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平均利润率长期低于危机前水平。而2025年特朗普二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通过对等关税、放松管制等成本外移的方式，非但不能缓解本国危机，反而让全球陷入系统性风险。近几年来，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美以伊战争等地缘政治冲突的频发，都是资本主义体系深层病症的外显表征。可以说，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动荡，已不再是以往的周期性波动，而是体制性的整体危机。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危机?现有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能否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新挑战?
本文以宏阔的视野勾勒了这场危机的全景，呈现了它远不止于以往周期性经济波动，而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虚拟经济泡沫、新生技术冲击、产业链人为断裂、能源争夺与流通主导权争夺等多重风险叠加下的的复合型结构性危机，并判断2026~2030年为关键爆发期，全球和平发展将严重受阻。在制度危机下，再次乞灵于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未必会是危机的解药，也可能成为危机的催化剂。进入2025年以来，AI的全球扩张与回报愈发脱节，泡沫风险不断膨胀。一旦泡沫破裂，或引发比2008年更严重的金融危机。
作为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社会主义大国，此次资本主义危机对中国来说，也具有深远影响。在资本主义步入困局的今天，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已超越单纯的国家发展，成为构想未来世界秩序的重要思想资源。
并非周期波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面临一场深刻的解构性、结构性、持续性危机，它并非单一维度的经济衰退，而是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复合危机。可以预判，2026~2030年将是危机爆发的关键期，不仅全球GDP平均增速将维持在2.5%~2.7%的低位，而且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信任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产业链供应链危机、生态危机等多重危机将相互叠加，全球和平发展面临极大风险。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二战后发生的几次资本主义危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更多不同的趋势性特征，其中重要特征是世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危机交织叠加，危机的升级速度与烈度大大增加。历史上，资本主义危机大部分表现为经济危机，带有一定的周期性，但危机的周期不断缩短：从1929年大萧条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间隔约44年;1973年石油危机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间隔约24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间隔约11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21世纪20年代经济危机，间隔约12年。经济危机间隔缩短，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内在不稳定性加剧，预警时间减少、应对强度增加。每一次危机都迫使人类经济对治理工具进行升级，但升级速度似乎永远也赶不上危机的演变速度。曾几何时，和平发展一度上升为国际秩序主基调，资本全球化、产业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化蔚然成势，世界经济相互嵌套、相互支撑、相互依存，让人们一度坚信世界是平的。但正所谓物极必反，当今世界经济再次被一系列危机所割裂或打断，推动资本主义危机以前所未有之势爆发。这场危机的深刻性在于，它不是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而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观之，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新历史环境下的集中爆发。
▍金融体系存在系统性风险
美元霸权是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货币基石，它通过铸币税、汇率操纵、资本流动控制，向全球转嫁危机、掠夺财富。当前，美元系统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债务雪崩、货币紊乱、泡沫破裂、资本流动逆转、金融机构脆弱化，导致美元回流→新兴市场货币崩溃→债务违约→供应链断裂→全球通胀/通缩交替，金融危机在全球快速传导，这是金融危机即将全面爆发的明确信号。美元锚定黄金的时代从1971年结束，锚定石油和大宗商品的国际大循环如今也开始遭受阻滞，而靠美国国家信用支撑的美元也遭受严重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6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全球金融稳定风险处于高位，市场尚未充分定价地缘政治与通胀反复的冲击;风险呈不对称放大，局部波动易演变为系统性动荡。存托及结算机构(DTCC)发布《2026年系统性风险晴雨表》指出，全球53%的研究机构认为2026年大概率发生高冲击系统性事件;78%的研究机构将地缘冲突、非银杠杆、地产压力列为顶级风险。世界经济论坛《2026全球风险报告》强调，地缘经济对抗+债务危机+资产泡沫破裂为未来两年最可能触发全球危机的组合。达利欧、吉姆·罗杰斯等公开警告，2026年或出现“一生仅见的金融危机”，烈度超过2008年，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世界有极大可能爆发金融危机。一是巨量金融衍生品不断积压。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未偿还的全球场外交易(OTC)衍生品名义价值升至846万亿美元，其中利率衍生品占比79%，这将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隐形核弹。二是美元加剧贬值。美联储结束加息周期并转向降息，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导致双赤字问题，美元资产收益率优势减弱。美元可能在未来5~8年内进入历史上最严重的贬值周期。三是股市泡沫急剧膨胀。美股估值和股指屡创历史新高，17年来持续堆积泡沫。经济学家哈里·登特(Harry Dent)预测，自2009年开始，由债务和货币超发推动的超级泡沫或将在2026年破裂。截至2026年2月，道琼斯指数最高时已经超过5万点，标普指数接近7000点，纳斯达克指数超过2.2万点，均创历史最高。四是稳定币和加密货币野蛮扩张。这正在分流传统银行体系的存款，资金绕过商业银行进入影子银行或去中心化金融(DeFi)，削弱了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力(即金融脱媒)。许多所谓的合成稳定币或算法稳定币并不持有足额储备，完全依赖复杂的金融工程，一旦市场恐慌，极易崩溃引发连锁爆仓。五是美联储或将失去独立性。特朗普在与美联储的权力博弈中掌握主动，因此2026~2029年，美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沦为政治争斗的工具，并由此带来美元信用崩塌。这是传统金融体系最大的“灰犀牛”。
当前，全球债市风暴已经出现，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4.5%，全球债券重估;新兴市场主权债利差扩大至800bp，融资成本翻倍。影子银行(非银金融)的杠杆高企，对冲基金杠杆率创2008年以来新高。杠杆是危机放大器，高杠杆率+低流动性+高关联性，必然导致局部违约→连锁爆仓→流动性枯竭→系统性崩溃。固定收益套利杠杆扩张，强制平仓风险威胁全球债市;私募信贷2.1万亿美元，不良率升至5%，现金流枯竭信号显著。具有金融性质的商业地产(CRE)危机凸显，欧美商业地产价格同比下降15%~20%，空置率达到12%~18%;美国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违约率升至3.2%，银行不良贷款激增。数字货币大幅震荡，比特币从最高时超过10万美元到2026年4月暴跌至4.2万美元，降低了45%;稳定币脱钩风险上升，牵连传统金融市场流动性;全球资本流动剧烈波动，2026年一季度，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超1200亿美元(2025年同期为净流入);美元走强+风险偏好逆转，资金从边缘向核心急速回流;新兴市场企业融资渠道枯竭，被迫高息借美元债，债务-汇率陷阱加深，如阿根廷比索年内贬值40%、通胀增加2000%以上，土耳其里拉贬值25%、通胀增加60%+，货币危机常态化。日本被视为2026年全球金融风暴最关键的“外部触发点”之一，2026年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021年的103跌至165，贬值60%，输入性通胀重创民生。欧洲存在结构性的制度缺陷，未来5年金融风险依然集中在南欧国家和银行体系。
此次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破坏性远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自我毁灭的必然，当金融资本不再持续服务生产，而是自我增殖、掠夺性积累，就成为剥削与控制的工具(利息榨取、主权依附)。马克思指出，信用加速矛盾的暴力爆发即危机;金融化将信用扩张到极限，危机便成为强制清算与破坏过剩资本的唯一方式。
▍全球债务达到历史峰值
目前，资本正利用国际债务对全球进行系统性财富掠夺与转移。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提出，债务的本质是一种剥夺性积累，即资本通过制造债务陷阱，以极低资本，甚至是免费的方式，来攫取公共资产和自然资源。以美元来说，其通过三个大循环输出债务，实现对全球财富劫掠。第一个循环，是美元美债形成的国际大循环，这个循环开始受阻，原来美国外部购买美国国债占比约为40%~50%，现在降到25%以下，近几年最大接盘手居然是美联储。第二个循环，是美元、石油、大宗商品的国际大循环，这个循环也在被打乱，一些国家开始将美元结算换成其他货币。第三个循环，是美元升值和贬值导致的紧缩或宽松，使美元靠特殊的准国际货币的资本地位获取国际上的大量财富。当前，全球债务危机已达到一个峰值，美欧等核心国家通过货币贬值或通胀进行隐性债务重组，通过资本流动、汇率控制、债务陷阱来掠夺外围国家。危机来临时，外围经济体往往首当其冲，承受剧烈冲击，核心国家以此来抵御和转嫁风险。但2026年核心国家债务过高，自身难保，危机可能同步爆发，且烈度更大。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报告，截至2026年4月，全球总债务达到34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10%。相比之下，2008年全球总债务仅约6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70%。此外，当前全球公共债务占全球GDP的94%，显著高于2008年的60%，2029年或破100%，回到二战后最高区间。其中，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超过39万亿美元，债务占GDP的122%;年利息1.1万亿美元，超过国防预算;短期国债占比40%，再融资风险极高。日本政府债务7.8万亿美元，债务占GDP的264%，为全球最高;2024年加息后，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1.7%。新兴市场总债务达116.6万亿美元;2026年到期9万亿美元，汇率贬值+资本外流+融资成本飙升，违约潮发生的可能性上升。到2025年底，全球一年中增加了29万亿美元的债务。美国现在和二战前德国的1936年情况很相近，当时的德国背负着巨大债务，最后铤而走险发动战争。这个数字的恐怖之处，不仅在于总量的庞大，更在于它近乎失控的增长速度。当前全球债务危机到了一个临界点，债务规模远超实体经济承载能力;高利率+低增长环境下，利息吞噬利润与财政，违约→流动性危机→系统性崩溃成为高概率事件。
从金融危机的风险分布看，2008年全球债务风险集中于次贷+银行，当前则扩散至主权债、企业债、非银金融(影子银行)、地产、衍生品、跨境资本流动，形成资本全链条脆弱性。从解决金融危机可用的手段来看，2008年可大幅降息+大规模财政刺激，而当前主要经济体利率仍处于高位、财政赤字高企，降息与救市空间显著收窄，甚至面临“通胀高企+增长低迷”的滞胀约束。从金融杠杆结构看，2008年杠杆透明、集中;当前杠杆隐藏在理财产品、对冲基金、ETF、跨境衍生品中，关联性更强、传导更快、隐蔽性更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债的“野蛮生长”轨迹：2024年7月美债刚突破35万亿美元，同年11月就跨过36万亿美元门槛，2025年8月攀升至37万亿美元，仅用两个月就跃升至38万亿美元，而从38万亿美元到39万亿美元的万亿级增长，只用了短短5个月时间。更讽刺的是，为了兑付到期利息，美国政府还要继续发行新债，彻底陷入了“借新还旧、利滚利”的死亡螺旋，债务规模只会越滚越大，根本不存在平稳清偿的可能。如今的全球市场，早已对美债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彭博社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各国央行的美元储备实际持有额已缩水至4万亿美元，而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规模达到5.5万亿美元，这是历史上首次美元储备规模低于黄金。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耶伦等人早已拉响警报，美债市场一旦爆发危机，将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加致命。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自工业革命时期以来，资本就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实现增值，如今更加无形、隐蔽且贪婪，更呈现出金融化、衍生化、虚拟化的新特征。马克思时代的体力异化，如今也发展为数字异化、情感异化、认知异化、剥夺异化。在一些国家，虚拟经济不仅已经大大压榨了本国的实体经济，而且正在收割全球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成为难以束缚和驾驭的脱缰野马。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5年4月的调查，全球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量为9.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10天的全球外汇交易量相当于全球一年的GDP总量，4天的交易量相当于全球贸易总量，2.5天的交易量相当于全球制造业总值。全球股票市值已经达到了127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已经是全球GDP的4.8倍。虚拟经济过快增长导致经济空心化，据估算，全球金融资产约为1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0倍。据IMF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3.1%，在中东冲突升级情景下增速或跌破2%衰退线，通胀升至5.8%。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1.9%(2025年4.6%)，保护主义+地缘分割加剧，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倒退。全球制造业疲软，PMI持续低于荣枯线(50)，欧美工业产出下滑，产能过剩与通缩压力隐现。
实体经济的弱化，加剧了贫富分化、工资停滞与社会撕裂。根据美联储202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美国最富裕的1%家庭财富占比达31.7%，创下198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部分家庭的资产总计约55万亿美元，基本等同于后90%家庭的财富总和。与此同时，底层50%家庭的财富占比仅为2.5%，财富在加速集中。在各类危机爆发时，富人往往能够利用其资本、资源优势抄底资产，而穷人则被迫变卖资产以应对生活压力。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同样触目惊心。根据《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截至2025年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靠资本的力量已掌控75%的个人财富，而最贫困的一半人口仅拥有2%，全球基尼系数已接近0.7的警戒线，远超0.6的风险阈值。当前，全球发达经济体实际工资近40年零增长，劳动收入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65%降至50%以下：全球最富有的1%群体掌握约45%的财富，底层的50%人口却仅拥有约1%的财富，导致消费能力长期萎缩、实体经济利润率下滑。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投机、经济脱实向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虚拟经济在金融方面有五个突出特征：一是金融衍生品膨胀速度超出想象。到目前为止全球是84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60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一个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是全球年度GDP的6倍。二是美元贬值加剧。从美元与黄金的比值来看，今天的美元和1945年相比贬值了99.5%。美国用稳定币与极度贬值的货币挂钩，实现再美元化、美元再中心化，使全球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压榨进一步加深。三是美国股市泡沫堆积。几年前，许多经济学家曾担忧道琼斯指数上涨到38000点将导致股市崩盘，而目前道琼斯指数最高时已经突破50000点。尽管指数目前在外观上依然坚挺，并被执政者引为主要政绩，但这种脱离传统估值锚定的上涨其实为未来埋下了更深层的不稳定性。四是加密货币、数字货币、影子银行大行其道。表现为传统银行体系存款分流，资金绕过商业银行进入影子银行，依赖复杂的金融工程确保资本的流通与增值。一些国家甚至将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看作战略性资产，成立专门机构并立法确定其合法地位。五是美联储或将失去独立性。特别是2026年6月鲍威尔下台以后，美联储可能第一次失去其独立性。总的来看，美国的虚拟经济，极大压缩了实体经济的空间，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50年的30%左右降至2025年的9.4%，而金融衍生品规模达到实体经济的20倍，产业结构失衡导致资本积累与价值创造严重断裂。
▍科技霸权成为资本劫掠全球财富的新路径
被资本绑架的科技霸权已成为继军事霸权、美元霸权、文化霸权之后的全新利器，共同构成新帝国主义的框架基础。美国已经把硅谷科技巨头纳入军事序列，科技向战争延伸、向社会延伸、向生物领域延伸、向人类意识延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进行多维度渗透。一些国家还通过长臂管辖实行技术封锁，从而获取超额利润，转嫁内部危机。
以AI发展为例，近日AI教父杰弗里·辛顿预警：4.8万亿美元市场已锁死，AI正撕裂全球，全球AI产业正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UN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AI市场规模1890亿美元，到2033年预计飙到4.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人类只用了十年时间，就可从零造出一个比日本GDP还大的经济体。美国证监会副主席加里·根斯勒预测，一场由AI引发的金融危机将会在21世纪30年代爆发。如果AI仅仅停留在自动化层面，而未能实现经济模式的根本性转变，那么它所带来的市场集中度、就业、工资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将可能加剧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经济社会格局。从2023 年ChatGPT的横空出世到2025年AI大模型的全面爆发，这场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更在深层次上加剧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矛盾。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预示着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的关键力量。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AI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征。2025年的 AI投资狂潮已经形成了典型的金融泡沫，其规模和风险远超以往任何一次技术泡沫。美股“七姐妹”(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英伟达、特斯拉)的合计市值一度占据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1/3以上。五大科技巨头2025 年AI资本开支达1275亿美元，但95%的项目未能实现盈利。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是“预期过剩”：投资者基于对未来AI能力的过度乐观预期进行投机。同时，AI产业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低成本资金持续向科技巨头集中，全球科技巨头正在展开一场豪赌，投入远超当前产出的巨额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形成了巨大的潜在坏账风险。而传统行业面临融资困境，被迫缩减开支、停止生产线更新，甚至通过裁员维持现金流。根据最新数据，云计算巨头在2023~2025年间的资本开支增量已超过此前七年总和，2025年四大超大规模云厂商资本开支3055亿美元，AI相关支出贡献了标普500资本开支增量的90%。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投资呈现出明显的 “自我循环” 特征，英伟达向OpenAI注资1000 亿美元共建数据中心，OpenAI反手采购英伟达芯片，形成了虚假繁荣的闭环。AI投资的不可持续性已经显现，麦肯锡 2025 年调研显示，近80%部署AI的企业未能实现净利润提升，95%的生成式AI试点项目未带来直接回报。OpenAI单季度亏损高达115亿美元，亏损率为营收的3.7倍。AI泡沫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经济危机机制。《2028 全球智能危机》报告揭示了这一机制的运作逻辑：AI能力提升→企业用工减少→白领裁员增加→失业者支出下降→企业利润承压→进一步投资AI→AI能力继续提升。这种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循环，可能导致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的螺旋。
AI正在引发史无前例的就业危机。麦肯锡研究显示，到2030年，全球将有4亿中产岗位被AI替代。当AI实现完全自动化，“资本”将等同于“劳动力”，劳动价值趋零，传统经济学立论基础面临崩塌。人工智能与自动化革命正在深刻改变资本主义危机的演变路径。AI技术的迭代是指数级的，其对人类劳动的替代范围会不断扩大，需要兜底的人口比例会不断提升，从最初只需要为10%的失业人口提供低保，到未来需要为50%、60%乃至80%的社会成员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杰弗里·辛顿曾表示，未来30年内人工智能致人类灭绝的概率达10%～20%。人工智能体之间每次分享的信息量约10亿比特，与人类“每句话100比特”相比，效率提升高达数十亿倍。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正在导致一部分人批判性思维衰退、认知主权丧失。近期影响最广泛的，是人工智能对就业与社会结构的冲击，引发职业危机与社会撕裂。马斯克在2024年曾预测，2026年人工智能的智力水平将超越任何单独的人类个体，2027~2028年人工智能的整体智力或将超过全人类。必须指出的是，当政治锚定了规则制定的终极内核，创造智能的资本就站在了资本形态演化的终极之巅。当资本学会了自主思考，当算法开始设计语料架构、底层运行逻辑、规训社会关系、僭越伦理共识，剥削便从物理空间的工厂车间，渗透至人类意识深处的心智疆域，增殖也从有形的商品交换，演变为无形的行为塑造与数据收割。这并非数字资本的简单延伸，而是以算法为核心、数据为燃料、算力为骨架，完成了对产业、商业、金融、政治等各种资本形态的全域统合与智能重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时，深刻揭示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危机的内在联系。他指出，“一切真正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这一论断，在AI时代显得格外具有预见性。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人为破坏
旧殖民时代结束后，殖民主义的一种新形式是将国内法律和规则外化为资本进行全球掠夺的工具。一些国家执政者暴力破坏全球贸易体系、投资体系和国际规则，通过向全球与之贸易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实施投资壁垒，人为制造垄断利润和全球性寻租，利用丛林法则进行掠夺性积累，切断产业链供应链和破坏规则、破坏WTO正常运行、破坏全球仲裁机制等等，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进行全球性大规模掠夺。
(一)借助国家力量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全方位绞杀
2022年，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补贴527亿美元引导半导体向美国回流。法案要求获取补贴的企业10年内不得在中国扩产先进制程，同时扩大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含美技术超过10%即受管制。同年又发布《通胀削减法案》，拿出3690亿美元新能源补贴，但禁止中国电动车、电池、光伏等关键组件得到补贴，同时要求拿到补贴的企业承诺不扩产中国相关产能。美国2024年发布《供应链韧性法案》，设立100亿美元基金，支持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友好国家”。2025年发布《关键矿产法案》，联合G7投入超2000亿美元，重构稀土、锂、镓、锗供应链，禁用中国设备与技术。2025年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近乎对等的首要经济竞争者”，明确经济安全等于国家安全，把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列为核心安全目标，强调在关键领域实现对华“零依赖”，首次将“再工业化”纳入国家安全核心，以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本土回流的手段重构产能布局。2026年美国出台《芯片安全法案》与《MATCH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口DUV浸润式光刻机等关键半导体制造设备(此前限制主要针对EUV)，将中芯国际、华为、长江存储、长鑫存储、华虹等企业列为“受管制设施”，禁止原厂提供维修、技术支持、备件更换等服务，并且设定150天倒计时，强制盟友如荷兰、日本对齐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构建全球协同封锁体系。这两个法案从两个维度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制造了新的风险，一是未来设备的“断供”，锁死产业升级与产能扩张路径;二是存量设备的“断服”，通过禁止维修、技术支持，削弱现有先进产能的平稳运行和良率控制，这是一种更隐蔽但更致命的打击。法案的战略意图是从“技术领先”转向“技术隔离”，试图将中国半导体产业锁定在28纳米及以上的成熟制程，切断其向14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进而切断AI芯片的升级路径。美国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策略，从“限制技术突破”转向“限制产能扩张”。通用、特斯拉等企业强制供应商2027年前剔除中国零部件，否则取消订单;资本为保住大客户，被动切断中国供应链。
(二)通过长臂管辖和制裁等对华进行技术封锁
美国将超过5000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它们的技术合作与设备采购。美国还对华实行半导体全链条管制，禁止向中国出口7纳米以下先进芯片与制造设备，限制英伟达H200等高端AI芯片出口，限制EDA/IP/光刻机等核心技术，以保持AI与先进制造领先中国两代以上的代差。在2026年发布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美国限制了对华AI技术、量子技术与生物技术投资。同时，美国CFIUS强制审查外资在半导体、AI关键领域的投资，否决中资并购，禁止美企/资本向中国敏感领域投资，切断技术与资本纽带，并通过冻结美元资产、切断SWIFT通道等手段威胁跨国企业与中国合作的资金安全，迫使企业“选边站” 。对依赖美债、美元融资的企业，附加“去中国化”条款，如不使用中国组件、不在中国扩产等，否则提高利率或断贷。资本若留在中国，则面临技术断供与产能瘫痪风险。美国还将中国定义为“高风险国家”，要求资本在华投资需额外支付“风险溢价”，如更高保险费、融资利率，降低在华投资回报率，同时补贴搬迁到美国的企业来抵消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如台积电获美国补贴在亚利桑那州建5纳米厂。美国政客与媒体公开点名批评在华深耕的跨国企业如苹果、巴斯夫等，炒作“供应链安全”“中国威胁论”，迫使资本为规避政治压力而撤离。
(三)在国际上拉帮结派，围堵中国产业链、供应链
美国试图通过构建美日韩半导体联盟，建立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协调出口管制，共享产能，将中国排除在外。拜登政府于2022年6月启动“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联合澳、加、日、韩等减少对华的稀土、锂、钴依赖，又组建“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来布局关键矿产平台化。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这一平台升级为资源地缘战略参与论坛。拜登政府提出小院高墙+友岸外包，在关键技术、关键产业、关键产品上“防扩散”，将核心产能向盟友、近岸、本土转移，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闭环;利用印太经济框架(IPEF)，替代在华供应链中的中低端部分，提出所谓供应链韧性、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但不包含中国，推动区域内贸易与投资转移。2018年至今，美国对华加征大量关税，抬高中国产品成本，倒逼产能外迁。此外，美国还签署新版美墨加协定(USMCA)，利用原产地规则(如汽车75%北美含量)，排斥中国零部件，推动制造业向墨西哥转移;通过税收优惠+市场准入限制，对在美国、墨西哥、越南建厂进行所得税减免、土地优惠;对进入美国市场的豁免高额关税，形成“‘去中国化’=高利润”的市场激励。同时，设立专利壁垒与标准壁垒，通过海量核心专利，对中国企业实施专利诉讼与高额罚款，提高资本在华运营的法律风险与成本;联合盟友制定排除中国的行业标准，如半导体制造、新能源汽车、5G设备标准等壁垒，使中国产品无法进入主流市场，资本被迫转移至符合其标准的地区。
▍能源霸权成为霸权国家的新型武器
特朗普政府将能源霸权作为武器，在全球进行财富再掠夺，一开始盯上的是石油储量全球第一的委内瑞拉，现在又把枪口对准了伊朗。实际上，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在2020年就已经超过了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但是美国想把全世界能源都控制住，再造美国新优势，因此两度退出《巴黎协定》，确立“能源主导”的务实主义战略，通过《大而美方案》重构能源管理体制，强制欧洲等盟友购买美国LNG能源。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能源强取豪夺，是通过全球能源控制和资源掠夺等手段在转嫁内部矛盾，并通过重构美元霸权维持自己的地位。从近期几场战争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危机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2026年1月3日，美军对委内瑞拉实施空袭以及抓捕总统马杜罗的举动，拉开了美国回归西半球、抢夺全球能源的序幕。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约3030亿桶，居世界首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石油+委内瑞拉石油，占全球能源总量的55%。2026年2月28日中东战火重燃，作为世界能源心脏的波斯湾再次成为美国抢夺能源的全球焦点，全球20%～30%的海运石油(约2000万桶/日)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以战争引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与海湾产油国供应中断风险，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引发油价暴涨、供应链紊乱、通胀与货币政策连锁反应，客观上重塑全球能源安全与转型路径。
美国利用国家力量、资本力量和军事力量，抢占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源能源。人工智能电力饥渴、地缘政治动荡以及气候极端化，将共同引发一场更为复杂的电力危机。IEA在《世界能源展望2024/2025》报告中预测，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成为电力需求新增的重要领域，到2035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长40%～50%。据国际能源署《能源与人工智能》报告，到2030年，美国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将超过铝、钢、水泥、化工等所有高耗能行业的总和，占全国电力需求增量的近一半。然而，美国私人资本与公共供给之间存在深刻矛盾，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并且严重老化，电网分布不均，彼此之间互联程度低，难以实现电力跨区域调配，这已导致美国多次出现极端天气下的大面积停电危机，发电设施装机容量和电网输出能力已难以满足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对电力的需求。但特朗普政府一直将人工智能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国家安全支柱，要求科技巨头自救，加强能源设施建设，改善电力供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制约，减缓数据中心扩张引发的强烈民意反弹。2026年3月，特朗普在白宫召集微软、谷歌、OpenAI、亚马逊、Meta、xAI、甲骨文七大人工智能科技巨头签署“电费缴纳者保护承诺”。这一承诺下，联邦政府将简化联邦土地上的“人工智能+能源”一体化项目审批，大幅缩短环境评估周期，要求这些巨头新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100%自主供电，不挤占公共电网民生用电;其发电、储能、电网升级、线路改造的费用全部由企业买单，不转嫁给居民;人工智能用电与居民用电定价物理分离，确保家庭电费不因人工智能扩张上涨。不过，在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的今天，仅靠科技公司的自救远远不足以解决美国电力不足和电网的结构性老化问题。
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对等关税”下与其他经济体谈判贸易协议时，将弥补基础设施短板作为优先选择的重点，要求以对美国能源设施投资作为美国减少对其征收关税的条件。日本在美日重大贸易与投资协议框架下的5500亿美元投资计划的首批项目，在俄亥俄州建造装机容量将达9.2吉瓦的大型天然气发电厂和第二批项目，耗资高达400亿美元;通用电气(GE Vernova)与日立将在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建设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投资高达330亿美元建设天然气发电设施，上述项目投资充分反映了美国考虑的优先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要全天候持续、稳定的高功率供电，但风光能源的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与算力需求的供电连续性、稳定性存在天然矛盾。这时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不再是有没有煤、油或天然气，而是新能源高比例接入背景下，电力系统如何稳定运行，从而充分释放大规模发展风电和光伏的巨大潜力、满足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爆发式增长的电力需求。
▍美国抢占全球化大流通主导权
2008年后，美国实体经济相对收缩，但流通控制力不降反升，通过国际大循环将危机成本外溢至边缘国家。过去几十年，美国从“制造业强国”转型为“流通霸权强国”，靠掌控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数据流五大流制高点，构建起垄断性、系统性、循环性的超额利润获取机制，这是其在资本主义危机后仍能主导全球的核心软力量。现代流通能力仍然是美国通过资本力量累积的核心竞争力，是美国在资本主义危机之后通过国际大循环产生的一种获取超额利润的独特优势。直到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难以独自抗衡，这种力量是软力量。我国现在也非常重视流通力量，但这需要一个塑造过程，目前和美国还有较大差距。
(一)国际流通规则被美国主导
特朗普2025年动用《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对全球所有贸易伙伴加征所谓“对等关税”。2025年7月，WTO发布的《贸易监测报告》显示，2024年10月至2025年5月，新关税的急剧上升及其覆盖的全球贸易份额增加，导致全球贸易格局变得动荡不安且难以预测。虽然美国最高法院2026年2月20日裁决美国政府征收大规模关税政策“越权”，但随后特朗普立即祭出新的行政令，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次日又将税率提升至15%。欧盟则引入“新型”贸易壁垒，在反倾销调查中引入了“市场严重扭曲”概念，取代原有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判定。这一做法被指责为变相的“替代国”方法，缺乏WTO规则依据，实质上是为了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十五条义务，增加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随意性。美欧设立绿色贸易壁垒为资本的力量服务，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和美国的《清洁竞争法案》开始全面实施，要求出口商必须披露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否则将面临高额关税。数据跨境贸易流动的限制成为新博弈点，各国纷纷要求数据本地化存储，数字服务税、算法透明度等新规则正在将贸易战场从货物转向数据规则制定权。国际贸易体系正在经历自二战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危机。这不仅是贸易量的波动，也是规则重构、地缘割裂和金融化风险的集中爆发。单边主义回潮与多边机制瘫痪，全球贸易保护条款急剧增加，从2017年到2021年增长了4倍，近几年每年保持在3000多项，这是对国际贸易体系最直接的冲击。美国长期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致使该机制自2019年起陷入停摆，国际贸易争端无法通过多边渠道解决，全球贸易规则失去了“裁判员”，国际贸易重回“丛林法则”。美国将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问题政治化，以国家安全为由，频繁动用《1974年贸易法》第三百零一条对他国加征关税。
(二)公共海运体系被美国私有化、阵营化
通过控制全球航道和港口物流节点，美国人为阻断流通、抬高成本、制造垄断，弱化全球物流秩序的公共属性，收割流通超额利润，持续性、系统性扰乱全球物流秩序，破坏甚至瓦解全球物流的公共性、稳定性与普惠性，构建服务自身垄断利益的“排他性物流帝国”。1945年后，美国控制全球16条关键海峡和运河，控制国际海运80%的关键航道;全球前十大港口运营商，美国和欧洲占7席，中国占3席。1980~2000年，美国货代与物流巨头FedEx、UPS掌控全球70%的国际快递业务和50%的高端供应链。2025~2026年，美国进入“航道控制+规则垄断+港口收割”阶段，控制全球物流“大动脉”航道与“关键枢纽”港口，通过制造阻断、抬高成本、分化网络，迫使全球物流体系依附美国，收割流通超额利润并打压竞争对手。通过军事胁迫，美国锁定全球16大海运咽喉要道，以航母战斗群、海外基地实施常态化监控与封锁威慑，通过贝莱德等资本巨头收购全球核心港口股权，主导制定港口自动化、集装箱编码、海关清关等标准，强制全球港口采用美国系统(如CBP海关系统、AI查验算法)，否则拒绝美国船只停靠、不予清关，从而试图构建“美国资本所有+美国标准运营”的全球港口网络体系。此外，美国还通过政治干预，以“国家安全”“民主价值观”为由，施压盟友及第三国撕毁中资港口合约、驱逐中资运营方;通过规则霸权，主导制定物流技术标准、海关合规规则、制裁清单，将美元结算、美国认证变为全球物流“准入门槛”;通过制造地缘冲突，在关键航道如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制造冲突，以“安全保障”名义介入，强化控制并推高全球物流成本。
▍历史将再次终结：资本主义危机进入新阶段
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危机阶段。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而是涵盖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整体性危机，有的方面呈现出帝国主义回归的显著特征。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具有历史必然性，它虽然依然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当代质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基本原理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矛盾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这是危机的总根源，在全球化、金融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时代条件下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基本矛盾的当代激化。如数字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要求生产高度协同，而少数跨国公司掌控全球产业链，平台连接数十亿用户，生产资料如数据、技术、资本集中于少数资本集团。这就使资本私人占有者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导致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断裂，劳动者收入被限制在劳动力再生产水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形成生产相对过剩的结构性危机。
大卫·科兹(David Kotz)运用社会积累结构(SSA)理论分析当前危机，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而非周期性衰退。他指出，资本主义长期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积累过程与支撑积累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之间的矛盾关系。他明确指出：“没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可以为大多数人带来一种好的生活，唯一的可能方向是扬弃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科兹将当前形势类比为20世纪30年代，认为存在三种可能出路：威权右翼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当代社会的政治反抗不再以传统的政治运动和阶级革命形式出现，而是以病理性主体现象及身体的抵抗形式出现。他指出：“随着资本逻辑向社会生活各领域渗透，社会运行机制日益复杂，但个体理解能力未能同步提升，风险被更多地转嫁给普通劳动者。”詹姆逊强调，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危机是“体系性的”，源于资本的无限扩张必然受阻。大卫·哈维从资本积累的逻辑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17个矛盾中，有些是致命的，如对无限复合增长的压力、对自然极限的剥削需求以及普遍异化的趋势。他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而非“漏洞”。资本通过时空压缩进行全球转移、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泡沫等“空间修复”，暂时缓解危机，但“全球南方”国家工业化、互联网普及、基建饱和使空间修复的空间急剧缩小。资本从生产性积累转向非生产性积累，扩大金融投机、债务掠夺、资源垄断，通过信用体系、债务杠杆等现代杠杆剥夺财富，进行“剥夺性积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指出，资本主义通过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实现全球剥削。美欧日等中心国家掌握核心技术、金融霸权、规则制定权，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超额利润，而边缘国家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沦为资源产地、廉价劳动力市场，承受生态与经济双重剥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体系性的”，任何试图在现有框架内解决危机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只有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才能打破资本逻辑的统治。不同学派的理论都指向一个共同结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新时代条件下已经激化到无法调和的程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的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承认的市场失灵与制度失效，抑或发展中国家学者批判的全球体系不公，都证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既是危机，也是机遇;既是挑战，也是希望。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探索人类社会的新道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全面而深刻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将被迫进行制度变革。这种变革可能有三种方向：一是向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转变，通过对外扩张、掠夺和对内镇压来转嫁危机;二是进行深度的社会修复，通过民主主义改革，加强政府干预、推进社会福利、调节收入分配等缓解矛盾，可能出现阶段性振兴或繁荣;三是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通过建立与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经济体系、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共同富裕的社会、人类文明新形态相适应的国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可以看到，新型社会形态正在孕育。危机的深化正在催生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拉美一些国家的“21世纪社会主义”探索，都在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新技术革命和全球性挑战的推动下，一种既能发挥市场效率又能实现社会公正、既能满足人类需求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型社会形态正在孕育之中。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解决危机，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生存的需要。科技进步需要正确的价值导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既带来了巨大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必须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类整体利益，而不是加剧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世界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兴经济全球化开始重塑，在新旧体制、新旧格局、新旧动能转换期间，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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