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情报组成员李德生(中)与汪锦元(左一)、陈一峰(左三)
日籍共产党员西里龙夫
中西功
在抗日战争中，在除了正面战场上的血雨腥风之外，在隐蔽战线上也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斗争。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中共情报小组深入敌人心脏进行战斗的故事。电影《风声》大家应该看过，可以说这个故事比电影更精彩。
193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受中共上海地下党指派来到南京的张明达，走出了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的南京火车站，在朱雀桥北堍开了一家小百货店，这家小店的斜对面是汪伪政府的实业部，西边不远处是日本宪兵队所在地，东边有一家妓院，交通非常便利。经过请示，张明达将情报站就设在了这里。
不久后，汪伪政府“中华联合通讯社”采访部主任陈一峰同张明达接了头，他是一名地下党，不仅他，日军派驻“中华联合通讯社”的指导官西里龙夫也是一位日本籍的中共地下党。西里龙夫是日本熊本县人，早年来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4年5月加入了中共。南京沦陷后，日军为了加强对汪伪政府的新闻控制，选西里龙夫担任“中华联合通讯社”的指导官。西里龙夫来到南京后，很快与上级派来的陈一峰取得联系，并将陈一峰安插进“中联社”当上记者;不久以后，西里龙夫的好友中西功也来到了南京，中西功是日本三重县人，1930年代初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他以顾问身份来南京日军总部就职。
1939年秋，陈一峰将张明达安排进汪伪政府体育协会当小职员，不久又把张明达安插进了“中联社”，工作就是每天乘火车把新闻稿送往上海、南京沿线各城市的支社和报馆，这对于张明达传递秘密情报无疑是一个最理想的掩护。
1940年，上海党组织派李德生来到南京挂牌行医，由于李德生医术高明且人缘好，生意很快兴旺起来，还解决了活动经费和情报来源。李德生来南京，还带来了新的情报关系，其中有一位十分神秘的人物，那就是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叫汪锦元。
汪锦元是中日混血，曾在日本留学。1936年，他由西里龙夫和陈一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汪锦元进入汪伪的上海国际问题经济研究所，成了汪精卫的亲信周隆庠的下属;1940年3月，周隆庠被任命为汪精卫的伪外交部次长，就将汪锦元推荐给汪精卫当随从秘书。你看当年共产党玩情报玩到了什么地步，都玩到汪精卫的“心脏”里了。
这样，由张明达、陈一峰、李德生、汪锦元、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组成的中共南京情报小组就形成了。从1939年到1942年期间，他们广泛收集有关日军和汪伪的情报，再由张明达带到上海交给党组织。
1942年7月的一天，张明达从上海返回南京，到李德生家汇报工作，被藏在李家的日本便衣警察抓住，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追问他与李德生的关系，张明达机智地说“我是来看病的”，日本特务从他身上什么也没找到，就将他和另外一群真正的病人一齐轰了出去。张明达离开李家，火速来到陈一峰家，刚到弄堂口，就见附近有一些陌生人很可疑，知道陈一峰也出事了，急忙返回住处，化装成小商贩撤离了南京。
此次，先后被日本特务抓到的有西里龙夫、中西功、李德生、陈一峰、汪锦元等人，中共的南京情报小组遭到严重破坏，而他们其实是受到苏联特工“佐尔格案”的牵连，并都被直接抓到日本。如果大家看过另一部电影《东风雨》应该对这段背景有所了解。
被抓以后，汪锦元说我是汪精卫的秘书，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就被日本警察抓走了，这无论如何让汪精卫面子不好看，因此汪锦元就给汪伪驻日“大使”写信，很快汪伪政府派人来日本交涉引渡问题，日本当局只好将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这三个中国人押回上海。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遭到惨败，在中国战场也是困难重重。驻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想私下和八路军、新四军谈判。这年春天，日军分别提审了李德生、陈一峰和汪锦元，询问他们和新四军领导人的关系，陈一峰、汪锦元以为日本人在耍圈套，都闭口不说。而李德生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机会，就承认自己认识新四军领导人，冈村宁次大喜，立即下令释放李德生，要他向新四军捎去要求谈判的口信。
李德生辗转到了淮南新四军军部，经请示中央批准，新四军决定与日军进行试探性的接触。第一次谈判于1945年4月在新四军根据地六合县竹镇举行，不久，新四军又派杨帆和李德生来到南京进行第二次谈判，穷途末路的日军被迫同意释放了汪锦元和陈一峰;而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关押在东京监狱中的西里龙夫、中西功也先后被盟军解救出狱。
注：本期内容在形成过程中得到王炎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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