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关至：《日本农民组合的重建与社会党·共产党》（中篇）

上篇翻译/横关至：《日本农民组合的重建与社会党·共产党》(上篇)

二、日本社会党的建立

1945年9月22日，无产阶级政党结成准备恳谈会召开。此次恳谈会有包括各地旧农民运动指导者在内的众多旧社会运动家出席。会议开幕辞由浅沼稻次郎致辞，松冈驹吉被选为议长。因“安部矶雄与高野岩三郎两位因病缺席”，由三长老代表贺川丰彦致问候辞(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76页)。经过报告由平野力三进行记录。报告后的质询与恳谈结束后，须永好“为赋予本次恳谈会以意义而提出动议”(同上)。

该动议为：“一、为推进新党组织而设立创立准备委员会，其人选全权委托三前辈;二、不拘泥于过去而向天下寻求同志;三、结党仪式于10月27日在东京举行”，并“全场无异议通过”(同上)。

会议中，对曾在护国同志会活动的杉山元治郎等人集中进行了批判。据曾在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等组织中于平野力三影响下活动的山梨县议员松泽一的证言，“水谷与木下源吾、辻(井)民之助等人发表了猛烈的肃正论，而曾高举战争旗帜的护国同志会成员杉山元治郎等人却一言半句未发。尤有甚者，杉山等人对木下、辻(井)等人处以除名，恰如以石击已转身之人，为取悦当局而采取此种手段，故无论说什么亦无法阻止”(1945年9月29日内务大臣、关东信越地方总监致山梨县知事的报告，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137页)。然而，会议在“大同团结”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虽各执己见发表极端言论，但终究与会者之志向不期而至，从少数分裂转向大同团结之气运，在夺取天下之前应搁置理论而前进，以此达成一致”(同上)。

“大同团结”提倡之基础在于“在夺取天下之前应搁置理论而前进”，此一构想值得注目。

另一方面，旧全农全会派指导者中，也有人对参加新政党结成犹豫不决。关于昔日全会派指导者石田博心，佐贺县知事1945年9月24日致内务大臣、九州地方总监、福冈县知事的报告称：“目前尚未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并记载“尤其石田如另文件所示，向所辖署特高主任投送书信，表露其终战之际自身国家主义信念态度，完全证实其已彻底转向”(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116页)。致所辖署特高主任的石田书信内容如下：“前日失礼了。形势虽似未落定实却早已落定。若论以豁出性命之勇猛心觉悟之日本人，突破途上之事自不足道，然人情难忍者，乃作为战争犯罪人被追究之诸位。依我等道义观而言，本应是两败俱伤，然若败则因战军之世习而遗憾万分”(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119页)。此外又记：“学问亦应为陛下而做，此乃日本之学问。唯有日本之学问方能有益国家，贡献世界文运”(同上，120页)。

同样，曾任全会派指导者的上田音市，在言及自身战争责任的同时，认为若参加战后运动则须做好接受制裁之觉悟。三重县知事1945年9月26日致内务大臣、东海北陆地方总监的报告，关于上田的意向记载如下：“自战争爆发以来，吾始终一意支持战争，对军官之协助亦真诚为之。战败后思想虽一度回归战前社会样貌，然战争中既真诚协助军官，如今无法立即趋身参拜，且今后之趋势尚未判明，故态度尚难决定，拟近日上京充分把握中央情势后再做决定。然若吾参加社会党，则对战争中协助军官之事，恐难免同志之批判与制裁，须有甘心接受之觉悟……云云”(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128页)。这也是运动指导者言及自身战争责任的罕见案例(《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432—433页，由功力俊洋解说)。

社会党结党过程中还有一处值得注目的地方，在于社民系及劳农派对三宅正一提出了批判。

关于新党准备委员的选拔，原彪于9月25日日记中写下对三宅正一及高野岩三郎的批判：“有准备委员考察之小委员会。称日劳派毫无反省之色。即仍指名三宅正一前来。另借森户辰男向高野岩三郎氏转达‘希望考察不要仅以22日之气氛为基准’。岂有此理!若如此则明显无视大众意志，拒绝希望。如此何谈民主”(《原彪日记》，《经济学家》1993年11月2日号，79页)。9月26日准备委员正式决定，但三宅正一未被选为准备委员(前揭《资料日本社会党40年史》，16—17页及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80页)。

关于三宅未被纳入准备委员之理由，9月27日警视厅特高部长致保安课长之“口头联络”记载如下：“尚三宅正一、田万清臣、高津正道虽一度入选，然三宅、田万因与阿部茂夫、平野学等人共同积极从事军国主义协助活动而被排除，高津正道则因思想偏激，触三长老之忌讳而被排除”(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80页)。劳农派铃木茂三郎于10月3日致羽生三七的书信中写道：“终于从结成准备委员中排除了三宅正一。仅此已是大事。河上(丈太郎)·河野(密)诸君首先不热心。故由旧社民与我等及旧农地同盟诸君为主进行。”(原注5，原注1—4已在(上)篇出现过)

政策方面，粮食政策由须永、平野、杉山负责。10月4日于藏前工业会馆召开新党政策委员会，据须永好记载：“推片山哲为议长，铃木君负责总务性议事，首先将当前政策分为粮食、失业、通货膨胀、宪法改正等，我负责粮食对策，听取小野武夫意见，夜间拜访田原君与浅沼君，与之会谈”(前揭《须永好日记》，373页)。10月14日，杉山、平野、须永就粮食政策进行协商。“于藏前工业会馆新党准备会事务所与杉山、平野君等会面，提出须永关于粮食政策之方案进行协商，委托平野君整理。”(《须永好日记》，374页)

10月30日，干部集合进行党本部职员选拔。《须永好日记》记载：“于藏前工业会馆党事务所与松冈驹吉、西尾末广、河野密、平野力三君等会面，进行党本部职员选拔，主张在书记长之下常设部长以构建本部机构”(前揭《须永好日记》，376页)。此次党本部职员选拔之协商，劳农派干部并未参加。为何未参加?不详。10月31日，于藏前工业会馆召开新党准备员全体会议，职员得以确定”(前揭《须永好日记》，376页)。

11月2日日本社会党结党大会上，浅沼稻次郎致辞“开幕辞”，松冈驹吉担任大会议长，水谷长三郎进行经过报告纪录(《日本社会党结党大会议事录》，见日本社会党结党40周年纪念出版刊行委员会编《资料日本社会党40年史》，日本社会党中央本部，1985年，15—18页)。须永好报告“关于粮食政策之件”，平野力三报告“关于农地制度改革之件”(同上)。结党宣言宣读由野沟胜负责(日本社会党机关报《日本社会新闻》第1号，1946年1月1日)。职员选拔中，三轮寿壮、三宅正一未任社会党要职(原注6)。认为导致了如此人事安排的原因应是三轮寿壮、三宅正一正受到社民系与劳农派的批判。

农民运动组织者中，以下人士被选为职员：须永好任会计监察，浅沼稻次郎任组织部长，中村高一任青年部长，田原春次任国际部长，野沟胜任农村联络部长，杉山元治郎任协同组合联络部长，平野力三任选举部长，黑田寿男任妇人部长，冈田宗司任中央执行委员(同上)。

三、日本共产党的重建

1945年“9月刚过时”，上京的椎野悦郎前往府中刑务所内部的预防拘禁所拜访德田球一时，“所长出来向我致意，称‘战时之事非常抱歉’，并低头致歉”(椎野悦郎《政治犯的释放与日本共产党之劳动运动方针》，前揭《证言：产别会议的诞生》，260页)。“我于此时在此留宿二三日，与德田同室(独房)共寝。对方亦认可此事”(同上)。“留宿于预防拘禁所，共同生活”的椎野称，“9月中旬之事”，受德田之托，将志贺义雄以英语书写之政治犯即时释放请愿书，最初带往横滨的苏联代表部，未被受理，遂带往占领军司令部(同上，262页)。受理者为对敌谍报部的埃默森(竹前荣治《日本共产党被解放之日》，见《中央公论》，1978年7月号，169页)。

9月29日麦克阿瑟元帅与东久迩稔彦首相第二次会谈中，麦克阿瑟表明了对共产党的警戒态度，东久迩首相则提示政治犯释放方针。“此次元帅问我：‘苏联、中国方面不久将有日本人共产党员归国，政府将如何应对?’我答：‘我于组阁同时已下令释放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之全部政治犯，然因官僚办事拖沓尚未执行。且本内阁已承认言论、结社、集会、出版之自由，故对共产党员无任何特别措施，亦无差别待遇。’元帅称：‘此乃值得考虑之事。’关于苏联及共产党员之事，虽多方询问，我皆答‘不甚知晓’。元帅对此似乎非常关心”(前揭《东久迩日记》，244页)。席间，参谋长(萨瑟兰德中将)称“不处置共产党员岂非危险”，首相答“我认为让那等人畅所欲言方为上策”(同上)。

如此，占领军首脑对共产党抱有强烈危机感。

9月30日，与"狱内细胞"保持联络的藤原春雄，向来到同盟通信社记者山崎早市据点的罗贝尔·吉兰等外国记者透露了共产党员被拘于府中刑务所内一事(山崎早市“凄厉斗志”，《德田球一全集》第6卷，五月书房，1986年9月，月报6，第2页)。藤原委托1945年5月入职协会、尚无活动履历的26岁的永田明子代为联络狱中干部。永田明子证言如下：“我自身，实则战败后不久藤原春雄先生即嘱我‘能否拜托您办些私事’，前往府中刑务所拜访德(田)球(一)先生等狱中干部。10月10日，政治犯释放之前。德球先生等人与藤原先生等人小组之间，似自某时期起即保持联络”(辻英太、永田明子《战败后日本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前揭《证言：产别会议的诞生》，60页)。

10月1日，罗贝尔·吉兰等外国记者前往府中刑务所，与德田等政治犯会见。他们将此次会见之报道发送出去。该报道引起的反响成为对共产主义者本来持强烈警戒心的占领军指导部决定释放政治犯的重要原因(竹前荣治，前揭论文，《中央公论》1978年7月号，190页)。

10月4日下达了政治犯释放命令。据松本一三回忆，得知此命令的德田一气呵成写就《告人民书》(即，『人民に訴う』)。“德田知此事后迅即于一夜之间写就出狱声明文《告人民书》”(松本一三，前揭回忆录，《狱中的昭和史》，195页)。山边健太郎亦写道：“《告人民书》由德田君起草，我等亦陈述意见”(山边健太郎，前揭《社会主义运动半生记》，221页)。

10月5日，东久迩内阁总辞职。东久迩在总辞职感想中言及未能实现之大赦令实施构想。“最必要者，非以联合军指令释放受重刑者，而是以天皇之名赦免之。此乃国民精神上之问题”(前揭《东久迩日记》)。实际上，政治犯乃是以占领军的命令释放(原注7)。

10月10日，自府中刑务所内东京预防拘置所出狱的德田、志贺等人，以“日本共产党出狱同志 德田球一，志贺义雄 外一同”之名分发《告人民书》。背负“狱中18年”的艰难历程，共产党终于登上了合法舞台(原注8)。

共产党中央指导部以“狱中细胞”(即“府中组”)的人员为中心构成。10月10日自宫城刑务所出狱、11日抵东京的西川彦义面前，“最高干部”的使者志田重男现身。西川在柳本美雄迎接下，与荒畑寒村与高野实会面，讨论劳动组合的组织化。“正在谈论此事时，我明明只告知柳本或加藤勘十我在高野处，不知何处听闻，志田(重男)前来，称德田(球一)与志贺(义雄)欲见我。彼等已占领府中刑务所宿舍作为党再建之据点。遂被要求带西川君前来，谓其为使者。问君是否为最高干部之候补，答称乃狱中细胞决定之事”(《西川彦义闻书》，原全五《大阪工厂街·我的劳动运动史》，柘植书房，1981年，69页)。

与德田商谈后，西川之活动部署由德田指示。“分别时，我称曾从事改良主义劳动组合，自革命反对派加入全协，方得入党，欲从事劳动运动以重建党。德田称那便回大阪去做。我因本在大阪活动，遂答应。又虑我为中心或有不妥，德田称任命志田君为大阪之负责人。问是否任命，答称党乃自上而下建立。我心想彼等已居上位，虽觉可笑，但想也罢，妥协之下终致失败”(同上，70页)。

德田此次“党乃自上而下建立”的发言，如实展示了当时“狱中细胞”指导者们的共产党观。依此构想，尽早掌握“上层”者即可指导共产党全体。在之后获释者及日后集结者面前，德田等“狱中细胞”指导者已然以最高指导部之姿君临，况且他们拥有作为“狱中18年”抵抗者的权威。

1945年10月19日解放运动出狱同志欢迎大会上，德田球一发表演说(《赤旗》，第2号，1945年11月7日)。继而11月8日召开之日本共产党全国协议会上，德田球一面对“约300名参加者”兼作一般报告与致辞(《赤旗》第3号，1945年11月22日)。协议会由德田担任议长，地方情势报告由袴田里见、黑木重德、金天海等人负责进行，行动纲领草案提示由宫本显治负责，规约草案说明由德田负责，当前政策由志贺义雄报告。继而，作为战后首次召开之共产党大会准备委员，选出“德田、志贺、袴田、金、宫本、黑木”(《赤旗》第3号，1945年11月22日)。

德田、志贺、黑木乃是东京预防拘禁所“狱内细胞”(即“府中组”)的指导部，金亦曾有在东京预防拘禁所的经历。1945年12月日本共产党第4回大会选出之中央委员为德田球一、志贺义雄、金天海、袴田里见、神山茂夫、宫本显治、黑木重德7名(《赤旗》再刊第6号，1945年12月12日)。继而，政治局·组织局议长、书记局书记长由德田球一当选，宣传部长由宫本显治当选，书记局事务长由黑木重德当选，机关报部长由志贺义雄当选，劳动组合农民部长由神山茂夫当选(同上)。7名中央委员中，4名为东京预防拘禁所关系者。且东京预防拘禁所“狱内细胞”，即“府中组”的指导部，包括政治局·组织局议长兼书记长之德田、机关报部长之志贺、书记局事务长之黑木等人，占据了共产党中央指导部之核心地位。可谓“府中组”掌握了“上层”。

拥有如此中央指导部的共产党将拟以何种方针行动?此事应与社会党如何定位、如何组织共同斗争为中心进行合并考察。

面对日本战败与占领这一全新事态，无论何种政治家，均须决定如何把握形势、采取何种战略战术，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课题。德田等“狱内细胞”，亦须锤炼应对新形势的方针。然而因为长期狱中生活，他们在了解具体情势与国民心情方面，较其他政治势力为劣。但“狱内细胞”并未进行汇集狱外共产主义者及协作者意见、进行集思广益之工作。关于新形势下方针应如何之集体讨论，并未组织。“狱内细胞”认为可以用已有的1932年提纲应对。拘禁所中，德田基于32年提纲制定方针。椎野悦郎有证言：“德田在书写出预防拘禁所后共产党之活动方针”，对留宿德田房间之椎野称：“此时给我印象最深者，乃德田所言‘椎野君，32年提纲暂时足矣。暂且以此进行’”(椎野悦郎《政治犯的释放与日本共产党之劳动运动方针》，前揭《证言：产别会议的诞生》，261页)。

实际提出之方针中，1932年提纲核心的“打倒天皇制”亦被定位为战后共产党的基本方针。10月10日之《告人民书》宣扬了解放军规定与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原注9)。即：“一、对联合国军进驻日本以将世界解放于法西斯主义及军国主义之下，开启日本民主主义革命之端绪，深表感谢。二、积极支持美英及联合各国之和平政策。三、我等目标在于打倒天皇制，建立基于人民总意之人民共和政府”(《赤旗》第1号，1945年10月20日)。

《告人民书》基于被释放政治犯作为“特异存在”的自我规定，作为单独政党，即共产党的结成目标。“七、今于此处获释之真正民主主义的我等政治犯人，乃与人民大众共同肩负此重大任务之特异存在。我等将与共赴此目标之一切团体及势力结成统一战线，人民共和政府亦将建立于此基础之上”(《赤旗》第1号，1945年10月20日)。

当时多数旧社会运动家拟以“大同团结”为方向结成新党，且警察当局也预见共产党员将潜入新党内部活动。出狱的共产党干部却以作为“特异存在”的政治犯为中心打出了结成共产党的目标。

10月19日解放运动出狱同志欢迎大会上，德田球一演说称：“我等为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可与联合国解放军协力”(德田球一“关于当前事态之党政策——10月19日解放运动出狱同志欢迎大会演说要旨”，《赤旗》第2号，1945年11月7日)。该演说中，关于人民战线的目标亦称：“其目标于当前乃将来民主主义革命之目标，即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之目标，乃将来民主主义革命中划分敌我之不可动摇界线”(同上)。依此基准，共产党对社会党作出如下评价：“若社会党诸君不能赞成打倒天皇制，则意味着拒绝参加民主主义革命，应甘作为反动势力站在天皇一方而受批判”(同上)。

在此基础上，将社会党中心人物松冈驹吉、西尾末广规定为“战争罪人”，要求社会党进行“自我批判”。“社会党有各色人等参加，此乃人尽皆知。然其中心人物为松冈驹吉、西尾末广，此亦乃众所周知之事实。彼等二人至今做过何事?明言之，乃出卖工人阶级、出卖罢工、向左翼革命劳动者之私设检察官告密，此从我等记忆中无法抹杀。且战争协助之中，榨取工人农民至失血，自身积累巨富，即战争罪人，作为官权、大资本家之手先蹂躏人权之犯罪人，此不可忘。社会党诸贤若真为人民大众，则应大力自我批判”(同上)。

1945年10月20日《赤旗》第1号所载《关于斗争之新方针：新形势要求我等何事》中，对社会党之评价如下(原注10)：“陆续出现之新政党与我等之斗争。首先成为问题者乃日本社会党。彼等虽标榜社会主义，然内容绝非真正之社会主义，即人民真正自主政治之民主主义。”且“一面声称协同体或协同组合建设世界国家，另一方面主张君主主义即天皇制之保持，换言之即维护国体。故其归根结底乃梦想自日本天皇向世界天皇展开，与荒谬之军阀世界征服同根。协同体或协同组合云云，要义乃法西斯主义国民组织，此想法不过为垄断资本之国家组织构图。”

同时，对社会党干部作出如下人物评价。首先，关于曾为社会党结成尽力之三长老之一贺川丰彦，称“更应想起此贺川乃东久迩首相顾问，实为战前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而奔走美国之人”，并称“彼为基础劳工，出卖罢工、劳动组合以中饱私囊，与铃木文治同为前辈，此不可忘。”

(原作者横关至认为)此贺川评价并非基于事实。贺川丰彦曾投入自身版税收入，在金钱方面持续支持社会运动(拙稿《基督教徒贺川丰彦之革命论与日本农民组合的创立》，《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第421号，1993年12月参照，)。将贺川规定为“出卖罢工、劳动组合以中饱私囊”者，实在不妥。

其次，关于与西尾末广同为社会党结党中心人物之水谷长三郎，将其定位为“理论之代表者水谷长三郎”，称“水谷更主张以自主统制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然此明显意味垄断资本之统制，乃现政府已在着手之事。故乃社会天皇党，将来更发展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之纯粹时尚之萌芽，须加注目。”

水谷曾如前述主张“关于共产党或人民战线派之关系，应拒绝此等”(前揭《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3卷》，29页)。如此以共产党之名对人物进行攻击。对松冈驹吉、西尾末广之评价如下：“更看创立准备委员会之面孔。以松冈驹吉、西尾末广为先头，或多或少在所谓劳动组合拥有组合之地盘或为政治掮客头目、工贼者居多，且包含恶劣之战争罪人。与资产阶级政党创立委员毫无二致。无非为工贼野望达成之手段。”

此处值得注目者，乃对三轮寿壮与三宅正一未置一言。共产党攻击之矛头指向贺川、水谷、西尾、松冈。战时最为协助战争而成为社会党结成过程中问题的三轮与三宅，却未成为共产党的批判对象。

在进行如此干部评价同时，共产党对社会党提起“共同战线”。1945年10月20日《赤旗》第1号所载《关于斗争之新方针：新形势要求我等何事》称：“现在我等人民战线之中心题目必是‘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然此社会党以拥护天皇制为主题目，故无法立即与之共同战线。”但又称“然我等若因此而对彼等单纯排斥，不作任何工作，则属谬误。”

其次，关于“劳动运动、失业运动、农民运动”，称工贼“今已形成组合，狂奔于将其作为自身选举地盘、出人头地地盘，此显而易见。然彼等除缘故性、换言之宗派性组织外别无他途。故我等决不足惧。正面提出口号，大量开展，且献身的、实效的努力，必能击破彼等。”

在此方针下，10月19日及20日，共产党代表志贺义雄向日本社会党提出“共同斗争申请”。

1945年12月2日共产党第4回大会上德田球一之“一般报告”中，对社会党评价称：“彼等影响下，虽不多但存在若干工农大众”，且“敌人有钱，故总选举中将收买人民，亦试图收买社会党”(《赤旗》再刊第6号，1945年12月12日)。基于如此社会党评价，提出了与社会党结成“共同战线”。“我等不可独善，凡有工人农民之处，无论何物皆须布下共同战线”(同上)。

且作为对社会党内部之分析，称“社会党有3个派别”，分为“右翼、左翼、中间派”(同上)。关于“松冈、西尾等右翼”，规定“松冈驹吉、西尾末广自称反对军国主义，然其煽动战争之事实与历来阶级背叛，无人不明。”

其次，关于“以日本无产党、劳农派残余势力巩固之左翼”，称“左翼口唱革命，然于实践中于工人、农民、人民大众毫无作为”，且评价“山川、荒畑等不过所谓讲坛社会主义者”。

且关于“河野密、田原春次、三宅正一等中间派”，评价为“冒险主义者，善于时局投机之业”。

(原作者横关至认为)然松冈驹吉、西尾末广“煽动战争之事实”所指何事，并未提示。且山川与荒畑乃是第一次共产党时代的共产党员，与德田乃“同志”关系。将如此之人评价为“所谓讲坛社会主义者”，对战时进行抵抗、于人民战线事件中被检举之山川、荒畑等之经历，毫无敬意。又，此德田报告中，首次出现对三宅等人动向之批判。此前皆以批判松冈、西尾为中心。

1945年12月3日日本共产党第4回大会之志贺义雄报告(《关于人民解放联盟之结成及扩大——同志志贺义雄演说要旨》)中，对社会党之评价如下：“社会党于11月2日向记者发表不与共产党提携，此乃社会党中最恶劣之社大党系河野等战争罪人的阴谋”，且“社会党之工贼连中，尚有少许拒绝此共同斗争之力，然历来支持彼等之警察、宪兵已不复存在，近期彼等将急速失势”(《赤旗》再刊第6号，1945年12月12日)。

(原作者横关至认为)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向社会党提出共同斗争的志贺，其报告中称“社会党中最恶劣之社大党系河野等战争罪人”、“社会党之工贼连中”，此点须注目。“历来支持此之警察、宪兵”之把握，基于何种事实，未作提示。

1946年1月7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1月4日之公职追放发表致社会党员声明书(《赤旗》再刊第11号，1946年1月15日)。其中关于社会党干部称：“彼等所采取之拥护天皇制、拒绝与共产党共同斗争之方针，明显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方针。此与战时社会党现干部积极协助侵略战争遂行之社会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之事实密切相关”。

并且支持社会党内部反干部派的行动。“滞留社会党内之诸君，应反对现干部之反动方针，应为强化社会党民主化而强化反干部派之全国性团结，坚持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与共产党共同斗争、结成全国产业别劳动组合之4项目标而斗争”。

更要求参加共产党。“社会党现在之指导方针明显是反动的。故社会党内真正欲献身民主主义运动之大众，应加入我日本共产党”。

此声明书在呼吁共同斗争之同时，支持对方政党之“反干部派”运动，并要求加入己党。

1946年1月14日野坂参三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声明，称天皇制废止与皇室存续“自是特别问题”，阐述结成“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必要，主张“相互批判之自由”与妥协的必要，表明“决不固执一党派立场”的基本姿态(《赤旗》再刊第12号，1946年1月22日)。

1946年1月17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对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之声明》。对1月16日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方针之态度，称“历来拒绝态度有所缓和之点，作为共产党予以认可”，继而称“虽称议会选举后共同斗争，但‘今乃最佳机会’，‘赞成并支持山川均之统一战线并结成负责人会之计划’”(《赤旗》(『アカハタ』)再刊第12号，1946年1月22日)。

继而，《赤旗》再刊第13号(1946年1月29日)就1月11日山川均的人民战线倡议，称“与党中央委员会及同志野坂之共同声明”主旨一致，故表示支持。且称“主张与我党共同斗争之反干部派行动已渐趋组织化”，并规定“荒畑等社会党左派所揭‘目标在我党1月7日声明中’、‘与4项目标基本一致，且与山川氏声明相辅相成，回应人民对建立共同战线之要求’”(同上)。

(原作者横关至认为)历来对社会党"左翼"之批判隐入幕后。然为何不再批判，未作说明。也并无计划上的方针转换。

《赤旗》再刊第15号(1946年2月8日)刊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各地方委员会之指令。此指令因1月29日社会党中央常任委员会表明“共同斗争延至总选举后”之态度而发出，命令“急速建立民主战线”。“最紧要之事乃开展自下而上之统一战线”，且称“劳动组合、农民组织、妇女·青年组织中，须尽可能包含更多人，以协商会性质开展共同斗争”。

且明示吞并社会党组织的方针：“社会党地方支部中，若有众多欲加入共产党者，须毫不犹豫将其吸收入党内，其有能力者须立即置于重要地位”。更称“为尽快与社会党结成民主战线，动员社会党之基层组织以结成民主战线自不待言，尤须动员其青年分子，使之与青年共产同盟(青共)结成共同斗争”。明确将其他政党之“基层组织”及“青年分子”作为“动员”对象。

攻击目标设定为“社会党右翼”。“若社会党右翼仍执拗妨碍民主战线结成”，则“期求使社会党右翼孤立于大众”。此处，对社会党指导部之攻击、吞并组织之方针，在野坂参三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声明发表后仍被坚持，此点值得注目。

对共产党中央干部如此基本方针之反对意见，存在于共产党内部。1945年12月共产党第4回大会的志贺义雄报告(《赤旗》再刊第6号，1945年12月12日)中，对党内指导部批判进行了反批判。“或有人称党之指导者长期狱中，不知1932年提纲以后之国际情势，不知人民战线战术，然我等狱中同志始终考虑变化之情势，获取资料，充分磨练对抗之策”。

更报告称已产生如下倾向。其一，“大阪人民解放联盟同志中亦出现错误意见，即认为不应揭举打倒天皇制之口号”。其二，指出“党内亦有同志在地方建立劳农政党、社会党支部等，尚未能正确运用人民战线战术，犯下谬误”。

同样，《赤旗》再刊第6号之《主张：第4回党大会之成果》中，指摘存在“主张应在社会党内部展开共产主义运动”之“孟什维克主义、解党主义的右翼机会主义”。

(原作者横关至认为)如此，对揭举“打倒天皇制口号”之批判，来自拥有战时统一战线运动积累之大阪，此点值得注目。且“有同志在地方建立劳农政党、社会党支部等”一事，表明共产党内部存在对中央干部所推进之作为独自政党建设共产党这一基本方针的根本性批判。

又，“主张应在社会党内部展开共产主义运动”者的存在，表明共产党再建策及与社会党共斗策略已成为批判对象，此点值得注目。如此意见作为党内少数意见存在，于该时期共产党之分析中不可忽视(原注11)。共产党中央干部对这些党内少数意见之应对，乃将其作为“机会主义”加以弹劾。并未探求少数意见出现之根由。也未进行重新检讨情势分析、政策可否至锤炼工作方针。

注释

5 山室建德《1930年代政党基础之变迁》，日本政治学会编《年报政治学 近代日本政治中之中央与地方》，岩波书店，1984年，第181页注(1)引用。原资料为《羽生三七与文书缩微胶卷》(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石川真澄《某社会主义者：羽生三七所走之路》((朝日新闻社，1982年)中，作为“羽生三七保存稀少的书信”(第249页)介绍铃木茂三郎的书信，然记载“从结成准备委员中，终于将××××右派干部之名明确记载之笔者伏字后除去”。三宅正一仅将其人名伏字处理之理由不明。又，铃木茂三郎之弟铃木彻三氏之《片山内阁与铃木茂三郎》(柏书房，1990年)中，据石川氏介绍之书信，关于××××记载“笔者定为××××之人物，据各种资料仅知三宅正一，故断定”(第20页)。然各种资料并未揭示。铃木氏也未言及山室建德的研究。

6 关于三宅正一之排除，山室建德以铃木茂三郎书信为凭据资料，指出“日本社会党创立之际，旧日本劳农党系虽从左翼被纠弹为战争协助者，然对有马赖宁及近旁之三宅之反感尤为强烈”(《1930年代政党基础之变迁》，日本政治学会编《年报政治学 近代日本政治中之中央与地方》第181页注(1))。然旧社民系亦被批判，此点被忽视。又，“左翼”指何种势力，未明示。

7 联合军首脑对共产党抱有强烈危机感的时期，东久迩首相对共产党政治犯释放之构想，乃“非以联合军指令释放，而以天皇之名赦免”，此点值得注目。须检讨此与麦克阿瑟对共产党方针之差异，对内阁总辞职产生何种影响。历来研究将天皇照片刊登问题关联之天皇批判自由，视为东久迩内阁总辞职之主因，然亦须自如此观点重新检讨。

8 旧共产党多数派指导者宫本显治1980年时之回想(《终战后之时代——我为何未加入共产党》)中，记载《告人民书》发表的反面形象。“共产党欲登合法舞台，其给国民之第一印象极为重要。且出狱同志既为党之宝物，其最初亮相尤须谨慎，不可性急。须养气蓄力，深思熟虑后，再登国民面前。此大体乃一致之意见。然各自之准备与苦心，于10月10日一举化为泡影。该日，自府中刑务所出狱之德田·志贺以下干部，高举《告人民书》之小册子，于该日之内发出狱第一声”(《运动史研究》，第5号，1980年，第60页)。

9 宫本勇，前揭论文中，对《告人民书》内容批判如下：“然其内容皆系天皇制打倒、社会民主主义者粉碎等昔日公式化提纲文句之罗列。我等哑然，失望。无论如何，轻率、无分别而如此行事，此岂非冒失”(《运动史研究》，第5号，1980年，第60页)。

10 据松本一三之回想，德田球一“为教育‘狱中细胞’而写之论文”。“另一篇乃为教育‘狱中细胞’而写之论文与出狱声明文，原样再刊于《赤旗》第1号。德田本应如此，今我则作如是想”(松本一三，前揭回忆录，《狱中的昭和史》，第196页)。又，此德田论文，乃回答占领军埃默森之询问(关于德田球一之10月7日“调查书”，竹前荣治《日本共产党被解放之日》，《中央公论》1978年7月号所收)。占领军掌握德田如此主张后，采取释放之处理。德田等若被释放，社会党与共产党之对立必将激化，占领军是否因此持有如此预见，今后有待检讨。此乃无法从占领军对共产党对策之整体像中把握之课题。

11 这些反对意见何以停留于少数意见，今后有待检讨。须将“狱中18年”之威光及组织原则之存在方式等纳入视野进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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