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篇文章的出现显然在一些人那里具有为合法性辩护的特殊意义，不过，在我们这里，却是不得不关注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结果。诚如本文所说，在市场-世界普遍商品交换成为现实的今天，把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做法并不是不可思议的。本文梳理了伊藤诚对社会主义货币功能、社会分工与劳动者民主的设想。首先，伊藤诚基本上保留了今天我们所能考察到的现代货币的属性与功能，认为货币保留着宏观调控工具的功能。遗憾的是，这里没有具体指出，社会主义市场对信用货币制将会如何处理，而货币的这一金融属性在今天已经成为影响市场的重要因素。其次，伊藤诚把社会主义市场排除了行政控制的必要性，试图引入企业内部分工而非社会分工的改造。这一尝试如果作为社会分工改造的预备，将极大有利于他所期望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然而若这样，就会出现一种矛盾：劳动力商品的流通和购买这一现象没有得到解决。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劳资矛盾在市场社会主义中的尖锐体现——因为我们将预料到私有企业主将会多大程度上阻碍这些内部分工的民主实践，而此时又必须引入国家强制力;问题在于，市场社会主义是否将允许劳动者团体与企业的——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将成为市场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以上两点，是我们对这篇文章粗略的研判。本文本身也并非详细探讨伊藤诚理论的佳作。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而言——因其过渡性质，我们愈是对其进行发掘，将愈是意识到更多难题的产生。
为了社会的市场——伊藤诚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述评
摘要：本文考察日本宇野学派代表学者伊藤诚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梳理了宇野学派的方法论传统，剖析伊藤诚继承宇野弘藏 “三阶段论” 的理论路径，阐释其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分别从货币、分工、民主分权三个维度拆解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架构，并结合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评析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伊藤诚将《资本论》视作资本主义理想化模型，提出市场属于外生性流通形式，可以与不同生产制度相结合;他构想了公有制前提下民主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主张市场接受社会目标的引导，与非市场组织共存。但该理论也存在局限，其对货币政策、分工改革的制度设计偏于理想化，未能在根本层面区分市场社会主义调控与凯恩斯主义调控。该思想为反思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同时其理论构想的现实可行性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伊藤诚;市场社会主义;宇野学派;宇野弘藏
苏东剧变之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遭遇重大挫折，新自由主义浪潮在全球扩张，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亟待回应的现实议题。日本宇野学派作为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流派，发展出一套区别于教条化解读的研究范式，伊藤诚作为该学派后期代表性学者，立足于宇野学派的方法论资源，对苏联模式的弊病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展开双重批判，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国内学界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已有较多译介与讨论，但针对日本宇野学派脉络下伊藤诚的理论梳理仍有待深化，尤其需要结合其学派固有方法论，把握其市场社会主义构想的内在逻辑，辨析其理论的贡献与内在局限。本文以伊藤诚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其文本与宇野学派的理论传统，还原其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梳理其理论建构的核心逻辑，辨析其理论构想的价值与现实困境，借此为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探索提供域外思想参照。
1 宇野学派与伊藤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流传到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渐形成了讲座派和劳农派两大派系。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派逐渐分化为宇野派、正统派、市民社会派和数理经济派四大派系。伊藤诚于1936年4月20日出生，后成为东京大学教授，并担任《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编委。作为宇野弘藏的高徒，伊藤诚的基本研究方法正是继承自宇野弘藏及其开创的宇野学派。
1.1 宇野弘藏与新方法论
宇野弘藏是宇野学派的创始人，曾推进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重大方法论革新，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中叶，在正统派的影响下，日本多数经济学家依然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在宇野弘藏之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将马克思的著作视为完全无缪的，将马克思神化，认为“我们能做的只是学习马克思而已”。[i]宇野弘藏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革新者，其理论突破在于打破传统教条化解读，提出“向马克思学习”的批判性方法论。
宇野弘藏注意到，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的设想，德国应当走上与英国相似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就意味着资本论的模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宇野弘藏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纯粹化倾向”。但是从现实来看，德国乃至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与英国存在巨大差异。如果从当代视角出发，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信用货币的发展、跨国资本的流动和科技驱动的经济发展，与《资本论》第一卷建立的模型在现象层面的差异更大了。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动向，宇野弘藏主张将《资本论》视为“经济原理论”，即资本主义的典型化、理想化模型。这一主张从理论上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资本论》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模型依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依然有研究的必要;第二，《资本论》因为高度抽象所以不能直接地用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需要对现实中的资本主义进行与时俱进的观察和研究。
在此基础上，宇野弘藏通过“三阶段论”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一是剥离《资本论》中历史具体性，提炼出纯粹资本主义机制的“经济原理论”;二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构建“阶段论”，分析不同历史形态的资本积累逻辑;三是针对现实展开“现状分析”，避免直接套用理论教条。
至此，宇野弘藏的研究成果已经显示出其学派中最典型的理论特征，即把《资本论》中阐述的规律视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化、理想化状态，并将资本主义典型状态与现实中的“非正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区分开来，从而为对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的实证化研究打开了理论的窗口。宇野的体系化工作启发了伊藤诚等后辈学者，后者继承其历史阶段分析框架，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与危机的批判，推动宇野学派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其“三阶段论”不仅破解了教条主义困境，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分析现实资本主义的新路径，使日本学界从“学习马克思”转向“发展马克思”的创造性传统。
在2012年，伊藤诚在“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奖感言中指出自己从三个方面继承了宇野弘藏的方法论：第一，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纯粹客观的社会科学，抛去意识形态滤镜。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不应该纠结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应当把它当成以历史事实与逻辑为基础的客观的社会科学进行研究和发展。[i]第二，应该将《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与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分析做出层次性的区分。第三，应该继续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2 伊藤诚与宇野学派复兴
宇野弘藏以“纯粹资本主义论”为核心，试图通过区分资本主义的“经济原理论”与现实的“现状分析”，构建动态分析框架。20世纪50-80年代，在宇野弘藏任职的东京大学出现了一批继承宇野弘藏思想的经济学学者，代表性研究者有伊藤诚、岩田弘、大内秀明、大内力、大岛清、樱井毅、铃木鸿一郎、桥本寿朗、降旗节雄、山口重克、小幡道昭等人，从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宇野学派。学派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1950—1960年代)因契合国家主导的福利体制而兴盛，其理论强调国家调节与资本主义阶段性演变的辩证关系，成为批判垄断资本主义与市民社会派的重要力量。
然而，20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崛起彻底重塑了资本主义形态：国家角色从干预者转向市场“守夜人”，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消解了传统主权边界，信用货币与数字资本冲击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黄金本位逻辑。宇野学派以“非正统”历史分析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因过度依赖福利国家框架而逐渐脱节现实。继承者小幡道昭提出的“他律型价值形式理论”虽尝试重构货币信用理论以解释纸币与金融化现象，却因理论整合不足与国际传播滞后，未能形成系统性突破。与此同时，日本学术环境的整体萎缩与学科分化进一步削弱其影响力，数理经济学派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等新兴方向分流了研究资源。从宇野学派的历史演变来看，宇野学派的兴衰主要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变化有着紧密关联。苏东剧变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相关研究造成巨大冲击，但是宇野学派面临的挑战并不在于苏东剧变本身，而在于当时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i]
正在宇野学派呈现颓势的历史时期，由于苏东剧变的影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上能否成立成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热点。伊藤诚在继承宇野理论的基础上长期致力于批判反思苏联模式和新自由主义，反思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民主、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逐渐成为了宇野学派的领军人物，使得宇野学派在21世纪焕发了第二春。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伊藤诚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直接用英语写作、与西方经济学家合作撰写英文专著的学者，因此他在将宇野理论和宇野学派推广到国际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及至21世纪初，日本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有伊藤诚领衔的宇野派、重视黑格尔逻辑学的见田派、数理马克思主义的置盐派、新的新古典派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派和八木的调节学派等。[i]2012年5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7届论坛在墨西哥都市自治大学举行。会上授予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教授第二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Marxian Economics Award)，表明伊藤诚领衔的宇野学派在21世纪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一度走在世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前沿。
2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
为了从理论高度论证市场社会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致性，伊藤诚充分阐释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市场外生说、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说。
2.1 市场外生说
包容和利用市场是否有其理论依据，这个问题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中，自由市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标志，也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家强制力对主要工厂进行管理，取缔自由市场，用严格的计划控制代替无政府的经济生产，才能防止经济危机爆发，实现社会主义的理念。列宁早期设想的“国家辛迪加”正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基于这个思路，长期以来对市场采取利用态度还是敌视态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标志。邓小平对比美国和苏联在历史中的经济模式，认为美国、日本都存在过经济计划，苏联也在新经济政策中放开市场，进而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历史的依据。伊藤诚也认为，排斥市场、一党专政、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只是苏联模式，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当中的一支。但他还认为，要建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就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重新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而马克思的“市场外生说”就提供了重新理解这一关系的重要思路。
对市场起源的解释，伊藤诚将之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个派别。而古典自由主义大师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对市场的阐述至今依然不为过时。斯密认为，市场中的分工与交换是近代社会繁荣的重要原因，市场中的人出于利己的目的行动，结果却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增进社会的福祉。而这种能够增加社会福利的分工与交换的行为，恰恰是出自人们的天生的交换倾向。造成不同职业者才能差异的原因是人类的交换倾向，使这种差异成为人类所需的根本原因也是交换倾向……凭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潜在倾向，人类把需要依靠各种才能生产的物品整合为共享资源，使每位成员都可以在这个资源中随意购买到自己所需的其他生产物。[i]这也就意味着，市场交换是人的天性。换言之，废除市场、禁止买卖的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人的天性，阻碍了人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这一思路也成为了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大师批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重要论据。
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马克思习惯于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追溯经济范畴的历史渊源，为市场起源提供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i]这也就意味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必然的联系。不论是在何种社会经济形态下产生的产品，一旦作为商品走上交易之路，就可以成为世界市场的交易对象。伊藤诚为这个重要的结论增加了一个现代的论据，那就是即使以高度计划经济著称的苏联，在国际上也依然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就拿苏联来说……在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关系方面，只能通过世界市场中的贸易交换，虽然对外贸易由国家管理，但是贸易结算使用世界货币也就是黄金和美元。[i]
这一对市场起源的解释被伊藤诚总结为“市场经济外生说”，即市场经济并非产生于所谓人的天性，市场交换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并且市场交换在产生初期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流通秩序，而非生产秩序。也就是说，市场是一种外来于经济生产的交换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的社会阶段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利用市场交换。为了使得这一结论得到巩固，伊藤诚还批判性地反驳了马克思“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这一论断，认为马克思这一观点既不符合史实，也与马克思自己主张的市场经济外生说发生冲突。市场外生说成为了伊藤诚论证市场、货币、价格、利润、产业后备军等因素都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利用的关键性论据。
2.2 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说
伊藤诚从未把市场社会主义当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性或者理想状态。伊藤诚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具有广阔的可能性，与市场相结合的市场社会主义也是诸多可能性之一。而在计划经济失败，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当今时代，市场社会主义自然成为了社会主义最可能、最现实的一种模式。为了论证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可能性，伊藤诚做了两方面的努力。
第一是将市场与资本主义解绑。在这一点上伊藤诚又有两个论点：首先，根据前文所述的市场外生说，市场早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其次，根据宇野弘藏“流通论”的说法，当马克思在对商品、货币、资本等要素进行论述时，他所分析的只是市场经济的流通形态，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宇野弘藏认为要在“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价值形式，主张把对商品、货币、资本的分析作为流通论独立出来。伊藤诚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宇野弘藏的流通论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比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更加古早。通过这两个论点，伊藤诚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角度说明了市场与资本主义没有稳定的必然的联系。
第二是论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阔性。除了理论上重新梳理社会主义起源以外，在现实性的方面，伊藤诚认为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条，各个国家具体而言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由劳动人民来民主地进行选择。在这一视角下，伊藤诚的理论为各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丰富的思考方向。他指出，苏联的问题在于错误运用社会主义理论，其官僚管理体制阻碍发展，这警示各国不能照搬模式，要让民众参与决策并结合国情运用理论。在探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时，他认为市场经济可与社会主义结合，不同国家应按需选择。像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成功范例。对于“21 世纪型社会主义”，他提出的实践纲要和变革路径，如重视民主自治、灵活用市场机制、构建多样企业组织形式等，为各国提供了参考，各国可依自身民族构成、经济结构等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尽管论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可能性，伊藤诚依然强调，市场在不同的制度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和结果。“中国早于东欧和苏联进行了体制改革，自 1978 年实行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下，逐步扩大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地保持了年均 10% 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其改革方针于 1993 年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被明确写进了宪法。” 这表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果，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市场经济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同时，伊藤诚还提到 “在资本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下的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中，日本经济、周边亚洲各国经济及美国经济相继出现了泡沫且遭受到其破灭所带来的崩溃性打击，随之出现了持续的经济萧条的重压和经济生活的不稳定。这些与中国经济的稳定高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通过对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状况，突出了不同制度对市场经济均衡结果的影响。
作为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典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有效率，伊藤诚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作为一种重要的支持因素发挥着作用。”第二是分权带来的激励约束制度。他认为中国改革初期，政治权限与支持它的财权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分权，地方政府争相招商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三是丰富的生产要素的支持。伊藤诚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为城市和农村工业化可动员的潜在的过剩人口大量存在，煤炭、钢铁、石油等天然资源的供给也还有增加的余地。与苏联后期受到动力和天然资源限制而陷入停滞相比较，中国经济依然有优越的条件。
3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概述
伊藤诚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运转模式做出了充分的设想，其中货币理论、分工理论、民主分权理论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三大核心支柱。
3.1 市场社会主义货币理论
货币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关注的焦点问题。伊藤诚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历程，将社会主义的货币归纳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劳动券。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完全由劳动时间来计算，而工人通过劳动换取的劳动券使其参与劳动的凭证，是其从社会换取其他产品的依据。尽管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券同戏票一样并不是货币，但它毕竟从事实上承担着流通和贮藏的功能。这种建立在量化劳动时间基础上的劳动券在历史上从未实施过，而在探讨其原因的过程中，伊藤诚提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的关键难题，那就是如何把不同种类的劳动，尤其是把复杂劳动从量的关系上还原为同质的抽象人类劳动。伊藤诚认为这种问题在计算机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有解决的可能性。
第二种形式接近于苏联历史上流通的卢布。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计算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品不通过配给制分配。卢布虽然并不是市场经济中自由流通的货币，但也承担着购买、借贷、资源配置的功能。
第三种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货币。根据导入和利用市场职能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货币将仍然保留有其本来意义上的各种职能……而市场社会主义则是以主要企业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为前提条件。[i]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就必然承担着通货管制、调整物价、调整利率的重要功能，因而具有服从社会管理的侧面。以上三种货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社会主义货币的理念，被伊藤诚统称为“S货币”。
这种S货币三分法，实际上是伊藤诚对日本学术界的一种货币二分法的逆动。日本部分学者陷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考察，认为前苏联的卢布要么是劳动券要么是货币，而卢布显然不是劳动券，因此试图寻找卢布具有完全货币职能的依据。但是这种看法又与以下的教条发生矛盾：既然马克思认为“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那么高度国有化的苏联不也就不存在商品和商品市场，进而不存在货币吗?在这时，伊藤诚的市场外生说发挥了关键作用。伊藤认为，“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这句话本身就不正确，商品和货币本身就可以作为流通形态从外部与各种生产形态相结合。而只要人们基于社会主义的共同体的理念来生产和生活，那么商品和货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与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货币发生区别。因此伊藤认为不应该陷于“劳动券-货币”的二分法，而是从货币社会化的特点和程度上去理解S货币的性质。伊藤诚认为三种S货币都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理念的可能性，而第三类S货币，即在公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制中服从市场规律的货币，在当代最具有现实性。
虽然伊藤诚设想第三类S货币成为了社会主义理念的重要承担者，但从形式上来看，这种既提倡市场规律也提倡宏观调控的S货币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管理政策似乎差异极小。伊藤诚自己也承认，比较而言，市场社会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式的管理，比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似乎更加表现出间接的、宏观的货币调控方法。[i]即伊藤诚自己也把市场社会主义的货币管理成为“凯恩斯主义式的管理”。晚年伊藤诚再次强调“21世纪的社会民主模式必须脱离新自由主义来利用凯恩斯政策方法。”[i]那么相较于纯粹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市场社会主义S货币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性质要如何得到体现?伊藤诚认为，为了实现民主、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理念，S货币政策的制定不能依赖于少数专家和精英的专项决定，而是要有一种劳动者和居民代表可以参与的组织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他又提出“仅靠民主化来削弱国家是不能了事的”，在这里还需要在民主决定中坚持超越特殊利益的公平性，需要参与决定者的远见卓识、民主的代表性和决定的灵活性。[i]可以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伊藤诚求诸于一种民主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抽象结合。
伊藤诚的社会货币化理念反对允许货币完全服从私人利益和市场规律，主张货币在宏观调控中被有意识地引导为为公共服务的S货币，并且希望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理想来保障其为社会主义服务。伊藤的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虽然伊藤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利用市场和货币打开了道路，但是对于S货币政策的制定原则、制定过程和制定主体均语焉不详，也没有将市场社会主义下S货币的宏观调控与资本主义中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做出决定性的区分，而只能设想一种公有制、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理念的抽象结合，因而具有一定理想主义的色彩。
3.2 市场社会主义分工理论
马克思对分工有两个集中的观点。第一，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i]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尤其是脑体劳动的分化，不仅是人类思想“摆脱”物质而取得自由形式的标志，更是阶级分化、形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局面的阶段性标志。第二，私有制与分工相伴而生，且私有制下的强制分工是一种外在的、强迫性的，因而是应当废除的东西。“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i]因此，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应当破除这种外在的、强制的分工，使人可以从心所欲自由地从事任何希望从事的工作，从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
然而，名义上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苏联不仅没有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而且即使从其社会发展脉络来看，也看不到有任何向分工自由化发展的趋势——在党和国家的统治下，专制性的计划在社会分工和工厂内分工两个领域都占据支配地位，这种现状与马克思的设想相去甚远。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伊藤诚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流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苏联实践的列宁的“一国一工厂”论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和背叛，另一种则认为马克思晚年所支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本身就蕴含着一党专制和强制分工的倾向。而这两种看法实际上又是相通的，即认为苏联的失败的计划经济需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负责——前者认为列宁负主要责任，后者认为马克思负主要责任。但是伊藤诚认为没有必要拘泥于马克思文本中是否有对一国一工厂论的暗示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应当考虑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过渡到自由人的联合体。与其说苏联型社会失败的原因在于一国一工厂论，莫如说在于不应把一国一工厂论作为过渡的必由之路。那么，除了一国一工厂以外，有什么替代性的模式可以实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呢?伊藤诚认为，要实现分工的自由化和分权的劳动者自主管理，就应当“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社会主义道路的重点，从依靠集权克服社会分工的无政府性转移到首先在企业内克服权威主义分工带来的弊端。”[i]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出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转向，那就是把改革的重点从社会分工转向企业内部分工，用企业内部的劳动者参与和民主化管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念。伊藤诚认为这种转向虽然违背列宁的一国一工厂理念，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理论，但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最终目标，这种转向依然是一种可能的替代性模式。
因此，在伊藤诚设想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不存在党或政府通过行政力量控制大型企业、强制进行社会分工的现象，自由市场依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在这种模式中，劳动者在就业择业方面依然有巨大的自主性。首先，应当有一批闲置的“社会主义的产业后备军”，在不进入工作岗位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有教育和训练的机会、有复职和专职的保障。其次，劳动者的岗位调动，应当采取自主性应聘来实现，减少上级的权威式命令和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强制。此外，对于不受欢迎的“3K”(脏、累、险)职业，也可以通过提高S工资来加强物质刺激，同时通过技术进步来减少此类岗位。伊藤诚还提及，劳动流动性大的社会有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可能导致夫妇分居，不利于孩子的培育和劳动力再生产，这就更加要求社会福利的完善。伊藤诚对分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做了深刻分析，但是他对促进分工自由化提出的政策性建议较为粗陋，带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尤其是对于劳动力自由流动带来的收入不稳定、家庭生活不稳定等问题，伊藤诚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笼统地交给社会福利来解决，这就使得其设想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备受质疑。
3.3 市场社会主义的民主、分权理论
在建构“民主、分权的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伊藤诚并没有将民主化、分权化作为孤立的板块进行集中论述。民主分权思想是作为线索贯穿在伊藤诚的理论当中。就社会主义的民主与分权问题，伊藤诚至少在三个层面上进行过相关论述：
第一，在政治层面上，社会主义应当重视民主分权和民族自治，以解决苏联式社会主义中民主缺乏、民族矛盾突出的问题。如前文所述，伊藤诚认为20世纪末社会主义的“幻灭”正体现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系统性失败。前苏联出现了党政官僚腐化变质和系统性压迫民众的现象，一般民众实际上无法参与任何层面的决策，其思想和政治自由也受到了巨大压制。相反，苏联的官僚享有特权，享受生活的便利，子女也能在政治系统中快速晋升，从而出现了官僚世袭化的畸形现象。苏联的民族矛盾也格外突出。伊藤诚指出，苏联的民族矛盾与斯大林主义的民族观点密不可分：在斯大林的立场中，阶级矛盾是比民族矛盾更加高级的矛盾，因此只要阶级矛盾得到解决，民族矛盾就能被消化和调停。这种民族观点带来的是苏联粗暴的民族政策。在国内，斯大林强制性实施民族分散和迁移;国际上，苏联以大国沙文主义的指导者姿态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效仿自身政策，因而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都激化了民族矛盾。因此伊藤诚认为缺乏民主和忽视民族自治是苏联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还指出：“要想解决这种社会主义内部的异常问题，就需要寻求民主化和民主主义。”“此后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重视分权的劳动者的民主自治的社会团结，形成政治经济上的组织。”[i]
第二，在经济层面上，民主分权有利于刺激竞争和推动经济发展。在评述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伊藤诚认为中国的政治权限与支持它的财权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分权。“在80-90年代，中国将大部分行政权限，特别是批准企业活动等经济方面的行政权下放到省市县的地方行政机构。财权也分权到地方，中央政府的国家财政占国民收入比率……大幅度地减少了。”在这种局面下，地方政府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自主性，开始竞争性地招商引资，伊藤诚称之为具有活力的“诸侯经济”。这种地方单位竞争性投资的现象招致了不同的评价，伊藤诚也注意到许多中国的经济学者认为这种现象造成了重复投资和经济过热，因而是缺乏效率的。但伊藤诚旗帜鲜明地认为，“到目前为止，这种地方行政当局的相互竞争，可以认为与其说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如说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还强调这种竞争虽然增强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但它不是纯粹依靠市场原理的竞争，而是与行政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竞争，因此中国的这种经济状况是政治、经济要素在全社会领域有机结合地发展的。就这一阶段而言，伊藤诚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观察十分准确。
第三，在理论层面上，民主和分权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表现和重要承担者。伊藤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具体的经济范畴对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做出政策性设想。“几乎所有的理论范畴诸如价值、货币、劳动、劳动分工、剩余价值 、产业后备军、利润、利息和地租，总有一些被用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分析资本主义。”[i]而这些具体政策构想绕不开一个关键问题：政策的制定主体是谁。如果伊藤诚要求这些政策统一由中央政府制定，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违背了建构“民主、分权的社会主义”的初衷。伊藤诚在其著作《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中不厌其烦地强调“地方自治体”的重要性，反复说明货币、价格、企业、分工等政策的实施需要由“劳动者代表”“地方自治体”等机构联合进行“民主的决定”。例如，对于决定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率、决定社会基金的种种用途的分配比率等问题，伊藤诚就提出要预先建立“劳动者能够参加的民主性社会机构和组织”，意在用地方性的、民主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传统的中央政府作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以凸显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民主性和灵活性。这里可以得出结论：民主分权原则以及按照这种原则建立的地方民主机构，在伊藤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具有一种构成性的作用。
4 评价与结论
伊藤诚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继承宇野学派批判性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全新构想。通过系统梳理其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可以看出，该理论不仅是在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理论的回应与重构，更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深刻反思。伊藤诚通过对市场外生性、社会主义起源、价值理论与资本主义危机逻辑的深入剖析，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制度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研究发现，伊藤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既强调对市场机制的制度性规制，又重视劳动者主体性和民主参与机制的建设，体现出对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困境的回应意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二者虽在政治前提和制度实践上存在差异，但在公有制基础、宏观调控作用、市场功能的发挥等方面仍有一定契合，因而其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理论创新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伊藤诚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始终贯穿着对社会主义根本理念的思考和坚持。这种坚持不仅表现在价值取向上，更体现在其制度设计与理论逻辑的各个层面。他强调，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更是一种以实现社会公正、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体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安排。面对20世纪晚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与现实困境，伊藤诚并未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反而通过理论反思与批判重建，力图为社会主义重新注入思想生命力，显示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责任感与历史自觉。然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其构想中始终面临一个核心性的张力，即如何在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同时，兼顾市场机制的效率优势。这一理论的“二元目标”——既要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民主与公有制基础，又要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活力——在逻辑上具有某种内在矛盾性。这种目标并存的设计，虽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但在实际构造与运作机制中却呈现出难以调和的张力，形成了理论体系内的一种困境。
未来有关伊藤诚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向进一步展开：其一，应加强对该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具体对接，尤其是在企业制度、分配机制、宏观调控工具等微观层面展开细致比较，以提升理论分析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其二，可拓展对伊藤诚未尽问题的探讨，如民主机制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制度化、公共权力与市场调节之间的边界如何划定等;其三，建议加强对伊藤诚原始文献的多语种比较研究，以获取更全面的理论理解;其四，应将伊藤诚思想放置于全球左翼经济理论发展的语境中，与当代拉美、欧洲等地的市场社会主义尝试进行对话，从而丰富其理论的现实感召力与国际影响力。这些方向的探索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持续发展，并为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建构提供更多路径选择与思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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