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杜鹏程的代表作《保卫延安》，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小说。它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以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浓郁的诗意和深刻的哲理，出色地反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描绘出一幅真实、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成为我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奠基之作。
那么，这部被誉为“英雄史诗”和“我国描写现代战争的长篇小说的里程碑”、滋养了新中国几代人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前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亲历延安保卫战
杜鹏程，原名杜红喜，1921年5月5日出生在陕西韩城县夏阳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3岁丧父，幼年上过私塾和基督教学校，后因生活所迫到韩城县一家店铺当学徒。1935年，他经人介绍，来到韩城县西庄镇学校半工半读。期间，他很快加入了由一些进步教师在该校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并接触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1938年6月，他先是考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不久又被抗大分校选送入鲁迅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延川县农村工作，几年后又奉调到延安大学学习，有幸阅读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由此爱上了文学。1944年夏，他调到延安城关的陕甘宁边区被服厂工作，并于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有意识地练笔，为工人们编过不少秧歌剧，也写过大量的消息、通讯、报告文学等。1947年初，他调到边区群众报社工作，半年后又奉派到王震将军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十团二营六连，做了一名战地记者。
西北野战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王老虎就在六连这个英雄的集体里。在此，杜鹏程和战士们同吃同住，一起放哨站岗，除了讲政治课和教战士们识字外，还替战士们写决心书、写家信，与连里的许多干部、战士结下了友谊，逐渐熟悉了他们的身世、经历、性格、生活习惯以及战斗中的表现等等。与此同时，他又得以有机会经常与营、团、旅各级指挥员乃至纵队司令员王震接触。
当时，装备很差的西北野战军，以区区2.5万多人与20余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胡宗南部在陕北反复周旋、拚杀，形势异常险峻。杜鹏程到连队才几个月，二纵就减员过半，他所在的六连竟由原来的90多人迅速锐减为十多人。长期与他住在一处的王老虎，以及首次见面时就送给他一条新毛巾的营长盖培枢，在榆林三岔弯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在沙家店战斗中，曾经给过他很多鼓舞的团参谋长李侃，为了使山沟里的数千名战友脱离险境，和一些战士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战友们的崇高思想、英雄行为和光辉业绩，给杜鹏程以深刻的感染和教育。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由于陕北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彭德怀的卓越指挥，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很快进入战略反攻，收复了延安等地。这一巨大变化又极大地鼓舞着杜鹏程，使他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
戎马倥偬之中，杜鹏程除了采写通讯报道、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外，还长期坚持写日记，举凡人物印象、生活感受、心得体会，以及各地的地貌、历史、风俗民情乃至生动鲜活的语言等等，他都一一不落，忠实地记录下来。他的写作几乎不受时空限制，有时是将装日记的包袱放在膝盖上写，宿营以后趴在老乡的锅台上写，即使是在硝烟弥漫子弹横飞的阵地上，他也照写不误。每当行军时，他就把写得密密麻麻的许多日记本用包袱裹起来，贴身缠在腰间，视若生命。如此天长日久，他竟磨练得文思敏捷、立挥而就。一次，旅政委杨秀山偶尔发现他的写作工具竟是一根将钢笔尖捆扎在以树枝削成的笔杆上的东西，需要不停地蘸墨水，很费时间，就关切地对他说：“笔对你来说，和枪杆子一样重要”，并当即指示旅供给部为他发一支好笔。当团政委将一支崭新的“金星牌”钢笔交给杜鹏程时，杜鹏程感慨万端地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一支笔，抵得上一支劲旅。”
杜鹏程深受感动，此后更加勤于笔耕，数年间竟写下近200万字的日记，另有几十万字的消息、通讯、剧本和报告文学等。其中写于1948年初的歌剧《宿营》，不仅被当时西北战场上的很多文工团上演过，并曾被延安的《群众文艺》发表，而且还于建国之初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从而大大增强了他毕生从事文学创作的勇气和信心。
1949年10月，杜鹏程作为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分社主编，随同第一兵团司令部全体干部乘飞机由甘肃飞抵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正是这段战火纷飞、激情燃烧的岁月，丰富了杜鹏程的生活积淀，提高了他的政治觉悟，升华了他的思想感情，使他不禁萌生了要将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以及其中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业绩诉诸于笔端、昭示于后人的强烈冲动。这正如他自己所说：“难道这些积压在我心里的东西，不说出来，我能过得去吗?……也许写不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生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小说诞生在喀什
同年11月下旬，杜鹏程与张文彬在迪化成婚的次日，夫妇俩便随同人民解放军第二军进驻南疆重镇喀什，杜被任命为新华社野战二支社社长兼记者。他们夫妇俩在刚刚接收的旧军营的一间平房里安下家来。而这间四面透风的房子，同时也是杜的办公室。
杜鹏程整日忙于采访报道、筹办维文报纸、举办新闻训练班为地方培养新闻工作者以及带领支社记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调查等各项工作。每逢夜深人静时，他总要习惯性地打开那个从陕北战场上带来的马褡子，取出那些充满壮烈故事的烈士遗物和信件，凝神观看。其中一条被子弹打穿烧了一块的毛巾，是盖营长送给他的礼物;两封纸已发黄的信件，是一位叫许柏龄的烈士写给党支部和他的孤寡母亲的信，临上战场时留给杜鹏程的……如今睹物思人，回想起他曾经在战场上，在牺牲的战友面前，多次在内心里默默下定的决心和许下的诺言——将来一定要把这一切写成书告诉后人，就不禁心潮起伏、激情难抑。于是，他开始酝酿构思一部长篇大作。有关当时的心路历程，他在《〈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它——重印后记》一文中说：“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在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然而要写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我们现有的描写战争作品的水平上有所提高，有所创造，又谈何容易!先不说我的阅历、学历、对文学的研究、对艺术的理解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它方面的修养等等，单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就使人望而却步!那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没有任何图书资料可供参考;所依靠的是一本油印的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部队的油印小报，历次战役和战斗的总结，新华社在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及社论，再就是我在战争中所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还有在战争中所写的日记，近二百万字。”“当时我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于是，决定先写一部长篇的报告文学作品，从延安撤退写起，直到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在列作品提纲时，杜鹏程前后反复折腾了4次，期间他还到战争年代经常随军采访的原独四旅几个团做了一次深入走访。二军政委、喀什军区政委兼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得知情况后，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并当面热情地勉励他说：“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这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书写出来，让它安慰死者，鼓励活者，教育后者。”
由于喀什纸张奇缺，杜鹏程夫妇俩就像拾荒者似地留心搜罗，甚至还托人从各处收集来一些旧报刊、旧标语、旧簿册以及老百姓用于糊窗户的麻纸等。当他在这些花花绿绿、大小不一的废旧纸上创作时，就不得不把字写得如花生米粒般大小。自1950年初正式动笔，他每日通宵达旦，与昏暗的小煤油灯相伴5个月后，完成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初稿，其中“全是真人真事，按时间顺序把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关于当时写作的情景，他在该小说的重印后记中如此写道：“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就不断地后悔，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中国人民艰苦的过去，想起了我们脚下的土地，想起那些死去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的遗物，便从他们身上吸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钢笔把手指磨成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块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在稿纸上……”以致于草稿完成这天，还未及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他就死沉沉地倒头便睡，直至两天两夜后，才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由于几天未进食，他饥饿至极，便邀上几个记者一同去街上吃羊肉包子。他的饭量令同事大惊失色，过后有位记者曾告诉张文彬说：“你这老杜可了不得，一下子吃了那么多包子，这哪儿叫吃，简直是在喝油。”
精益求精出力作
年末，杜鹏程刚修改完第一稿，就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他遂请了假，背着一大捆书稿回到老家，这是他自17岁离家后首次回故乡。为母亲办完丧事后，他搬到韩城县人民政府去住，“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把这部稿子修改了一遍。”但“我觉得：眼前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稿子，虽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段，但它远不能满足我内心的愿望。从整体来看，它又显得冗长、杂乱而枯燥。我，焦灼不安，苦苦思索，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搞，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
1951年春夏之交，杜鹏程返回新疆后，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对小说稿进行第二次修改。同年秋，野战二支社被撤销，他夫妇俩接到了回乌鲁木齐参加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的一纸调令。由于二军军长郭鹏一向爱才，曾有意要调杜鹏程担任其贴身秘书，但杜实在不愿意舍弃自己挚爱的记者工作，就没有答应。故离别喀什时，他悄然办了调动手续，就搭乘一辆大货车上了路。郭军长得知后，急派警卫员乘着吉普车飞赶上去，在远离喀什市的戈壁滩公路上拦住了他们。任凭杜鹏程好说歹说，甚至还出示了调令，那个警卫员就是不放。最后杜只得妥协，同意警卫员将张文彬作为“人质”带回喀什市，以向军长交差，而自己则继续赶路。但时隔不久，此事就“和平”解决了。
在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期间，杜鹏程无论是深入天山南北、农村牧区采访，还是赴内地出差，总要随身带上小说稿，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对它作进一步的修改。在1952年2月23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到北京新华总社来学习一两个月，每天利用夜里、中午休息、下午休息时间均用来修改作品。”直至1953年，他调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岗位，进入陕西省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时，这部名为《保卫延安》的长篇小说才进入送审阶段。
同年深秋，杜鹏程请假赴北京修改《保卫延安》。期间，他将一部打印稿送给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审阅，请予指正。冯在百忙中认真读了小说稿后，曾几次约作者到家里，当面谈了他的许多具体看法和意见。据此，杜鹏程又进行了认真修改，使该小说顺利通过终审，被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于1954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年间，《保卫延安》就像变魔术似地，先后历经9次大的删改，由最初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修改为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继之又压缩为17万字，最终又变为30多万字。前后被杜鹏程涂改过的稿纸，足足可以拉一大马车。
《保卫延安》一经面世，就轰动全国，好评如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读了该小说后，对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给予充分肯定：“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在1960年7月22日开幕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国家文化部部长、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所作题为《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中，对其创作风格给予积极称赞：“杜鹏程的风格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只要把《在和平的日子里》同《保卫延安》作一比较，已经可以看出显著的不同……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好像是用巨斧砍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一文中，更是高度评价说：“这部作品，大家将都会承认，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他所描写出来的人物的性格，都是深刻的、丰满的、生动的。”“这部作品确实成功地、辉煌地创造了像周大勇、王老虎、李诚、卫毅等这样的人民英雄的典型。关于彭德怀将军的这一幅虽然还不够充分，然而已经传达了人物的真实精神的生动的肖像画，是我们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成就。”美国学者J·C·黄在《从〈保卫延安〉看解放军指战员的人物形象塑造》一文中，也对该小说的人物塑造赞誉有加，称作品的文笔“清晰而又匀称”。
历经风雨终不朽
1959年以前，《保卫延安》就重印了三次，发行上百万册，其风靡全国、广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但随着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元帅遭批被贬，该小说及其作者也祸从天降。因《保卫延安》“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怀元帅的艺术形象”，故受株连，被诬蔑为“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自1963年9月2日起，该书被通令在全国范围内停售并停止借阅，4天后，又被通令就地销毁。杜鹏程也受牵连，“文革”期间更是被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备受迫害，身心俱损。尽管如此，作家依然在暗中时断时续地坚持着创作。
与此同时，“杜鹏程专案组”还试图逼迫已身陷囹圄的彭德怀元帅，交代杜鹏程是如何为他树碑立传的。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年迈多病之躯，于1970年1月9日写下这样一份襟怀坦白的证言：“我从朝鲜停战签字后，于一九五三年八月底回到北京，住在中南海永福堂。宿舍办公室桌上，放着《保卫延安》。秘书告诉我，看完提意见退还作者。《保卫延安》是草稿，书中有我当时生活艰苦的一段，我删去了一些字句……我个人没有书上写得那样好，是个‘李逵’式的粗鲁人……在当时我觉得《保卫延安》那本书，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是一本军事纪实小说。以后我没再看了，如有问题，这个责任应由我负，因为他是送给我审查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彭德怀冤案被平反，《保卫延安》及其作者也恢复了名誉。迄今，该小说已先后印刷近20次，总发行量达数百万册，其中《沙家店》《夜袭粮站》等章节被选编入中学语文课本。1959年2月，《保卫延安》由西安电影演员剧团改编为同名话剧，在西安公演30多天、近70场，场场爆满;同年，它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为上、下两集电影剧本，还未及开拍就因故流产了;2009年，它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西部电影集团、陕西电视台、兰州军区政治部联合拍摄成28集同名电视连续剧，热播全国，从而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它还被翻译成英、法、蒙、俄、朝鲜、越南、维、哈、藏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杜鹏程因此而享誉中外，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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