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注：为适应平台内容管理，本号做了部分调整。本文翻译转载自《雅各宾》杂志官网。
将马克思带到美国的
社会主义者
作者：Jonathan Michaels
译者：Niccolo、Gemini 2.5 Pro 校对：婴儿 编者：胡商、婴儿
链接：https://jacobin.com/2025/11/hillquit-socialist-nyc-marxism-debs
原编者按：
本篇通过回顾美国社会党人莫里斯·希尔奎特及其同代人的政治实践及其破产，勾勒了美国劳工运动在二十世纪初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一般地，这一困境可以延伸到类似有民主与社会空间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同样构成对进步的劳工运动与可能的社会主义愿景长久挑战，特别是为近日美国纽约的选举所再次证实。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政治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Molloy 1995)，深厚独特的政治传统与制度刚性，一方面为言论、结社与选举权提供了形式上的宽阔空间，另一方面却由深厚的反劳工体制(anti-labor system)所主导：政党政治的排他性与政治分肥的利益结构、以保卫私有财产为核心的司法体系(陈峰，2016;Karen Orren ，1987)、选举制度对第三方力量的抑制(Friedman，2002)，使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无法形成、利益表达难以汇同为制度愿景。在这种制度背景中，工会的经济斗争与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长期保持割裂，劳工阶级力量被困在组织分散、目标不一致的结构中。
如本文所述，莫里斯·希尔奎特正是在此背景下进入美国劳工运动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的。早期的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党人为“民主制度内推进社会主义愿景”提供了可选的路径，认为普选权、结社自由与议会制度虽被资产阶级利益所扭曲，却仍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合法夺取权力的途径。正因如此，希尔奎特可以从容拒绝德莱昂式的宗派行动，也可以对直接行动主义持批评态度。他的政治活动(从作为律师为工会辩护到参与市长竞选)力求在民主制度下建立工人阶级的组织联合，并通过说服和宣传来推进工业民主的社会主义愿景。
然而，如前所述的美国(以至不少民主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反有组织劳工特征严重挫败了他的努力，并带来严重后果：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显示，正是缺乏统一的、有组织的工人力量，以及工会与政治政党之间的割裂，是工人阶级政治挫败的根源。然而，与其苛责希尔奎特等社会党人的努力，不如扩展对客观条件的关切，至少民主制度下劳工运动的解放性愿景需要两个事物的支持：
第一，独立、团结且纪律化的工人阶级组织力量(产业组织基础);第二，在议会与选举政治中保持持续、合法、进取的阶级政治表达(政治组织基础)。
彼时美国社会缺乏支持这两个事物的成熟环境，这或许是阻碍强大的“革命社会民主”的劳工政党和劳工政治的重要因素。此后的三十年代，社会危机下的美国成功将分裂的劳工力量转化和吸纳入“新政”的社会支持联盟(Barry Eidlin，2016);经过漫长岁月的今天，两党制的美国政治仍在有力隔绝相关条件的实现(David Macdonald，2023)，我们将这几年DSA的活动看作好的开始，在重建有组织劳工和推进社会主义愿景上，对从事选举、争取权力和社会支持的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们释放有原则的同情和支持是必要的，但必须一再重申历史经验：不能放任民主制度本身自动产生进步，正如不能期待专制制度自动垮台一样——有社会民主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必须以工人群众的组织能力、阶级政治的实践能力为支撑;与此同时，劳工力量的重建，也必须同制度环境的地方特色所适应，尝试复兴老革命社会党人的经验和技术以重新行动，未尝不能成为好的选择。
正文
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者、纽约市长候选人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将自由主义和民主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他与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共同塑造了独特的美国社会主义传统。
1920年夏天，国际女装工人工会(ILGWU)主席本杰明·施莱辛格(Benjamin Schlesinger)启航前往欧洲和苏维埃俄国。当时，ILGW是美国六大工会之一，也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FL)中最左翼的工会之一。工会官方派他去哥本哈根参加国际服装工人大会。但施莱辛格对那次旅行记忆最深刻的，是在莫斯科与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一次即兴午夜会面。
这次会面在列宁位于克里姆林宫的简朴办公室里举行，当时的气氛轻松而且热情。正如施莱辛格后来的回忆，列宁接待他时并非将他视为外国政要，而是当作一位同志。“在我意识到之前，我们已经用俄国的方式互相亲吻了，这对我来说显得如此简单，如此自然而然。”他接着描述了一个这样的人：
他的目光温和而含笑，尤其是在交谈时。列宁经常大笑，每当有什么事触动他时，他都会笑得浑身一震……与他交谈两分钟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认识了列宁很多年;不仅是认识他，而且我们仿佛是多年的朋友和同志。整个会面没有一丝官样文章或官方做派。我们不停地打断对方，插入对方的话题。然后是他那令人安心的微笑和笑声!我认为其中有种真正令人着迷的东西。
然而，当话题转到一些公开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党人时，气氛一度有些紧张：
在我们接下来的谈话中，我提到了斯帕戈(Spargo)和沃林(Walling)的名字。列宁几乎气得发抖。“这些是害虫，”他说，“最近有人给我看了他们关于俄国的书。我连前两页都看不下去。他们是最恶劣的叛徒，让我感到恶心。”“关于您对这些人的定义，美国的社会党人大概不会与您有异议，”我说，“但我的印象是，您也称考茨基为‘叛徒’。我认识考茨基，我必须承认，每当我读到您称考茨基为‘叛徒’时，都感到非常痛心。”“我们从未指责考茨基不坦率。他的观点无疑是非常坦率的，”列宁说，“但我们确实认为他偏离了正确的道路，而且他对俄国的态度是不可原谅的。”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列宁接着对另一位社会党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表达了敬意，他形容希尔奎特是“一位坦率的、坚守原则但受限于客观环境的社会主义者”。希尔奎特是与施莱辛格关系最密切的美国社会党人：作为国际女装工人工会的律师，他是施莱辛格在工会事务上的亲密合作者。两人都是纽约犹太社会主义/劳工界的支柱——它的主要机构包括《犹太每日前进报》(Jewish Daily Forward)、联合希伯来工会(United HebrewTrades，纽约市犹太工会的联合会)和美国社会党(SPA)——这两个人在这同一个圈子里活动。
列宁的赞扬之词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希尔奎特的观点与被列宁称为“叛徒”的考茨基的观点非常一致。而且，就在一个月前，在列宁的指导下发布的官方“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第七条里，将希尔奎特的名字列入一群“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之中，任何希望加入共产国际的国家政党都必须与这些人决裂，这就让列宁的赞许显得更加奇怪。
莫里斯·希尔奎特，拍摄于1910年至1915年间(原文原图)
从里加到下东区
Part 1
1869年，“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莫里斯·希尔奎特出生于里加(Riga)，他在俄罗斯帝国的诸多限制和集体迫害(pogroms)下长大。他属于被沙皇镇压而激进化并被社会主义的承诺所吸引的那一代犹太知识工人。像成千上万的同辈人一样，他加入了移民大潮，于1886年抵达纽约的下东区。
在那里，他白天当制衣工，晚上学法律，最终成为在法庭上为工友辩护的律师。在他还是一个新移民时，结束了在服装厂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一整天后，他与其他年轻人在纽约下东区樱桃街的屋顶上聚会，唱歌，欢笑，——以及更多的时候，激烈地争论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彼得·克鲁泡特金、奥古斯特·孔德和卡尔·马克思——他被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所吸引并被折服。
他所经历的两个世界——沙皇专制和美国民主——塑造了他的政治观念。从前者，他认识到了地下密谋的徒劳;从后者，他看到了合法煽动、组织和言论自由的潜力。出于他这两种经历的对比，希尔奎特坚信社会主义可以通过选票而非街垒来推进。
从德莱昂到德布斯
Part 2
到了1890年代，希尔奎特加入了由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领导的社会主义劳工党(SLP)。德莱昂是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后来成了一名激进分子。德莱昂将社会主义想象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工人按行业组织起来，接受教条训练，并由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领导。但他的宗派主义威权作风疏远了许多人，包括希尔奎特，后者在德莱昂对工会和敌对政党的谴责中看到了一种与民主不相容的教条主义。
1899年，希尔奎特与迈耶·伦敦(Meyer London)和亨利·斯洛博丁(Henry Slobodin)一道，领导了一场反抗运动，脱离了德莱昂的社会主义劳工党，并建立了社会民主党，该党很快与尤金·德布斯(EugeneV. Debs)的力量合并，于1901年创建了美国社会党(SPA)。
德莱昂将工人视为等待社会主义最高指挥部命令的士兵，而希尔奎特则将他们视为必须在民主制度内被说服、教育和组织的公民。他的社会主义是考茨基式的：通过选举和工会来表达阶级斗争，而非通过起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促进社会化生产;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让这一趋势变得自觉和民主。
尤金·德布斯，杰出的美国社会党人
曾五次作为社会主义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
德布斯和希尔奎特：先知和工程师
Part 3
如果说德布斯体现了美国社会主义的道德激情，那么希尔奎特就是输出理论和战略的大脑。他们俩组成了一对看似不可能但却高效的搭档：一个是铁路司炉工出身的演说家，另一个是来自下东区的犹太律师知识分子。德布斯用关于正义和团结的寓言发表演讲，而希尔奎特则以法律论证的沉稳节奏说服听众。一个能让群众感动落泪，另一个则能起草赢得选举的纲领，并撰写论证严谨的小册子和书籍，充分尊重且相信读者的智慧。
他们的合作象征了美国社会党的巅峰——道德理想主义与组织现实主义的融合。德布斯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入狱;希尔奎特则在法庭和公众面前为他辩护。两人都将社会主义视为历史的下一阶段，而非一个梦想。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Soci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1909)和《社会主义概述》(Socialism Summed Up, 1913)中，希尔奎特写道，社会主义是“社会演化的自然结果”。他坚称，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反叛的福音”。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
Part 4
希尔奎特毕生的事业是将马克思主义转化成美国民主体系的一部分。他追随考茨基，相信社会主义将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诞生，而非通过任何形式的密谋暴动。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美国为和平过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 件。其民主框架——普选权、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为工人阶级提供了 合法夺取政治权力的工具。“政治权力的征服，”他写道，“可以也必须通 过合法行使民主来实现。”
这并非伯恩斯坦式的修正主义——希尔奎特仍然设想将临时妥协作为通往终结私有财产、废除市场、实现工业社会化和结束雇佣劳动制道路的一部分;他也绝不会像伯恩斯坦那样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然而，他拒绝在一个工人已经拥有投票权的国家里进行暴力革命，认为这既不切实际也无必要。他的愿景是产业民主——将政治权利延伸到经济领域。
这一观点使希尔奎特成为后来历史学家所称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构建者。他并不认为宪法是资产阶级的陷阱，而是一个可用的工具，一套有待填充新的社会内容的形式框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完成美利坚共和国仅仅开了个头的民主革命。
来自左右翼的反对者
Part 5
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希尔奎特的温和立场使他在左右两翼都树敌颇多。当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在魅力十足的“大个子比尔”海伍德(“Big Bill” Haywood)的领导下宣扬怠工和总罢工时，希尔奎特警告说，“没有组织的起义是混乱”。海伍德曾是一名矿工，只有一只眼睛，但气场强大，他将希尔奎特视为一个胆怯的知识分子。他们在1912-1913年美国社会党大会上的争斗导致了党的分裂：IWW派退出，指责希尔奎特是官僚保守主义者;希尔奎特则指责他们是会断送事业的冒险主义者。
对希尔奎特而言，社会主义不是对法律的反叛，而是将其延伸至经济领域——通过集体所有制和政治多数实现的“产业民主”。
由希尔奎特担任法律顾问和战略家的国际女装工人工会体现了这种张力。它是美国劳工联合会中少数明确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工会之一;但它也极其务实，在激进罢工与集体谈判及法律合同之间寻求平衡。对希尔奎特来说，这种综合——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群众行动——正是马克思主义适应美国土壤的精髓。
联盟的建立与失去
Part 6
希尔奎特协同建立的美国社会党是一个脆弱但了不起的联盟：移民服装工人、中西部农民、工会成员和激进知识分子。在他的组织纪律下，到1912年，该党发展到拥有近12万名缴费党员，并选出了数百名地方官员，包括密尔沃基的国会议员维克多·伯格(Victor Berger)。在那年的总统选举中，德布斯赢得了90万张选票——这是美国社会主义选举力量的最高点。但事实证明，维持这样一个联盟是不可能的。在塞缪尔·龚帕斯(SamuelGompers)的领导下，美国劳工联合会拒绝政治行动，坚称工会只应处理“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问题。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则谴责美国社会党的官僚主义和改良主义。在俄国革命成功后，该党的左翼脱离(实际上是被开除)，带走了大部分党员。而当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镇压和战争狂热彻底粉碎了残存的团结。
希尔奎特和德布斯领导了党的反战反对派，谴责这场冲突是帝国主义的。而政府以审查、逮捕和暴民暴力作为回应。德布斯锒铛入狱;《群众》杂志(The Masses)被禁;社会主义集会遭到袭击。然而，希尔奎特1917年以“为了和平与民主”为口号的纽约市长竞选，吸引了14.5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近22%。对于一位戴着眼镜、从左翼立场谴责战争的移民律师来说，这是一个非凡的表现。
那场竞选标志着希尔奎特影响力的顶峰，也是一个转折点：在俄国革命、“红色恐慌”(the Red Scare)和共产主义分裂彻底改变局势之前的最后时刻。
一战时美国的罢工斗争
国外革命和国内镇压
Part 7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分裂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许多年轻的激进分子来说，列宁的成功使得希尔奎特的议会社会主义显得过时了。新成立的共产党谴责美国社会党怯懦，而国家则对各种激进分子发动了“帕尔默大搜捕”(Palmer Raids)。
希尔奎特在他1921年的著作《从马克思到列宁》中做出了回应，系统性地为民主马克思主义辩护。他写道，布尔什维克版本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了“一党专政”。真正的社会主义需要普选权、公民自由和法治——而这些恰恰是布尔什维克所压制的制度。他的论点预示了后来社会民主党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他警告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将重塑专制制度。
但历史的走向却相反。“红色恐慌”摧毁了旧的美国社会党;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女装工人工会内部，派系斗争反映了国际上的分裂，共产主义的车间代表团体与社会党领导人争夺控制权。在一个充满镇压和失业的时代，希尔奎特那种相信程序和说服可以调和阶级冲突的信念，显得越来越天真。到了1920年代中期，希尔奎特实际上成了一个不再有委托人的律师。
希尔奎特主义为何失败
Part 8
历史条件注定了希尔奎特的愿景会失败。他的策略需要一个庞大的劳工基础和一个对第三方开放的政治体系——这两者美国都不具备。一部赋予合同和私有财产特权的宪法，一个处处保护它们的法院系统，两党制结构，工人阶级的族裔和技术分化，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社会主义的推进。
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将选举政治与强大的产业工会相结合，通过这种联盟建立了慷慨(尽管仍然脆弱)的福利国家。相比之下，在美国，罗斯福新政将社会主义议程吸收到自由主义改革中，保全了资本主义，同时消解了其反对派。正如德国共产党人罗莎·卢森堡所警告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改良本身当作目的，那么社会主义运动就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希尔奎特，这位坚定的渐进主义者，相信扩大民主本身就是革命性的。两人的理论都只有部分是正确的：没有群众斗争，民主就会停滞;没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就会消亡。
结语：希尔奎特困境
Part 9
到1933年去世时，希尔奎特已经目睹了他的运动在“红色诱饵”(red—baiting，反共抹黑)和宗派主义的打击下支离破碎。然而，他从未放弃民主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信念。他写道：“以社会主义之名摧毁民主，就是为了催熟果实而毁掉种子。”
今天的美国左翼仍然以一种新的调式继承了希尔奎特的困境。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伯尼·桑德斯的竞选活动，以及在芝加哥和纽约等城市不断壮大的进步派阵营，都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框架内运作，希望从内部改造它。他们面临的挑战与希尔奎特所面对的相同：在不希望被一个自身都不愿改变的体系同化的前提下，如何将选举改革转化为结构性变革。
希尔奎特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已经关闭——它只表明仅有民主是不够的。没有对群众的诉求和想法保持高度敏感的有效沟通，没有群众组织、独立的工人阶级力量和经济杠杆，选举就会变成安全阀，而非变革的引擎。然而，历史同样清晰地表明：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会变质为暴政。
希尔奎特相信，在美国，社会主义必须有美国民主的特色——这不是伪装，而是作为实现的道路。共和国最美好的理想——平等、人民主权、法治——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最终完成。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明白这个目标需要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成熟，而这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客观条件。
他所开辟的道路仍未完成。但他的核心洞见依然闪耀着思想光芒：在美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一如既往地通过民主的路径实现——尽管这是一条曲折、陡峭且未竟的道路。
马姆达尼，美国民主党人，DSA成员，11月4日当选纽约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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