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平等几乎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形态之中。奴隶社会有奴隶主与奴隶不可跨越的鸿沟，封建社会有地主与农奴的差距。然而，资本主义所制造的贫富悬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极端形态。
这种不平等之所以被称为“野蛮”，不是因为它的表现形式粗鲁原始，恰恰相反，它常常披着“自由”“平等”“机会均等”的文明外衣，却在文明的掩护下制造着比古代社会更加深刻的对立。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有人更聪明、更勤奋、更敢于冒险，理应获得更多的回报。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却忽略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根本机制。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揭示了其中的奥秘：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根源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这个制度下，少数人掌握了工厂、矿山、土地、交通、通讯、金融等核心生产资料，而绝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工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维持生存的工资。
然而，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他们所获得的工资，这个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资本家将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个人消费，另一部分则转化为新的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财富就是这样不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这种机制导致了一个无法自行逆转的循环：资本越多，雇佣的工人越多，剥削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积累的速度就越快;而工人无论多么勤奋，只要他仍然处于被雇佣的地位，就无法摆脱被剥削的命运。
所谓“机会均等”“人人可以成为资本家”的承诺，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从统计数据上看，从工人阶级跃升为资产阶级的概率微乎其微，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资本主义贫富悬殊之所以被称为“野蛮的不平等”，不仅在于它在物质层面造成的差距，更在于它对人的尊严、机会和生命本身的系统性剥夺。
资本主义贫富悬殊还有一个令人绝望的特征：它越是发展，就越难以通过制度内部的改良来纠正。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还可以通过工人运动、工会斗争、社会福利立法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缓和。
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确实通过福利国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贫富差距再次急剧扩大，而传统的改良手段越来越难以奏效。
原因在于，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国家层面的调控能力被大大削弱。资本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去寻求更低的税收、更少的监管、更廉价的劳动力。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试图对资本征收更高的税率或实施更严格的监管，资本就会用“外逃”作为威胁。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无祖国”的状态，而工人却被牢牢地锁在国境之内。这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使得阶级力量对比日益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倾斜。
此外，财富本身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力。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竞选需要巨额资金，而这恰恰是富豪阶层所掌握的资源。通过政治捐款、游说、旋转门机制，富人可以影响立法和政策的走向，使制度朝着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
面对资本主义这种野蛮的不平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人类是否能够超越这种制度，创造一种更加公正、更加平等的文明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肯定的。共产主义的要义，不是平均主义，不是把所有人的收入拉平，而是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当没有人能够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来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时，由这种占有关系所产生的不平等就会被消除。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差别的消失——人们在能力、贡献、兴趣方面的差异仍然存在，但这些差异不再会导致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贫富悬殊之所以是“野蛮的”，不仅在于它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更在于它的系统性和不可自拔性。
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一个可以靠慈善家的慷慨解囊就能修复的漏洞，而是深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核心处的结构性缺陷。慈善可以缓解个别家庭的苦难，却无法改变不平等的生产机制。即使改良，也只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缓和矛盾，却无法阻止差距的再次扩大。
对于那些仍然相信“资本主义虽然有不平等，但已经是最好的制度”的人来说，也许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在生产能力足以让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生活的时代，却仍然允许有人在贫困中挣扎、有人因看不起病而死去、有人因没有住房而流落街头的制度，是否真的配得上“文明”二字?当野蛮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最需要的不是妥协和适应，而是揭示它的本质，并寻找超越它的道路。
很明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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