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译者（卡里姆）按
在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毁灭性内战与政权更迭后，2026年的叙利亚正处于一个极其脆弱且充满张力的历史转型期。自2024年12月前政权垮台以来，以艾哈迈德·沙拉为首的过渡政府接管了国家政权，试图在废墟之上重建国家机器与社会契约 。然而，政权的物理更迭并未能瞬间弥合深植于叙利亚社会肌理中的宗派裂痕，尤其是在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倒转的背景下，前政权的主要支持基础——阿拉维派社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集体焦虑、身份危机与“地理恐惧” 。在这一高度敏感且充满火药味的社会政治语境中，一起原本属于个人层面的失踪事件，迅速发酵并演变为一场裹挟着宗派仇恨、政治博弈、国际法争议以及社交媒体狂欢的全国性甚至国际性风暴。
2026四月下旬，来自女性失踪、被绑架案件频发的阿拉维派社群所在的拉塔基亚省的21岁女大学生巴图尔·苏莱曼·阿卢什离奇失踪，与家人失去联系。父母声泪俱下，发布视频寻人，并暗示遭到极端分子绑架。数日后，巴图尔以戴着罩袍手套的保守形象——符合新政权基要主义癖好的萨拉菲主义衣着，与较为宽松的阿拉维派完全不同——拍摄短视频，并澄清自己是“为了神而迁徙”到杰卜莱，暗指改信逊尼派。引发舆论场轩然大波，随后陷入激烈的拉扯。巴图尔的父母指控女儿是在遭受殴打与胁迫下录制了视频，其父亲在与女儿短暂会面并对外宣称“女儿平安且尊重其宗教自由”后，迅速反转翻供，坚称女儿遭到了绑架与洗脑。与此同时，巴图尔及其代理律师则多次通过直播等方式回应，坚称离家和改信是其酝酿已久的自主选择，并反问干涉者“我与神之间的事，与你何干?”
特汇编译与该新闻相关的六个文本，以向中文读者展现这起原本属于个人层面的失踪事件，是如何迅速发酵并演变为一场裹挟着宗派仇恨、政治博弈以及社交媒体狂欢的风暴的。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切口，让读者得以一窥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宗派政治的紧张空气，以及叙利亚舆论场深陷的“塔西佗陷阱”。在经历了长期战乱、尤其是2025年3月沿海大屠杀之后，阿拉维派充满恐惧、缺乏信任的集体记忆早已蔓延。在这样的社会系统中，官方调查或当事人的“自白”都失去了公信力，真相也被彻底解构。
编译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报道，简述巴图尔失踪案的脉络，第二部分是阿拉维派和逊尼派的宗教辞令，展示宗派如何动员，第三部分是两篇评论文章，分别从宗教与自由、媒介与权力来解读该事件，第四部分以巴图尔本人的声明原文做结。我们并没有不自量力到想“还原真相”，在当下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各方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叙利亚复杂的现状则是有可能的。
一、新闻报道
《绑架、否认与胁迫的叙事⋯⋯巴图尔·阿卢什的故事是如何成为“国际”热搜的?》
原标题：روايات الخطف والنفي والإكراه.. كيف تحولت قصة بتول علوش إلى تريند "دولي"؟
作者：艾哈迈德·塔里布·纳赛尔(أحمد طلب الناصر)
来源：Syria TV，成立于 2018 年，总部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源连接：https://www.syria.tv/روايات-الخطف-والنفي-والإكراه-كيف-تحولت-قصة-بتول-علوش-إلى-تريند-دولي؟
21岁女子巴图尔·苏莱曼·阿卢什(بتول سليمان علوش)的案件是近几日讨论度最高且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围绕此案，从她去年四月下旬失联、随后现身并否认绑架指控，到各方发起的谴责行动与寻人呼吁，再到一些势力试图将其案件“国际化”，以及她最终再次露面并坚称自己是自愿离家，呼吁叙利亚人不要利用她的故事煽动矛盾与分裂，各种说法与分析众说纷纭。
原文题图
故事始于巴图尔(曾就读于拉塔基亚大学医学技术学院(المعهد التقاني الطبي بجامعة اللاذقية)的家人在Facebook上发布的一段视频。视频中称，女儿在四月下旬离开学校宿舍返回位于塔尔图斯省(طرطوس)巴尼亚斯(بانياس)的家中后便失去了联系，父母随后呼吁有关部门和民众帮忙寻找。
家属的呼吁引发了广泛反响，随后巴图尔出现在一段视频中，她戴着头巾，在视频中表示自己并未被绑架，而是“为了神”出于个人意愿从拉塔基亚“迁徙”(مهاجرة ，译注：该词最早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时跟随默罕默德的迁士群体，暗含改信、脱离原本教派之意，部分阿拉伯媒体认为使用该词代表女孩转向原教旨色彩浓厚的萨拉菲主义)到了杰卜莱(جبلة)。这一言论再次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争议，舆论在支持、抨击和质疑中分化。
家属质疑
在视频发布后，巴图尔的父母发布了录像，声称他们女儿的露面及言论是在压力和胁迫下进行的。母亲随后又发布了多段视频，称在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家庭遭到了来自未具名方面的“威胁、恐吓和勒索”活动。
母亲坚称家族依然坚持巴图尔遭遇了绑架，并拒绝接受她自愿离开的说法，表示女儿在拍摄视频的杰卜莱市海滨地点“遭受了压迫、殴打、羞辱和辱骂”，并恳求“所有人权组织”查明其女儿下落并将她带回。
图：被绑架的阿拉维派女孩巴图尔·阿卢什的父母，正恳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伸出援手，释放他们的女儿。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在叙利亚街头引发了严重的舆论分歧，原因是一些方将这位年轻女子“被绑架”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叙利亚当局，甚至有人呼吁以色列占领军对此事进行干预。而另一方则认为，此事仅涉及当事人及其家人，且伴随该事件的升级攻势，是反对派和旧政权“残余势力”针对叙利亚新政权及其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运动中的新一轮行动。
“叙利亚女权游说团体”( اللوبي النسوي السوري)在其Facebook账号上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其“正密切关注巴图尔·阿卢什失踪案的细节，并对她家人请求将其带回的悲痛呼声感到担忧”。声明补充道，其家人对视频内容表示怀疑，“视频中该女子称自己是为了神而选择出走，但这可能是受胁迫下拍摄的”，并要求“当局迅速采取行动查明该女子的下落，确保其安全，并追究任何参与其失踪事件者的责任”，同时声明“当局需对她的安全及其平安回家负责”。
家人与女儿的会面……对绑架传闻的否认、然后又反转!
上周四，一段新视频流传开来，视频中这名女孩的父亲确认他和女孩的母亲在杰卜莱市的刑事调查局总部见到了女儿，并否认了关于她被绑架的说法。
苏莱曼·阿卢什(علوش سليمان)表示，他的女儿并没有被绑架，他与她交谈了两个小时，并指出“她目前状况良好，没有任何不适”。他解释说，当他询问她失踪的原因时，她回答是因为“宗教”问题。他补充说，他不反对她的选择，并表示，任何“得到神认可的宗教都是可以的。我们支持她。过两三天我们就回来一起生活，她有自由选择她想要的宗教”。
父亲对安全机构表示感谢，称他们在处理此案时竭尽全力，并履行了将其送回家人身边的承诺。
这一片段相对地平息了舆论氛围与争议。然而，周日晚上女孩的父母出现在一段视频中，父亲在视频中撤回了此前否认女儿被绑架的说法，并强调“她这次是被绑架和被劫持”。他表示，自己上周四在“审讯室”见到女儿时，她意识不清，且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面中始终保持沉默。
图：巴图尔的父亲向媒体否认了他自己此前声称女儿平安的说法。
父亲声称，此前他出镜否认女儿被绑架的录像并非出自其意愿，而是为了执行“某位安全人员”的要求，以换取对方在周日(昨天)交还女儿，但他们最终并未交付给她。父亲还否认了女儿已经“改信宗教”的说法。
至于巴图尔的母亲，她指责那些她口中的“杰卜莱极端分子和军阀(أمراء，埃米尔们)”绑架了她并将其“掳为奴隶”，还称她被安置在“姐妹中心”( مركز الأخوات)内。这一说法再次引发了分裂、指责推诿，以及针对政府及其权力的直接煽动性帖子。母亲在谈话中提到的“姐妹中心”这一称呼，也引发了人们对该地点及其性质的质疑。为此，“叙利亚调查机制”(Syrian Investigation Mechanism，译注：联合国“叙利亚国际公正独立机制”下属机构)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社会事务与劳动部及内政部发布正式且紧急的说明，明确所谓‘姐妹中心’的法律性质，澄清该场所是否获得了官方许可及以何种法律身份存在，并披露其所属的行政、宗教或民间机构”。
巴图尔的律师：我的当事人自主选择了她的道路，并无任何胁迫
在一段关于此案件进展的最新视频中，媒体人扎因·巴德拉 (زين بدرة) 在Facebook账号上发布了与巴图尔·阿卢什律师的访谈，旨在从杰卜莱市政府大楼前了解其案件的最新进展。在访谈中，阿克拉姆·曼苏拉(أكرم منصورة)律师表示，巴图尔已于昨天周日上午委托他处理其案件，随后两人一同前往刑事调查局总部。他指出，调查人员向她提出的问题“都是例行公事”。
图：巴图尔的律师阿克拉姆·曼苏拉的Facebook首页照片。
律师补充道：“从她的谈话和肢体语言来看，我可以肯定她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或胁迫，她感到舒适与放松。她选择了改变自己的宗教或教派的道路，这是她自己的事，与除了她以外的任何人无关。”律师指出，他的当事人目前没有任何社交媒体平台个人账号，并强调任何以她名义开设的账号均为“虚假账号，她不对账号中发布的任何内容负责”。
巴图尔直播回应：“我与神之间的事，与你何干?”
针对律师视频的各方反应还未平息，巴图尔便在杰卜莱市的一场直播中现身，在当地几位名望之士、地区行政人员及多名媒体工作者面前，再次否认了家属所传播的关于她遭到绑架的说法。她强调自己是出于自愿离开家门的，且是出于“个人原因”，她不愿透露具体细节；她还表示目前住在一位女性朋友家中，并非其母亲所提到的“姐妹”中心。
图：直播中的巴图尔。
巴图尔回答了在场者提出的多数问题，其中大部分围绕她宣布“改变宗教信仰”的动机，她回应其中一人道：“我与神之间的事，与你何干?”在回应关于其故事所引发的巨大轰动时，她回答道：“如果有人选择成为同性恋，或者进行变性，从男变女或从女变男，难道也会引起同样的轰动吗?"
在周一凌晨结束的会面中，巴图尔呼吁不要传播她的故事，也不要利用其煽动叙利亚人之间的纷争与分裂。她再次重申，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她本人的意愿，并且她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考虑采取这一行动了。
叙利亚内政部界定女性失踪情形
巴图尔·阿卢什一案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女性失踪事件讨论的热度，尤其是在过去一年里发生在沿海地区的此类事件。这些案件在社交媒体上屡屡成为争议焦点，舆论在“是否存在实际绑架”以及“是由于个人还是社会动机导致此类案件”之间分化严重。
去年11月初，叙利亚内政部发言人努尔丁·巴巴(نور الدين البابا)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内政部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已经收集并核实了自去年年初至2025年9月10日期间发布的所有关于绑架案件的报告或信息。巴巴表示，该委员会的工作涵盖了四个省份，分别是拉塔基亚、塔尔图斯、霍姆斯和哈马。在为期三个月的六次会议中，委员会监测并处理了四十二起案件。
图：叙利亚内政部官方发言人努尔丁·巴巴。
巴巴披露了委员会关于绑架案件的调查结果，具体如下 ：
十二起与亲密伴侣自愿私奔的案件。
九起在亲戚或朋友处短暂或暂时失踪的案件，失踪时间均未超过一小时。
六起逃离家庭暴力的案件。
六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虚假指控的案件。
四起涉及卖淫或勒索的案件。
四起因刑事犯罪而被相关部门拘留的案件。
此外，委员会记录了一起证实为真实发生的绑架案件，在安全部门介入处理后，该名女孩已平安获救。巴巴当时指出，委员会审查了包含受害者家属投诉的官方记录，听取了相关妇女、女孩及其家属的陈述，并走访了记录和社交媒体帖文中提到的地点。调查显示，这些投诉中有四十一例并非绑架案件。
如今，在巴图尔·阿卢什一案中，尽管她发布了最新的视频且其案件广为流传，但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发布最终声明或公开调查结果来厘清她所经历事件的真相。在相关视频和声明持续被广泛传播的情况下，此案仍留有余地，引发各种解读与争议。
二、各方反应
《谢赫·加扎尔·加扎尔关于阿拉维派少女巴图尔·阿卢什被绑架的紧急声明》
作者：谢赫·加扎尔·加扎尔，阿拉维派意见领袖、最高阿拉维伊斯兰委员会(成立于2025年，主要在脸书上活动，粉丝数量约二十万)创始人及账号运营者
时间：5月11日
源链接：https://www.youtube.com/shorts/KxA8JUNoMfE
奉至仁至慈的神之名 。
愿神赐福于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以及他纯洁、善良、无瑕的后裔(圣裔)，和他那些容光焕发、功勋卓著的同伴们。愿神的平安、怜悯与吉庆降临于你们。伟大且至高无上的神曾启示道 ：
“他们在各地上演暴虐，在其中大肆作恶，故你的主将各种刑罚的鞭笞倾泻在他们身上。你的主确是明察秋毫的。”(注：此处引用了《古兰经》“黎明章”第11-14节，用以暗指当前的统治者是残暴的暴君)。
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政权(当局)，其内心的仇恨已让我们眼前的世界陷入黑暗，仇恨的恶魔已经彻底支配了他们。于是，他们变本加厉，用恐怖手段、精心设计的教派主义话语，极为野蛮地将矛头对准我们。他们采用了各种蓄谋已久的系统性手段，企图借此来摧毁和折断我们的意志，并在我们中间散布恐惧与分裂。
而在这些手段中，最卑鄙、最下流的，莫过于针对我们个体核心的打击——让我们自相残杀，并在我们子孙的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
谢赫·加扎尔·加扎尔
今天，巴图尔的父母所公开说出的一切，才是长久以来被恐惧所压制的真相! 这是一声呐喊，揭开了无数家庭内部深埋的隐痛!她的父亲为他自己、也为我们赢得了胜利。因为他在沉默与屈服面前，毅然选择了表明立场、坚定不移。
巴图尔绝不仅仅是某个个人的女儿，她是整个教派(الطائفة)的女儿，是整个教派的荣誉(عرضها)!因此，请成为她和她家人的坚强后盾与支柱!
你们应当知道，敌人只有通过分裂的裂痕才能潜入；只有当他们看到兄弟背叛、孤立兄弟时，他们才会变得强大。
在我们当中，哪怕只是夺走一个男人的生命，或是让一个女孩从她的家门中消失，都是对我们整个教派尊严的践踏!因此，让我们身陷囹圄的女儿巴图尔，以及所有那些被迫消失的女儿们安全回到她们父母身边，这是一件绝不容许讨价还价、也绝不容许任何拖延或推诿的底线!
任何的拖延，都将唤醒一个民族(社群/教派)骨子里的反抗意志 ——这个民族向来以立场坚决、万众一心而闻名。沿海地区(الساحل)的广场(译注：此处或指沙拉政权建立后在沿海地区针对阿拉维派的清洗)曾经见证过：我们的意志绝不会被折断，我们正义的光芒也绝不会被熄灭!
神是最好的见证者，祂已足够襄助我们。祂是全能的主宰，是最好的援助者。
愿神的平安、怜悯与吉庆降临于你们 。
图：“最高阿拉维伊斯兰委员会”脸书账号头像。
《萨拉菲派谢赫阿卜杜勒·拉扎克·马赫迪关于是否应该将巴图尔送回家人的教令(法特瓦)》
作者：阿卜杜勒·拉扎克·马赫迪，萨拉菲派谢赫，Telegram账号关注者超过36K，2017年曾参与创立HTS(沙姆解放组织)后又退出。
时间：5月10日
源链接：https://t.me/Abedrazzakmahddii/9116
我收到了来自叙利亚沿海地区兄弟们(愿神以正道和伊斯兰尊荣他们)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归信正道的姐妹芭图尔·阿卢什(Batoul Alloush)的，问题原文如下：
问：将一名刚归信伊斯兰教的女孩送回其家人身边，在教法上的判决依据是什么?
须知她将面临折磨与虐待，他们甚至会像对待芭图尔·阿卢什那样迫使她背离自己的宗教……她曾归信伊斯兰教并与父母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们迫害她，阻止她礼拜、封斋和戴头巾。此外，她的父亲是一名高级“沙比哈”(Shabiha，指亲政府武装分子)，在巴尼亚斯和沿海地区广为人知，他曾在检查站对人们进行虐待、杀戮、折磨和监禁。
答： 绝不允许将她送回其家人身边。正如你们所提到的，她已经归信了伊斯兰教，并且是在遭到他们迫害后才离开家门的。我看到了她父亲的一段视频，他在里面声称自己没有强迫她做任何事!如果他说的是实话，这名女孩当初根本就不会离开她父亲的家。
阿卜杜勒·拉扎克·马赫迪
因此，当地官员必须将她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为她提供保护与支持。这是教法上的义务。在《穆斯林圣训实录》中，伊本·欧麦尔传述先知(愿主福安之)说：“穆斯林是穆斯林的兄弟：不压迫他，也不抛弃他……”
还有什么压迫与抛弃，能比把一个女孩交给她的家人，任由他们对她施暴或迫使她背弃信仰更严重的呢?神(至高无上)曾说：
(信道的人们啊!当信女们迁移而来的时候，你们当试验她们。神是至知她们的信仰的。如果你们确知她们是信女，就不要把她们遣归不信道的丈夫……)——[《古兰经》60:10]
这就是神在此事上的判决。
如果有人问： 侯代比亚和约中不是包含了将归信伊斯兰教的人遣返回古莱什部落的条款吗?
回答是： 学者们一致认为，该条款仅限于男性，不包括女性。《古兰经》的这节经文在这方面是明确的，它斩断了任何争议。 伊玛目伊本·古达玛·麦格迪西(Ibn Qudamah al-Maqdisi)在谈到侯代比亚和约时说道：
“女性与男性在三个方面有所不同。
第一： 她无法确保自己不被强迫嫁给一个认为可以合法占有她的不信道者，或者遭到得到她的人的胁迫。神在经文中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你们确知她们是信女，就不要把她们遣归不信道的丈夫……﴾ [受考验的妇女章：10]。
第二： 她可能会被诱使/迫使背离自己的宗教；因为她比男性更柔弱，且(宗教)知识较少。
第三： 女性通常无法像男性那样逃跑并成功脱身。”
此外，伊玛目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还补充指出：穆斯林女性可能会遭受到男性不会遭受的(身体/名誉)侵犯。
引用完毕。因此，将芭图尔·阿卢什交还给她的家人是非法的、非法的、绝对非法的(حرام ،حرام ،حرام )。
我们祈求神使她，以及所有与她一样归信的姐妹和兄弟们在信仰上坚定不移，并使他们的亲属、家人和朋友也能与他们一同(归依正道)，祈求神以祂的护佑保护他们，以祂的眷顾照料他们。阿敏。
谢赫阿卜杜勒·拉扎克·马赫迪
图：Telegram原文及其回应。
三、两则评论
《巴图尔·阿卢什与宗派社会中的自由困境》
作者：萨里·哈纳菲(ساري حنفي)，巴勒斯坦裔贝鲁特美国大学(AUB)社会学教授。
时间：5月13日
源链接：https://www.alaraby.co.uk/opinion/بتول-علّوش-أو-مأزق-الحرّية-في-المجتمعات-الطائفية
围绕21岁叙利亚阿拉维派女青年巴图尔·阿卢什(Batoul Alloush)一事的争议，似乎已远超单一事件或短暂社会新闻的范畴。事实上，我们正面临一个更深层、更敏感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人是否真正拥有决定自我的权利，抑或群体始终对其灵魂与选择享有最终的监护权?社会政治背景又是如何让这些原则变得更加复杂的?
这个问题在表述上很简单，但其结果却极为复杂：在自由主义的逻辑和信仰自由的概念下，如果一个人出于个人信念而非受强迫或威胁，他(她)是否有权改变自己的教派或宗教?我原则上的回答是：是的。
事件起初，还在上大学的巴图尔的父母在一段视频中露面，称女儿受到了蒙蔽并遭到绑架。而随后，杰卜莱的检察官在没有其家人在场的情况下，与巴图尔、媒体人士及该地区知名人士举行了一次会面。巴图尔在会上表示，她是出于自由意志离开家的，且目前不愿回去。
许多人在理论上接受信仰自由，但当它导致一个人从一个教派转入另一个教派时，却又在现实中拒绝接受其结果。
这就是令所有人感到困惑的灰色地带的开端：介于群体对其女儿的担忧与个人选择自身命运的权利之间；介于宗派恐惧的记忆与个人自由的理念之间；介于合理的怀疑与时常演变为彻底否定人作为主体的监护权之间。
在自由主义的人性观中，个人(尤其是成年人)不属于其家庭、教派，甚至也不属于社会。他是一个自由的存在，有权决定自己的精神与思想信念。因此，宗教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有权践行其与生俱来的宗教，也意味着有权改变甚至脱离它，前提是这一切都在完全自由且无胁迫的状况下进行。这种权利不仅在一个人从多数派宗派转入少数派宗派时才具有合法性，反之亦然。只能单向运作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特权。
原文题图
古兰经中那句尊贵的经文“宗教无强迫”(لا إكراه في الدين)，至今仍是伊斯兰教最深刻的道德原则之一。国际穆斯林学者联盟前秘书长艾哈迈德·拉伊苏尼(أحمد الريسوني)曾表示，这节经文的道德精神超越了许多与叛教有关的法理学解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布·穆罕默德·朱兰尼(即后来的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本人于2016年访问伊德利卜省的一个德鲁兹派村庄，当时一些村民对他说德鲁兹人比其他教派更接近逊尼派，他当时便简单地回答道：“宗教无强迫”。
然而，许多人在理论上接受信仰自由，却在实际操作中拒绝接受其结果。在这里，自由变成了一个选择性的概念：只有在它不威胁群体的传统结构时才是可接受的。但是，附带“不威胁任何东西”这一条件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它不过是封闭社会系统内的一道装饰性花边。
另一方面，必须明确强调，捍卫信仰自由绝不意味着容忍任何形式的胁迫、操纵或是心理与社会层面的剥削。如果有证据表明存在威胁、拘禁、洗脑、利用心理脆弱性或加入恐怖组织的情况，那么这便立即转变为一起人权案件，而不再是关于宗教自由的哲学探讨。
正因如此，任何此类事件都需要进行独立的法律与人权调查，以确保当事人的安全和实际选择的自由。但是，如果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女性清晰且反复地确认她是出于自愿作出的决定，那么仅仅因为她的决定不符合家庭或教派的期望便拒绝相信她，这就打开了一扇危险的大门：特别是指向剥夺女性行为能力的大门，将她们视为无力对自己的精神和私人生活作出决定的人。
在我们社会中，问题不仅在于害怕人们改变宗教或教派，还在于一种隐性的观念：即一个人必须对其集体身份保持忠诚，即便他不再信仰它。仿佛归属感是一种无法进行道德选择的生物学宿命。这与现代公民身份的概念存在根本的矛盾，因为现代公民身份的核心正是建立在良知自由以及法律与道德上的个人主义之上的。
我们可能会不同意他人的选择，它们在我们看来可能很奇怪、错误甚至令人震惊；但捍卫自由，不仅是要保护我们赞同的选择，也是要保护我们不赞同的选择，只要它们是出于自由意志。
图：作者萨里·哈纳菲，曾任国际社会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
然而，有两个复杂因素必须纳入考量。
第一，有人认为该事件周遭的宗教氛围带有明显的煽动成分。例如，大马士革萨拉菲派神职人员阿卜杜勒·拉扎克·马赫迪(عبد الرزاق المهدي)在5月10日发布了一项“法特瓦(教令)”，声称不能将巴图尔送回家人身边，理由是他们会因为她的宗教选择而迫害她。但他话语中最具深意的一句是，他使用了“在她归信伊斯兰教之后”这个短语，这种表达间接地剥夺了她家人的宗教合法性。
我之所以将“法特瓦”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如今它的社会学意义比一些人想象的要弱得多。教令对新一代的权威性已大幅衰退；例如，禁止反抗统治者的教令未能阻止阿拉伯世界的革命；甚至连“阿布·乌拜达”(أبو عبيدة，译注：前哈马斯卡桑旅发言人，2025年死于以色列空袭)的一再呼吁，也未能成功推动阿拉伯和伊斯兰大众发起全面起义以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尽管这些呼吁带有巨大的情感和宗教象征意义。
此外，这些言论并不代表叙利亚官方的宗教机构(由共和国穆夫提谢赫·乌萨马·里法伊(الشيخ أسامة الرفاعي)代表的机构)。从自由主义的逻辑来看，传教士可以使用宗教语言向信徒布道，哪怕这与主流的世俗习俗相冲突(只要它不煽动对他人的仇恨或暴力，正如宗教基金部的一份声明中所述)。
图：萨里·哈纳菲作品《宗教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断裂》。
第二，不可否认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环境下存在动员和煽动性的言论，尤其是在沿海大屠杀(2025年3月)之后，这场悲剧留下了恐惧、缺乏信任以及被针对的集体感知。各种安全部队和新政权，以及包括前政权势力的其它各方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此负有责任。这一事件不能与近几个月来人权组织及媒体的报道分离开来——那些报道指出了叙利亚阿拉维派妇女和女孩失踪或被绑架的消息，特别是在沿海事件发生之后。大赦国际的报告提及了拉塔基亚、塔尔图斯、霍姆斯和哈马省发生的36起绑架阿拉维派女性的案件。联合国专家和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也谈及了被记录在案的强迫失踪、勒索赎金、威胁和断绝联系等情况。
虽然这些报告主要依赖于“被绑架者”家属的陈述，但国家政府通过追踪这些女孩并进行面谈还原了全貌。根据内政部的说法，在41起失踪案中，只有1起被确定为真正的绑架，其余的更接近于离家出走。因此，在认为这是一种系统性绑架现象的人与将其归结为个人逃跑、个人关系、婚姻或家庭冲突的人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也许我们面对的是所有这些因素的复杂混合体，因为情况在政治、媒体和人权方面仍然模糊且充满争议。因此，我们绝不能脱离这种充满恐惧、怀疑和受伤的宗派记忆的背景来探讨巴图尔·阿卢什的故事。
这也引出了一种必要性，即必须在两件紧密相关的事情之间取得精准的平衡：一方面保护个人选择宗教和命运的权利，另一方面安抚群体，确保其在生存或文化层面上并未受到针对。当我在欧洲批评将儿童和青少年从亲生家庭大量转移到寄养家庭的政策时，我使用了同样的标准——这些政策有时基于宽泛的标准或高高在上的文化观念，却没有考虑到家庭按照自身对善和体面生活的构想来抚养子女的权利。我在近期出版的著作《反对象征性自由主义：呼吁对话式社会学》(阿拉伯研究与政策中心，2026年版)一书中曾探讨过这一点。
但这里的根本区别在于，欧洲的辩论通常涉及的是未成年人，而巴图尔·阿卢什是一名成年女性。无论围绕此案的政治和宗派气氛多么敏感，在道德和法律上，这都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图：《反对象征性自由主义：呼吁对话式社会学》一书封面。
《巴图尔•阿卢什的迁徙：话语、权力与失踪》
作者：纳瓦尔·贾布尔(Nawar Jabbour)
时间：5月13日
源链接：https://daraj.media/en/the-migration-of-batoul-alloush-speech-power-and-disappearance/ (Daraj 是位于黎巴嫩贝鲁特的独立泛阿拉伯数字媒体平台。)
巴图尔将她的新现实浓缩为了一个源自宗教体验领域的词：“muhajira”(“迁徙者”或“进行宗教迁徙的人”)。这个词没有指明任何地点，而这也是首要的问题。相反，它将故事从关于失踪、绑架和囚禁的疑问中转移出来，带入了神圣的领域。
如何“总结”巴图尔·苏莱曼·阿卢什的故事并对其进行评论?当我们面对镜头压倒性的力量时，什么样的短语和词汇才能“准确地”描述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在镜头前做出的供述和恳求。她说她“迁徙”了，并否认遭到绑架；而她的家人则给出了相反的说法。随后，在午夜之后由当地知名人士“主持”的场合中，同样的问题被再次提出，她也重复了同样的回答。而她的家人反过来否认了女儿的“声明”。后来，她出现在杰卜莱(Jableh)的滨海大道上，坚持称自己是“主动选择”了这条道路。
原文题图
与此同时，活动人士和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伴随着关于在拉塔基亚和杰卜莱活动的传教宗教运动未经证实的理论猜测。当局的支持者则回应称，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一个成年女性选择离开原生家庭以行使其信仰自由。
视频、录音以及关于“选择”和“供述”的无休止争论：我们究竟该不该相信她?由国际组织和新闻报道所记录的关于绑架的背景不可避免地再次浮出水面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当局在逼供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如此。但也许，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言语”本身始终处于围绕巴图尔讨论的中心。有一种信念认为，在非公开受众面前的坦白和对峙逻辑中，说出的话语具有证明个人选择及其转变的表演力量。正是这种“言语”，导致一名妇女要去确保巴图尔的耳朵里没有任何发射接收装置，也没有人在向她灌输她所说的“话”。
“Muhajira(迁徙者)”这个词对故事起到了什么作用?
“Muhajira”暗示她存在于一个宗教救赎的框架内，如果不与宣扬这种转变的宗教话语发生冲突，就很难接近或评论它。这样一来，对于“她在哪儿?”这个安全问题的回答，不再是地理或事实层面的，而是衍生自神圣事物本身：“她迁徙了。”
“迁徙”一词源于一种浪漫化的维度，当局支持者试图以此来框定“圣战”以及推翻阿萨德政权“暴政”的信仰。但是，无论巴图尔是选择了这条道路还是被迫转变成这样，人们都在刻意强调她露面的个人性质，仿佛她必须超越家庭的失能、恐惧或社会创伤才能做出一个神圣的决定。巴图尔被期望构建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同时也是那些将她作为过渡到新意识形态空间象征的人的理想形象。
在社会层面，这个词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它与家庭及其传统发生冲突，重塑了这个年轻女子、她的亲属以及阿拉维派教派之间的关系。家庭不再被展现为一个惊恐地寻找女儿的当事方，教派也不再被描绘成害怕再次发生绑架事件。相反，两者都被重新定位为阻碍神圣选择的绊脚石。
图：黎巴嫩独立评论网站“阶梯”(Daraj)。
仿佛询问巴图尔在哪里，就变成了对她新的宗教体验的侮辱，或者对她精神转变的反对。通过这种方式，甚至连惊讶本身都变得令人尴尬：对于一个年轻女子加入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团体，我们该作何反应?
在这个框架下，失踪的女孩现在已经脱离了普通的质询。我们被期望在宗教守护者和权威的面具面前感到困惑，而权威与这种话语依然紧密相连。再一次，我们对她周围的人一无所知，不知道她的话是如何说出来的，也不知道这个声音是在什么样的安排下出现在屏幕上的。
她是否承受了压力?还是她真的发生了改变，而故事中仍有一些缺失的片段我们不得而知?这究竟是巴图尔个人的过程(或许是由有限的认知所塑造的)，还是绑架她或改变她的人进行了干预?我们无从知晓。
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刻意在她周围构建的一种光环。
我们提出这么多问题，并非出于好奇，而是因为这一事件存在于叙利亚社会，特别是阿拉维派女性所遭受的更宏大背景之中。仅仅听到一份声明不足以让我们将其作为完整的事实来接受。
巴图尔的声音是多层且密集的。它始于她的家人、她在大学失踪、无法找到她，以及围绕绑架的社会恐慌。它贯穿了巴图尔自己的视频、她家人反应中可见的痛苦，再到她后来在群人环绕中的露面——他们质疑她、包围她，试图从她的存在中提取一些最终的证明。
图：叙利亚作家、妇女活动家卡乌拉·巴尔古特，据称近期为HTS政权拘留。
对她所说内容的逆向解读，并非对巴图尔本人的否认，而是拒绝面对失踪后出现的图像时表现出肤浅的天真。这段视频不能被视为一次普通的露面，也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且自足的声明，尤其是在将一个失踪女孩的下落问题立刻转化为宗派、宗教和社会战役的更广泛背景下。
通过视频交出自我，带有明显的叙利亚式悲剧色彩。一个叙利亚人必须出现在视频中，以证明自己活着、安全、出于自愿、悔恨或是无辜的。然而，视频并不总是能展现真实的自我；它迫使自我呈现出一个被认为适合公众信仰和传播的版本。
巴图尔的整个生命被缩减为一句话和一个图像，而她的失踪本身仍然是更紧迫的问题：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现在?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又是谁安排它以这种特定形式出现的?
巴图尔的父母是故事中最能在情感上引人共鸣和令人信服的部分，这并非因为他们说出了全部真相，而是因为他们的形象看起来并不像人为制造的。两具困惑的身体被困在一堵未完工的混凝土墙旁，背负着父亲显而易见的羞愧和紧张，以及母亲同样的焦虑。
他们的不安暴露出，他们无法掌握任何可接受的方式来回应这一被他人想要框定为神圣的事件。父母的困惑本身可能是双层的，因为到了星期天，他们已经采取了针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拉维派委员会和在土耳其的阿拉维派的求助话语，这表明他们也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支持或指导，这与后来巴图尔出现时那种高度组织化的环境截然不同。
最近的事态发展只是加深了这种困惑。最初以“迁徙者”身份出现的女孩，突然将故事转移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框架中：根据她后来的说法，她仅仅是对朋友进行了一次长期的拜访。这样一来，叙事从宏大且充满深意的“迁徙”概念，转变成了一件世俗而普通的事情：一次拜访。
但这并不能让人放心。相反，它暴露了叙事本身的不稳定性。一场“迁徙”如何变成一次拜访?一场失踪如何变成一段精神之旅，再变成与朋友共度的时光，最后变成在男人、女人、政要、活动家和记者面前的公开奇观?最终又如何变成与家人的简单分歧，或者对家人的傲慢举动?
图：目前被HTS政权推为门面的叙利亚第一夫人拉蒂法·德鲁比，会见因社区工作获奖的伊德利卜学校校长。
巴图尔受到了一种特定形式的构建，而安全安排本身为这种公开露面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她父母话语中的一部分(当他们向阿联酋和阿拉维派委员会呼吁时)，也促使她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认领和拥有的图像。
巴图尔不再仅仅是一个人；她变成了一个象征，一种服务于受众和冲突的光环。
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是否使用了“正确”的词，而在于一旦权威、公众和宗教话语将这个词植入一个21岁女孩的身体后，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到了那个时候，那些宣称胜利的人的更宏大的话语正在通过她的声音发声，而不是将她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谈论。
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没有家庭的人，一个与自己家庭对立的人。这并非通过她可能正当选择的叛逆，而是通过我们不知道的条件、我们不了解的力量，以及一场舞台布景仍不明确的公开露面。巴图尔自己甚至可能都没有完全掌握其根源。
与此同时，在叙利亚社会几乎整体上将她变成一个特殊人物，并将争夺她的斗争转变为一场政治战役之后，围绕巴图尔构建了一种近乎自恋的光环。
图：作者纳瓦尔·贾布尔(Nawar Jabbour)。
是谁在通过巴图尔的话语发声?
是谁的声音在通过巴图尔的话语发声?是谁安排这个声音独自出现，仿佛它拥有终结其他所有意义的权威?是哪种权威、势力、网络或传教团体，将这些话语变成了最终的声明，而不是合理质疑的开始?
在经历革命、战争和政权倒台的那些年里，个人意志不再完全是私人的事情。它被分布在地图、检查站和武装团体之间。这个地区允许什么?那个检查站要求什么?那个派系想要什么?每个地区都从当地女性身上拿走了一些东西：一种穿着方式、一个形象、一种声音、一个爱人、一条道路、一种教育，或者仅仅是说话的能力。
巴图尔不是凭空出现的。她来自一个粉碎了人民意志，然后又要求人民将这种粉碎重新命名为选择、顺从或沉默的国家。
这里还存在一种集体顺从的形式。恐惧在阿拉维派中不再是显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一种习惯。这是阿萨德政权半个世纪以来训练叙利亚人养成的一种习惯：对主导话语的顺从，因为反对它就意味着直接的暴力。这种顺从表现在微小、重复的姿态中：我不发照片。我不提高嗓门。我不独自四处走动。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打扮。
问题不在于巴图尔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完整的，因为真相和虚假不会在真空中运作。坦白可以成为其他事物的掩护，这不一定是因为它是捏造的，而是因为围绕它的条件仍然是不可见的。这就是为什么必须保留一定的怀疑空间。
图：巴图尔过去的照片
而当政治空间消失，国家放弃了其保证那些受制于其权威的人言论完整性的作用时，神话就取代了调查和行动：一个逃跑的爱人，一个找到宗教指导的女孩，或者一个说谎的家庭。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和权威都逃避了真正的问题。问题不再是：巴图尔在哪儿?她是怎么失踪的?
围绕巴图尔的“迁徙”，以及围绕每一个经历或被动经历转变的阿拉维派女孩，都有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从政权垮台的第一天起，就有报道称发生了对不戴面纱的阿拉维派妇女的言语攻击、针对她们的威胁，然后是绑架和杀戮。在沿海大屠杀期间，有些人亲眼目睹亲属在眼前被谋杀。
巴图尔的故事与许多看似极其可疑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它引起了每一个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直接威胁的阿拉维派女孩的共鸣。
这样一来，危险就成为了日常生活组织的一部分。这不仅影响阿拉维派妇女；它也延伸到了戴面纱的女孩，因为她们的衣着、姿态，或仅仅是在公共场所的存在，未能满足伊斯兰道德执法者的要求。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宗教转变都是虚假的或强加的。但是在恐惧中发生的转变，不能被解读为纯粹内在和自主的决定，特别是当宗派身份本身成为一种负担、一种污名、一种危险的来源，甚至贫困的根源时。那么，另一种身份可能会作为一种生存的替代路径，或作为对一个受伤受辱的社区的象征性拒绝而出现。
图：巴图尔在离开家庭时发布的手写信，上置身份证。
在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她真的信仰了吗?而是：什么样的恐惧让信仰看起来像是一条求生之路?什么样的屈辱让人觉得离开自己原本的身份是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巴图尔的案子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声称自己做出了选择的女孩的故事。它是一种更广泛的集体顺从模式的一部分，人们学会了降低自己的能见度，改变自己的身体、形象和言语，这样他们就不会成为蓄意或随机的目标，也不会成为那些利用疲惫和不稳定，在没有自由的条件下将其转化为密集意识形态意义的团体的目标。
巴图尔本身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因为她被流放(dispossessed)了，她变成了唯一用来反对她自己、反对她的家庭、反对她的社区、反对这个国家的妇女，甚至反对绑架问题本身的证据。屏幕并不总是赋予我们真相；有时它只给我们一个精心安排的形式，而幕后发生的事情要可怕和真实得多。
这就是流放(dispossession)开始的地方，甚至在达到“迁徙者(muhajira)”这个词之前。一个人被流放不仅是在他们的身体被带走时，也是在他们言语的边界被他人设定时，在他们被迫用一种我们不知道是否真正属于他们的语言来解释自己时。巴图尔连续说话的时间没有超过一分钟，然而这就足够让某些人通过这个能说一分钟话的“战利品”来宣布胜利了。
“迁徙者”这个词比一个21岁的女孩要沉重得多，因为它承载着圣战、救赎、离开自己的教派和战胜自己家庭的历史。它赋予了使用它的人一种比家庭提出问题甚至恐慌的权利更强大的道德权威。巴图尔自己并不具备一种清晰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然而，人们却突然期望她作为一个完全成型的、有意识地选择了一种宏大意义的主体出现，而不是一个连下落、处境、遭遇以及走向这种情况的路径都还需要被理解的女孩。
图：一年之前的另一起罗生门，女子米拉·贾拉尔·塔巴特失踪后被传遭贩卖为奴，但后来她又出现，宣称自己是为爱私奔。
围绕巴图尔的剥夺是极其模糊和高度复杂的。它可能包含对精神的寻求，或者认为救赎就在其中。但是等式的一边仍然缺失：正义、个性、自由生存和自由意志。新政权及其拥趸，可能会将这些东西视为不信仰或异端的形式。
问题不在于精神本身，而在于当精神在废墟上崛起并取代正义时的灵性。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严肃的信仰；如果没有自由的良知，加上理性的积累、教育，以及对公民身份、精神生活和正义的现代理解，就没有救赎。
四、巴图尔·阿卢什在五月最早发布的澄清视频内容
我是巴图尔·苏莱曼·阿卢什，我为神的道路而迁徙并离开了家。我不是被绑架者，而是迁士。我曾承担压力，并决定迁徙离家。感谢神，我很好，身体不错。我希望所有的帖子和人们都不要再谈论我。让这件事结束吧。
澄清视频中的巴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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