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两强争霸、敌强我弱的基本战略态势，毛泽东总是慧眼独具、直击要害，以极富预见、极有魄力、极具创意的战争准备实践，有效达成了战胜对手、慑止强敌、固国强边的战略目标，在新中国军事斗争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对战争准备的战略指导是毛泽东军事实践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军事斗争形势，毛泽东总是能够客观加以分析，实行恰如其分的战争准备，力求占据战略主动，为赢得新中国成立后若干次局部战争的胜利、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辨敌友，选准主要战略方向。主要战略方向即对战略全局产生关键性影响的方向，其选择是否清晰准确，根本取决于能否明辨主要作战对手。毛泽东始终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笃思明辨，确保主要战略方向清晰突出。如1950年代，美国、泰国等八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国和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和印度强化军事合作，亚洲战争风云骤起。毛泽东对此密切关注并详加甄别。他深刻判断，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三国多是出于胁迫而被动参与防共反苏“堤坝”，印中之间虽存在边界争议，但它们都并非主要敌人。毛泽东还善于洞悉作战对手重大变化，确保主要战略方向适时转换。从1950年提出“三把尖刀”“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到1960年代后期强调“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再到1972年指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毛泽东始终紧盯主要作战对手动态，灵活调整与之相应的主要战略方向，保证集聚应对战争的强大势能和动能，确保强敌在该方向不致发难或者发难后不致造成大患。
知敌莫深，判明战争爆发样式。战争爆发样式，是敌对双方使用军事力量开启交战的具体方式。在首先搞清主要作战对手这一问题之后，毛泽东总是即刻将目光聚焦于主要作战对手的若干重大政治军事特点上，善于摸透主要作战对手发起战争的可能战略背景以及具体手段方式，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战争准备。比如，他注重基于历史规律、现实战略、经验教训多个维度，科学分析和把握主要对手挑起战争的通常方式。正是基于这些判断，毛泽东将战争准备的“未来背景”预设为强敌介入、甚至主导的反华干涉战争，切实想全备实，为战争准备预设了科学前提。
洞若观火，力避两线作战危局。两线作战，从世界战争史来看是最大的战略危险。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却长期面临来自多个方向的战争威胁，故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准备两面甚至多面作战。但也要清楚地看到，在这一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上，毛泽东总是保持着高度的战略清醒。1962年中印武装冲突爆发前，毛泽东在对印官方答复的信中指出“中国不会那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就是力避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作战对手，防止出现西南方向和东部沿海方向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毛泽东在探讨《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时亦指出：“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毛泽东不光认识到这一战略危险，还善于在战略策略上运筹帷幄加以避免：一是通过外交分化孤立主要作战对手，以政治斡旋化解两线作战危机。毛泽东在谈及1954年日内瓦外交斡旋的成功经验时提出讲和平、联合多数，反战争、孤立少数的外交斗争策略。这一策略实质就是坚持有所缓和、有所紧张，重点突出应对主要作战对手，同时应尽力避免四面树敌，为战争准备营造有利战略态势。二是准确把握作战时机，以精准迅猛的军事行动力避两线作战危险。如利用1962年美苏角力古巴导弹危机之际，坚决打赢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利用1974年美国急于脱离越战泥潭、苏联尚未大规模驻军越南之隙，坚决实施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既避免两线作战，又成功破解了长期困扰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棘手难题。
内外结合，超前强化战略预置。内线和外线相统一，把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战争战略指导的一大亮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把超前创造战场、优化国防布局当作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他明确指出“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并初步规定四大野战军的兵力部署及作战任务，使得人民军队的军事部署基点由夺取政权转向巩固国防。针对未来可能的各种战争威胁，毛泽东还积极主导国防布局数次调整，超前预置积极防御、阻敌入侵的战略屏障，有力保证了主要战略方向上的稳定。毛泽东还主动跳出传统守土御敌的惯性思维，以积极大胆的境外用兵御敌于国门之外，量敌用兵，逐步夺取军事主动权和政治主导权，进而以武止戈、卫国保家。这些卓越军事实践，为巩固新中国安全和发展立起了牢固的地缘屏障，下好了一盘克敌制胜的战略“大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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