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崛起与俾斯麦的恐慌
尽管《哥达纲领》有着众多错误与缺陷，德意志工人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由于两派的统一，俾斯麦再也不能唆使一部分德意志工人去反对另一部分德意志工人了，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也因此迅速增加。1871年帝国议会选举中，有12.4万人投票给社会民主党，1874年和1877年，支持者增加到35.2万人和49.3万人1 。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9个议席，1877年增加到12个议席。
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帝国政府感到非常不安，俾斯麦在策略上对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俾斯麦借1878年两次谋杀德皇事件大做文章，渲染“赤色危险”，向帝国议会提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草案，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2 。法案规定凡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旨在推翻现存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各种组织，应一律禁止；参加被禁止的团体、继续出版和散布已被查封的出版物等，都将被处以巨额罚金或重刑；警察当局有权撤销出版商、书商、租书人和店主的营业执照；对因社会民主党活动而使治安受到威胁的地区，各邦有权实行至少一年的小戒严。“非常法”的实施期限原定为2年半，后被一再延长，实行了12年之久。
另一方面，代表容克资产阶级利益的俾斯麦又试图通过一些社会立法迷惑与吸引无产阶级。如政府在1883年颁布了一项疾病保险法令，1884年颁布了一项意外灾害保险法令，1889年颁布了一项残废和衰老保险法令。这些社会保险的费用一部分由企业主支付，另一部分由工人们支付。
反对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的斗争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出台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1879年年中，政府共发出了627项禁令，有217个协会、5个互助会、127种定期刊物和278种不定期刊物被禁止。在非常法施行的12年间，共有1300多种社会主义刊物被禁止，332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多人被放逐，还有1500多人被判处监禁和劳役。3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显然对俾斯麦的镇压措施缺乏准备，在突然来临的高压政策下陷入一片混乱。在非常法生效的当天，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竟决定党自行解散，并要求地方党组织也做出相应决定。1879年，流亡于瑞士苏黎世的伯恩施坦、赫希贝格、施拉姆三人（苏黎世三人团）在《社会科学与政治年鉴》上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认为非常法是党的“过火行为”的结果，要求走合法改良道路4 。而以莫斯特和哈塞尔曼为首的左倾激进派则要求采取个人恐怖策略，反对合法斗争，甚至策划组织新党。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混乱危急的关键时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认清形势，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5 中，谴责了苏黎世三人团的投降主义，同时也批判了莫斯特等人的左倾盲动，指出其策略只能使党脱离群众而陷于孤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从“非常法”初期的慌乱中摆脱出来。1880年9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瑞士苏黎世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对《哥达纲领》进行修改，把“用一切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改为“用一切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表明将采取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革命策略。
反对非常法斗争的胜利
此后，社会民主党将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各个党组织通过与合法组织的结合，把他们的政治活动伪装起来，比如和九柱球俱乐部、游览协会、储蓄协会、养兔和养金丝鸟协会等等的结合，以合法组织作为掩护，把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偷运到德国散发，鼓动民众运动。另一方面，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利用议会进行斗争，扩大党的影响。由于以上活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仅没有被《非常法》打垮，反而愈加壮大。
面对俾斯麦糖衣炮弹的攻势，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们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帮助工人认清俾斯麦推行的疾病保险法令的实质，号召工人们组织“自由互助基金会”。“自由互助基金会”由工人们自己组成，基金也全由工人缴纳，管理的权利在工人手中，不同于管理权在官方的保险项目。“自由互助基金会”的人数从1880年的6万人迅猛增长到1887年的73万人。6 “自由互助基金会”的成功挫败了俾斯麦保险法令分裂工人的企图。
在非常法实行期间，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弃选举这条合法斗争途径。尽管名义上不是以党派参与到选举中，只是把一些个人作为各个选区的代表选进国会，但这些代表可以在国会中结成实际上的政治集团。因此在非常法时期，德意志国会中仍然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团。
倍倍尔在1880年9月18日的一封号召书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工作任务进行了综述，概括为三个主要任务
“首先，你们要组织起来，无论什么样的组织都可以，到处都要建立组织，甚至在最偏僻的地方，只要有我们的拥护者，都要用任何可以想到的形式组织起来。第二个使命就是：永不松懈地为传播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而作宣传鼓动。第三个使命就是：在各个地区并用各种形式不断为宣传和支援工作募集资金。进行战争需要钱、钱、钱，因为党经常进行战争，党也就经常需要钱…你们应该留神，尤其需要缄默——到处都有间谍——但你们不许懦怯。”7
在非常法施行的最后几年，由于经济危机和农业危机造成的失业和贫困，由于俾斯麦把提高军费的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肩上（提高烧酒税、食糖税和谷物税），人民的不满大大增加了。1885年柏林爆发1.2万建筑工人罢工。1889年5月鲁尔区9万矿工举行大规模罢工，卷入这次斗争的还有萨克森、萨尔和上西里西亚的矿工，参加人数达13.4万。仅1890年发生的罢工就达到200次之多。8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在工人中做工作，它获得了工人群众广泛的支持并在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中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这集中体现在社会民主党所获得的选票上。1881年，由于非常法的冲击，社会民主党所获选票一度下降，只有31万张，获得议席12个，1884年开始回升，得选票近55万张，获议席24个，1890年赢得143万张选票，获议席35个（占比34.8%），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党。
俾斯麦的政治生涯也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走向了尽头。镇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败绩引起了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1890年，帝国议会以169票对98票否决了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提案。同年9月30日，“非常法”被正式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了合法地位。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非常法”斗争的历程以德国工人运动的“英雄时代”载入了史册。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非常法时期的工作经验
虽然俾斯麦的《非常法》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社会民主党将其转化为扩大组织和政治影响力的机遇。正所谓，“疾风知劲草”，在危机来临之际，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纷纷暴露出真面目，如伯恩施坦等右倾投降派对统治阶级采取一副卑躬屈膝的态度，在讨得其主子的信任的同时也失却了党内同志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而如莫斯特等左倾激进派也主动与群众脱离，成为了孤家寡人；作为对比的是，在危机时期能坚持一条正确路线并持续斗争的一派在漫长的危机时期逐步建立起了崇高的威望。
在高压管控时期，工作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既不能因为畏惧而放弃所有非法活动，也不能因为主要斗争转入地下而放弃可能的合法活动，正确的方法是将两者相结合，以合法组织与合法活动掩护地下活动，积极发展，巩固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壮大党的组织，为时局改变时的行动积蓄力量。
实际上，高压的政治局面并非灭顶之灾，而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必经的过程。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经历过相似的时期，并且在高压时期将组织发展壮大、建立一套成熟的工作方法、确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压的政治局面意味着运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以致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注意，并且统治阶级已没有太大信心能靠温和手段消除影响，不得不借助于高压管控。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 Martin Vogt(Hrsg.),Deutsche Geschichte:Von den Anfangen bis zur Wiederverinigung,S.496
2 第一版法令提案于1878年5月24日被议会否决
3 邢来顺、吴友法 《德国通史》第四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269页
4 1879年，苏黎世三人团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里，要党员服从“非常法”，放弃阶级斗争，取消革命，甚至鼓吹社会民主党应该成为“一切实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无产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取得解放，而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不应当以暴力吓跑了资产者，而应当声明“走合作的，即改良的道路”；为了争取与更多的资产者合作，社会民主党还应当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于最近目标，用于议会活动上。他们还无耻地宣称”非常法”是无产阶级找来的，党应当向政府忏悔，乞求俾斯麦取消这个法令等等。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6 维纳·洛赫《德国史》中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2年版
7 倍倍尔：《我的一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卷，第125页
8 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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