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韩东屏，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学教授，由《思想中国》首发英文版，授权本号原创发布中文版。
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在网上说，中国的民yun分子在美国把中国说得不堪一击，结果把美国精英给忽悠惨了。 其实真正把美国忽悠残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己。 没有中情局的支持，哪里有那么多的异见分子。 美国的这些反华组织都是中央情报局支持的。 中国国内的一些公知的背后也有中情局的影子。
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伊始，就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最严重挑战。一九二九年的大萧条，差一点在美国引发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大量工人面对饥饿，失业，美国的资本家为了维持物价，把牛奶倒进大海，让粮食烂在地里，也不肯拿来救济美国穷人。 面对危难，许多工人和农民，开始向往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把苏联看作是工人的天堂。 在这个大气候下，美国共产党，美国的左翼工会势力在大萧条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美国不得不推出很多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政。 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加大对穷人的救济，为工人提供失业保险，社会保险等等，这些措施加上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美国的生产和消费，让美国的资本主义逃过了灭顶之灾。
美国精英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对工人的吸引力。 所以一九四七年中央情报局成立后所做的就是全力以赴的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据美国学者弗朗西斯斯通的《文化冷战》一书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动员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文化名人，参与中央情报局的文化冷战。 这也是王绍光教授曾经把中央情报局称为美国的宣传部的原因。 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宣传部，而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宣传部。 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包括西方人把“宣传”看作是一个贬义词，他们以为谎言说一百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而 中国人认为“宣传”就是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主张，自己政策，自己的理念，让人们能清楚理解自己的主张，政策和理念。
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与一些文化名人合作， 创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动物农场》，《一九八四年》就是乔治欧威尔跟中央情报局合作写出来的。其中的一些概念，“人人平等，但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everybody is equal，but some are more equal) “老大哥 看着你呢”(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警察国家” (police state) “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 “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等等。当中有些成为闻名于世的名著，对美国和世界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能够在冷战中击败苏联有很多的因素，但中情局无疑有独特的贡献。
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大陆的渗透和影响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值得夸口的成就。 中情局自己曾公开承认，他们关于中国的报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在冷战伊始搞了麦卡锡主义，把自己内部了解中国的专家学者给清理掉了。 同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对美国和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看得很重，为应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在政府官员中和教育体系内，进行了积极的防御。
一九七八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到海外，也欢迎美国和西方的学者到中国进行访问和交流，让中情局有了影响中国的广阔空间。国务卿蓬佩奥最近说美国想改变中国的战略失败了。 其实美国是功亏一篑。 一九八九年夏天，美国差一点就成功了。 只是他们误判形势，下手太早，暴露他们在中国的布局，那些可能按照美国意愿改变中国的力量被中国政府打掉了。 如果他们晚几年动手，其成功的几率或许会大很多。
八九年后，中情局开始支持培养从中国流亡出来的一些学者和学生领袖，把他们当作改变中国的生力军，但这些人志大才疏，长期脱离中国社会，经常为中情局的经费内讧，对改变中国的这个大业，并无什么建树。中央情报局支持异见分子等势力，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也极其有限，他们曾经对中国下层民众有过一些影响，但他们不是中国政府对手。 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为可以通过这些异见分子，影响中国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只能是事与愿违，白白浪费美国的国家资源。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情局对这些异见分子的支持，让更多的中国民众认清了这些组织的性质，从反面帮了中国政府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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