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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劳联-中情局”如何破坏海外劳工运动

杰夫·舒尔克 · 2025-10-17 · 来源:劳动社会评论LSR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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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杰夫·舒尔克(Jeff Schuhrke)的访谈

译者注:标题的“劳联-中情局”原文为“AFL-CIA”,这个双关用法是将美国工会联合会 AFL-CIO 与中央情报局(CIA)的名字结合,来讽刺和揭露该工会组织在冷战期间与美国情报机构的秘密合作。

采访者:萨拉·范·霍恩(Sara Van Horn)

卡尔·特纳(Cal Turner)

被访者:杰夫·舒尔克(Jeff Schuhrke)

译者:Niccolo

编者(和成天下)按:本文以美国劳工历史学家杰夫·舒尔克的著作《蓝领帝国》为主题展开采访。在访谈内容中记述了AFL-CIO在20世纪下半叶如何对外输出“自由工会主义”,切合了本书的主题即:由于AFL-CIO的反共的全球“十字军东征”,全球南方(诸如越南,巴西,智利)许多更具战斗性、阶级意识更强的劳工运动被削弱和分裂了。

AFL-CIO作为美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同时也是最大的保守的建制派工会组织。AFL作为较早的劳工组织,本身开始时就是带有手工业行会色彩的工会组织,这种早期工会诞生往往是基于血缘,地域,行业性质的,在意识形态上往往也是保守的。而倘若工会只谈经济利益而拒绝政治变革,便会堕入官僚主义的深渊,最终沦为协助国家机器管控劳资矛盾的“御用反对派”,连会员的经济利益也将无力捍卫。保守和不民主的工会当然会采取护国主义的主张。正如本公众号之前所翻译引进的文章《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工会为什么需要左派》中所述的,在工会中强调民主,引入左翼工会工作者可以有效的对抗官僚主义的蔓延并预防工会的腐败和建制倾向的堕落。在后续的访谈通过回答AFL-CIO如何对外输出“革命”,如何走向建制派和官僚主义等几个问题,给我们提供了思考护国主义、工会官僚和帝国主义关系的新视角。

AFL-CIO是怎么进行自由工会主义的“圣战”的,其又是怎么堕落到美国政府的御用反对派的,又是如何在劳资协调和全球产业迁移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还请在下面的访谈内容中寻找答案。

>本文是《雅各宾》杂志对舒尔克的访谈的译文。

>为了阅读的方便与连贯,已删除原文的注释、参考文献等内容。

正文

在AFL-CIO(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大部分历史中,它都热烈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冷战期间,这包括积极参与压制海外左翼劳工运动的行动。

今年二月,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呼吁通过谈判实现停火,以阻止正在加沙发生的种族灭绝。尽管没有像其他劳工组织和工会所发表的声明那样,要求立即停火,这仍然代表着AFL-CIO在许多对外政策承诺上的一个转变。

在AFL-CIO六十八年的大部分历史中,这个全美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代表着 1250 万工人。这一组织一直与美国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它甚至积极参与了许多美国在海外的反左翼干预行动。

尼克松在劳联-产联大会上(图片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向劳工领袖乔治·米尼示意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蓝领帝国:美国劳工全球反共十字军东征不为人知的故事》(Blue-Collar Empire: The Untold Story of US Labor’s Global Anticommunist Crusade)中,历史学家杰夫·舒尔克追溯了 AFL-CIO 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时间跨度从冷战开始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他揭示了 AFL-CIO 如何与 CIA(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合作,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压制左翼劳工运动。萨拉·范·霍恩和卡尔·特纳为《雅各宾》(Jacobin)杂志对舒尔克进行了访谈,讨论了以下三个话题: AFL-CIO 的干预给圭亚那、智利和巴西等国带来的伤害,压制海外劳工组织如何反过来损害了美国工人,以及劳工运动可以从这段复杂的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

访谈

卡尔·特纳:在 20 世纪,AFL-CIO 与美国的干预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杰夫·舒尔克: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早在冷战正式开始之前,就开始发动了劳工领域的冷战了,那时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仍将苏联视为盟友。在 1944 年,他们创建了自由工会委员会(Free Trade Union Committee, FTUC),试图在西欧的劳工运动中制造非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裂。

当冷战格局明朗、CIA 成立后,政府中的一些干预主义者认识到了 AFL 早已在欧洲开展的工作。他们意识到,如果 CIA 想要影响外国劳工运动,自己出手会很困难。但如果他们能通过 AFL——让来自美国的工会领袖参与干预——他们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因为其他国家的工人更可能信任他们的工会同僚。

到了 1949 年,CIA 和自由工会委员会形成了一种秘密伙伴关系:CIA 资助 FTUC 进行干预,目的是沿着冷战的战线,将劳工运动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自由工会委员会还负责向 CIA 和国务院提供关于外国工会和劳工领袖的情报:哪些人是更可靠的亲美、亲资本主义盟友,哪些人更左翼或亲苏。利用 CIA 的资金,他们的活动范围从欧洲扩大到了亚洲。

与此同时,AFL 干预拉丁美洲劳工运动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冷战前,特别是在墨西哥革命期间。在冷战初期,这种干预也在另一条轨道上继续发展,虽然与自由工会委员会在欧洲和亚洲的行动有所不同,但基本思路是一样的:分裂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Latin American Workers),这是一个左翼的、泛拉丁美洲的劳工组织。

AFL(劳联)和CIO(产联) 合并后,自由工会委员会于 1958 年关闭。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第三世界的发展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焦点。AFL-CIO (劳联-产联)随之调整,并与 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采纳了利用工会来“现代化”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的想法。他们管理着一些培训项目,旨在将外国的工会领袖从爱煽动罢工的“煽动分子”转变为能够缓和本国工人阶级诉求的官僚,这样一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可以在不必屈服于工人要求的情况下发展经济。

这时正值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蓬勃发展的第三世界运动期间,当时全球南方的许多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政治领导人正试图维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独立。在这一时期,AFL-CIO 经常试图破坏拉丁美洲的左翼政治运动。

越南战争结束后,AFL-CIO的冷战干预主义有所缓和。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临近冷战结束时,新一代狂热的反共官员接管了 AFL-CIO。

此时,全球政治经济开始转变,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离岸外包(offshoring),美国工会会员人数开始下降。然而,AFL-CIO 主席莱恩·柯克兰(Lane Kirkland)和其他官员却希望复兴冷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们在国内问题上与罗纳德·里根政府斗争,但在反共的名义下,他们却与里根政府合作,在中美洲发动侵略性的反暴乱战争。

他们与里根政府和右翼政客合作创建了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该基金会接手了 CIA 在越南战争前所做的工作,即资助海外的许多工会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但 NED 并非秘密行动,而是公开宣称:“这是为了促进民主和自由。” AFL-CIO 在 NED 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是国会拨给这些项目的资金的核心受益者。他们在波兰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中非常活跃,这个反共工会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东欧共产主义统治的终结。

萨拉·范·霍恩:您写道,美国的有组织劳工,特别是 AFL-CIO,积极地鼓励了冷战。为什么劳工领袖愿意与政府如此紧密地合作?

杰夫·舒尔克:这要追溯到一战、二战和罗斯福新政。在一战和二战中,AFL 领导层与美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承诺在战争期间不通过罢工来扰乱工业生产。作为不罢工的回报,AFL 在政府眼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并赢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更短的工时、更好的福利以及工会会员人数的增长。这种经历极大地影响了 AFL 的高层劳工官员,他们认识到,当你支持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时,你可以获得利益、合法性和保护。

另一方面,AFL 传统上本就是一个更保守的工会联合会,反对激进主义和左翼分子。到冷战开始时,许多 AFL 领导人早已经有了在自己的工会内部与共产主义者作斗争、并将他们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的长期历史。他们逐渐将自己视为如何对抗共产主义者的真正专家,甚至比美国对外政策机构的许多官员更专业。

CIO(产业工会联合会)也在新政和二战期间与政府合作中获益匪浅。CIO 的领袖,比如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梦想在一个法团主义国家(corporatist state)中成为经济规划的平等伙伴。与 AFL 类似,他们认为如果能展示对政府的忠诚和爱国主义,就能在决策桌上获得一席之地。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麦卡锡主义和冷战初期的政治变化中,CIO 也转向了反共。

最初鼓励冷战的是 AFL,因为它从未容忍共产主义,也不想与左翼工会主义者结盟——这与 CIO 不同,CIO 多年来确实欢迎——或至少是容忍——共产主义者进入自己的队伍。CIO 曾愿意与苏联工会一起加入世界工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而AFL 从未同意这一点。由于他们自己的反共意识形态和在工会内部与共产主义者作斗争的历史,AFL 领导人如乔治·米尼(George Meany)一直渴望推动与苏联的对抗。

卡尔·特纳:您写道,冷战直接导致了美国劳工的衰落,工会会员人数从 1947 年的 35% 下降到 1991 年的 11%。AFL-CIO 的国际活动是如何影响美国国内的劳工运动的?

杰夫·舒尔克:一个因素是, AFL-CIO 花费了大量的注意力、资源和精力在全球开展这场反共的“十字军东征”上,而不是花在组织美国国内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或者推动更多的社会福利政策、减少军事开支、增加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投资等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事情上。在 1966 年,AFL-CIO 预算中超过五分之一被用于这些海外项目,这还不包括它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的资金。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全球政治经济发生了变化:制造业首先转移到美国国内的非工会地区,即南部和西南部,然后转移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终转移到亚洲。对此除了推广“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或“寻找工会标签”(Look for the Union Label)等营销活动外,几乎无所作为。相反,它专注于如何与共产主义者作斗争,破坏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的左翼运动。这里的反共主义不只是指反对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或真正的共产党,它指的是反对全球南方任何左倾的、具有阶级意识的经济独立运动。

“由于这场反共的全球‘十字军东征’,全球南方许多更具战斗性、阶级意识更强的劳工运动被削弱和分裂。”

由于这场反共的全球“十字军东征”,全球南方许多更具战斗性、阶级意识更强的劳工运动被削弱和分裂了——它们本来可以真正挑战跨国资本的力量。而更加保守、亲资本主义的分裂工会得以成立,并获得了美国政府通过 AFL-CIO 输送的大量资金。

尽管这一切都打着自由工会主义的旗号,但 AFL-CIO 在世界各地支持的许多工会和工会联合会,往往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控制得非常紧密,尤其是如果这些政府是反共的独裁政府——这些政府唯一能容忍的工会,就是由 AFL-CIO 支持的那些。

随着贸易自由化和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离岸外包增加,这些国家的劳工运动本可以成为美国劳工运动的良好盟友,共同对抗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推动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标准,使资本无处可逃。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这些劳工运动已经被削弱,并且由于 AFL-CIO 的所作所为,现在受到了各自政府的严密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AFL-CIO 的领导人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一切都是在与美国政府合作下完成的。然而,美国政府,特别是在冷战后期,即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却在为所有这些产业外移和贸易自由化提供便利,并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些行动导致了去工业化,并使美国的工会失去了大量成员。美国政府,这个 AFL-CIO 几十年来一直合作并帮助赢得冷战的实体,却在同时坑害美国工人。他们不仅损害了世界各地的工人,最终也损害了美国的工人。

萨拉·范·霍恩:您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美国劳工在全球南方镇压左翼政治行动或组织吗?

杰夫·舒尔克: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圭亚那由切迪·贾根(Cheddi Jagan)领导,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希望将制糖业国有化,并通过计划实现国家对英国的完全独立过渡。一些工会支持他,而另一些工会支持他的政治对手。在 CIA 的协助下,AFL-CIO 帮助资助了反对派工会,并领导了一场持续约两个月的长期总罢工来削弱贾根政府,并最终在他向独立过渡前将他赶下台。

美国政府不喜欢贾根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它认为他会成为另一个菲德尔·卡斯特罗,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通常,左翼劳工运动的人认为总罢工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但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由 CIA 秘密资助、美国工会分发资金的总罢工,却破坏了一个左翼政府。

切迪·贝雷特·贾根(英语:Cheddi Berret Jagan;1918年3月22日—1997年3月6日)是圭亚那左翼政治家、圭亚那独立运动领导人,印度移民后裔,马克思主义者。在圭亚那独立之前,他于1950年创建人民进步党,1953年当选首任首席部长,后于1961年至1964年担任英属圭亚那的总理。他后来在1992年至1997年担任圭亚那总统。他被本国人民普遍视为圭亚那的国父。

类似地,在 70 年代初的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执政。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并相信通过民主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反共主义者看来,他尤其危险,因为他们依赖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威权独裁者”的那种陈词滥调。理查德·尼克松政府希望在智利制造经济混乱,部分是通过铜矿开采和卡车运输等行业的一系列大罢工来实现的。这些罢工也获得了 AFL-CIO 的资金、支持和培训,其中许多资源来自 CIA。这些罢工被用作 1973 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的智利军方发动政变并推翻阿连德的借口。

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 AIFLD)是 AFL-CIO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在拉丁美洲的主要工具,它提供了许多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无害的培训,但其内容往往是关于如何对抗工会中的左翼影响。在 1964 年巴西军事政变发生前一年,AIFLD 培训了 30 多个巴西工会。政变发生后,一些 AIFLD 培训项目毕业的巴西学员参与了新上台的独裁政府清除巴西工会中的左翼分子的工作。

另一个例子是:AFL-CIO 不仅在言辞上支持越南战争,他们还积极在南越展开活动,向反共的越南劳工联合会(Vietnamese Confederation of Labor)提供资金和资源,并试图削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的影响力。

卡尔·特纳:如果 AFL-CIO 的普通成员在得知他们的工会领导层采取了这些反共行动后,会作何反应?

杰夫·舒尔克:在越南战争之前,普通基层成员对很多事情都不知情。他们没有被征求意见。这些国际政策没有一项是民主的;它们通常由未经选举的官员或工作人员在闭门会议中决定。

直到 60 年代后期,随着反战运动的兴起,地方工会领袖和中层工作人员才开始发声。开始出现群众集会和工会基层成员发表信件和报纸,他们公开反对越南战争,并与完全支持战争的 AFL-CIO 主席乔治·米尼产生直接冲突。

在 60 年代末,还出现了一系列新闻曝光,揭示了 CIA 与美国工会之间自 40 年代以来就存在的某些联系。随着这些信息公开,开始出现更多的基层抗议,反对高层劳工领导层的所作所为。智利政变后,一位来自加州的水管工、普通成员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写了一本小册子,揭露 AFL-CIO 与 CIA 勾结支持智利政变,这本小册子分发给了数千名工会成员。

在 80 年代,AFL-CIO 内部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由普通工会成员甚至工会主席组成,他们试图支持中美洲更左翼、更具战斗性的工会和工人运动。还有一个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由一批反对中美洲干预的工会主席在 80 年代创立。这个组织首次促使 AFL-CIO 大会公开辩论对外政策,这表明这些政策决策曾经是多么不民主。

萨拉·范·霍恩:今天的劳工运动应该从这段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

杰夫·舒尔克:简单来说:不要在本国对外政策问题上不假思索地支持华盛顿。然而,这基本上仍然是今天 AFL-CIO 领导层的立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许多工会站出来支持加沙停火,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违背了拜登政府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七个主要工会最近呼吁乔·拜登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以迫使停火。工会发表所有这些声明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在国家层面,仍然没有太多实际行动。

今天的劳工左翼必须以国际化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在美国国内工作场所的斗争。唐纳德·特朗普传递的信息通常是,外国工人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已经通过冷战的历史看到,经济民族主义最终对美国工人没有帮助。劳工运动需要更愿意公开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

卡尔·特纳:您希望这本书产生什么影响?

杰夫·舒尔克:在过去几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与美国的劳工运动,劳工历史的这个领域却经常被忽视,因为很多运动人士对谈论这些事情感到不自在。我写这本书的想法是作为一个主题入门,并结合许多已有的学术研究。我希望它能帮助那些相对不熟悉劳工运动的人理解,虽然组织起来、提高工会密度至关重要,但我们也必须讨论我们想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劳工运动——而不仅仅是想要一个庞大的运动。

我们的运动原则是什么?它代表什么?在对外政策方面,它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理解这段历史有望让人们明白,在重建劳工运动时,拥有国际主义、反帝国主义的视角是多么重要。

后记

撰稿人

杰夫·舒尔克(Jeff Schuhrke)是一位劳工历史学家,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州立学院哈里·范·阿斯代尔二世劳工研究学院(Harry Van Arsdale Jr School of Labor Studies, SUNY Empire State University)。他是《蓝领帝国:美国劳工全球反共十字军东征不为人知的故事》(Blue-Collar Empire: The Untold Story of US Labor’s Global Anticommunist Crusade)一书的作者。

萨拉·范·霍恩(Sara Van Horn)是一位作家,现居巴西塞拉格兰德(Serra Grande)。

卡尔·特纳(Cal Turner)是一位作家,现居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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