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主席逝世五十周年。五十年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消失，民族压迫没有消失，战争没有消失，资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没有消失，世界各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统治的斗争也没有消失。恰恰是在今天这个世界重新进入动荡、战争和剧烈力量重组的时代，我们更有必要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重新认识这一理论的革命意义。
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并不是为了给世界各国简单地排一个“贫富等级”，更不是把世界划成三个静止的地理区域。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毛主席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主席紧接着指出，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绝大多数国家、整个非洲和拉丁美洲都属于第三世界。这个判断的关键，从来不是“三”这个数字本身，而是对世界力量关系的判断：少数超级大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并争夺世界霸权;一批力量较强的国家处于两霸之间，既参与旧的世界秩序，又同霸权国家存在矛盾;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长期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压迫。“三个世界”理论的革命意义，恰恰在于它把广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从世界政治的“边缘”重新放到了世界历史的中心。
今天重新理解这个理论，首先必须反对一种把它简单化的做法。“三个世界”绝不是按照“发达、中等、贫穷”三个经济等级来划分世界。一个国家有多少钱，并不能直接说明它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政治地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也不能因此自动成为超级大国;一个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也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内部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国家当成没有阶级差别的整体。问题在于，国内阶级矛盾和国际民族矛盾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不能互相代替的问题。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可以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这丝毫不能成为无视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理由。恰恰相反，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必须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认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反对左翼内部某些看似“更革命”的观点。有些人一谈“三个世界”理论，就说“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也有资产阶级，所以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没有意义”;一谈民族解放，就说“那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一谈国际统一战线，就说“只要同非无产阶级力量合作就是阶级投降”。这种观点实际上把阶级斗争抽象化、教条化了。假如一个国家遭受外国军事侵略，难道因为这个国家内部也有资产阶级，劳动人民就不能反抗侵略?假如一个民族遭受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难道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也参与民族运动，人民就只能坐在那里等待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后就只能把无产阶级革命同现实的民族解放运动割裂开来。
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就是今天最鲜明的现实例子之一。无论某些人如何从抽象的“中心—外围”模型出发讨论世界，现实中的巴勒斯坦人民面对的首先是一个具体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占领问题。直到今天，约旦河西岸仍然不断发生定居点扩张、驱逐和暴力事件;今年9月初，又有巴勒斯坦人死于定居者和以色列军队相关的暴力之中。加沙的战争和封锁也没有真正结束，近期仍有空袭造成巴勒斯坦平民死亡。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该问的，不应该仅仅是“巴勒斯坦社会内部有没有资产阶级”，更应该问：谁在占领土地?谁在进行民族压迫?谁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谁得到帝国主义力量的支持?被压迫民族有没有反抗的权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应该放弃独立立场，更不意味着民族运动中的一切政治力量都具有相同的阶级性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同时看到两个方面：既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又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宗教政治力量或者其他非无产阶级力量神圣化。支持一个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不等于接受这个民族内部某一个资产阶级政治集团的全部纲领;支持民族解放，不等于取消阶级斗争。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区别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地方。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今天的人民战争问题。菲律宾和印度等国的革命斗争提醒我们，“三个世界”理论绝不是一套坐在书房里研究大国外交的理论。毛主席所说的第三世界，本质上联系着广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菲律宾新人民军长期以来以农村根据地、人民战争和武装斗争作为基本道路;印度毛主义者也长期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当然，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近年来革命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
这恰恰说明一个道理：革命的道路不会因为它正确就自动取得胜利。人民战争需要具体的阶级基础，需要群众，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长期的组织工作，也需要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土地问题和国家政权问题。把菲律宾、印度的斗争简单吹嘘成“革命高潮”，是脱离实际;反过来，因为遭受挫折就宣布人民战争已经“过时”，更是脱离实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是既看到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的力量，也看到人民反抗的客观基础;既总结革命力量的经验，也总结失败和挫折的教训。
“三个世界”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这里：它要求我们从世界力量的整体关系来认识局部革命，而不是把某一个国家的革命孤立起来。菲律宾人民的斗争、印度人民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都不能脱离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来理解。它们所面对的具体条件不同，革命道路也不能机械复制，但它们共同说明了一件事情：世界上的广大人民并不是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消极接受者，他们始终存在着反抗、斗争和改变自身命运的要求。
而今年的伊朗问题，更直接地暴露了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之间矛盾的现实性。2026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后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朗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影响整个中东地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到今年9月，美国方面仍然在讨论对伊朗继续施加军事压力，战争也已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地区经济震荡。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一个国家同美国发生冲突，就把这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阶级关系全部抹掉，更不能把某一个资产阶级政权说成天然的“革命政权”。但是反过来，也不能因为这个国家存在资产阶级、存在国家机器，就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采取所谓“两个都一样”的态度。帝国主义战争和一个被攻击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必须分别分析。如果一个国家遭到超级大国的军事打击，首先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仍然必须保持自己的阶级立场。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要么滑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要么滑向一种看似“纯粹”、实际上取消反对帝国主义的宗派主义。
委内瑞拉的事情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围绕委内瑞拉石油、制裁和政治控制的斗争，越来越直接地暴露出能源资源、资本利益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今年年初马杜罗被美军突袭绑架以后，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经济控制进一步加深，美国方面甚至取得了委内瑞拉大型石油项目的重要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用“委内瑞拉是资本主义国家”一句话就结束分析，那么我们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释。我们必须同时分析委内瑞拉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必须分析美国资本和国家机器对委内瑞拉资源、石油和政治方向的干预。这才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认真批判今天左翼内部影响很大的“世界体系论”和“中心外围论”。必须承认，这一理论的一些分析有一定合理成分。它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也注意到了国际分工、不平等交换和资本从外围向中心转移的问题。但是，如果把“中心—外围”变成解释一切国际问题的万能钥匙，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心”和“外围”最终描述的是一种世界经济结构，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能仅仅是结构，还必须研究阶级、国家、帝国主义和革命。
世界体系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变成一张静止的地图：中心国家剥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受到中心国家支配，于是世界政治似乎只剩下“中心”和“外围”两个角色。但是现实世界远比这复杂。中心国家内部有工人阶级，外围国家内部同样有资产阶级;中心国家之间存在尖锐矛盾，外围国家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一个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可能反抗帝国主义，也可能主动同帝国主义合作;一个强国可以在一个问题上反对另一个霸权国家，同时又在其他地区参与资本扩张。如果这些具体矛盾都被“中心—外围”四个字抹平，那么剩下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主义。
更重要的是，“中心—外围”很容易使人忘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富国剥削穷国”，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形成的历史现象。垄断资本、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以及列强对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共同构成帝国主义的现实基础。因此，今天我们研究美国同伊朗的冲突、巴勒斯坦问题、委内瑞拉石油问题，不能仅仅说“中心剥削外围”;我们必须进一步问：什么样的资本在起作用?什么样的国家机器在起作用?哪些阶级从中获利?哪些民族受到了压迫?各帝国主义力量之间有什么矛盾?人民群众处于什么地位?
这正是“三个世界”理论仍然值得重视的地方。
“三个世界”理论最有价值的地方，并不是要求我们把今天每一个国家机械地塞进1970年代的三个格子，而是要求我们从世界范围内观察力量的分化和矛盾的运动。第一世界之间有矛盾，第一世界同第二世界有矛盾，第二世界内部有矛盾，第一、第二世界同第三世界有矛盾，第三世界内部也有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真实的国际政治。革命者的任务不是寻找一个简单的“好国家—坏国家”名单，而是要在复杂的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找出可以争取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扩大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同时始终保持无产阶级自己的独立性。
因此，“三个世界”理论既不能被“左”的宗派主义歪曲，也不能被右的机会主义歪曲。
所谓“左”的歪曲，就是因为第三世界内部存在资产阶级，就否定民族解放运动;因为第二世界存在资产阶级，就否定争取第二世界的必要性;因为统一战线中存在非无产阶级力量，就把一切统一战线都说成“投降”。这种观点表面上比别人“左”，实际上却不懂政治。无产阶级革命从来不是要求自己只能同自己完全相同的人合作。列宁研究帝国主义时就特别强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毛主席更是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革命者如果不能利用矛盾，不能争取群众，不能建立统一战线，只会把自己关进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
而所谓“右”的歪曲，则是把“三个世界”理论理解成“谁能帮助自己就同谁合作”，最后把利用矛盾变成依附强国，把统一战线变成无原则投降。这同样违背毛主席的思想。利用矛盾，不等于相信矛盾中的任何一方;同某些力量暂时联合，不等于接受它们的政治领导;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更不等于向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投降。革命者必须始终保持独立自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既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又不能把民族主义的一切政治力量都说成社会主义;既要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又不能因此把伊朗内部的一切阶级关系说成不存在;既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委内瑞拉的干涉，又必须分析委内瑞拉国内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既要肯定菲律宾、印度人民战争反抗旧制度的革命意义，又不能无视这些革命力量目前面临的严重困难。
这不是折中主义，而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
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革命者既不能因为世界复杂就放弃阶级立场，也不能因为坚持阶级立场就拒绝研究复杂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恰恰要求我们把阶级立场和具体分析结合起来，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独立性和革命统一战线结合起来。
今天世界正在发生新的剧烈变化。美国同伊朗的战争仍在影响整个中东和世界能源体系;巴勒斯坦人民仍在同占领、驱逐和军事压迫作斗争;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继续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对象;菲律宾和印度的人民战争虽然遭遇严重挫折，但其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因为反动国家宣布“胜利”就自动消失。这些现实恰恰说明，帝国主义时代并没有过去，民族问题没有消失，人民战争没有成为历史博物馆里的标本，国际阶级斗争更没有因为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而消失。
所以，今天纪念毛主席，真正重要的不是把“三个世界”当成一个五十年前的历史名词，而是重新掌握其中的革命方法。
我们必须反对把世界看成静止不动的等级表，反对把帝国主义简单化为“中心剥削外围”，反对把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割裂开来，反对把统一战线说成投降，也反对把利用矛盾变成对强国的依附。我们要看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看到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看到第三世界内部的阶级矛盾，看到第二世界内部的矛盾，更要看到世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所具有的巨大力量。
“三个世界”理论真正要我们看到的，从来不是“三个世界”这三个数字，而是世界力量的分化，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是被压迫民族的力量，是人民群众能够改变世界的可能性。
五十年过去了，毛主席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世界仍然存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存在霸权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存在战争和反抗，存在革命和反革命。因此，我们更应该重新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站在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去认识这个世界，分析这个世界，并准备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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