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法国军队登陆新喀里多尼亚/卡纳基(Kanaky)的主岛——格朗德特尔(Grande Terre)。从那一天起，当地人民最不可剥夺的土地权利便遭到了侵犯。卡纳克人(Kanak)与所有被殖民的民族一样，被殖民地的“土著法”(indigénat)贬为“野蛮人”。法国国家强占了卡纳克人的土地。短短几年内，那些依照习惯法和祖传权利属于各部族的领地被分割殆尽。所谓“无人居住”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实际上，这些土地不过是按照任何农耕体系都应保留休耕以恢复肥力的土地。卡纳克人被驱赶进所谓的“保留地”，虽未被课税或强制劳役，但也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与此同时，殖民者却不断涌入，购买土地。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以暴力方式强加于一个根本不承认这种制度的社会。殖民者的牲畜被放养在仅存的少量卡纳克人土地上。1865年，一位名叫波因迪·波伊奇利(Poindi Poitchilli)的年轻首领杀死了第一名法国殖民者，由此拉开了一场长期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序幕。当时的卡纳克群众受到波伊奇利抵抗行动的鼓舞，赋予他一种神圣的力量：能够远距离击毙敌人的神力。这表明，对压迫的抵抗，总能以符合时代特征的方式，激发群众的精神，振奋他们的心灵。
到了1980年代初，卡纳克人仅拥有不到10%的土地，而殖民者则控制了90%。在1984年的大起义中，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FLNKS)重新提出了卡纳克群众的核心诉求：夺回他们的土地所有权。
除了土地问题，还有殖民政治体制的背景。直到战后1946年，“土著法”制度才告终结，而这正是在全球范围内革命与反革命战略平衡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法国帝国主义一方面面临社会主义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受到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威胁，因此试图保住其市场。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法国政府扶持了一系列合作与共管的殖民政党。1956年，法国给予新喀里多尼亚“政治自治”地位，设立了一个融入国家体系的本地政府。卡纳克人首次获得了普选权，相关机构主要由通过法国帝国主义设立的“领土议会”控制的卡纳克人管理，该议会的初衷是为了遏制反抗。当时支持自治的主要政党——喀里多尼亚联盟(Union calédonienne，UC)曾在一次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绝不要求新喀里多尼亚独立，并将任何提出独立要求的人排除出党”。喀里多尼亚联盟吸引了许多渴望为自由而斗争的群众，但却未能赋予他们实现自由的手段，其首要诉求依然是土地。这一矛盾，正是近几十年来卡纳基历史的核心所在。
在戴高乐极端反动统治下，殖民者中的戴高乐派和法西斯民兵向土地诉求施压，导致1962年领土议会解散，自治终结。卡纳克民族主义运动陷入僵局：它由国家的合作者领导，却得到倾向独立的群众的拥护。持续了6年的自治，既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阻止矿产财富的掠夺，更没有改善群众的贫困状况，也没能制止殖民者的暴力行为。
为了压制1960年代末日益激进的卡纳克民族运动，法国政府推行了“密集殖民化”政策。1972年，时任总理皮埃尔·梅斯梅尔(Pierre Messmer)直言不讳地表示：“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存在，除非爆发世界大战，否则只会受到本土原住民民族主义诉求的威胁，这些诉求可能得到太平洋其他族群中某些盟友的支持。从中短期来看，大规模引入法国本土公民或来自海外省(如留尼汪)的移民，应能通过维持和改善族群人口比例来避免这一危险。”努美阿市长则更直白地说：“我们得‘制造白人’。”
1968年，卡纳克青年成立了“红围巾”(Foulards rouges)和“格朗德特尔青年”(Jeunes de la Grande Terre)等组织。这些战斗性的、追求独立的组织，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以及全球范围内打破殖民帝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感召。1975年，独立力量迈出了统一的第一步，发表了一份争取卡纳克独立的声明。这一统一进程，是在反对那些总是想把群众拉回自治死胡同、与殖民国家进行虚幻谈判的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实现的。
为了遏制日益壮大的独立运动——此时卡纳克人已不再占本国人口的多数——法国政府于1979年继续抛出“迪茹新政”(statut Dijoud)的虚假自治承诺，地方议会原则上通过了土地改革方案，这已经是法律框架内所能争取到的最大限度。但地方代表机构的影响力有限，各地纷纷成立土地诉求委员会，土地占领行动层出不穷，一场公开的解放战争就此展开。1981年，喀里多尼亚联盟领导人皮埃尔·德克莱克(Pierre Declercq)遇刺身亡，埃洛伊·马乔罗(Eloi Machoro)接任秘书长。1984年，在群众已经为土地占领展开武装斗争的背景下，马乔罗用斧头砸碎了一个投票箱，以此揭露选举闹剧。众多独立组织和政党汇聚一堂，于1984年成立了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FLNKS)。全国各地涌现出大量斗争委员会，西海岸土地委员会从殖民者手中夺回了超过6000公顷土地。革命者挫败了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GIGN)，缴械了殖民者民兵，攻占了乌韦阿(Ouvéa)和蒂奥(Thio)的宪兵队。
法国政府采取了双重镇压手段：武力镇压与政治操弄。那些既反对独立又反对自治的“忠诚派”，最终转而支持自治，以扼杀解放斗争。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秘密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由让-马里·吉巴乌(Jean-Marie Tjibaou)领导。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路障，殖民者则实施屠杀报复。吉巴乌的两位兄弟在伏击中殉难，凶手却被无罪释放。马乔罗成为安全部长，多次与武装殖民者交火，并于1985年1月12日在被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包围时牺牲，成为独立运动的烈士。他的凶手随即被撤离卡纳基，以防报复，同日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985年2月，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召开大会，初步建立了通过斗争委员会体现的民主新政权，宣称这是权力的合法基础——即群众为斗争而自我组织的所在。群众还创办了人民学校，抵制殖民教育体系。
尽管武装斗争遭到血腥镇压，但激发卡纳克群众奋起的独立意志并未消亡。法国政府对部落实施军事监控，动用一切武装力量企图扑灭起义。四年后，尽管军事占领仍在持续，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突击队突袭乌韦阿宪兵队，扣押27名人质，要求取消地区选举、撤军并任命调停人。人质事件次日，1988年总统选举部分地区弃权率高达84%。整个卡纳基爆发冲突，海军陆战队登陆格朗德特尔。在总统选举第二轮前夕，当局对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扣押人质的洞穴发起进攻。就在密特朗成功连任当天，19名独立运动烈士被杀害。
由于缺乏连贯的军事战略，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放弃了武装斗争。此后签署的各项协议，却加剧了矛盾：大规模殖民化、群众愈发贫困、垄断资本与殖民者财富暴增。2024年的群众起义，正是对法国帝国主义在卡纳基日益反动化与剥削强化所做出的正当回应。
来源：法国《人民事业报》
https://www.causedupeuple.net/2025/11/21/kanaky-il-y-a-31-an-eloi-machoro-brisait-une-urne-pour-la-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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