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庚一“老师”
近日，上海复旦职业学院的宋庚一“老师”，我们暂且还尊称她一声“老师”，在课堂上公开给学生们大放厥词，自己“理解”的南京大屠杀，她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因为：
“当年的侵华日军在南京到底杀了多少人？有没有姓名？有没有身份证号？如果没有这些，那这30万就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
作为宋史专业出身，我本不该腹诽新闻专业的宋“老师”，但毕竟我也算是科班学历史的，所以很像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因为读研的时候，我的研究方向就是政治制度史，正好可以从户籍制度的层面，解答宋“老师”的这个疑问。
居民户口簿
中国的户籍制度起源很早，春秋五霸之一的齐国，由于管仲的倡导，就开始搞与田地登记相结合的户籍制度，施行较为严格的基层地方组织监管措施，这叫“户籍田结”。到了商鞅变法的时代，秦国甚至已经有了身份证的萌芽，住店外出都要随身携带。《秦律》也要求，无论男女，都要登记户籍，除非死了，才能一笔勾销。
但问题是随着田赋制度的不断改革，到了明清，摊丁入亩，户籍与徭役脱钩，人身控制逐步放松，加上清末的战乱和列强势力渗入，搞了几千年的传统户籍制度崩溃了，清王朝对人口数量和基本情况也不清楚了，于是要大搞新政。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提出人口普查的六年计划，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人口调查都能激起民变，最后清王朝都完蛋了，数据还没有搞清楚。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虽然没搞起来一次像样的全国性人口普查，好歹南京国民政府在1931年12月，参照英、美户籍及人事登记颁布了中国第一个《户籍法》，但仍然没有发放身份证，户籍登记也是一塌糊涂。
1946年的《户籍法实施细则》中，关于国民身份证的规定
直到1946年1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又修订《户籍法》，同年6月，又颁布《户籍法实施细则》，开展全面户口清查、登记，接着对年满14岁的人颁发《国民身份证》。
听起来很不错吧？可问题是依然搞不起来，到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它的身份证制度也没有搞起来。
换言之，在1946年之前，民国时代是没有全国性身份证的。宋庚一“老师”要求出示30万罹难同胞的身份证号，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用黄仁宇先生爱说的词儿，国民党政权此前就没有想过“从数目字上管理中国”，怎么可能有身份证这么神奇的东西存在呢？
尸山血海岂能否认？
此外，民国时代的南京是一个移民型特大城市，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南京，人口才有36万，到1935年底，南京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在1937年6月份的时候是109万左右。日军占领南京时，南京是109万人口的百万级大城市。
因此，南京大屠杀前夕，南京的人口是流动人口，加上当时户籍制度也不完善，不像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个身份证，少了一个人很快就可以知道。
何况这里面，除了被日军屠杀的无辜平民之外，还有大量被俘或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官兵，又是一本烂账。国民党军队吃回扣吃成了制度，怎么可能搞清楚自己有多少军人，他们叫什么名字，编号多少呢？
说白了，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作为反动政权，也是个很差劲水平的反动政权，是基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法西斯，不是德日这样实现工业化的法西斯蒂，它怎么可能实现工业化基础上，有效而靠谱的人口统计呢？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国民身份证
所以，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执行层面的不力，致使对于遇难同胞的资料搜集，主要依赖于灾难发生后的统计和幸存者的口述，而不是我们今天认为，这不是很自然就该有的“身份证”。
日本右翼分子和它们在中国国内豢养的宋庚一“老师”之流，总是在提，南京大屠杀遇难你们说死了30万人，都叫什么名字，年纪多大？
这就是缘木求鱼了，当年连鬼子都吐槽国民党的户籍制度不完善，堂堂首都都没搞身份证，相反倒是鬼子进入南京，开始南京大屠杀的同时，开始搞了个《安居证》（良民证），因为它们需要更严格地管理，以便屠杀和统治。
大家熟悉的，抗战时期各沦陷区的“良民证”，说起来比国民党政府搞的都要早。
日伪民国廿八年（1939）的市民证
如果有人不理解，想以当年日本户籍管理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提供30万南京大屠杀罹难者的户籍信息，那么请您找国民党去，这个责任跟本朝没关系，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锅，当年他们就没考虑搞这个。
这里有个冷知识，我们的第一代身份证，也只有三十多年历史，是从1984年才开始颁发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宋庚一“老师”找新中国问旧中国为啥没有完善的“身份证”制度？不是蠢实际上就是坏，跟日本右翼是一丘之貉，不过是“吃两碗粉一碗钱”的老套路罢了，翻不出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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