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等四部门10月10日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人民日报发文，针对近期舆论广泛关注尊界V800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指出：“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并批评“速成车”以“快”抢占市场、以仿真测试代替真实路测的投机取巧。四部门联合出台新规，对过度压缩研发周期的做法“说不”。
“造车新势力”的事先放一边，毕竟近百万的售价“不坑穷人”，先说一说与普通老百姓直接相关的一个普遍问题：80年代至今，人们大致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为什么买回家的商品越来越不耐用了?
笔者老家有一台90年代初买的电风扇，除了因为磕磕碰碰导致部分按键帽脱落，风扇至今还能正常使用;至于后来再买的风扇，再没有哪一台能使用这么长时间。家里以前买的电动车铅酸蓄电池用个四五年都没问题，现在买的电动车才用一年续航里程就掉到一半，几乎撑不到两年，这里面固然有环保合规强制“无镉化”的因素，但电池厂家为了降低成本，将极板做得更薄并大幅提高再生铅使用比例，采用更廉价、性能较差的隔板影响离子通过等刻意“减配”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虽然老百姓怨声载道，但资本家们自己有一个动听的名词，叫做“计划性报废”，即通过有意为产品设计有限的使用寿命，使其在一定时间后自动报废，通常这一时间远远低于当时工业生产水平所能制造的产品的理论使用寿命，以此来促使消费者在同样的期限内从一次购买变为多次重复购买，从而使生产者获得更多利润。
当然，这一策略并不是中国的资本家发明的。20世纪20年代，通用汽车推出年度车型更换制度，用“动态报废”的概念让消费者的旧车在心理上“过时”。1924年，太阳神卡特尔(垄断组织形式之一)达成协议，将灯泡寿命从2500小时人为缩短至1000小时，这是计划性报废最经典的早期案例之一。
当代的经典案例就是苹果iPod不可更换电池和iPhone“降速门”，“计划性报废”现在已经成了电子产品领域心照不宣的通用做法：老式电饭锅用十年不坏，而现在的网红款电饭锅，上翻盖里有一根很细的信号线，每天开盖关盖反复弯折，两三年下来必然断裂;低价小品牌的电热水壶，底座下面有一个焊点，专等保修期一过就断开，换个焊点成本不到一毛钱，但上门费加维修费随便就超过50元，比买个新壶还贵;Epson打印机内置计数器，当内部废墨吸收垫达到预设的循环次数后，打印机会自动“锁死”，显示错误并停止工作，必须送修或更换打印机;B站维修UP主爆料，多台联想小新轻薄本频繁死机，原因是主板采用了熔点为138℃的低温焊锡，用风枪吹两秒就可以摘掉主板电感，这意味着在正常使用中稍高的温度就可能引发焊点失效;更为普遍的是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采用了内置不可拆卸锂电池的充电设备，都天然具有更短的使用寿命……“计划性报废”的手法可谓不断翻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系统分析了资本周转问题：资本从投入到回收需要一个周期，这个周期的长短直接决定了年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周转越快，同一笔预付资本在一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这就注定了资本不仅要增殖，还要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殖。在消费电子产业中，它表现为上述的产品迭代速度的不断加快;而在汽车产业中，这种加速逻辑表现为对研发周期的极致压缩。
所以，“速成车”刹车踏板断裂与日常消费品生命周期持续缩短与“计划性报废”，看似分属两个不同领域，其背后资本增值的驱动力却是惊人一致的。
传统汽车工业中，一款新车型的完整开发周期需要经历“两冬两夏”的整车道路测试，即便是小改型也需要“一冬一夏、3万公里真实道路测试”。这些测试环节构成了对资本周转速度的天然约束——需要时间，而资本最稀缺的恰恰是时间。于是，资本开始寻找“捷径”。例如，某新势力车企在新车门把手测试中，总测试次数为1万次，其中仅2000次为实物测试，其余8000次全部由仿真完成。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其使用价值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可靠地执行制动功能，但当车企将“上市速度”置于“验证充分性”之上时，刹车踏板的设计与测试便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目标：尽快推出新车、抢占市场份额、加速资本回流。于是，一个本应在极端工况下经受住考验的零部件，在实际使用中发生了断裂。
资本加速周转的结果，就是通过牺牲使用价值来服务于交换价值的更快实现。而且还是两头通吃：在生产端通过压缩成本、加速周转获取剩余价值，在消费端则通过制造“被迫的频繁消费”实现二次剥削。
“速成车”刹车踏板的断裂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安全问题，更因为它以最直观的方式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矛盾：当资本的加速冲动走向极致时，它牺牲的不再仅仅是使用价值，而是人的安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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