一派（实际是军管会）关了起来。据说，周美霞一度抑郁（当时的说法是有点精神状况不太好）。而徐峰则是承受不了折磨，选择了自杀。也据说，是用刮胡子的刀片，割了大腿动脉，流血太多而死亡。当时听到这消息后，我难过了有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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