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31个省份人均罚没收入的平均值是304元,但区域分化极其显著。最高辽宁省683元,最低安徽省仅198元。
我先把完整数据摆出来,你对照自己的省份看一眼。
然后我们再说这组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01一张表,看清31个省的“罚款温度”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5年)》官方数据,把各省全年罚没总收入除以常住人口,结果如下:
第一档:人均400元以上(罚款负担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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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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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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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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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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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档:人均300-400元(高于全国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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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档:人均200-300元(低于全国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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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档:人均200元以下(全国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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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
注意,人均罚没收入不等于“人均被罚款”。这笔钱包含了交通违章罚款、司法罚金、市场监管处罚等各类罚没收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区域差距背后折射出的执法尺度差异和市场主体隐性合规成本。
02辽宁683元:全国第一背后的真实拆解
辽宁284亿罚没收入,摊到4155万人头上,人均68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但辽宁的情况需要拆开看。284亿里,去掉司法大案和交通违章,涉企部分大概在100亿左右。剩下的为什么这么高?
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是辽宁的财政状况。2025年辽宁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918.6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828.2亿元,非税收入1090.4亿元,非税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达到37.4%。
罚没收入占税收的比例更能说明问题。辽宁罚没收入与税收之比高达15.43%,意味着每收进100块钱税款,背后就有15块4的罚没收入。这个比例在全国排在前列。广西更高,达到16.88%。西藏11.73%,江西11.26%。罚没收入占税收比重越高,越说明地方“找钱”压力大,越容易向市场主体伸手。
辽宁的财政结构长期承压。国有企业比重大、民营经济活力不足、人口持续流出——4155万常住人口背后,是不断萎缩的税基和不断增长的支出压力。罚款,成了一种“来得快”的收入。
03一省之隔,天壤之别:江西489 vs 安徽198
江西和安徽的对比,最有意思。两省相邻,人口规模相近(江西4502万,安徽6123万),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算太大。但人均罚没收入,江西489元,安徽198元,差了将近2.5倍。
在中部六省里,江西是绝对的“异类”。周边湖北226元、湖南296元、河南231元、安徽198元——江西489元,比周边省份高出一大截。为什么?
一种解释是产业结构。江西民营经济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占比高。这些行业恰恰是市场监管、城管、环保等部门执法的重点领域。执法频次高、处罚面广,罚没收入自然水涨船高。
另一种解释是财政压力。江西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079.1亿元,非税收入1037.8亿元,占比超过三分之一。省级罚没收入预算150764万元,比上一年执行数增长了55.7%。
省级罚没收入预算增长55.7%——这个数字值得所有在江西做生意的人认真看一眼。
对比安徽。安徽人均罚没198元全国最低。安徽近年来的执法导向更倾向于柔性执法,2025年多地推行“首违不罚”清单,罚没收入增速低于全国平均。同一片中部土地,两种治理哲学:一个在“放水养鱼”,一个在“竭泽而渔”。
04天津522元:直辖市里的一朵“奇葩”
天津人均522元,排名全国第三。这个数字放在直辖市里,格外扎眼。北京320元,上海223元,天津522元。天津的人均罚没收入是上海的2.3倍,是北京的1.6倍。同样是大城市,同样是城市管理、交通执法、市场监管,为什么天津高出这么多?
数据来源给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细节:天津2024年罚没收入冲到71.26亿元,比预算的47.42亿元多收了约50%,执行率150.3%。也就是说,天津当初做预算的时候,自己也没打算罚这么多。但执行下来,实际收入比计划多了一半。这不是“有计划地罚款”,这是“罚款在失控”。
天津2025年税收收入1690.39亿元,罚没估约52亿元,占比约3.1%。比例不算特别高,但绝对值和人均值摆在那里——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法律,天津的执法尺度确实比北京上海严得多。
05经济大省的“温和偏高”:广东387亿总量第一,人均却只有303元
广东罚没收入总额387亿元,全国第一。但1.278亿人口一摊,人均只有303元,排在第16位。江苏263亿,人均308元。浙江208亿,人均313元。山东361亿,人均358元。
这四个经济大省有一个共同特征:税收充足,但罚没收入并不低,人均值都卡在平均线附近或略高。为什么税源充足还要罚这么多?答案可能在基层财政。省级财政有钱,不代表市县财政有钱。广东的区域差距极大,珠三角富得流油,粤东西北穷得叮当响。江苏的苏南苏北、山东的胶东鲁西,都是这个逻辑。省级层面看起来“不差钱”,但到了市县一级,财政压力依然向市场主体传导。
山东人均358元,在四个经济大省里最高。山东是传统制造业大省,化工、钢铁、建材等重工业比重高,环保执法、安全生产检查频次多,罚没收入自然偏高。
06罚没越重的地方,就业越差
这组数据背后,有一条被实证研究验证了的传导链条。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团队手工整理了2015-2023年273个城市的罚没收入数据和中小企业人力数据,得出结论:地方罚没收入依赖度每提高1%,中小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平均下降约0.948%。样本中一家企业平均约125名员工。简单换算:罚没收入依赖度提高1%,平均每家企业减少约1.19个岗位。
这条逻辑链是这样的:财政缺口加大→非税收入重要性提高→罚没收入增加→趋利性执法→营商环境变差→企业缩减招聘甚至裁员。研究还指出,趋利性执法情景下,最受伤的是弱势群体。罚款→企业收缩→裁员→最先被裁的,永远是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
更值得关注的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趋利性执法带来的不仅是罚款本身,还有企业应付更多检查、更多沟通摩擦、更多预期不确定的成本。这些东西不进财政账本,但每一分都从企业的利润里出。
07“远洋捕捞”:最极端的逐利执法
罚没收入高企的背后,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是“远洋捕捞”。所谓“远洋捕捞”,是指一些地方执法机关对不应、不宜由其管辖的异地案件非法行使管辖权,超范围甚至非法地进行查封、扣押、冻结、没收。
2024年12月16日,国务院进行第十一次专题学习,总理李强明确指出:“要强化执法监督,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大量异地执法、大额顶格处罚等情况,审查核实相关执法行为,有问题的要及时纠正。”
2025年3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2026年9月,湖南邵阳县警方被曝对上海一企业负责人郑帅“远洋捕捞”,办案人员向郑帅提及“县财政困难”,并将涉案款项与解决当地财政问题相联系。财政部规定罚没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但在一些地方,它被当成了“创收工具”。
央视网对此评论指出:根除“远洋捕捞”痼疾,根子上需要推动更深层次的财政制度改革,切断罚没收入与地方财政以及部门经费之间的利益链接,从源头上消除逐利执法的动机。
08不是所有地方都在“加码”
也不是所有省份都在“加码”。2025年,湖南省全省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了26.4%。浙江台州搭建了云共享仓库,从制度和机制上割断了执法部门和罚款利益的关联。山东枣庄2025年上半年罚没收入同比下降了23.37%。
这些地方做对了一件事:把罚没收入与执法部门的经费脱钩。当执法人员的工资、奖金、办公经费不再跟罚款金额挂钩的时候,“逐利执法”的动力就消失了。
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也明确表态: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2025年专项行动期间查处案件5500多件,重点纠治乱罚款、趋利性执法。
四川从制度层面要求罚没收入严格执行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制度,坚决防止以罚增收、以罚代管、逐利罚款。
方向是对的。但制度落地,需要时间。
09给企业主的三条实在建议
第一选址前先查“罚没温度”。在决定去哪个城市做生意之前,查一下当地的人均罚没收入排名。低于全国均值200-250元区间的,执法尺度相对宽松;高于400元的,做好合规成本预算。这不是歧视,这是风险管理。
第二留意罚没收入预算的增速。一个地方的罚没收入预算如果连续两年大幅增长,说明当地财政压力正在向市场主体传导。江西省级罚没收入预算增长55.7%、天津2024年执行率达到150.3%——这些数字应该成为你判断营商环境的重要参考。
第三关注“收支两条线”的落实情况。罚缴分离做得好的地方,执法动机更纯粹。可以留意当地有没有推行“首违不罚”清单、罚没收入是否同比下降。湖南降26.4%、枣庄降23.37%——这些地方值得关注。
最后说一句营商环境排名会骗人。简化审批、减税扶持的口号年年喊,榜单可以通过短期整改和材料包装来刷分。但罚没收入不会骗人。它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治理理念的不同——是放水养鱼,还是竭泽而渔。
辽宁683元,安徽198元。同一个国家,同一套法律,三倍差距。这差距里藏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信号:一个告诉企业“来吧,我养你”,另一个告诉企业“来吧,我养你”。罚没越重的地方,中小企业活得越难。这不是直觉,是被数据验证了的事实。哪里做生意,隐性成本更高。数字从不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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