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等，同工同酬。”
现在的朋友，往往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的事情。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集中，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令一部分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即：
人的存在是平常的、天经地义的，人活着就应该是幸福的、也自然会有幸福。
但实际上，我们回望历史，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美国的《同工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最早是1963年发布实施的，而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4年，完成第一部宪法的立法工作时，即将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写了进去：
申纪兰 同志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这意味着什么呢？
随手翻开一本湖北枣阳的地方志，在1954年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段：
“全县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按劳动力强弱、技术高低评记工分。县妇联提出开展农村托幼互助，远村僻地采取亲邻相帮，轮流看管，大孩带小孩等办法，让妇女安心劳动工作。
到1958年，全县共办托儿所、幼儿园6347所，入托入园儿童达108331人。
1959年以后，人民公社将妇女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四期’照顾列入社章，逐步做到了经期不下水，孕期不负重，产期休息1个月。”
无独有偶，在我手头不多的地方志中，1954年是个分水岭。
枣阳以东983公里外，浙江省崇德县（今桐乡市崇福镇），县委、县政府一方面在抓捕“白阳军”的“皇帝”闻宝庆。这家伙是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贯道所属的“明微坛”的道首，公然张贴“皇榜”，自封“皇帝”，刻铸玉印，以“兵吏册”和“乾坤簿”大封文武百官，置办龙凤衣饰、用具和白衣、白旗，取年号为“种子元年”。
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还在全县推广永秀乡吉字浜（今属桐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男女同工同酬的先进经验，指出：
“吉字浜办社前，由于男女同工不同酬，妇女基本不参加劳动。办社后，贯彻男女平等，同工同酬，调动了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许多农活，为全社完成增产指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因此要求各社必须高度重视，抓好落实。
随后，崇德县遭遇了百年未遇的大水灾，两个半月的降雨量达到1163.2毫米，全县27万亩水田全部被淹，可由于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不论干部，还是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终于战胜了水灾，并将27万亩稻田，全部抢种完毕。
还是在这一年，距离崇德850公里外，紧挨河南的山东菏泽，地委要求在合作社必须加强内部管理，积极推行按件记工和包工包质，实行男女整半劳力同工同酬，提高劳动积极性。
这带动了什么呢？
曹县六区的王新庄乡，全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锄麦865亩，增加肥料200车，2006亩麦子增加了追肥；
菏泽五区赵楼乡（今牡丹街道），全体妇女锄麦2033亩，积肥182车，全乡50%的小麦上了追肥；
定陶五区高庙乡35名妇女参加锄麦，5天时间锄麦223亩，余出的劳动力修盖房子28间，完全全部麦田的追肥、送粪任务……
“五四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的宪法，也是中国第一部口口口义性质的宪法，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权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特别是今天我们面临“有钱就有‘理’”的“司法美国化”危险时，我们更要牢记这段历史。
在这部奠基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人民宪法中，“同工同酬”的争取，是时任人大代表申纪兰同志的功劳。
1951年9月，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成立起了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务会通过一个决议，规定：
“男劳力一天十个工分，妇女不管技术好坏、做活多少，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工分。”
当时在中国北方，传统上妇女不下地干活，她们的活动范围是在家里。虽然解放了，平顺更是革命老区，然而封建思想残余的肃清，却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毕其功于一役。
这种明目张胆的不平等，可气坏了妇女同志们，特别是副社长申纪兰，她是这个社的唯一的女副社长。申纪兰不信邪，更不服气，偏要带着几个姐妹，跟男人比比，能不能做够还要做好同样的工作，拿一样的10个工分。
可也有女同志不这么看，表示：
“我再也不去地干活了！咱妇女和男人干的是一样的活，人家男人一天记十分，给咱妇女只记三分、五分。这明明是看不起咱妇女，眼睁睁地让咱吃亏。这样对待咱，谁还有心去干呀！纪兰，我劝你也别再当这傻子。”
可大家都不当“傻子”，权利怎么争取？天上掉馅饼，靠发善心，靠恩赐？
于是申纪兰苦口婆心，说服了几位妇女同志，跟男同志比个高低。
结果不管是耙地、间苗，还是散粪、放羊，几天下来，申纪兰她们完成的又快又好，赢得了男同志的赞誉，更拿到了同样的工分，甚至在有的工上，妇女同志还超过了男同志，多得了一个工分。
“妇女也能挣十个工分！”
这在西沟村还是第一次，村里人无不佩服申纪兰，妇女们更是感激她，愿意跟着她继续干下去。
这一年，全社24名妇女，共做了874个劳动日，占男女劳动日总数的35%，如果算上修滩造林等工，一半是没得跑了。由此带动了在合作社逐步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的目标，妇女干部也从申纪兰一人到三人，再到八人，更揭开了新中国妇女解放、男女同工同酬的伟大历史序幕。
申纪兰总结这一年的经验，说：
“劳动就是光荣，妇女只有参加劳动，在家庭中和社会上才有地位。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地位才有保障。我男人在抗美援朝前线，和其他志愿军战士一起流血流汗，我在农村领导妇女劳动生产，搞好家务，这是应负的责任。
人常说妇女占总人口的一半，只有为妇女解放和全体人民出力，大家都解放了，我自己也就真解放了。”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同志，接见申纪兰时，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背景。
那一年，也就是1953年的《人民日报》上，1月25日第二版，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经过》。
写到这里，我想起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里，讲过的一段“旧事”：
“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
此后四年，即1931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成了我们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他和他的同志们，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的第十一条，明确指出：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澈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今天凌晨，被誉为“新中国农村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权益的第一人”的申纪兰同志离开了我们，我们缅怀她的精神，那么什么是“申纪兰精神”呢？
让我说，就是这十二个字：
“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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