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在何时读《孙子兵法》一书，早就有“遵义会议之前”和“遵义会议之后”两种说法。持“遵义会议之前”说有两例，一例是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回忆，说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读了《孙子兵法》;另一例是吴冷西在他的著作《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一书中所说的，是毛泽东在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时期读了《孙子兵法》。近10余年来，这两例回忆经常见诸各种书籍刊物中。
据笔者查到的第一手材料，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经3次直截了当地讲到他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才读《孙子兵法》的。
第一次，是他1960年12月25日在67岁寿辰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他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该文刊发于《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其他两次分别是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1962年1月12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的谈话。他都讲了大致相同的内容。
既然毛泽东这3次谈到他读《孙子兵法》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就应以他本人的有原始记录为依据的回忆为准。但是，直到最近，一家出版社在拟出版的吴冷西所写的一本书中，仍然沿用了“遵义会议之前”的说法。
鉴于这一有悖历史真实情况的回忆的广泛流传，笔者认为有必要加以辨正。现将毛泽东何时读《孙子兵法》的情况介绍如下。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正如前面所述，凯丰攻击毛泽东说：你的兵法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这两本书。毛泽东反问道：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凯丰顿时语塞，答不出来。于是，毛泽东批驳说：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
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全然不知《孙子兵法》呢?也不是。其实，早在毛泽东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已从授课老师的口中间接地了解到《孙子兵法》的部分内容。例如，他在1913年10月至12月间所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就记录了这样一段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他还注明出自《孙子兵法》的《谋功篇》(应为《谋攻篇》——作者注)。实际上，这段话分别出自《孙子兵法》的《谋攻篇》和《形篇》。这段话的“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一句，同原文略有差别。原文为：“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但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仗，却是《讲堂录》所记10多年之后的事。
1935年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于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上的问题。紧接着，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李德不同意会议确定的“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1936年1月，李德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极力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可以看出，李德是非常害怕把苏联牵扯到军事冲突中去的。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不合时宜。
毛泽东随即指出，这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这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最后，会议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这样，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写一部系统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的著作。
为了完成好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毛泽东开始了写作的认真准备。
首先，他反复精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军事著作。其次，他通过多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并仔细研读了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刘鼎时说明，在这之前“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明确提出“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还特地要求“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他当时手头还没有《孙子兵法》。在写书的准备和写作期间，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德国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多兵种配合作战等书，并仔细地研读了《孙子兵法》。再次，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一些军事理论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最终完成了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直接引用《孙子兵法》共有3处，分别是：(一)“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二)“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三)“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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