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翻译组译制
原编者按
这是《沃尔玛人民共和国》的最后一章。它从一个看似悖谬的事实出发：在一个不断把市场描述为最有效资源配置机制的时代，资本主义最庞大、最成功的企业内部，却并不是依靠市场来组织生产。沃尔玛不会让各家门店通过价格竞争决定货物如何流动，亚马逊的仓库也不会让不同部门在内部市场上购买彼此的服务。从供应链、库存配置到物流调度和需求预测，现代企业越来越依赖集中信息、计算模型和有意识的协调。计划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
因此，本书真正试图推翻的，并不是市场经济中某一种具体制度，而是一个更加根深蒂固的常识：复杂社会只能通过市场协调，而大规模计划必然意味着低效、短缺和官僚主义。沃尔玛和亚马逊首先证明的是一个更加有限、却也更加重要的命题——大规模计划在技术上完全可能，而且每天都在运行。现代计算、物流系统、数据库和预测算法所处理的信息规模，早已超过二十世纪计划经济论争中许多参与者能够设想的范围。问题已经不再只是“我们能不能计划”，而是现有的计划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运行，又服务于什么目标。
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计划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它首先服从利润。供应链可以被精确协调，劳动时间可以被细致计算，库存和运输可以被持续优化，但这种理性始终被限定在企业盈利的边界以内。有利可图的东西可以得到极其高效的生产，即使它意味着低工资、漫长工时、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没有足够利润的东西则可能根本得不到生产，即使它对于公共健康、生态安全或人的基本生活具有明显价值。资本主义因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矛盾：生产过程内部越来越有计划，整个社会的生产目的却依然由彼此竞争的资本和利润信号决定。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最终不能停留在“把沃尔玛国有化”这样的答案上。私人所有制与市场竞争固然构成了问题，但取消私人所有权并不会自动回答另一个问题：谁来掌握已经集中起来的信息，谁来决定社会需要什么，谁又能够修改计划本身?苏联与沃尔玛看似处在完全不同的制度世界，却在这里构成了作者所谓“不民主计划”的两个极端案例。一个计划体系可以拥有强大的组织和计算能力，同时仍然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决定过程之外。国有化能够改变财产权的归属，却不能单凭这一点把被管理者变成共同决策者。
这使得“民主规划”中的“民主”并不是附加在计划之后的一项政治修饰。它恰恰决定了计划究竟意味着社会成员共同支配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条件，还是意味着另一套更加集中的管理机器。现代信息技术确实扩大了计划的可能性，同时也扩大了监控和权力集中的可能性。一个能够追踪全球供应链、预测消费需求并实时调配数百万劳动者的系统，同样可以成为前所未有的官僚控制工具。因而，问题不能只是怎样获得更多数据、建立更好的算法和提高计算效率，而必须包括谁能够接触这些信息，谁能够质疑模型的假设，谁拥有修改目标函数的权力，以及个人自由与隐私如何不被总体规划吞没。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规划面对的也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计算机科学、运筹学、复杂性理论和信息论当然会成为未来计划体系的重要知识基础，但专业知识并不能代替政治主体。一个由技术官僚替社会成员计算“最优方案”的制度，即使比市场更加高效，也未必比市场更加自由。本书最后提出“公民规划者”的设想，其意义正在这里：不是取消专家和知识分工，而是使掌握专业知识的人不再因此自动获得支配社会目标的权力;也不是由某个先锋式机构代表沃尔玛、亚马逊和其他跨国企业的劳动者完成转型，而是要求这种转型本身由这些已经处在现代计划体系之中的劳动者参与和领导。
从这个角度重新看全书，沃尔玛和亚马逊的重要性甚至不主要在于它们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接管的技术装置。资本主义已经把数十亿人的劳动、消费和信息活动连接成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整体，也已经在企业内部发展出远距离协调这种整体所需要的许多技术条件;但这些条件本身仍然带有利润、等级制和企业权力塑造出来的制度痕迹。未来的问题因而不是简单地“接管机器”，而是同时改造机器、机器所服务的目标以及决定这些目标的社会关系。
这也是《沃尔玛人民共和国》在最后留下的真正开放之处。它没有证明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怎样运行，也没有提供从今天通往民主规划社会的详细路线。它所完成的，是把一个长期被“市场或者计划”这一旧二分遮蔽的问题重新暴露出来：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充满计划的社会之中，只不过这些计划彼此分割，并被嵌入利润竞争和私人权力之内。因而真正需要争论的，已经不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计划的范围如何扩大，生产目的怎样从利润转向需要，集中起来的信息和组织能力如何受到民主控制，以及劳动者如何从被计算、被调度和被管理的对象，变成能够共同决定社会生产方向的主体。
计划并不是一个等待社会主义发明的未来制度。它已经存在于仓库、工厂、医院、物流网络、能源系统和我们每天使用的平台之中。问题只是，这些已经存在的协调能力能否从资本积累的工具转变为社会自我治理的能力。如果说本书从沃尔玛开始，是为了证明大型经济组织并不必然依赖市场，那么它最终所逼近的问题则更加困难：当计划本身早已成为现实，我们是否能够创造出与这种技术和生产能力相匹配的民主形式?
计划确实有效。剩下的问题，是怎样使它真正为我们所用。
作者：Phillips and Rozworski
原文：The people's republics of walmart: Introduction
结论：计划有效
计划存在于我们周围，而且它显然是有效的;否则资本家就不会如此全面地利用它。这就是本书的简单信息，它击中了“别无选择”这一教条的核心。今天，这个撒切尔主义的口号已经在其自身成功的压力下逐渐消失。它创造了一种反社会契约：一个不平等加剧和普遍停滞的世界。但它也受到了来自内部的攻击。从亚马逊的仓库到富士康的工厂，再到所有主要的工业部门，资本主义体系在没有价格信号和市场的情况下运作。它进行计划——而且计划得很好。
然而，如果说好消息是计划奏效，那么坏消息恰恰是它目前在利润体系的限制下运作，该体系限制了能够生产的商品，使其仅限于有利可图的商品;只要有利可图，该体系就允许继续生产有害的商品。利润推动资本主义计划在资源利用和人力方面实现卓越的效率。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低工资下的长时间工作、破坏气候的生产方法和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运输成为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大量的经济激励措施鼓励这样做。亚马逊既是一种基于人类智慧的复杂计划机制，也是一个不人道的工作场所。
大约150年后，我们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矛盾，有着与马克思面对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时几乎相同的敬畏和恐惧反应。
当然，我们的世界与他的世界非常不同——他的世界中，对利润的杂乱追求是由蒸汽动力和殖民扩张驱动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普遍计算和日益复杂的预测算法的时代，叠加在几个世纪加速的技术和社会变革之上。
而且，在这里，撒切尔又错了。她不仅说“别无选择”，而且更进一步声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硅谷关于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口号可能显得老套，但在这种老套中，隐藏着一个真理的内核，它反驳了撒切尔的第二个论断。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个人行为依赖于遍布全球的他人活动链条。制造一个小玩意及其所有组件需要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人。我们看不到其中的许多环节：从非洲开采稀土金属的矿工，到越南制造OLED显示器的工人，再到富士康工厂里组装手机的数百万工人，这些工厂就像小城市一样，他们的大部分劳动都是在与19世纪英国的工厂和矿山几乎没有区别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是危险的、拥挤的，并且需要不人道的速度。而且，所有这些工作都依赖于第二个，甚至更隐蔽的家庭生产经济，其无偿的负担仍然主要由妇女承担。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最终的匿名，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个人，通常是拿着最低工资的零售工人把盒子递了过来。
谷歌搜索结果或亚马逊上推荐产品的准确性，是建立在全球数百万其他人无偿劳动的基础上的，他们点击和点赞，发送着无数微小的信息包——这本应是大规模规划的绊脚石——遍布全球。
在资本主义下已经发生的复杂的经济计划和密集的长途合作中，以不同方式行事的一线希望已被预示出来。如果今天的经济体系能够在一个比许多国民经济更大的公司层面进行规划，并产生使这种规划更加有效的信息，那么未来的任务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民主化并扩大这个规划领域——也就是说，将其扩展到整个经济体，甚至全球层面。
在许多方面，这种替代生产模式的基础已经奠定;我们已经随身携带了比过去关于规划可能性的任何辩论的主角所能梦想的更多的信息和计算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低估规划所需和释放的大量信息可能造成的滥用。对民主和规划的扩展的深刻挑战存在于这项技术进步中，包括保护个人自由和隐私，轻视它们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仅仅说“国有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确保由大型 、不负责任的企业官僚机构控制的巨量信息不会成为新的、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无论是国家运营的还是其他的)的基础。正如不民主计划的双胞胎——苏联和沃尔玛——所表明的那样，计划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当然，它是先决条件，但它不是充分条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就国家和国有化进行深入的对话。国有化使商品非商品化 ，但它能使民主化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空想和社会主义》中警告说，国有化本身并不是万能药：
近来，自从俾斯麦开始对工业企业实行国家所有制以来，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社会主义，它不时地蜕化为某种奴才主义，这种奴才主义不假思索地宣布一切国家所有制，甚至是俾斯麦式的国家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当然，如果国家接管烟草工业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一定可以被列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如果比利时国家出于非常普通的政治和财政原因，自己修建了主要的铁路线;如果俾斯麦不是出于任何经济上的强制，而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它们以备战时之需，为了把铁路职工培养成政府的投票牲畜，特别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独立于议会投票的收入来源，而为国家接管了普鲁士的主要铁路线——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种社会主义措施，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否则，皇家海运公司、皇家瓷器厂，甚至军队的军服裁缝也将成为社会主义机构，或者，正如弗里德里克·威廉三世统治时期的一个狡猾的家伙认真提出的那样，由国家接管妓院。
无论如何，对于当今众多的跨国公司，从沃尔玛和亚马逊到谷歌和壳牌，哪个国家会进行国有化?联合国?也许有一天会，但今天它仍然是一个政府间的谈判场所，尚未成为一个民主政体。
我们不应该认为计划仅仅是“接管机器”的问题;更不应该认为是“ 政府”接管它，而在其他方面保持机器原样。既然我们的社会世界——我们的规则和习俗、习惯和先入之见，这些计划体系本身——受到了市场逻辑的巨大影响，那么这不仅仅是一个必须接管的世界，而是一个必须改造的世界。
同样，我们不能放弃对人类自由——免受一切形式的统治——的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是一个“不自由”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格里·科恩用这个术语来包括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强制，例如绝大多数人无法拒绝为工资而工作。如果不对任何后资本主义计划机构进行彻底的民主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新的不自由。因此，我们想要的不是一个由技术官僚计划者管理的社会，而是一个由公民计划者组成的民主化社会。
我们究竟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比我们目前的议会制度更彻底的民主制度?那将是另一本书的内容了。
在左派的大部分历史中，其庞大的队伍主要来自工人阶级。然而，两代人中，大量的进步思想家(当然不是全部)来自学院，特别是来自人文学科——历史、法律、哲学、文学——以及来自社会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任何认真对待计划问题的未来左派，也必须严重依赖计算机科学、运筹学、组合学和图论、复杂性理论、信息论和相关领域的人才。如果要实现民主化，而不是技术官僚化，那么这种转变必须由沃尔玛、亚马逊、Facebook和其他跨国公司的工人领导，而不是代表他们领导。
人类长期以来都依赖于计划，从最早的定居文明所进行的简单分配，到支撑当今企业巨头的复杂计算，再到像战争或灾难这样罕见的时刻，当今复杂经济的规则暂时中止，计划以最大的规模接管一切。我们希望左派，乃至整个社会，能够重拾雄心，使这种计划成为其长期愿景的灯塔。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它今天如何运作，设计过渡性需求以扩大其范围，并畅想彻底改变其运作方式，以实现真正自由的未来领域。
计划已经无处不在，但它并没有作为一种基于需求的理性经济的基石发挥作用，而是被编织进了一个由利润驱动的非理性市场力量体系中。
计划是有效的，只是目前还不是为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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