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在印度的工作与《古尔冈工人新闻》的创办

国际主义：在印度的工作与《古尔冈工人新闻》的创办

AngryWorkers　2020年10月7日

〔本文属于一个更广的「国际主义系列」，由「我们来扎根」(Let's get rooted)网络的同志们所作。绒球根据AngryWorkers的英文版译出〕

这是德国同志试图与印度德里工业边缘地带的同志和工人建立交流的经验。如果你想对那个地区、以及同志们的工作有些印象，可以看一位朋友拍的纪录片《许多根稻草筑成一个巢(Many straws make nest)》。

2001年我第一次去印度，主要是去看望那些在博帕尔声援运动中活跃的朋友。〔注一〕我对印度所知不多，对那里的政治格局知道得更少。我听说过「印度农民运动」，那是反全球化运动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但我对那个运动的政治构成与阶级构成知道得不多。除纳萨尔派之外，我听说过的极左团体只有共产主义革命(Kamunist Kranti)，德里的一个小集体，是通过他们的小册子《反对劳动的歌谣》知道的。〔注二〕为了理解建立一种国际主义视角与交流的困难，把这个团体的发展放回一个更广的历史脉络里去定位，是有用的。

同全球南方许多国家一样，早期的革命团体常常有着非正式的国际维度。印度共产党最初的创建者们是在今天阿富汗一带的边境地区遇到布尔什维克时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当初是作为想要为哈里发国组织反殖民斗争的穆斯林去那里的，回来时却成了共产主义者，在加尔各答他们的公社里与孟加拉的农业工人和诗人混在一起。早期共产党那种不正统的性质，很快被莫斯科的总部拉回了路线上。另一个早期的国际组织是所谓的加达尔运动〔注三〕，一个反殖民的、半社会主义的组织，主要由旁遮普来的移民所组成。他们经由新加坡去阿根廷和美国，把寺庙和当地工会办公室当作桥头堡，组成了一张庞大的联络网络，以准备一场反抗殖民强权的武装起义。在美国，他们与早期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有密切联系。他们的努力被大英帝国一张同样庞大的警察网络所侦知并出卖。官方组织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印度的工人阶级自身没有发展出国际联系与斗争形式。1910年代伊朗最早的石油工人罢工是由来自印度的移民工人领导的〔注四〕，非洲新兴产业(铁路、种植园等)中许多罢工也是由从次大陆被带到那里的工人领导的。

从1930年代起，印度共产党(CPI)是主要的「共产主义」组织。鉴于印度广阔的农村腹地和狭小的工业中心，无政府主义、乃至托洛茨基主义当时是、现在仍然是少数派的政治倾向。「农民与工人联盟」的政治由印度共产党所体现。他们追随斯大林主义的偏离，从而侵蚀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共产党支持英国国家，号召印度的工人参加英国军队以「保卫苏联抵抗法西斯的猛攻」。1947年，印度共产党照搬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号召特伦甘纳地区起义的农民和工人放下武器、为「民主发展」而联合起来。1962年，印度共产党又一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爱国资格，支持「印度母亲」对抗【数据删除】。最后同样重要的是，1975年印度共产党支持英迪拉·甘地政府所实施的紧急状态，而紧急状态导致数以万计的战斗性工人和激进分子被捕入狱，导致强制的大规模绝育和贫民窟拆除。理由一如往常，是国家政治与策略性结盟：苏联支持了甘地，并宣布紧急状态是一项「反法西斯措施」。甘地不是已经把银行和矿山国有化、并把「社会主义」写进宪法了吗?至于从那以后反罢工法禁止矿工反抗新的国有化采矿体制，谁在乎呢。〔注五〕

历史上的这个点对我们共产主义革命的同志们是形成性的，他们当时是学生和工人。有一位同志被大学开除，转入地下加入了毛主义者，那是左翼中反对紧急状态的主要力量。他被派去组织「自给」农民和林居者。他在地下的经验同官方的党的路线发生了冲突：他发现即便是「阿迪瓦西」(原住民)也大部分是为木材黑帮和地主干活的雇佣工人，而不只是「自给」农民。他把这一点连同一项把重心转向工业雇佣工人的政治建议报告给一位党的头目，随后就以「企图另立一个党」的罪名被开除了。从那时起，印度的毛主义左翼继续坚持印度是一个半封建国家，因而为了实行一场民族民主革命，同进步的资产阶级结盟是必要的。爱国主义与乡土狭隘是印度许多左翼分子的家常饭。

我们这位同志决定去做那件他被指控做的事，在法里达巴德组建了一个马列主义政党，那是1970年代印度最大也最新的工业区之一。1980年代，他们「工会是首要的工人组织」这一列宁主义信念受到了现实的质疑：他们看到工会要么无能为力，要么在涉及裁员和重组时变成老板手里的工具。传统列宁主义那种把「财产的私人形式」看作有待克服的主要问题的看法，也暴露了它的限度，因为在我们处理现代公司时，持股、银行信贷和国家措施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为可以轻易迫使一个个别资本家向工会压力低头这个想法，同公司是被数百个个人、组织和公司所「拥有」这一现实发生了冲突。同志们在本地较大的「国际」公司(福特埃斯科茨、艾舍尔、巴塔等)里创建了工人小组，并在组织的过程中第一手地经历了自己那套陈旧政治眼光的缺陷。

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政治罗盘。他们开始阅读并翻译罗莎·卢森堡。他们的一本小册子传到了欧洲，国际共产主义潮流(ICC)〔注六〕的同志们由此注意到了这个不正统的小团体。通过与ICC同志的交流，法里达巴德的同志们听说了意大利、德国和荷兰的左翼〔注七〕，那些人曾批判早期苏联的对外政策——在那之前，这些潮流在印度只通过列宁的斥责为人所知。我们可以看到，阶级斗争的具体经验，连同同国外同志的接触，是如何一起打开了通向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门的。

2001年我第一次遇见KK的同志们时，我印象很深：这些人不是德里某家阔气咖啡馆里的知识分子。他们住在工业贫民窟里，出一份月刊工人报纸，上面有来自几十个工作场所的报道，并结合着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激进批判，而不必使用左翼的黑话。每个月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读这份报纸。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欧洲，而我在法里达巴德一个工业区里走一圈、同同志和工人谈谈所学到的，比读十几本书还多。意识到大多数工人的农村出身、贫民窟经济与十二小时轮班为常态的现代工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次启示。农村腹地的分量，动摇了我的一些假定，即工人阶级主要可以沿着产业协作的线索组织起来。「全球工人阶级」这个想法变得更真实，但也更复杂。这幅图景的一部分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作为一个来自欧洲的最低工资工人，可以相当容易地拿到签证和出行到印度所需的钱，而这对全球南方的产业工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城市生活和工厂劳动创造了大量共同的经验，这些相当本质的差别仍然存在。〔注八〕

这次短暂访问五年之后，我决定搬到德里住更长一段时间。有几个因素促成了这个决定。作为德国的一个集体，我们当时主要忙于一次对呼叫中心的工人调查〔注九〕，而到2000年代初，把呼叫中心工作外包到印度和全球南方其他地区的趋势变得更明显了。这段时期我们讨论并翻译了贝弗利·西尔弗的《劳工的力量》〔注十〕，那本书强调需要全球性的工人阶级组织去抗衡资本的全球运动与指挥。除印度之外我哪里也没去过，而我仍然对那些同志印象深刻。印地语不像汉语或朝鲜语，它看起来像是工人可以在工地上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或者等一台机器跑完的时候自学的一门语言。而工人阶级的存在本身就可以帮你移动：与其只是作为游客去某个地方，不如到别处找一份工作。偶然间我在德里郊外找到一份面向德语使用者的呼叫中心工作。我决定把自己外包出去。促成这一步的最后推力来自工人斗争。德里附近古尔冈本田工厂的年轻工人同管理层发生了对抗，并遭到警察残暴的镇压。〔注十一〕在我离开前不久，我们在柏林市中心组织了一次声援行动。我对在印度要做什么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想法，我主要想学习，并把一些经验翻译给更广的读者。在此后十年里，我来来回回，每年在欧洲干六七个月的低薪工作(扫马路、进厂、上工地)，在德里待三四个月。

那份呼叫中心工作相当超现实。那是一家市场研究公司，有八百名工人，其中一百名是外国人，多数是来实习的商科学生。上午同贫民窟里的同志们待过之后，我就去做我十小时的班，打电话，其中包括打给德国的五星级酒店，问他们为客人提供什么样的私人电视频道。看到德国、英国一边与印度一边的呼叫中心工人在阶级背景上的差别很有意思，在印度，主要是中下层的孩子设法学到足够好的英语，好在国际呼叫中心找到工作。后来，我同德里的年轻同志们一起，在古尔冈成千上万的呼叫中心话务员当中散发了一本小册子，内容是欧洲和美国呼叫中心工人的斗争经验。我们还为印度读者重新出版了我们那本《热线》，加了一篇新的序言。〔注十二〕我不知道读到欧洲的呼叫中心工人面对类似的问题、并找到了对抗老板的办法，对本地工人来说有多大的不同，但这不会有什么坏处。我们在那份印地语报纸上报道了更多呼叫中心工人的故事，在文化上被分开的工厂工人与办公室工人之间搭起了一些小桥。

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在一个制衣工人区租到了一个房间。一层楼二十五个房间里住着一百个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和三个茅厕。作为方圆十平方英里内唯一的白人，我很扎眼。但如果你说印地语，许多人可能会以为你是个皮肤白些的克什米尔人，而鉴于那里的政治局势，这也不总是个好身份!周围环境越是变成你的家，市场越是变成你给自己买晚饭蔬菜的地方，你就越是融了进去。六个月之后我有了信心，我能够进行像样的交谈，并且(慢慢地)把文章从印地语译成英语。产业工人的经验对我来说比呼叫中心的世界更有意思。多亏了朋友和同志，并且靠着帮忙散发那份工人报纸《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我认识了受雇于玛鲁蒂铃木、本田、博世以及其他主要汽车供应商的工人。一系列野猫罢工和工厂占领——主要由临时的「派遣」工人发起——在2006至2007年间开始了〔注十三〕，与巴西等其他「新兴国家」斗争的类似高涨相吻合。我们同法里达巴德的同志们一起，同这些年轻工人见面、交谈，把从前的斗争和各种陷阱讲给他们听，比如说，代表要么被收买、要么被打掉的风险。关于法里达巴德同志们实际的工作还有更多可说，但就「国际主义」而言，我基本上把精力集中在把德里正在发生的斗争的消息传出去上。为此我创办了《古尔冈工人新闻》〔注十四〕，并试图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把消息发给那些接近汽车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的同志。结果表明，「传播消息」永远是不够的。

2009年里科汽车的争议〔注十五〕，很好地说明了这个产业的全球性质，也很好地说明了政治组织去挖掘出这一潜能的迫切必要。里科生产的零件也或多或少以准时制供应给美国的通用汽车和福特。围绕工会承认的一场争议导致了闭厂和严重的暴力。在古尔冈减产一周之后，美国那边缺了零件，世界上主要工业国最大的工业公司的生产受到了影响。美国的那些工厂最近也出现过争议，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刚刚签了一份新合同，允许通用以老工人一半的工资雇用新人。许多工人对这份合同非常恼火。最近这些年里，通用的老板们——跟所有老板一样——一直在用「廉价劳动力」和「向下螺旋」的论证(「印度或中国的工人愿意为一把米干你们的活」)来迫使工人接受减薪。而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例子：恰恰是这些工人——在一个所谓的低工资地区——不但在要求更好的条件，还成功地让地球另一边的装配线停了下来。那么工会做了什么?他们有没有强调，这场工人斗争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可以鼓励我们拒绝老板的讹诈?他们当然没有。你大概能猜到，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地区官员做的恰恰相反。他们无视这些工人，只谈「一家供应商那边的技术问题」影响了生产、「希望很快能解决」。我们把关于里科斗争的报道发给了美国的同志，但我们怀疑他们是否组织得足以把这些报道在本地汽车工人当中传开。在这里，国际主义的、扎了根的工人阶级组织的问题变得紧迫起来。在此期间，我们只能将就着用现存的各种渠道。在玛鲁蒂铃木工人斗争〔注十六〕那件事上，我们联系了日本一个极左的铁路工人工会，那个工会大概只有一小把毛主义的退休工人，他们在铃木本地总部前组织了一次声援行动。这并没有把世界点着。工人借以在全球范围内「连接」起来、或者消息借以传播的那些真实存在的国际渠道，是不够用的。在德里的两年半里，我主要遇到的是传统的马列主义组织、非政府组织部门和学院，这三者都是被扭曲的国际主义的渠道。我们简要地过一遍。

起初，古尔冈-马内萨尔工业带里几乎没有什么左翼团体在活动。是2009年里科那场带着惊人的高速公路封锁与暴力的争议，最初把各种马列主义组织吸引了过来。它们多数源出1970年代毛主义的印共(马列)的一次分裂。它们总的政治眼光妨碍着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比如说，它们强调铃木或本田这类公司是「外国的」，并且常常试图把自己呈现为更好的爱国者。这些党的结构是相似的：顶上是年长的中产阶级男性，比如教授或医生。他们对更年轻的学生同志有影响力，鼓励他们去工人当中「搞组织」。因为他们缺少产业劳动与斗争的第一手经验，他们「搞组织」的首要载体就是工会。注册一个小工会相对容易，但让雇主承认它就不容易了。这些党在工会问题上相对机会主义，比如，它们组建「移民工人工会」以利用农村工人与本地工人之间的分裂;它们要求「公平的工资」，明知没有这种东西;如果看到策略上的好处，它们会组织那些很可能失败、并会导致工人遭到打击报复的行动。它们对可能更成功的群众性「自发」行动和地下工人行动兴趣较少。取而代之的是，它们主要从事由正式工领导的象征性行动，正式工在建立一个工会上有自己的利益;按照法律，临时工不能成为同一个工会的成员，这意味着平均而言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被排除在企业工会之外。它们想「组织」稳定的正式工核心，尽管这些正式工往往处在监工的位置上。它们主要的招募地盘是遭到打击报复的正式工，这些人变得依赖这些左翼组织的物质支持，并且享受被当作「模范工人」邀请去大学和国际聚会。

它们「教」给那些正式的「先进」工人的东西也很恶心：斯大林苏联之美与CR之光荣。由于这些组织有自己的利益，它们所聚焦的斗争形式实际上对大多数工人是有害的。比如说，它们提出那些容易招致镇压的形式，而无视地下的集体行动。当数百名玛鲁蒂铃木工人烧毁了自己厂里的一些建筑、打了几十名经理并打死了厂长时，这些组织把这件事说成是管理层的「设局」，并把工人描绘成受害者——这也是为了代表那一百五十名在骚乱之后入狱的正式工。〔注十七〕在事后的余波里，各种马列主义组织开始互相攻讦，把与之相连的工人拖进了泥里。

不过另一面是，它们确实设法造出了各个企业的「正式工战士」的地区性机体，这些机体挺过了个别斗争的起落。通过这些机体，它们同国外的马列主义组织和工会取得了联系。我得承认，当我在哈里亚纳-拉贾斯坦工业边界地区的沙漠地带一间汽车工人的棚屋里看到一张德国马列主义党的贴纸时，我是有些触动的。德国马列主义党能够组织国际汽车工人会议，会上的正式发言也许很浮浅，但工人在分组讨论中、以及在非正式场合，也许真的有机会交换经验。当然，问题在于这些交流——被邀请参加这些会议的一小把「特权」工人的交流——有多少真正反馈给了车间里普通的工人。

非政府组织的世界甚至更加堕落。各种「工人非政府组织」涌现出来，尤其是在制衣工人当中，部分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福特基金会这类基金资助。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买」一些敢说话的工人当组织者。在欧洲看着人们争夺有薪的「组织者」职位就已经够糟了，在印度这样一个相对更穷的地区就更可悲。工人们抢破头、彼此争斗，好接近那些发放工作和好处的中产阶级非政府组织官员。他们对工会的理解完全是法条主义的，他们的运动是一场受害姿态的大表演。他们必须通过展示工人的悲惨来向大买家(H&M、Next 等)施压。他们的国际主义主要瞄准全球北方消费者的负罪感。我住在主要的制衣厂区附近，任何见过二三十万工人徒步走去上班的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想法：「那才是力量!」这个地区每隔一个月就会爆发大大小小的野猫罢工和针对管理层的暴力，直到频繁的大规模骚乱。〔注十八〕虽然它们从未达到孟加拉国那样的凝聚与统一的力量，但它们绝对不是受害姿态的表达。话虽如此，我们自己也曾在牛津街的时装零售店前组织象征性的纠察，以声援德里某次制衣工人罢工，部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怎样在实践上支援工人。而当一些同志在汉堡附近H&M为欧洲服务的主要仓库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注十九〕，那里南北工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似乎更容易想象。

与非政府组织的世界多少相关的是学院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两者都是由一个利益与工人相分离的专业阶层所承担的。《古尔冈工人新闻》吸引了几十名国际博士生，他们想为自己的学术工作弄到一点信息。有人从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德国来访。少数几位学院同志，比如伊曼纽尔·内斯〔注二十〕或约尔格·诺瓦克〔注二十一〕，为了写书的调研来到古尔冈。学院中人、同志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令人不安。他们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点什么，这一事实常常使之成为一条单行道：他们想要可以访谈的工人的联系方式，但在「他们的成果」发表之前，他们不能把访谈分享给更广的工人阶级读者——而且即便发表了，也并不总是容易读到。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会常常见到他们，之后就很少了。他们似乎也没有多少政治冲动去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工人阶级组织。「学院同志」数量之多，并没有与愿意真正弄脏双手、集体地工作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数量相匹配。最后，讽刺的是，多数学院中人的工作其实并不怎么好。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认识工人，他们依赖非政府组织和本地的学院与工会来源，而这些来源同样是脱离的、或者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在读者上也瞄准「更广的受众」，因而可能选择呈现一个更容易入口的事件版本。对我来说这一点变得明显，比如在伊曼纽尔·内斯《南方的起义》一书中关于玛鲁蒂铃木斗争的版本里，那里不但有事实错误，比如正式工与临时工之间的工资差距，还呈现了一个关于工厂占领内部动力的扭曲的故事，把它简化成了对一个独立工会的要求。当我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他并指出这一点时，他表现出一副傲慢的教授派头，认为自己比一个在玛鲁蒂铃木工人中间生活了两年半的工人阶级战士懂得更多。总而言之，不存在一种共产主义的或革命的、有组织的「道德」，来给这些学院同志一个罗盘：如果你有这份自由而有偿的时间来「研究我们」，那么这样这样就是我们期待的回报。

与其继续这样抱怨别人的「国际主义」之不足，我最后应当自我批判地看看我们自己有限的力量和我们的挑战。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需要组织。有时它们从具体的斗争和直接的组织中生长出来，比如码头工人的国际团结。但更多的时候，国际联系依赖于自觉的、扎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在这个意义上，Kamunist Kranti、我在法里达巴德的同志们，是非常矛盾的。那份报纸依靠一位年长的同志，周围是支持他的工人和学生，他们写文章、帮着发行报纸，而这每个月要花十五天。1990年代他们曾试图办一份全印度的工人报纸，为此奔走了一年，在各主要工业城市会见了几十个团体。这个方案因毛主义者的操弄而失败。同志们的主要群体是年长的、如今已退休的金属工人，他们是在这个团体的马列主义阶段加入的，那时他们办读书小组、组建替代性的工会名单，总之，那时他们试图创造「工人干部」。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自我批判地看待那段时期。问题在于，既然他们偏爱「非正式结构」和「自我组织」，他们所吸引的就主要是学生、或者已经有某种政治背景的工人。第二代工人战士是在一次非常聚焦的「声援运动」期间加入的，那次运动是为一群金属工人而发起的，一位美国的学院同志曾就他们、或者同他们一起做过研究工作。我想说的是：这个团体批判「战士主义」、批判「干部建设」这个想法，却没能使自己再生产出来，仍然主要依赖一位同志，而这位同志尽管批判「战士主义」，他本人正是战士的活生生的化身。2015年前后，这个团体试图通过设立互相支援的「工人碰头点」来把自己「正式化」到报纸之外——某种程度上像一个团结网络。有四个房间和四位负责的同志，但把这些「碰头点」登在报纸上是不够的。一年之后这项努力就停了。

从那以后，同志们继续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他们每个月拜访数百名工人，在德里工业带周围跑上几十英里。如果遇到斗争中的工人，他们就提供几十期旧报纸，上面有关于类似斗争和可能的教训的报道。多亏了同数百家本地工厂的联系，他们能够让罢工中的工人同相关公司里可能通过非正式的声援行动提供直接支持的工人接上头。他们提出建议，但对「领导」是警惕的。鉴于他们的年龄与经验，斗争中的工人确实倾向于听取并讨论他们关于「自我组织」的想法。《古尔冈工人新闻》，我围绕那个在线博客所作的倡议，曾试图在一个「受够了左翼」的年长世代与年轻的「左翼」学生之间作政治上的中介——因为看到要保证某种连续性，就得有新的一代接上来。这件事失败了。年轻的学生想要一个关于「该做什么」的更清楚的构想，而年长的一代除了说「工人已经在做事了」之外，拒绝回应这个要求。在印度的经验帮着丰富了欧洲的讨论。我们组织了各种会议，作为德国《野猫》杂志的一部分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也试图通过工作坊和《古尔冈工人新闻》上的文章，把欧洲的一些讨论、特别是关于工人主义和工人调查的讨论带到德里。但当我们扎根于西伦敦工人当中的 AngryWorkers 倡议占去了更多精力时，《古尔冈工人新闻》就停了下来。不过会说印地语仍然有用。它成了在西伦敦仓库和工厂里众多南亚工人当中的一把重要的敲门砖。

工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相连。我2000年代中期搬到德里时，工人没有网络连接，现在多数工人都有智能手机。仍然存在的是一道明显的语言上的种族隔离;多数工人不说也不读英语。农村地区自身也更多地附着到了大都市中心上。当我去德里以东一千八百公里外一个偏远村庄拜访本田工人时，我们遇到的唯一的年轻人是那些刚刚从德里、孟买或金奈回来休病假、或者回来在自家田里短期参加收割的小伙子。工人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全球其他工人身上正在发生什么。

当一名玛鲁蒂铃木工人结束了十天的工厂占领走出来时，他用手机给我们看占领华尔街的新闻。他说：「你看，我们的斗争已经传到纽约了!」

在西伦敦，我们敏锐地意识到印度的阶级斗争与更广的政治气氛如何影响着移民工人的意识。1970年代，旁遮普是农业与工业动荡的温床，部分是通过毛主义组织来组织的。那些在英国反抗剥削与种族主义的印度移民工人，受到「老家」这些经验的影响，组成了「亚洲青年运动」这样的激进左翼组织。1980年代，旁遮普变成了印度的阿富汗，滑向了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卡利斯坦」运动也在英国的旁遮普移民工人当中、特别是在我们所在的街区Southall取得了霸权：目前我们许多来自古吉拉特的工友来自工人阶级活动很少的农村地区——他们对莫迪的支持，主要源出他们「小农」和「小商贩」的背景。

没有什么朗朗上口的结论。以我们微小的力量，我们在正确的地方挖，我们发现工人实际上在做什么。我们自己的理论立场受到我们(国际的)经验的影响。出于我们对「先锋队」、对往往是中产阶级的左翼的反感，我们拒绝把自己的角色看得太重。这意味着我们常常缺少资源和网络，无法在能造成不同的那个精确的点上，比如说，在里科汽车斗争中的工人与通用汽车心怀不满的工人之间建立独立的关系。

回头看，我认为当我们说我们不需要一个学院的、或别的什么依附性的机构来做国际主义的工作时，我们是对的。但我也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更多正式的组织，把日常斗争中的实际支援同一种可理解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视角结合起来。需要那种努力使自己不依赖于一两位同志、或者一小圈同志的工作的组织。

注释

〔一〕博帕尔灾难，见维基百科条目。

〔二〕《反对劳动的歌谣》，libcom.org;另见《共产主义革命与〈法里达巴德工人消息报〉的经验》，libcom.org，2015年9月16日。

〔三〕加达尔运动，见维基百科条目。

〔四〕阿塔巴基，《远离家乡，却身在家中》，载《历史研究》，伊朗研究学会网站。

〔五〕《古尔冈工人新闻》第940号。

〔六〕国际共产主义潮流网站：world.internationalism.org。

〔七〕布里内，《德荷共产主义左翼》，libcom.org;《意大利共产主义左翼：一部简短的国际主义历史》，leftcom.org，2009年7月1日。

〔八〕德里与伦敦最低工资的比较，据我自己的计算：《古尔冈工人新闻》第928号。

〔九〕《热线：呼叫中心|调查|共产主义》，libcom.org。

〔十〕贝弗利·西尔弗，《劳工的力量》，剑桥大学出版社。

〔十一〕《古尔冈工人新闻》第7号，注四。

〔十二〕《古尔冈工人新闻》第952号。

〔十三〕《古尔冈工人新闻》第4号，注二。

〔十四〕gurgaonworkersnews.wordpress.com。

〔十五〕《印度里科罢工的余波：当资本要去风险化时》，libcom.org。

〔十六〕《印度的工人自治与罢工：玛鲁蒂铃木马内萨尔罢工，2011年六月、九月、十月》，libcom.org。

〔十七〕《古尔冈工人新闻》第956号，注三。

〔十八〕《"印度制造"中的诸种斗争系列：德里工业区的工厂骚乱、占领与野猫罢工》，libcom.org。

〔十九〕《德国的H&M仓库工人与印度的H&M制衣工人》，angryworkersworld.wordpress.com，2015年11月6日。

〔二十〕伊曼纽尔·内斯，《南方的起义：全球工人阶级的到来》，冥王星出版社，2015年。

〔二十一〕约尔格·诺瓦克，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论文。

〔二十二〕我们确信，如果没有在印度的第一手经验，我们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写出下面这篇关于二十一世纪革命战略的文章：《二十一世纪革命的工人阶级战略(上)》，angryworkersworld.wordpress.com，202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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