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的戈尔巴乔夫责任：从马克思主义 政治管理学角度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三十年的思考

苏东剧变的戈尔巴乔夫责任：从马克思主义

　　政治管理学角度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三十年的思考

李立功

作者按：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反马克思主义反人民的政治闹剧。

在苏联解体研究上存在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认识方法：一种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苏联解体;另一种是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片面地、静止地看待苏联解体，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歪曲事实，断章取义，主观主义。这两种认识态度和方法，在苏联解体研究的每个重大问题上都存在。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人类最完美的社会制度，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开始就错了，苏联解体使苏联人民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文明轨道。由此，他们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归结到“十月革命”，归结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体制，说什么是僵化的、缺乏生机活力的体制并且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而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就会认清苏联剧变是历史的倒退，是一场给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巨大历史悲剧。有人否定斯大林和列宁，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为搞民主社会主义扫清历史障碍。

如何判定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责任人？

显然，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改革失败的原因认识是不深刻的。他不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方面严肃的思考他对于国家责任的承担。他本人始终不知道，他个人的智慧远不能够承担对国家发展的责任。他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更没有领导国家发展的坚强意志，其综合素质之差，最终散党烂国。

对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分析，主要参阅：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同志的《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本文简称《十年》），他这本书，使人们得以从很近的距离观察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苏联解体的发展过程，他长期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工作，得以亲眼目睹戈尔巴乔夫的一言一行和苏联政权核心的运作情况，并且对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性格、作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对于了解和研究戈尔巴乔夫本人，研究苏联解体具有其他著作无法替代的资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英}雷切尔·沃克著、张金鉴译的《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本文简称《六年》）。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的《戈尔巴乔夫之谜》（本文简称《之谜》）。

一、戈尔巴乔夫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

1、他没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可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1985年春天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91年底，宣布苏联解体，长达六年的时间来考察，戈尔巴乔夫并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从他的领导党、国家，以及处理苏美两国裁军的活动和东欧产生巨变的整个过程，完全可以说，他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其认识问题、把握大局、制定决策，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显然也根本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实现党对国家、社会的正确领导完全是奢想，实现人民安居、社会进步同样是奢想。

在开启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社会实践之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自那时起，特别是1917年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斯大林都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150余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史，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成就的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胜利推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共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弱化，对于苏共“二十大的产儿”的成长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党内没有足够的政治警觉。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苏共高层党的领导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方面显然是严重缺失，并不是成熟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十年》一书（第88页）就很清晰概括了这个现象：“如果不提及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列宁理论体系的牢固掌握程度在他事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实在是我的失职。他熟知共产党的历史和列宁的作品，并且经常运用这些‘家底’。这使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及至后来莫斯科的党组织中都显得出类拔萃。很多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几乎不记得什么列宁的作品——这并不奇怪，多年来他们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治事务，还要管理经济，这些占据了他们大部分时间。除了《资本论》第一卷，很多人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只是在场合需要的时候引用一些列宁的片言只语，就连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前辈的著作。中央书记们都配有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深厚理论基础的助手，当然这并不能替代他们自己对理论原著的了解和掌握。”

由此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的思想根本没有触及，显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列宁理论体系的本质思想根本没有掌握，更不存在对他本人成长历程所起的指导性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全党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列宁理论体系的弱化。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引起党的建设工作重视的是，太多的行政性事物，占去了党的各级领导层特别是主要领导太多的时间，不能够足额时深刻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导师的原著。毫无疑问，不管党配备多么优秀的理论助手，客观上，都不能代替领导者本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著的理解、把握和运用。应该意识到：处于战争年代、处于夺取政权阶段的一代党的领袖们，他们为着解决一系列重大的斗争问题将如饥似渴或者说不得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汲取革命导师的卓越思想智慧，而处于建设、发展的社会主义时代，相对的，行政事务增多、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间机会在减少，客观的说，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定性远远没有第一代革命者的坚定、坚强。

谈到戈尔巴乔夫，对他思想成熟过程的研究更是今天必须重视的内容。在《之谜》一书（序言）中指出：“在此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无路可走，必须采取行动。不过，他可以有多种选择，他却正好选择了改革之路。这绝非偶然。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典型的‘六十年代人’。在戈尔巴乔夫个人世界观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苏共二十大、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欧洲共产主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世界》杂志和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哥穆尔卡和‘布拉格之春’”。说的很清晰，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的形成，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理论体系。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何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立场、哲学观点和科学方法？何来共产主义思想？何来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运动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精熟基本思想的同时，同样能够涉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汲取伟大的智慧成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而以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取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显然会误导世界观的基本根底。戈尔巴乔夫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的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显然，在进行党的建设、国家建设方面必然是混乱一片。在《十年》一书（第224页）中：“从哈尔科夫来的代表、卡车司机L▪苏霍夫回忆起他在党的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向戈尔巴乔夫提过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真这样，我们的革命事业将毁于一旦，依我看，您也没有能逃脱夫人的影响。我准备投您的票。但要记住我的话，要使人民确信我们正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显然，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己昏昏何以使人民昭昭？人民要求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戈尔巴乔夫以自己的智商、以自己的世界观是很难答复给人民的，更何况，通过他也根本实践不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显然，不是人民没有建设共产主义的热情，不是人民没有建设共产主义的愿望，而是一个苏联党、一个苏联国家的最高领导没有共产主义思想。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必须汲取的教训。

谈到戈尔巴乔夫，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有的是个人极端主义，没有的是千百万人民的利益。《十年》一书（第73页）中：“戈尔巴乔夫以很高的荣誉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回斯塔夫罗波尔……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有良好理论修养的年轻共产党员回到自己的故乡，急切地想努力工作，飞黄腾达。”由此，单纯考察戈尔巴乔夫本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丝毫没有一个踏实、本分、忠诚、敬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心态，而所具有的则是年少轻狂、心术不存、骄傲自大的素养。

党的事业的需要，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千百万人民利益的需要，——形成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摆在了这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他们全被困难所吓倒，背叛了党、背叛了国家、背叛了人民，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十年》一书（第90页）中：“为什么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对此还没有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他的思想何时开始发生变化的也是一个谜。

很可能他在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并不能烧毁链接历史的桥梁；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改革的进程还没有启动；或许他压根儿没明白顾问们向他建议的改革究竟是什么性质。无论如何，他在1986年2月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再一次宣称苏联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化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仍在焕发生命力的明证。”

显然，六年的苏联演变史，清晰的表明：戈尔巴乔夫在成为苏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前，他确实是一个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的一员，但他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一个共产党员到马克思主义者，这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武装并且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没有这样的过程，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党和国家的最高事业运动中，他缺乏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素养，虽然他是一个苏联共产党党员。

所以，二十几年后，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从国际共运史角度来考察，戈尔巴乔夫就根本一个共产党人，就根本不是合格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在主导苏联党的发展、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其前途必然是糊涂中的混乱、混乱中的失败。——教训极其深刻。

根据前边内容的引述，我们可以清晰的结论：从赫鲁晓夫之后，苏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的思想，在勃列日涅夫阶段对党的建设工作特别是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素养又没有深度强化，致使“苏共二十大产儿”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一塌糊涂，从这个角度考察，苏联出现重大政治事故，是必然的。在苏联的党史、国家史上，如果没有选中戈尔巴乔夫本人，而是同一代人，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再好些，或许党史与国家史，可能情况会好些。

但是，历史不让我们假设，所让我们能做的是吸取的惨淋淋的血的教训。

2、严重错误的工作作风

工作作风，是一个工作人员综合工作素养的全面体现。工作素养是决定工作成功、事业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苏共党史、苏联国家史是他严重错误的工作作风的展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给科学社会主义实践造成巨大的损失。显然，在加强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由党的领导干部乃至每一个党员的作风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

《十年》一书（第171页）中，这样描述了这个年轻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位充满朝气、锋芒毕露的年轻书记的到来打乱了政治局的平静。很明显，有些委员不愿意接受这位从斯塔夫罗波尔来的冒冒失失的年轻人，他和柯西金处的不好，和部长会议中的一些年长部长的关系也很紧张。……”资料清晰展示：这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人，何谓冒冒失失？显然是狂傲、轻浮，丝毫没有沉稳、规矩、踏实、本分、忠诚的气质，这是缺乏理论修养、缺乏工作教养的表现，尊重、团结，是一个最高领导集体对每一个组成人员的最基本的要求，恰恰相反，“他和柯西金处的不好，和部长会议中的一些年长部长的关系也很紧张”。为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互相尊重、亲密团结，而这一气氛又被戈尔巴乔夫所冲破。完全可以说，这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缺点的展现，是修养严重缺陷的展现，而这显然与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根本不相容的。还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不合格的冒冒失失的年轻人调走呢？中央书记处，这是党和国家人民事业的根基所在，这是祸根的起点。

《十年》一书（第33页）中：“戈尔巴乔夫耍花招的技巧，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党的高层工作中，每一个领导集体的成员，都是身系党的事业、国家命运、人民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的是沉稳、大气、坚毅、亲和、果断的工作素养。戈尔巴乔夫个人缺点的暴露，而不是收敛，对他个人、对党、国家、人民都是灾难。

他继续暴露他的缺点，或许他本人根本不认为那是他缺点的暴露，或许他也丝毫没有认为他的缺点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灾难。他把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展示的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缺陷。极端个人主义，是完全排斥党的事业、国家命运、人民利益的。党的中央书记处，实在不是这个冒冒失失的年轻书记处书记任性恣肆的地方。《十年》一书（第33页）中：“这也意味着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在调配工、农业党的干部上，他很想把所有新任命的人都控制在他的手下。有一次发脾气的时候，他对利加乔夫习惯于把人事问题直接交给契尔年科很不满。‘他不向我请示，而是直接就去找他（契尔年科）。’他恨恨地说，‘我没想到利加乔夫会这样’”。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在争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量，还是在争个人的权利不够大，显然是自大狂的体现。

今天，我们能够尽兴地审查戈尔巴乔夫的表现，还在没有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前所具有的严重的作风缺点和个人素养的缺陷，而这些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层面会必然给党国家人民带来危害。《十年》一书（第87页）中：“在谈到升迁的必备条件时，戈尔巴乔夫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最低限度的掌握了这些技巧。……他很快掌握了玩弄花招、妥协折中和取悦他人的技巧，而这些技巧可能早在斯塔夫罗波尔时他就学到了。他成功地学会了莫斯科各级权力机构普遍使用的一些基本策略，包括口是心非、狐假虎威、笑里藏刀的技巧”。显然，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没有汲取正确的人生常识形成个人的素养而是追求低级趣味类的内容充实在个人的素养中，人生的情趣决定人的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他缺乏清醒的理智，更缺乏是非观念，必然导致其认识问题处理事情，产生一系列的严重恶果。显然，他虽然处在苏共中央书记处，然而，他并不具有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家、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者的胸怀，他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低级趣味的、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形象。事实也正如此，在他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在党的中央、党的政治局、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书记处，表演的全是阴谋家的伎俩，在他眼里，满眼不是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心中不是党的事业、国家命运、人民利益。《十年》一书（第169页）中：“利加乔夫直言不讳。政治局和党中央很多委员都知道、至少是感觉到他与总书记有分歧。很多人支持他。戈尔巴乔夫忧心忡忡，把他看成正在兴起的领袖，能把各派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很快，新闻界开始攻击利加乔夫，给他扣上受贿等莫须有的罪名。对于这样一个名声显赫的政治家，这样的指责前所未有，需要立刻回击。戈尔巴乔夫却不愿站出来为最亲密的战友说话，虽然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不相信叶戈尔会受贿，他不是那种人。好多事他都可能干，但不会受贿。’

……戈尔巴乔夫不再担心利加乔夫是个潜在的领袖，便开始限制他的活动范围。……书记处会议不再常开，一度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的利加乔夫如今成为孤身一人——这正是戈尔巴乔夫和污蔑他受贿的人很想见到的”。在此，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戈尔巴乔夫不是在为党的事业工作，他不是在为国家负责，他不是在对人民利益服务。他不具备崇高的人格修养，他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思想境界。

下边还有两个例子可以佐证：第一件事是《十年》一书（第167页）中列举的——“亚美尼亚发生大地震后，尼古拉▪雷日科夫亲赴现场，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从那时起明显走下坡路。雷日科夫在亚美尼亚的所作所为使很多人又惊又喜。他不知疲倦的工作，解决地震带来的种种问题，电视上几次露面也给人留下精明强干的印象，这次访问后，对雷日科夫的支持率上升了，戈尔巴乔夫对此大为不悦，因为他自己的威望已开始走下坡路。”第二件事是《十年》一书（第167页）中列举的——“雷日科夫新的独立性很可能进一步加深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间的裂痕，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即使在那个时候，雷日科夫也在要求采取更果断的措施来恢复国家秩序，强化纪律，这显然是对戈尔巴乔夫的非难，戈尔巴乔夫感到恼火，最后把雷日科夫和政治局其他一些委员看成是自己的对手，抓住每一个机会批评他们。不久，雷日科夫因健康原因辞职”。前述是，戈尔巴乔夫施展阴谋诡计，陷害利加乔夫同志，后边两例是破坏雷日科夫同志的工作。利加乔夫同志是苏共中央分管党务的书记，雷日科夫同志是负责经济的部长会议主席。在党的最高领导层面，每一位同志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集体，肩负着民族的希望，为着党的事业、国家命运而承担自己的责任、贡献自己的智慧，在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也体现着个人的光荣。

显然，戈尔巴乔夫严重的作风缺点和个人素养的缺陷，破坏了党的团结，毁掉了党的凝聚力。葛罗米柯同志，长期工作在党的高层，目睹戈尔巴乔夫的胡乱作为，不能不有所警觉，在《之谜》一书（第281页）中，“他（葛罗米柯）回到家里对儿子抱怨说：‘新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情况愈来愈糟。戈尔巴乔夫好多事情都是单枪匹马地一个人干，向党内同志隐瞒他自以为很巧妙的举措。’说到这里，葛罗米柯一反往常的字斟句酌，对自己所推荐的人做出严厉的判决：‘我是担心我们生活在以新的面目出现的领袖之上的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好多事情都是单枪匹马地一个人干，向党内同志隐瞒他自以为很巧妙的举措。”——更清晰地说明，戈尔巴乔夫极端个人主义的色彩，刚愎自用、不自量力，毫无自知之明；“新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情况愈来愈糟”——他严重背离民主集中制原则，他的所思所作所为，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苏共、毁了苏联国家、毁了人民的生存命运。

苏共党内一个毫无自知之明、又不自量力且刚愎自用的党员，毁了苏共、毁了苏联国家、毁了人民幸福的生存命运。

3、他破坏了干部队伍的完整性、革命性

戈尔巴乔夫，他不仅破坏党的高层的团结，而且，他还破坏干部队伍的完整性、革命性、阶梯性，使党的战斗力丧失，导致国家混乱的后果。下边几个事例，能够引起我们的警醒。

《十年》一书（第299页）中：“作为苏联总统和国家元首，他主持部长会议，不把部长会议主席放在眼里。他兼任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独自直接控制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工委员会、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显然，他破坏了党的分工协作、民主集中的原则，在党的领导的岗位上，他变成了一个自大狂。党的机构、国家的行政机制，是领导社会的一个有效集体，具有强大的政治责任。他的作为，最终使党瘫痪，社会混乱，国家解体，而他又毫无自知之明。

《十年》一书（第293页）中：“六年间，政治局委员全部更换，部长会议主席换了三任，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成员也几乎大换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也换了三任······高层领导的频繁更迭是戈尔巴乔夫的重大失误，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显然，他不是在为党的事业工作，他把自己演变成了权力狂，高层的动态充分说明，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工作，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工作，他只知道自己在使用权力，他不知道每一份权力的政治分量，每使用一次政治权利所承负的政治成本，一切政治成本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党的凝聚力愈益涣散，人民与党愈益背离。斯大林同志指出：“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选择、干部的调整，是极其严肃的事情，是关乎党的生死命运的重大事项，戈尔巴乔夫实在是政治幼稚狂。

他不是没有注意到，而是他本身就根本不懂干部政策。每一件事情的运行，都有前因、都有过程、都有结果，他不究其前因、他不审查过程、他不预知结果。而综合事件的运行，在他的主导下，必然混乱不堪，不可收拾。他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十年》一书（第286页）中，我们注意到：“有主见的委员他都一一罢免，专门启用寡言少语、唯唯诺诺之人。这样，中央委员会的组织能力下降。频繁的人事变动把大批平庸之辈提拔到领导岗位，新人无力承担这种重要工作，使党组织的战斗力大受影响。这是总书记的严重失误，如果不是他的有意举措的话。”显然，戈尔巴乔夫的素养不具备领导党和国家的能力。

《十年》一书（第286页）还提到：“戈尔巴乔夫本应逐步的提拔新手，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提高他们的权威。……但戈尔巴乔夫嫉妒心强，不会帮助任何同事提高权威。”在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并且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经常的发现干部，还要经常的培养干部，提高他们的工作素养，提高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通过工作过程的锻炼提升工作素质和工作责任，同时提高他们的工作权威和威权，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项。而这，对于有着工作作风严重错误、严重缺陷的党的领导人，只好带进党的工作中、带进国家工作中，危害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事业。

他根本不懂干部工作，他又破坏了干部工作。他丝毫没有领导党和国家的素质。

4、人格修养严重缺失，毫无自知之明。

前边已经讨论过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工作作风的缺点。实际上，他的霸道、狂傲等消极素养都是浑然一体存在于他本人一身的，这些缺点对他实际是致命的危害，只是，他本人根本不认为。瓦列里·博尔金长期在他身边工作，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十年》一书（第44页）中，作者有着自己的认识：“我越来越觉得戈尔巴乔夫从最初普通的农业背景迅速升到权力的顶峰，已经超出他对社交风度和文化的驾驭程度，他的傲慢和对助手的蔑视态度我早已清楚”。傲慢和轻狂，是最不受人尊重的素养缺陷，戈尔巴乔夫注意不到这些。

一个私心极重的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素养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会有所表现。戈尔巴乔夫夫妇对权力的迷恋几近疯狂的程度，也正是狭隘的私心，限制了他的思想境界。瓦列里·博尔金同志举了一个例子，在《十年》一书（第100页），瓦列里·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对权力的迷恋不亚于他国内外的‘先贤’们。博尔金50岁生日那天正陪戈尔巴乔夫乘飞机，戈氏夫妇开了一瓶葡萄酒，请了几个同事为他祝寿。聊天时，赖莎突然开口：‘让我们为我们的事业干杯！为忠于米哈依尔·谢尔盖维奇·戈尔巴乔夫干杯！我要你们起誓，永远忠于他！’博尔金等人尴尬异常，遂王顾左右而言他。”赖莎·戈尔巴乔娃的做法，显然，连起码的常识性修养也不具备，这样水平的“贤内助”对戈尔巴乔夫，不知是福还是害。而作者（第100页）继续说：“我们致力于同一个事业，报效自己的国家，毕竟不是忠于任何个人或其配偶，而且也不是生活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由此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夫妇的人格修养，他们何止是对权力的迷恋，他们连起码的人品人格修养都没有。作者又说（第101页）：“强求别人发誓效忠，甚至在34000英尺的高空，无异于强调对个人忠贞不二。这是把别人视为自家奴隶的皇家恶习。”可以看到，作者的严厉批评，戈尔巴乔夫夫妇毫无政治清醒。在前边资料的展示中，在后边的资料中还要继续展示，戈尔巴乔夫夫妇，何止是迷恋权利，他们早已把党、国家当做自己的私人利益了，——终于明白，戈氏夫妇在党的活动中、在国家事务的活动中，是何等的恣意妄为，是何等的无法无天。作者聊聊几语，把戈氏夫妇毫无党性原则修养、毫无国家责任、毫无自知之明的无耻、无聊勾画的是何等清晰、明白。

缺乏自知之明的人，不单是修养的某一个方面欠缺，实质是整体人品人格的欠缺。缺乏自知之明，就意味着不知天高地厚。

根据作者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下戈尔巴乔夫的虚荣心，《十年》一书（第141页）中说：“不久，戈尔巴乔夫成为西方的偶像，一会儿给他发奖金，一会儿给他受金牌，期刊把他捧为“年度名人”，电视报刊给他专访，其实都在巧妙的利用此人的虚荣心。西方人没有认识到，批评过去、摧毁现行制度容易，而建立新制度就难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苏联人不买总书记的帐，为什么德功无量的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国家里反倒成了过街老鼠。”说句实在话，西方人不是不理解，人家是在巧妙利用他的虚荣心，实际上人家是把他作为猴子在戏耍，而他自己恬不知耻，反而沾沾自喜呢，一个毫无自知之明的人，把党的人丢尽了、把国家的人丢尽了。西方人，无论是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还是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或者德国的赫尔穆特·科尔，以及美国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人家早已森严壁垒，更加虎视眈眈，气势岂止是咄咄逼人。

他的缺乏自知之明，还有下述表现，简直是愚蠢到了不知何为无耻的程度。作者在《十年》一书（第182页）中说：“总书记是这样一个人：爬到高位后更忘乎所以，他被成就冲昏了头脑，以致脱离实际，为自己的垮台铺平了道路，而自己还意识不到。”可怜天下人民心，一个如此无聊之徒，竟是党的总书记！竟是苏联总统！也由此可以分析，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干部队伍的真实面貌，党的建设工作、干部培养工作的真实面貌。这样的总书记、这样的总统，还在说（第272页）“总统……以乐观的语气最后说：‘只要我还是苏联总统，我就不允许国家毁灭。……’”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痴人听。戈尔巴乔夫他始终不明白，正是他这么个总书记，正是他这么个总统，国家才毁灭的。国家的毁灭，不是你这个总统允许与不允许，而是在你这么个总书记、总统的主导下，国家才演变走向毁灭的。

面对伟大的国家，戈尔巴乔夫还说了一句话，这还是他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他始终不知道，他根本就不是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素养的人，一个根本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他怎么能领导一个庞大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呢，他怎么能率领人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呢？！在《之谜》一书（第362页）中，作者记述到：“他伤心的说：‘在俄国，我们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是善始善终的’”。

他是一个权力迷，他是一个权欲狂，他的心中只有自己的私利，他没有党、没有国家、没有人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遇到社会主义国家这么一个如此素养的人，他们真的捂嘴在偷偷窃笑呢。

5、人格修养严重缺失，不能知人善任

在《十年》一书（第182页）中说：“总书记是这样一个人：爬到高位后更忘乎所以，他被成就冲昏了头脑，以致脱离实际，为自己的垮台铺平了道路，而自己还意识不到”。忘乎所以、冲昏头脑、脱离实际，这样的领导遵循这么一个逻辑规则，那么，也是必然的——“为自己的垮台铺平道路”，而他“而自己还意识不到”，一个为全国人民谋幸福、贡献智慧的身份，一个为全国人民谋幸福、贡献智慧的岗位，竟演变成了最可怜的身份、最无价值的岗位，——该干好的一样也没有干好，——不该干坏的全部干坏，党发展到此时，国家发展到此时，只有滑天下之大稽的逻辑才能解释。

作者在《十年》一书（第154页）记述到：“戈尔巴乔夫看到利加乔夫的作法，颇为嫉妒。他很想知道书记处会议进展如何，讨论了什么问题，通过了什么决议。……这里有人与人之间惯有的那种勾心斗角。戈尔巴乔夫想方设法阻止别人侵扰自己的领地，想向每个人表明是他驾驭一切。”显然资料展示了戈尔巴乔夫权欲狂的形象。这不是一个端正的国务活动家的形象，这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分子、极端利己主义分子的小丑形象。

回到《之谜》一书，本书的序言中说：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关心党的机关的年轻化，也希望物色一批志同道合的改革家，便在1985年从乌拉尔招来鲍里斯·叶利钦。两年之后，此人的政治野心已昭然若揭，戈尔巴乔夫的一位朋友甚至建议将叶利钦发落至诸如拉丁美洲的一个偏远的国家去当大使。戈尔巴乔夫却不以为然：“我认为他是一个政治家。”当戈尔巴乔夫已无力改变国内的状况时，其竞争对手叶利钦却正虎视眈眈，一心夺去他手中的权力。

事例再次印证，一个毫无自知之明的人，他同样根本不懂知人善任，相反，无数次在破坏党的优良传统、践踏党的组织原则。

6、一个自大狂的家庭

戈尔巴乔夫生活在一个自大狂的家庭中。这样涵养的家庭，他还能给人民贡献什么智慧呢？太多的事例，印证了一个自大狂家庭的真实性。

在《十年》一书（第372页）中记载：总统卫队长梅德韦杰夫以偶然的、确实正确的说法表达了克里姆林宫侍者对于国家元首行为的看法，他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身上可以看到她的自大狂。”在他身上能看到她的自大狂，这是什么逻辑？显然，“她的自大狂”是内容，“他的自大狂”是“她的自大狂”的表现形式，——这是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的逻辑关系，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她的自大狂”为什么是“内容”？“他的自大狂”为什么是“形式”？显然，这是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家庭。把一个党、一个国家交给一个“自大狂”的家庭，这是党之福？这是国家之福？这是人民之福？

在《十年》一书（第25页）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私人生活不为外界所知，工作、野心和对成功的渴望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从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踏实本分忠诚的人，个人虚荣心实在太强烈了，一个党的领袖或者说一个党的核心成员中的重要分子，其工作作风的踏实，对党的组织、党的事业的忠诚是非常重要的。对成功的渴望是建立在个人主义野心的基础上的，一个涵养狭隘的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生活工作的全部的归宿，就是必然的失败。

赖莎·戈尔巴乔娃的素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对国家事务，她的思想水平、工作原则性、纪律观念以及工作境界，到底如何呢？作者记述了戈尔巴乔夫视察的事项，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恰恰在这件事上，赖莎·戈尔巴乔娃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十年》一书（第58页）中“（对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后首次视察莫斯科市期间出现的造假行为）我个人觉得，对这种欺骗行为应毫不留情，想要愚弄总书记的人应对此负全部的责任。然而赖莎却非常惊讶：‘你想要怎么样？当你邀请客人去你家的时候，难道不也是把屋子收拾干净，把最好吃的食品摆出来吗？’

要反驳她很难。如果有客人来，我当然会把家收拾干净。但我的客人不是一个高级代表团的成员；而且家庭的住宅不同于一所医院或其他国家单位。这是政治访问，不是老朋友间随随便便的聚会。我想要指出总书记不是客人，而是国家的领导人和主人，但是我没有说，我怕被误解。”

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国内国家事务的视察，是极其重要的国家事务。事情的真实性，决定着国家政策的决策方向，涉及国家命运、人民利益，可以说，视察的过程就是为了发现问题，提升决策的质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身系国家责任，身系民族前途命运。可以说，赖莎的认识水平实在太肤浅了，毫无国家责任意识、人民利益观念。延伸分析，可想而知道，这么一个自大狂家庭能对党、国家、人民承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在《十年》一书（第74页）中，作者谈到：“妻子的性格和态度对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也起着作用。

凭着她强硬、尖刻和盛气凌人的个性，她知道如何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戈尔巴乔夫一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她立即端起了苏联第一夫人的架势，在这一点上比她丈夫真正觉得自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的时间短。她经常大言不惭地通过电话向总书记的助手和其他几个政府成员，特别是她熟悉的人发号施令。她以贵妇人圈子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自居，从不允许别人对她的权利有半点疑问。”显然，“她强硬、尖刻和盛气凌人的个性，她知道如何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态度对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也起着作用。”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对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也起着作用”的因素是“她强硬、尖刻和盛气凌人的个性”，那么，我们就能研判党、国家、人民的命运了。——她，真的是“自大狂”。

而赖莎·戈尔巴乔娃的表演还在继续，在《十年》一书（第74页）中，作者记述到：“赖莎决定结识外交使节的夫人们，因此她要在1986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为她们举行一次招待会。……几个月前赖莎就让我给她写演讲稿。她有自己的助手，这个人实际上也是总书记的幕僚，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她不喜欢他的风格。她是一个非常挑剔而又反复无常的人，很难与之合作。她看到自己认为应该删去的文字，就立刻进行指责，还经常说一些挖苦讽刺的话。……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流逝，写这样的材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我尽量避免重复。我急切的想要找出一个办法，以免她对我的工作挑刺，进行侮辱，况且这还不是我的本职工作。”通过具体事例，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观察这个第一家庭的特色，显然，这个第一家庭确实影响着党的工作、影响着国家的工作。赖莎·戈尔巴乔娃的“非常挑剔”、“反复无常”、“很难与之合作”、“立刻进行指责”、“还经常说一些挖苦讽刺的话”，这些语言为我们描画了一副自大狂的完整形象，这样的修养、涵养、形象，实在是家庭的悲剧。

下边的资料，确实给人矛盾的理解，或许并不矛盾。这份资料是《十年》（第76页）：“赖莎由于所受的教育和在大学里教授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所持的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戈尔巴乔夫常说，在他的家里……其他人都是苏联共产党的坚定分子，而赖莎是‘我们这个家庭党组织’的头儿。她不仅是头儿，还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制定标准的人。而且，她也不仅在家庭党组织里制定政策，在戈尔巴乔夫制定政策时，她总是尽力使她丈夫把全家一致通过的路线在全党实施。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只是稍微有点夸张。”我们不仅特别纳闷：“教授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一个彻底共产主义者的观点”，还是本页的下述资料，观点非常清晰，“戈尔巴乔夫性格温和，常常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因而常常受到他妻子的影响。”那么，六年的苏联党史、国家史，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丝毫没有半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丝毫没有半点共产主义气氛，戈尔巴乔夫怎么没有受到半点“他妻子的影响”呢？原来是“戈尔巴乔夫常说”，显然，戈尔巴乔夫是在撒谎。而真实的情况是：“她也不仅在家庭党组织里制定政策，在戈尔巴乔夫制定政策时，她总是尽力使她丈夫把全家一致通过的路线在全党实施。”——这，显然才是真相。赖莎·戈尔巴乔娃，通过家庭过程，干预了党的事务和国家事务，这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过去，党内往往是“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现在是“第一家庭凌驾于党之上、凌驾于国家之上”，这是严重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严重破坏党的威权、威严的犯罪行为。有这种表现的第一家庭，事实也确实表明，这不是党之福、这不是国家之福、这不是人民之福。“戈尔巴乔夫常说，在他的家里……其他人都是苏联共产党的坚定分子，而赖莎是‘我们这个家庭党组织’的头儿。”按照此语的逻辑，遵循排除法，他戈尔巴乔夫本人不是苏联共产党的坚定分子，或者，遵循三段论逻辑，这样的家庭到底都是多么坚定的苏联共产党分子呢？达到列宁的坚定程度了吗？达到斯大林的坚定程度了吗？达到赫鲁晓夫的坚定程度了吗？达到勃列日涅夫的坚定程度了吗？或者说，超越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了吗？六年的苏联党史、国家史，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背叛了苏联共产党、背叛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背叛了全国家人民的意志，天下有这样的“苏联共产党的坚定分子”的家庭？结合六年苏共党史，结合六年苏联国家史，我们看到了真相：“在戈尔巴乔夫制定政策时，她总是尽力使她丈夫把全家一致通过的路线在全党实施。”——即使时间过去了将近三十年，看到这一真相，也依然令人甚感确实骇人听闻，令人甚感确实匪夷所思。赖莎·戈尔巴乔娃，毫无党性原则，毫无组织纪律观念，是个人家庭的自大狂，是国家的自大狂，毫无清醒、理智、本分的教养。透过这个真相，我们还清晰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不具备领导党、管理国家的能力，是靠着夫人的出谋划策在运作党和国家的事务，这与党的发展历程最终致毁灭的恶果是相符的，这与国家的演变最终致解体的恶果是相符的。这个真相，是贯穿戈尔巴乔夫阶段全过程的。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这个第一家庭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犯罪家庭。

更为严重的是在本书（第77页），作者严肃指出，“在这里我不想提及具体的政治家的名单，但是一些领导，包括几个部长，都是因为赖莎的缘故才得到他们的职位的。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受了对其忠诚和勤勉程度的严峻考验。”这说明了什么？这何止是“家天下”？赖莎·戈尔巴乔娃是在违纪、违法、犯罪，插手党务、插手国务、破坏党的干部制度、破坏党的干部队伍，“他们都经受了对其忠诚和勤勉程度的严峻考验”——“家天下”、“私天下”——赖莎·戈尔巴乔娃的所作所为，同样给党的事业、国家事业、人民利益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可惜，这个第一家庭“毫无清醒的政治头脑”、“毫无清醒的自知之明”、“毫无清醒的反躬自省”。赖莎·戈尔巴乔娃的所作所为，给党的事业、国家事业、人民利益带来灾难性的破坏，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必须接受国际共运史的审判、谴责。

在《十年》一书（第78页）中：“雅克夫列夫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和他妻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特别小心不招惹她生气。即使这样，他还是在几个意识形态问题上和戈尔巴乔夫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使自己陷入困境。戈尔巴乔夫夫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别人也重视他们的观点。”这里很滑稽，雅克夫列夫“还是在几个意识形态问题上和戈尔巴乔夫产生了严重分歧”——是雅克夫列夫展现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戈尔巴乔夫夫妇展现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是分歧，肯定是性质不一样的内容！显然，雅克夫列夫不可能展现的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从而使自己陷入困境”，那么，戈尔巴乔夫夫妇展现的必定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可是，怎么不在党的事务、国家的事务中展现出来呢？！似乎，——实际是完全是，六年党史、六年国家史，全是朝着“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方向奔跑，而不是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奋斗！“戈尔巴乔夫夫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别人也重视他们的观点。”说实在话，“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十分重视”，这是对的，“同时要求别人也重视他们的观点”，同样，这也是对的，可是，“十分重视”和“也重视”了，怎么不在党的建设、国家发展中体现出来呢？——很清晰！赖莎·戈尔巴乔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养，应该是很糊涂的，否则，这样的哲学家庭，这样的政治家庭，经常的讨论党是、国是，集思广益，全党的党性应该更加健康，国家事业应该更加蒸蒸日上。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以一家之理论糊涂致全党之理论糊涂，以一党之理论糊涂致全国之社会混乱。以一家之糊涂、一党之糊涂、一国之混乱致一党之毁灭、一国之解体，这不光是一个逻辑的推演过程，更是事件演变的历史过程和结果。这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苏联党散、国破，赖莎·戈尔巴乔娃能逃脱出因自己胡作非为而带来的责任吗？能免除国际共运史对自己的责任追究吗？

更清晰的事态是：在《十年》一书（第78页）中：“事情越来越明显：总书记夫人已不仅是他的顾问或者是在影子内阁中的一个成员，她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不仅在出访中，而且在国内也要表现自己。她在很多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使得党和政府中的许多政要没有立足之地。”这只能说明，赖莎·戈尔巴乔娃，缺乏理智、缺乏清醒，她以自己的作为，在破坏这个党、这个国家，她不仅仅损坏了这个党的、国家的优良传统，而且，还伤害了这个党、国家的肌体。

赖莎·戈尔巴乔娃的所作所为，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负面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十年》一书（第80页）中“大多数苏联人也对赖莎的言行不满。他们凭直觉就能感到是谁在真正主宰着国家事务，于是人们写来越来越多的上访信，以表示自己的想法。”

谁在真正主宰在着国家事务？

书中（第83页）说“赖莎不仅统治他的家庭，只要有可能，她就不遗余力地参加政策的制定和人事安排工作。最重要的是，她造就了总书记的性格，帮他行驶在充满暗流的危险的政治海域…….但不管怎么样，这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损害了他的威望。”

戈尔巴乔夫实在太苦悲了。《十年》一书的（第261页）说“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激进改革时的同事如今所剩无几。有的被他撵走，有的自动出走，只剩下我还陷在这里。这种日子越来越没有意思。”

众叛亲离。孤家寡人。——这是在团结人民一道前进吗？这还能团结人民一道前进吗？

二、戈尔巴乔夫个人智慧达不到领导国家的程度，不具备管理国家、发展社会的能力

1、他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不错，作者说的完全准确、正确。列宁的党是“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党，这是一个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之光的党，可是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懂“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哲学思想，所以，“党的最终命运已经注定”。戈尔巴乔夫以一己之可悲，令全党可悲、全国可悲、人民可悲。在《十年》一书（第187页）中“从1985年春往后，党开始从戈尔巴乔夫多卷选集中、从党中央全会和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寻找指南，这样党的最终命运已经注定。”作者的判断太精准了，可是，“党的最终命运已经注定”。

作为对作者认识的补充，作者引例说明，在《十年》一书（第139页），“姆雷纳尔日1985年春天在接受意大利《团结报》采访时回忆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特点，他说：‘米沙这个人具有很多非凡人物的特点。不过他很自信，这可能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何曾是让他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他让伟大的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让这个强大的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让这个伟大的民族付出了不能承受的代价。然而，姆雷纳尔日说这话的时间是1985年的春天，戈尔巴乔夫刚刚就任党的总书记，他是先见之明？还是胡言乱语？为什么却是不幸而言中呢？只能说，对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特点，把握的太精准了。而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就怎么没有能精准把握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特点呢？

在《十年》一书（第208页）“党和国家形势越严峻，他在与各界代表秘密会见时的态度就越变幻不定。”他本身就没有主宰国家命运的能力。为什么“变幻不定”呢？他对具体的事项根本不了解，他对具体事项需要采取的对策不能完整性确定，他不具有“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能力。事实是，他根本不具有处置突发事件的恰当能力，他根本不具有处置恶化形势的能力。事实是，他不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下述资料能够深度印证：《十年》一书（第6页）“事情越来越明显，为挽救苏联而进行的斗争已演变成为保住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支持率的斗争。但是由于他不能带来任何决定性的变化，就排除了任何取得积极结果的可能性。相反，他相继抛弃了一个又一个政策，但这并不是说他想要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度，他太缺乏勇气和力量，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戈尔巴乔夫在玩一个复杂的游戏。”他的智慧，连一个简单的游戏都玩不了，更何况是，他自己把简单的游戏因缺乏智慧而演变成了复杂的游戏，导致了智慧障碍、智能障碍，他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更加一无所有。“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之后，应当具有把形势引向胜利和成功的方向，逐步推进，实现事态的良性优化。他既没有这样的智慧逻辑，也没有这样的逻辑智慧。可以进一步认识（第7页）“所有了解戈尔巴乔夫无能和犹豫品格的人都有一种失望的情绪。这个已达到崩溃和内战边缘的国家急需有人采取行动。”问题很明白，国家被无能的戈尔巴乔夫作塌的一塌糊涂了，国家必须抛弃无能的戈尔巴乔夫。事实也正是如此，（第88页）“当戈尔巴乔夫向总书记这个目标做最后阶段的冲刺时，他在政治方面还很不成熟。”怎样理解呢？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不成熟，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能力不成熟，管理苏联国家的经验不成熟，实际就是发展国家的智慧不成熟。他本身就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更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智慧。——一言以蔽之，他不具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责任和智慧。

“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如《十年》一书（第47页）“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当着很多老部长的面做出承诺：他们的社会福利不变，退休金、公费医疗……一切保持他们生活水平的待遇，都予以保留。

遗憾的是，曾几何时，这些历尽战争年代艰难困苦、为国家辛劳一生、没有积下个人家产却负债累累的老同志都被逐出住宅，福利也大都被剥夺。”一个极端任性的人，缺乏自知之明的人，他所具有的只是阴谋诡计的伎俩。在书（第147页）“总书记食言，是他班子里的许多人感到不安。这不只是因为降低了他的威信，而且也表明，一旦他认为你无用了便会一脚把你踢开。……他对不再用得着的人不感兴趣。他的秘书们把这些人从过重大节日发贺信的名单上划掉了，戈尔巴乔夫显然把他们从自己的记忆中划去了。身居高位的他如此轻易的改变面孔、左右舆论，同事一旦受难便把他们抛弃，这使我十分吃惊。……”人格品德的缺陷，总使此人，在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破坏党的权威和威权，他的威信在下跌，党的威信在下跌。比如，雅克夫列夫（第155页），“毫无疑问，雅克夫列夫为人自负，但很有影响力，戈尔巴乔夫差不多每次讲话都流露出他的观点。但他和总书记的关系时有不顺，戈尔巴乔夫总是想办法阻碍他发挥主动性。他对下属大都如此，很少让他们独立工作，……”还有（第149页），“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干部，他的全部罪过是说真话，以及显示自己对经济理论的谙熟。我几次为他美言，然而戈尔巴乔夫心怀嫉恨，根本听不进去。”显然，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懂人事工作，他没有也根本不能够恰当正确地处理与同志们的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他所表现的全是错误的人事关系的做法，这实质是是严重缺陷的人品人格修养引起的一种恶劣表现。在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他本人、他的夫人、他的家庭为所欲为，放肆无忌，岂能不恶化身边人事工作环境？岂能不影响党内正常工作人事环境？他缺乏党的工作所必需的正常的人品人格修养，也根本没有任何优秀境界的人品人格修养的表现，只能说，“德不配位”，更何况他根本没有管理国家的智慧、能力，行笔至此，可以想见，党之难、国家之难，仅仅六年，对国际共运史来说，对人民来说，来的是多么的迅速啊。有此人身系党的命运、身系国家命运、身系人民之幸福，还有其夫人、其家庭，实在是让党蒙羞、让国家蒙羞、让人民蒙羞。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戈尔巴乔夫不单是不会正确处理正常的人事关系，不会正常的处理正常的工作关系，而且，他始终是在错误的处理正常的工作人事关系，显然，他的工作智慧根本没有达到正常工作所需要的程度，也丝毫不存在卓越智慧的境界，能够游刃有余的驾驭党的事务、国家事务，也就根本不存在通过个人的工作行为感召同事、属下为着党的事业、人民事业而团结、奋斗。作者在《十年》一书（第149页）说：“坦率的说，就我了解的决策过程内幕而言，决策的深度和性质其实并不取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我认为，如果把改革的目标和采取新措施的必要性向中央委员们解释清楚，他们全都会投赞成票的，这首先是因为工农业管理人员和党的工作者有经验，早就知道国家的弊端所在。其次，他们信任政治局，对他提出的来的规划深信不疑。而这些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人并不比老人更忠诚、更听话，有些人竟批评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敢于反对他向党和国家提出的建议。”消极现象的出现，完全是戈尔巴乔夫个人工作行为的结果，以他的修养，以他的智力程度，他根本不能够清醒，不能够政治自觉。从瓦列里·博尔金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根本就不会工作，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更何况他本就没有端正正确的工作作风。

在《十年》一书（第188页）中，作者指出：“ 到1987年，……从那时以后，政治局变成加盟共和国和中央政府两方代表的大杂烩，根本无法决策，也起不到团结核心的作用。它标志着整个政府和整个党的机构即将垮台。”“到1987年”，“从那时以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错误的做法、错误的作风、错误的思考，对党、国家的影响已经相当的强烈了，——方方面面、时时刻刻的消极的量的积累，终于出现了阶段性的质变，“1987年”是“拐点”、是旧的量变的结果，是新的量变的开始，——而新的阶段的量变的演进，使党、国家终于质变到万劫不复的深渊。政治局的权威没有了，政治局的威权消失了，政治局的威严丧失了，政治局的严威荡然无存，政治局进入了功能无效的状态。政治局是大杂烩、政治局不能决策、政治局不是团结核心，——这全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结果，他不仅正确的东西什么都不懂，他连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都分不清楚，“整个政府和整个党的机构即将垮台。”——这是必然的演进趋势，也必然迎来必然的结果。

下边的资料是对上述论证的最佳注解。作者在《十年》一书（第208页）说的很清楚“我是什么时候感觉到改革开始没落的呢？这有个过程。最初的迹象是戈尔巴乔夫言行无定，开始到处寻求管理的新办法，害怕承认自己的过失而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到处讲话，仓促决策，毫无实效。改革的没落也许开始的更早些，即在政治局、党中央和政府不再协调行动之时。我看得很清楚，戈尔巴乔夫对这种情况心里很明白，但仍然言不由衷，表现出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显然，他在期待奇迹发生，把他从毁灭中挽救出来。”戈尔巴乔夫永远不明白，他所期盼的奇迹根本不会发生，他想“从毁灭中挽救出来”完全是痴人说梦、完全是痴心妄想。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戈尔巴乔夫身上体现的辩证法规律，其矛盾性特征、其对立统一规律的演进，其质量变的规律体现，他必然走向毁灭，不光毁灭自己、还能毁灭党、毁灭国家。

作者更详细地、更具体的进行注解（第168页）“政治局辩论时往往针锋相对，对当前形势的估价也众说纷纭。在大部分问题上，利加乔夫往往和总书记的意见不一致，但两人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改革。其实大家都承认改革必要，但改革的时间表不一致，对戈尔巴乔夫削弱军队、军事工业和党组织的做法也颇有异议。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理解总书记言行不一，经常背离既定方针，以及左右逢源的做法。有些委员或直接批评戈尔巴乔夫，或对其某些决策消极对抗。”“对戈尔巴乔夫削弱军队、军事工业和党组织的做法也颇有异议”，这是国家核心之核心的事务。根据当时苏联的国家形势，“削弱军队”，如何削弱，可否削弱，这并不是多么复杂的问题。可以说，“削弱”是指她的外形，非实质性内容，也就是她的威慑力，保卫党、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利益的威严是绝对不能削弱的，不管怎样调整军队事务，军队的严威必须永存，否则丧失对外、对内威慑力，党、国家的安危就会受到致命威胁。这是军队事务的底线和必须遵循的底线。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军队对于保卫无产阶级成果都有极其严肃的论述和强调，无产阶级军队始终是无产阶级处于专政地位、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坚强柱石。但是，戈尔巴乔夫把军队的削弱，是彻底地削弱了。

下边这个事例，我们真的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内容，可是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却有这样的印象：在《之谜》一书（第136页）中，“1985年10月，戈尔巴乔夫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叶利谢宫举行首次单独会晤和长时间的谈话，事后密特朗对自己的幕僚说：‘这个人的计划很吸引人，可是不知道他是否清楚，如果试图落实这些计划，将会出现怎样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位新领导人对于苏联体制的全部主要机制进行重新审视的决心，显然给密特朗留下了印象。法国总统未必知道列宁“不要怕乱”的呼吁，却肯定晓得勃勒东关于‘建设性破坏’的见解。”——“将会出现怎样不可预测的后果”？！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以自己丰厚的人生经历、领导国家的经验，竟提出如此之问题，足以说明戈尔巴乔夫治国安邦管理国家的糊涂，几近没有政治家的素养。“对于苏联体制的全部主要机制进行重新审视”，这是怎样的思维？苏联在1985年之前几年的情况，显然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家是了然于胸的。应该怎么做以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显然与戈尔巴乔夫的思维是不相容的。戈尔巴乔夫不仅不懂，而且也不会做好，足以说明，他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智慧。换句话说，他所拥有的智慧，与苏联党、国家、人民的需要真是风马牛不相干。

在《六年》一书（第196页）中：“从1917年开始，苏联一直害怕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二战后又要和美国进行超级大国间的对抗，这就使国家的投资重点出现问题。苏共把巨额的财力物力投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而轻工业、机器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则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结果，这些部门的产出一直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和人民消费能力的提高。这是戈尔巴乔夫革新苏联外交政策，全方位地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1917年以来，苏联所承担的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苏联党和国家、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艰辛。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机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度的调整国家内部资源的分量和效力，是思想家需要解决的，也是需要政治家运作的。“对于苏联体制的全部主要机制进行重新审视”，大概，实在是小题大做了，否则，“可是不知道他是否清楚，如果试图落实这些计划，将会出现怎样不可预测的后果？”——老道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会发出如此感叹。

到底该怎样认识自己国内的国家事务？怎样开展推进国家社会进步的过程，在《六年》一书（第186页），作者指出：“改革者对经济改革缺少深思熟虑，单凭想象办事，随意实施改革措施，这样就不可能解决真正应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当权的领导者中没有一个真正懂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也不完全清楚苏联的经济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戈尔巴乔夫对他想实现的目标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一种现代、充满活力、富于创新的和高技术的工业经济，但他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并没有任何现实的想法。1990年夏他在推进经济改革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经济改革和经济变化与公开性和政治改革所启动的政治进程纠缠在一起。最后，戈尔巴乔夫所得到的结果是所有可能的结果中最糟的，这似乎是必然的结局。毫无章法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大大削弱了‘指令性’体制，使其不能以原来的方式继续运作，但‘中央计划’和政府控制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另一种可行的机制——市场机制的出现。······这样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随着各种困难的积累而更加深重。”第一个意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遵循哲学方法论就能解决，但是，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具有这样的工作智慧，他的工作行为全是极端主义、由个人主义发展到唯意志主义，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第二个意思，显然是个人工作能力问题，错误的思想认识，低能的工作行为，必然造成严重的工作恶果。

另一本书（《十年》第65页）的事例，也佐证了这一看法：“对改革含义的这种粗浅认识就导致了他仓促做出决定，采用与以往迥异的管理方法。最糟糕的是，各级政府人员，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手下的人，开始被频繁更换。还没有执行完一个专家组的建议，他就开始对别的专家的意见感兴趣。人员象走马灯似的更换，各种意见象万花筒一样令人眼花缭乱，这可能也反映了总书记自己心里的恐慌。”他什么也不会做好，如同他什么也不会做，实际是，他不做还好，做了只能更糟，然而，似乎，他非常勤政，他不停地做，党、国家如脱缰的野马，朝着毁灭的方向和结果，一去不回头。

从重大事项，从微弱细节，不管是国家战略还是具体的社会事务以及人事关系方面、包含内政外交，他都没有展示出能够领导国家繁荣兴盛的超群拔萃的卓越智慧。甚至，与国家事务相匹配的工作智慧也没有，一个党、一个国家由着他的任性肆意践踏着，人民的利益丧失的一干二净。

2、他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

在《十年》一书（第74页）中，作者归纳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进程，也是党、国家毁灭的过程。“由于观察家们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微妙变化和苏联社会变动的关注程度不同，因而他们对“新思维”的推行程度就有不同的分期方法。然而人们一般都简单地把这个过程分为以下几个解段：

1、从1985年到1986年末；

2、从1987年1月到1989年1-2月；

3、从1989年3月到1990年2月；

4、从1990年3月到1991年8月。

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上述每一阶段都标志着改革方向的重大转折。

1、加速发展战略（从1985年到1986年末；）

2、从上层开始革命（1987年-1989年）

3、来自下层的革命（1989年-1990年2月

4、应付危机（1990年-1991年）。”

前边讨论过了，他什么也不会做好，如同他什么也不会做，实际是，他不做还好，做了只能更糟，然而，似乎，他非常勤政，他不停地做，反而，让党、国家如脱缰的野马，朝着毁灭的方向和结果，一去不回头。按照这个分期，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分析此事：“加速发展战略”是对前边遗存、淤积的社会矛盾的解决；“从上层开始革命”是推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战略性重大步骤；“来自下层的革命”同样是推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战略性重大步骤；经过一系列的重大过程即便时间更长一些，国家得到的结果应该是：赢得了国家繁荣兴盛的局面。实际上，根本不是，1990年之后，国家进入“应付危机”阶段，而且，可怜的是仅仅延续到1991年底，在《之谜》一书（第362页）中，作者记述到：“他伤心的说：‘在俄国，我们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是善始善终的’”，确实，因为他的任性，任何事情都没有依着他的思路运行。

在《十年》一书（第3页）中“前一个星期我一直在住医院，几乎每天都要打静脉点滴，觉得身体很虚弱。但是看到国家即将崩溃，我很担心，便不得不把个人的身体状况置于脑后。”作者叙述的时间是1991年8月下旬，我们能够感受到，作为苏联共产党队伍中的高级领导人，他个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实际上，他的心在流血。作者继续说，“从1991年1月起，就不断有人讨论国家面临的困难。国家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总统非常担心，他指示安全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准备一份关于实施紧急状态的建议。他听了他们的建议，却没有做出决定。”这是“应付危机”的时间段最严重的时期，“国家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中”，而他“听了他们的建议，却没有做出决定”，他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没有政治智慧，他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智慧。

时间回到1985年春天，在《十年》一书（第49页）“中央委员们的普遍观点是……”说明：契尔年科逝世时，党中央同志们的看法和期盼。作者在本页继续披露“很多人提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但是仍有人表示怀疑。一些顽固的州党委书记尽管承认他的能力，但觉得他缺乏足够的经验，对经济问题的了解很肤浅，而且对工业生产一无所知。”显然，他不是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而此时，大家对他意识形态思想的错误还没有警觉，但毕竟，已经注意到，他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

在《十年》一书（第56页）中，作者说：“一位新领导人的当选并不意味着他的变革就一定有道理，也不能表明他为了保证在社会各方面实施变革已经建立起全面而系统的体制。作为总书记在决策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各种尝试和犯错误，而且得为国家的命运承担责任，这个事实令戈尔巴乔夫深感不安。幕后的小动作和耍花招及宫廷阴谋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人民期待着真正的变革发生，而现在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变革。”“幕后的小动作”、“耍花招”、“宫廷阴谋”，已经确实没有什么用了，如果用了，就是党毁、国灭的危险。然而在六年的时光里，他依然在用。“人民期待着真正的变革发生，而现在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变革”，然而在六年的时光里，即便人民提出：你为我们的祖国做了什么？他也没有回复。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严格要求着党在带领人民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奋斗的过程中，紧紧地与人民在一起，密切地团结人民。人民期待的变革，是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幸福。“作为总书记在决策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各种尝试和犯错误，而且得为国家的命运承担责任，这个事实令戈尔巴乔夫深感不安”，他是否清醒的认识到，他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呢？可能他根本意识不到，因为他没有丝毫的自知之明。

在《十年》一书（第64页）中，作者说：“我想要强调一下，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到1987年间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他坚信苏联的社会主义令人民引以为自豪，应该继续发展下去；神圣的社会主义信念会引导我们达到最终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最初戈尔巴乔夫的所有思想都是以这个信念为基础，排斥了其他一切。以这种态度对待过去的传统，自然与大多数人的感情相符。人民希望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进行大幅度的改革，社会快些实行民主化。他们希望除了原来已经习惯的社会保障以外，党委和党组织能有更多的自由，并且能有一套新的激发积极性的体制。全党一直很支持戈尔巴乔夫，特别是他强调必须把社会主义的成就保存下来。”他的智慧，显然力不从心，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几乎为零，他什么也做不来，什么也做不好。

然而，不单纯是他的实干精神不够，而且，他的认识问题的能力也差的太远，“他的思想”为什么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很远呢？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不足还好，事实是，他本人根本就认识不到，在《十年》一书（第65页）“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农业只要摆脱了旧的束缚，让农民自由选择各种租借方式，一两年内就会有足够的粮食。但是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实际生活脱离的有多远。”太多的事例，清晰地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思维局限性，他根本不具有务实性，他的政治责任的素质和个人工作的素质与国家发展的需要以及人民的热血期盼太格格不入了。他的影响，也干扰了中央书记处，《十年》一书（第156页）中说：“一度有权威、有影响的书记处如今变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当选为副总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伊瓦什科无力改变这种情况，因为一度坚强有力的党的影响链而今松动了好几个关键环节。这个多层次结构开始衰落，最终走向崩溃。”国家运行机制受到破坏，国家结构开始逐步崩盘。社会经济方面，问题逐步显现，重大矛盾尖锐突出，人民在思考，更在觉醒，然而更加混乱。在《十年》一书（第141页）“对他的批评，并不是没有根据。1987年以来，国家的财政经济急剧恶化，苏联人民对此有切肤之痛。糖、肉和其他许多食品日益短缺，很多商品从商店里不翼而飞。全国局势日趋紧张。人们开始对改革是否明智提出质疑，也怀疑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党组织的高级官员也开始流露出与总书记意见不和甚至严重分歧的迹象。”问题出现了，戈尔巴乔夫不会“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更不会恰当准确决策。1987年之后，财政经济的恶化，全国局势日趋紧张，这时候，不是党与人民利益的分离，而是党的代表总书记与党的分离，与人民的分离。随后，不单是党的代表总书记对党的抛弃，不单是党的代表对总书记对人民的抛弃，而随着事态进入相互抛弃之后，残酷的恶果出现，党的总书记个人进入了国家的政治游戏期。“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成了党之问、人民之问、国家之问，成了历史之问。

他破坏了政治局的运行机制，也破坏了政治局的工作气氛，主要是他不会做好。在《十年》一书（第163页）中“在当初，政治局讨论问题是充分的，决策是共同做出的（至少表面上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问题的研究越来越肤浅，越来越匆忙。戈尔巴乔夫的权势越来越大，一碰到同事有不同意见，一听到对他工作乃至生活的批评，便搞孤家寡人政策。……神圣的集体领导和意见一致的原则遭到侵犯。……如今在政治局会议上实行的是某种独裁。委员们往往胆怯的相互看看，以表示对改革建议的惊奇，但都沉默不语。”“神圣的集体领导和意见一致的原则遭到侵犯”，这个原则，是对党、对人民利益负责的原则。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长达六年的时间，他对党、国家的破坏，为害有多么的深。

书记处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十年》一书（第179页）“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缺乏创新和协调。从一开始，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间就有一种敌对和不信任的气氛，有时发展到摊牌或以辞职相威胁。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和书记处职责的分工不可避免的造成党的领导人之间互相冲突。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矛盾出现在利加乔夫和雅克夫列夫之间；出现在利加乔夫和尼克诺夫之间；出现在雅克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之间。这几对人都处理同一事物，都有平等权利，谁也不肯让步。”戈尔巴乔夫在听之任之，问题严重到如此程度，他不能警觉到严肃组织纪律的程度，而一切消极、错误的事项，都或与他的工作作风有关，或与他的工作方法有关，或与他的工作思路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他的工作能力低下有关，马克思主义工作智慧贫乏有关。对消极错误思想，根本不是转化、改正，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清醒。这是他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能力的表现。

下边的资料，说明什么呢？只能更具体更真实更精准印证前边的一系列认识：在《十年》一书（第180页）“广为宣传的利加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党和国家受到极大伤害。雷日科夫不断抱怨党中央一些工作人员插手经济事务。他开始同利加乔夫，后又同斯柳尼克夫是死对头。鉴于政治局委员间普遍存在的不和，其他有些高级官员建议戈尔巴乔夫解除他们职务。这种紧张关系也妨碍着政府的正常工作。在其他国家或组织，不和与争吵可能不会太影响工作，然而苏联是党政一体，经不起政治局成员间这种勾心斗角。

戈尔巴乔夫有一种独特的杰出才能，就是在同事间制造不和。我始终不理解，是他有意制造紧张关系从而便于控制政治局呢？还是由于他个人性格或缺乏经验所致？不论什么原因，结果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委员们各弹各的调，很难达成一致。激烈争吵贯彻始终，有时令人作呕。”在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成员之间，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个人性格”、“缺乏经验”、“故意制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本身就是“‘幕后的小动作’、‘耍花招’、‘宫廷阴谋’”这样一个低级趣味之人，称他“有一种独特的杰出才能，就是在同事间制造不和”，实在是绝妙的讽刺，然而，其实，毫无效果，他实在太缺乏自知之明了。

毫无疑问，正常的党的高级领导机构逐步都会不能开展正常的工作活动了，一切对党、对国家负责任的政治行为都在弱化，政治效用都在消失，这是必然的，事物都在运动，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好的结果，背离正确的方向必是糟糕的结果。在《十年》一书（第181页）“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的作用逐步下降。会议的次数减少了，会议总结记录越来越短，决策更匆忙，有时是一人决策。有时几个月内未形成任何决议，使党中央全会大为失望。中央委员们看到一度强有力的党正在衰亡，他们正在目击祖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构消亡。政权的瘫痪日趋明显。”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作者在《十年》一书（第66页）指出，“净说华而不实的废话也是戈尔巴乔夫性格的必然结果”。他的智慧、能力，昭然若揭。

根据对戈尔巴乔夫的考察，下边的事项，不知算不算缺乏自知之明。他自以为个人智慧一切，其实，他或许根本不知道，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事业的成就，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十年》一书（第66页）中，“他几乎总是在党的机构里工作，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他的脊骨没能坚硬起来，仍然非常柔软。结果，当他的改革遇到实际困难时，他很快就会失去兴趣，把注意力转向其它的东西。因此，我们也许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活动范围缩小到只做一些演讲，在报纸和电视上作报告。他还常去西方旅行，在那些国家，他作为苏联的代表，会受到隆重的接待。

那时，他不仅要对党的命运负责，而且要对全国人民的幸福负责。老百姓希望他们的新领导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许诺上，这么多年他们已经听腻了华丽的语言。现在他们想要知道他们在沿着一条标识清楚的路线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他们想使事情变得好一点，至少不要变糟。我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觉得压力越来越大，他的天赋和能力已经无济于事。当1998年开始影响深远的试验时，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政治局、党和公众看到说出的话并没有见之于行动，就开始对他失去了信心。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大为沮丧，开始四处寻找灵丹妙药，接连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想法。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接受一些显然在其他几个国家已获得成功的建议，他先是提议效仿匈牙利模式，然后又提议效仿瑞典或奥地利模式。”他不知道工作的着力点，他也不知道工作智慧的基础，他更不知道工作力量的源泉。客观的社会状况，已使他焦头烂额，以致出现病急乱投医的现象。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再谆谆告诫并且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事物把握规律的精神武器，如果如同戈尔巴乔夫所说，他们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且赖莎·戈尔巴乔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员，那么，他本人应该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可是，他根本无法应对愈加复杂的局面，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戈尔巴乔夫丑态百出。他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智慧、勇气。在《十年》一书（第67页）“戈尔巴乔夫感觉到党和中央委员会现在对他产生怀疑，他又紧张又沮丧。而这时，他也远离了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在1988年到1991年间，犹疑不决是他政策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既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因此疏远了很多激进的派别，他也不去团结那些支持强硬路线的传统派别。各级党领导，以及要求民主的公众，眼见戈尔巴乔夫不明确和不连贯的政策将会使他们一无所获，就逐渐对他失去了信心。这对戈尔巴乔夫，对党，对全国都是一个悲剧。他最后终于孤立了，被党内的同志所蔑视，被社会上要求民主的人士所嘲讽。”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可悲的状态，作者认识到1988年到1991年，对党、对全国都是一个悲剧，何止如此，对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动都是一场悲剧。“他最后终于孤立了，被党内的同志所蔑视，被社会上要求民主的人士所嘲讽”，这是事态演变的必然结果。从前边的考察过程，他的个性气质、他的品格涵养，最终的演变归宿，就是这样的结果。

在《十年》一书（第184页）“在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的前期，中央全会集中精力具体解决专门的问题，而后来就专门为政治辩论而政治辩论了。党不再处理具体问题，全会成了为个人或宗派利益而角斗的战场。”以戈尔巴乔夫的水平，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必然产生的。本身的智慧和能力，限制着他，他驾驭不了复杂的局面，他更驾驭不了因他驾驭不了复杂局面而产生的更加难以驾驭的更加复杂的局面，而且，恶性循环使事态更加复杂化，以致到了党失控、国家失控的程度。在国际共运史上，戈尔巴乔夫的历史阶段所出现、所发生的实践和最终结果，确实让人目瞪口呆，世所罕见。他个人的缺点实在太鲜明了，在《十年》一书（第231页）“关于玩弄手腕的戈尔巴乔夫，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使人摸不着头脑。他可以告诉马克思主义强硬派：他在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而战，他绝不背离这条路线；另一方面他又向自由市场派允诺：前进的唯一道路是按照奥地利或瑞士模式扩大市场经济、实行民主自由。总书记这种多元化理论越发挥，人们就越糊涂。”到了这步田地，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糊涂的形象更加鲜明。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愚蠢是连贯性的，也是全面的。在《十年》一书（第270页）“由于中央政府无力领导国家，就必须将权力分配给各地区强有力的领导人。很多人觉得这样做至少可以推迟灾难的来临。苏联总统所能做的仅仅是为自己和中央政府保留维持总统府及其它象征性的权力。而即使争取这些可怜巴巴的权力，中央政府也要奋力相拼、不择手段。”在事态进入大势已去的状态时，一切都已无药可救了。“中央政府无力领导国家”已经实实在在说清楚事态的真相——戈尔巴乔夫不具备领导国家的能力，而将权力分配给各地区强有力领导，从策略上都是大错特错，一个多民族、广地域的国家，必须采取中央集权制。然后，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针对具体的事项，采取合适的或者对应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模式；同时，必须注意到，任何管理模式都有针对性和时效性，针对性效能结束，模式结束；时效性结束，模式也要结束。戈尔巴乔夫既无对立统一规律性的把握，更无质量互变规律的把握，也无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把握，所以，他不能够把握任何事态的演变，也不能够驾驭事态的运动，更不能通过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作用影响事态的运动和演变出最终的结果。“而即使争取这些可怜巴巴的权力，中央政府也要奋力相拼、不择手段”，按照行政机制运行程序的规则：下级服从上级，而事态的演变早已破坏了运行规则，国家行政管理失序，社会运行失范，局势已经彻底不可控制。有些学者曾经指出，1991年的8·19事变干扰了历史的进程，通过对戈尔巴乔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的考察、通过对管理国家推进社会进步的素能考察，按照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素养，纵使没有1991年的8·19事件，党的解散、国家的解体也不会延续太长的时间，即便没有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对苏联的阴谋，党的解散、国家的解体也不会延续太长的时间，不会在1991年发生，但肯定在1992年发生，绝对不会延续进1993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偶然性引发的是必然性的内容。从1950年以后，特别是赫鲁晓夫时日起，苏联共产党对于青年干部的培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重视几乎没有，戈尔巴乔夫所接受的是陶里亚蒂、葛兰西的思想。而这些“二十大的产儿”，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等等这一领袖群体，都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合格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假使1985年春天，不是戈尔巴乔夫胜出而是其他人，当然国家状态会是另一种情况，而这个偶然性所展示的则肯定是另一种事态的必然性。戈尔巴乔夫在基层工作，实际上，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人品个性的严重缺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智慧的严重缺乏，却深得安德罗波夫的赏识，这不是偶然的。至少说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党风、全党的组织纪律的严肃性都已涣散，这是戈尔巴乔夫能够进入中央的根源。而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没有人对他个人缺点的观察与纠正，使他任性的让党解散了、国家解体了。这个逻辑过程不是偶然的。充分说明，党的高层接班人培养制度的严重缺失。

在《十年》一书（第286页）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是“克留奇科夫在一次关于改革历史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坦言：克格勃‘漏掉’戈尔巴乔夫一事，是该组织整个历史上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实际上，这是实实在在的荒唐与滑稽。克格勃，是一个使命特殊的组织，同时也是对党特别是中央高层尤其是党的核心首脑直接政治负责的特殊组织。在她的业务范围中，“克格勃‘漏掉’戈尔巴乔夫一事，是该组织整个历史上最重大的‘失误’之一”，这就是逻辑方面现实版的“二律背反”，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政治方面的无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张金鉴同志在其翻译的《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很多，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最主要的是1985年3月就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即‘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同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其主要内容是：放弃党的领导，主张施行多党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民主’、‘全民国家’；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主张私有化；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等等。

事实证明，‘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是一条亡党亡国的路线。由于实行这条路线，在6年多的时间里，具有93年悠久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就彻底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沦为在野党；全国党派林立，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遍及各地；经济危机日趋加深，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全社会发生危机，民族冲突迭起，社会治安恶化······国家最后走向彻底分裂和崩溃。苏联解体之后，新独立的国家继续动荡不安，有些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有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叶利钦在促使苏联崩溃方面是很有办法的，但作为俄罗斯总统的他对其内部的动乱却几乎一筹莫展，西方人戏称他为戈尔巴乔夫第二。

毫无疑问，研究苏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研究苏联演变的教训对于解决中国人民在改革中遇到的这些问题不无裨益。”        从这里可以更加清晰地审视戈尔巴乔夫六年的全过程，从宏观层面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如此的逻辑过程，在这个逻辑展示中，仍然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素质在起作用。他所推行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说明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而他实质上也没有搞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两个没有搞清楚，使他在理论方面思路糊涂。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背离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戈尔巴乔夫的警觉，不是偶然的，显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小题大做且掌控不严运行不畅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非暴力革命阶段，对国家的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彻底性颠覆性改造，实质是灾难性活动。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阶段性淤积一些矛盾或者需要实质性进行调整，是正常的现象，采取的措施都应是渐进式的过程，而不是根本性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是缺乏经验和认识。以落后的旧有的社会思想取代先进的科学的思想，显然是与人民愿望截然相背离的，也是与民族传统文化不相容的。错误的思想路线必然决定着错误的社会发展方向，导致社会实践混乱失序，社会矛盾叠加淤积。国家最后的彻底分裂与崩溃，是无法避免的。六年的苏联改革过程，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一代政治家群体的表现，深刻证明了30年时间段，苏联共产党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过程的系列性严重错误。苏联改革的教训，苏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密切关注的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正确的思想路线建设一个坚强有力团结人民的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工作目标。

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运动中，党的建设始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政治工作。作为党的总书记，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出现背叛党、背叛国家、背叛人民的重大政治事故，实在是罕见的又确实是现实的。在《六年》一书（第95页）“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能是苏联共产党在70年多年中‘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矛盾的顶点。在改革过程中，戈氏及其支持者既表现的传统和保守，同时也表现的特别激进，比以前激进得多。从这方面将，戈尔巴乔夫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苏联共产党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努力解决的问题。可是，他唯一成功的地方只是告诉人们：他的整个革命工程是绝对不可行的。

人们最好把戈尔巴乔夫视为一位过渡性的领导人。他伴随旧事物走到终结，但却没有能力洞悉新事物。”“他的整个革命工程是绝对不可行的”，这是经历党被解散、国家被解体之后认识到的深刻之教训。一个党、国家的领导人，具有洞悉新事物的能力，更具有控制新事物发展进步的规律性的力量。戈尔巴乔夫六年工作表现的典型性，着实令世人吃惊。剖析戈尔巴乔夫的成长过程，特别是世界观的形成过程，更应引起深刻反思。

在《六年》一书（第97页）中“从1985年到1987年初这段时间里，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经济状况的迅速转变。虽然当时已经开始采取着眼于较为长期的经济改革措施，但是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还是希望立竿见影。这样，各个方面的需求，诸如高额国防费用，现代化工业所需要的资金，以及更为重要的，戈尔巴乔夫希望在满足人民消费需求方面取得快速进步，所有这些都必须在短期内通过加速经济增长来得到满足。

遗憾的是，这些用来实现加速增长的措施却在推行过程中导致了相反的后果：

1、它们使苏联经济的结构问题更加严重，而不是减轻了。

2、它们使各种经济力量活动起来，然而却迅速变得无法控制它们。

3、它们使后来开展的制度改革很难进行下去（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客观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动过程。所谓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作用，也是在遵循事物本身运动过程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显然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更加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所以，“用来实现加速增长的措施却在推行过程中导致了相反的后果”，就不是稀罕的现象了，他自己也一再伤心的说：“在俄国，我们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是善始善终的。”这就是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精髓、更加不懂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的结果。理论的欠缺导致立场的错误，立场的错误导致哲学观点的变异，致使完整科学的方法论变成完全无用的教条。他的决策频繁错误且无效，招致行政运行过程杂乱无章。从1985年到1987年，如果是一个雄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善于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能够集中全党的智慧，能够把握人民的意志，稳妥解决经济和社会运行问题，然后加强军队的严威和威权，通过军事隐蔽工程或科学技术的尖端威力强化军队工作的威慑力，大概，苏联国内问题就解决差不多了，适度调整国际关系，努力加强并扩大国际空间和经济融合的力度，大概苏联的命运会好一些。

然而戈尔巴乔夫，他根本不懂，在《六年》一书（第117页）中“苏联社会的各个部分是由于官僚们的专横干预和党的无法无天的压制才凑合到一起的，而这些正是戈尔巴乔夫想要清除的。这些东西一清除，整个国家很快就开始分崩离析。”这些东西一清除，整个东欧社会主义体系分崩离析了。他的具体做法荒唐且无聊，《六年》一书（第125页）中：“苏共必须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只负责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1988年9月对党的中央机构的改革取消了党对经济政策的控制。1990年的改革又将政治局变成联邦机构，只负责党内事务。这些改革还消除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在党内和政府中同时任职的问题，然而戈尔巴乔夫自己却继续同时在党和政府中任职，因而破坏了他自己制定的原则。”

然而戈尔巴乔夫，他根本不懂，在《六年》一书（第114页）中“政治改革是整个改革的核心部分。然而，几乎完全是政治改革及其引发的问题最后导致了整个改革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在《六年》一书（第130页）中“新的行政机构如总统委员会、联邦委员会、部长内阁和原来的政府各部门同两个议会的责任关系始终没有说清楚，机构的频繁变化也是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加混乱。

总统制的建立因此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1、加剧了中央政府各机构之间在办事程序和政治上的混乱，对决策过程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后果，······

2、随着戈尔巴乔夫总统权力的急剧膨胀，他成为苏联1990年大多数政治与民族冲突的直接焦点.因此，总统制的建立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他的地位。”

综合考察戈尔巴乔夫“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决策”的能力，他本身的智慧和能力，限制着他，他驾驭不了复杂的局面，他更驾驭不了因他驾驭不了复杂局面而产生的更加难以驾驭的更加复杂的局面，而且，恶性循环使事态更加复杂化，以致到了党失控、国家失控的程度。一句话，他因为不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从而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

3、他破坏了党、国家的党务和行政运行机制

在《十年》一书（第142页）中“政治局开始讨论国家形势，委员们指出，党代会的决议未得到贯彻，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他们要求在这方面加强纪律、强化控制和追究责任。经常听到建议采取这种措施或那种措施。这些措施几年前可能还有实际意义，如今全党和整个社会的心态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们对要求强化纪律的呼吁并不认真对待。可惜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戈尔巴乔夫破坏党和国家运行机制后出现的现象。这些消极情况都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也没有实现逆转。从方法论角度认识，没有对事物的运动方向施加主体作用，事物就随着本身的规律性顺势运行，诸多的因素各自运行，甚至相互交叉，导致运行局面的阶段性极度混乱。戈尔巴乔夫不懂，也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他自以为是的正确恰恰是错误的而自己实在又不觉查，他无意中的言语行为都会破坏党、国家的运行机制。政治局的职能效用已经被破坏了。

在《十年》一书（第143页）中，“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部长会议在党组织的官员和工农业部门的领导中越来越没有威信。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不但负责起草文件，还要监督决议的执行。我常听说，政治局的决议未如期执行，关于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往往是套话连篇，甚至是一纸谎言。……大家都知道总书记的态度。很明显，监督决议的执行已毫无意义。中央文件空洞无物，人们不再理会它。

党的最高层权威的削弱引发了各种矛盾，最终导致各级组织的全面崩溃。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发出一次次警告，又通过一个个决议，但人们已经认识到，政治局已失去控制的能力，形势需要勇于负责，而今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人认为有必要寻求一种新办法来鼓动民众，承担失误的责任，进而动员全民解决经济问题。然而总书记与行政部门的隔阂已难以消除。”

苏联共产党管理党并通过党管理国家的三大重要机构的政治威信、工作威严以及几十年来形成的工作严威，在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工作作风、错误的工作方法、错误的工作形象的综合影响下，一切积极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了。正确的东西发挥不了正确的作用，错误的东西大行其道且干扰正确的东西，消极的因素大肆泛滥，积极的因素荡然无存，无论是党的高层、还是国家的中层以及人民赖以生存的社会层面，全部如此了。在对形势的把控过程中，没有资料显示，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开过家庭会议，发挥家庭党支部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全国的形势，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全国的形势，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对国家形势的对策，更没有以自己的见解影响戈尔巴乔夫。由此可以理解，第一家庭以及第一夫人对党、国家以及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岗位工作的干扰，都是消极负面的东西；任何积极健康的东西，在这个第一家庭、在第一夫人身上都几乎不存在，张扬张狂，肆无忌惮的飞扬跋扈，眼中无人，狂傲霸道，这些影响人生、干扰命运的消极因素终于展露无疑，“从戈尔巴乔夫身上能够看到她的自大狂形象”，影响着戈尔巴乔夫，干扰着党。从而通过戈尔巴乔夫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运行。

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工作作风、错误工作思路、错误工作方法及由他本人所形成的错误的政治思想逻辑在工作中持续蔓延。在《十年》一书（第143页）中，“戈尔巴乔夫避免与党中央、部长会议各部门负责人见面，根本看不起他们。如果他要表示对某人的不悦，他就会说，‘又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这种话出自一个一辈子都在共青团和共产党机关工作的人的口中实在奇怪。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不像他。他们都有在工业、建筑业、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研究机构或大众传媒工作的经历。他们对大众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比总书记这位头号机关工作人员清楚百倍。……在他担任总书记的整个任期内，他从那个不愿意与中央委员会的各种机关人员谈话（……），因为这些人中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是非常称职的专家。”显然，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因素或修养因素在起作用。作者对此是很伤心的，也很感慨。作者知道，纵是党中央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在礼仪方面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特别是大家都是经验丰厚、学历较高的“非常称职的专家”。实质上，从这个人事层面，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工作素养的程度。在日常工作中，点点滴滴，一言一行，都会影响环境，影响相关的人群。

在《十年》一书（第145页）“没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和各加盟共和国党委书记的支持，这些难题解决不了。戈尔巴乔夫有信心使改革得到这种支持吗？他的讲话和报告表明，对此他没有信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各加盟共和国党委书记，其实是一个党的总书记开展各项工作的运行环节，戈尔巴乔夫并不能恰当把握运用，他已经不能够得到这几个工作链上各位同事的工作支持。从理论上说，失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各加盟共和国的支持，党、国家离分崩离析也不太远了。日常的党务和行政机关工作，戈尔巴乔夫常常破坏其工作链条的完整性，致使党、国家的运行机制受到破坏。

在《十年》一书（第146页）“人们普遍觉得，在经济一团糟的情况下实行民主化是危险的，那样只会加速经济的崩溃，助长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区中一部分人的分裂主义情绪。不过此时戈尔巴乔夫把对民主化措施和步骤的恐慌主要看成是对个人权利的威胁。这反过来使他感到有必要粉碎中央委员会中的反对派。”资料再次揭示，戈尔巴乔夫在破坏正常的工作活动，他的一连串错误，致使他不能正常开展常务性工作活动，很清晰，正是他的错误，演绎了国家事态的恶化。他制定的政策，政策产生的社会背景、政策形成的理论基础、干部基础，以及政策运行的时效和实效，他都不能有清新的研判。

在《十年》一书（138页）中“邻国的事态急剧发展，形势极度混乱。戈尔巴乔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朋友或身败名裂，或无业可就，甚至听候审判。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危难之际，总书记袖手旁观，没有发言辩护，也没有伸手帮助。这种态度使很多人寒心。陷入困境的不只是政界领导。军界、为国家安全做出宝贵贡献的情报人员、政党领袖、部长、工农企业的经理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大都曾在苏联留学，是我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抛弃他们不但意味着抛弃朋友，而且丧失了做人的起码准则。我国和美国以前都没有这样干过。美国人曾冒很大风险解救朋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否则没有人再愿意与其合作。不抛弃朋友既是其党的原则，也是普通人应有的道德。

眼睁睁看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体制纷纷解体，为什么竟没有哪一级的领导人站出来敲敲警钟呢？”事态的进程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阶段。作者感到痛恨、自责。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混乱以致剧变，完全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工作思想造成的恶果。他个人的素质完全无法称判事态的演变，导致并不复杂的事态演变到复杂失控的状态。作者从道义的角度，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显然，作者较之戈尔巴乔夫，对事物的认识比较清新、对道义责任认识的更深刻。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的工作素养实在太有限，——他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对待各方面的利益。东欧各国的剧变，是对戈尔巴乔夫治国理政素养的考试，显然，他未能过关，紧随其后，仅仅三年时间，苏联也轰然倒塌，不复存在了。

作者还记录一件事，在《十年》一书（第137页）“（齐奥塞斯库）他还提醒戈尔巴乔夫，当初在罗马尼亚和东德建立共产党政权并不是这些国家自发的，而是苏联的主意，它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西方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地带；也是苏联坚持这些国家组建军队，设立军事基地等等，以便在冷战期间顶住西方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助于恢复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作者一针见血，道明真谛，东欧是苏联老祖宗专门设计架构的服从服务苏联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屏障，具有重大的战略政治意义。显然，戈尔巴乔夫读不懂列宁、也读不懂斯大林、勉强能理解赫鲁晓夫的东西也是把优秀的东西赖下而把糟糕的东西融化进个人的思想，并不精深的勃列日涅夫的思想也使他没有任何进步。放弃了东欧，就放弃了苏联的前途、命运。戈尔巴乔夫实在不善于运作复杂的事项，然而，他遇到的事情只能是越来越更加的复杂。

下述事例，印证了事态的复杂和他的无能，在《十年》一书（第139页）“戈尔巴乔夫和外交部长垄断了关于世界动态、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民心方面的信息。……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不甚了解。

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从柏林回国后宣布：昂纳克下台指日可待，我们应该考虑德国的重新统一了。此言没有遇到什么激烈反对，人们对此兴趣索然，谁也想不到去研究德国统一的条款以及苏军撤出的条件。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向任何人通报，政治局也未与充分讨论。”资料显示，“戈尔巴乔夫和外交部长垄断了关于世界动态、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民心方面的信息”、“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不甚了解。”“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向任何人通报，政治局也未与充分讨论”，在党和国家命运的最顶层，戈尔巴乔夫把个人极端主义发挥发展到了极致，而且，历史的辩证法，在对立统一的过程中，也把他演变到了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他以自己任性的所作所为，摧垮了国际共运的框架，摧毁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摧毁了苏联人民的利益。他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背叛了苏联人民。他成了国家的敌人、国际共运的敌人。可能，在实际的工作中，他自己浑然不觉。

在《十年》一书（第140页）“对信息和权力的垄断，以及总书记和政治局工作违背民主原则，意味着前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悄悄的、未被察觉的进行着。没有不同观点的交锋，没有激情的政治辩论。作为政治局的总管，戈尔巴乔夫根据自己的意图决定国策，哪管什么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成了领导人下大赌注的工具而已。

苏联人民自然理解，分裂的德国对欧洲和平无益，这个问题迟早要正面解决，但是可以从长计议，我们反希特勒的盟国并不着急吗？他们之中有的虽不算真正反对，但对于如此匆忙统一则满腹疑虑。即使如戈尔巴乔夫所言时机已经成熟，那也应该在充分考虑全国舆论之后再采取行动。外交部、政治局和总统在道义上无权幕后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有关统一和撤军条款的起草并没有征求我们原来盟国的意见。

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变革没有组织过任何座谈会予以讨论，大会小会都没有。据我所知，在苏共政治局、总统委员会或党代表会议上都没有认真提出过讨论此事，也未列入最高苏维埃的议事日程。总书记在党的28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只用两三段的篇幅提及此事。”本段资料是对戈尔巴乔夫工作的评议。从政治局到东欧到原来的盟国，再到总统委员会和党代会，对戈尔巴乔夫的工作活动进行了精细的评析，戈尔巴乔夫以自己的工作表现从国内到国际，把共产国际运动破坏的一干二净，一切利益荡然无存。

他不是一个坚定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他的工作过程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他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因为他的工作表现没有为国家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他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相反是人类共产主义事业的破坏者，因为他的人生旅程没有展现任何促进共产主义事业的价值。

自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在推进人类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无数集聚民族智慧的伟大英雄人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感召下，这一伟大优秀的群体，队伍在壮大，质量在提升，人类共产主义事业遵循着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在继续不懈地前进。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产党出现选择自己的领路人所体现的素质差些虽然荒唐但确实难以避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明确指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30年前，发生在东欧、苏联大地的曲折事件，根本无法拦阻人类社会奔向共产主义的强大力量。

4、他为伟大的祖国干了什么

在《十年》一书（第280页）作者指出：“党确实忠实于他；然而党却被自己的领导人所出卖和抛弃。”虽然作者痛惜，但一点也不荒唐。因为他不具备为党工作的必要素养。他丝毫没有伟大的共产主义觉悟，更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智慧。

在《十年》一书（第280页）“戈尔巴乔夫显然被1991年8月事件吓倒，很快放弃了总书记职务，不再与党沾边。苏联共产党在戈尔巴乔夫的纵容下，在他的参与下，最终被解散了。如果他能表现出一些勇气和自制力，这些本可以不发生。尽管党内发生动乱，几百万共产党员自始至终还是忠于总书记的。尽管总书记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无所作为”）使党员怀疑、愤怒或迷茫，大部分党的组织还是支持他的。当然，离心倾向也很明显，戈尔巴乔夫不会注意不到。”在六年的时间中，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没有任何正规的加强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工作，没有对全体苏共党员开展任何党的理论教育工作，没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增强全体苏共党员、党的组织的团结。在六年的时间中，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党的领导，没有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开展过任何有益的活动，既没有理论的创新，也没有实践的推进。

在《之谜》一书的序言中，“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方面及其与西方的‘军事’对抗方面的必然失败已成定局。尽管苏联体制貌似坚如磐石、甚至万古长青，戈尔巴乔夫的前任要做到闭眼不看事实已是相当不容易，只有希望西方千万不要采取足以使可怕的威胁变成现实的步骤。然而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意味着新的一轮更大的军备竞赛，那是苏联经济绝对无法承受的。于是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为了应对里根的挑战，需要有新的举措。首先必须设法退出作为冷战战略基础的直接对抗。其次，业已走入绝境的苏联体制本身也要动一动，否则，苏联可能成为世界进程的局外人，最终连本国的国家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列宁一再强调“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戈尔巴乔夫哪怕有一点列宁主义理论常识，面对上任时面临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显然能够转危为安，但是他不具备领导党、国家的力量，经历的却是：由安转危、由危转险、由险转乱、由乱转散、由散转毁的逻辑过程。一个政治家，所承负的是使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贡献给伟大国家伟大民族的是使国家强大民族进步的智慧。戈尔巴乔夫六年时间的所作所为，成了国际共运史、苏联国家史、苏共党史上一幕荒唐的闹剧。

《之谜》一书的序言中继续说“改革什么？从何入手？戈尔巴乔夫当初是否已有一个事先想好的激进改革计划？还是他的政策基本上均系即兴之作、他在投入改革时希望事件进程本身提示下一步该怎么办？引退之后，戈尔巴乔夫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他对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思考由来已久，有一个大致的计划，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事件进程来提示下一步该怎么办。应当说，他本人对于这场改革的方针和规模的认识都还很模糊。这方面也没有现成的处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详细地拟定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至于如何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则是个崭新的课题。戈尔巴乔夫在当选总书记之前，并未研究过改革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架构新的社会形态时，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亦即理论范畴，提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亦即理论范畴，同时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其五大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意识形态统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统领社会形态的诸要素，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和社会要素具有革命性的引领作用。从六年的戈尔巴乔夫工作史考察，结合他个人的家庭因素以及他本人的个性气质涵养特征综合认为，他个人的思想史充分说明他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思想，他根本不能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更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论思想。所以，他走上党和人民迫切需要的工作岗位，思想意识的糊涂，工作能力的局限，他根本无法适应工作的需要。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太多了，在他个人的自传和几本书中，他夸夸其谈，海阔天空，但丝毫感觉不到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理论水平、观察不到一个对党对国家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智慧和历史使命感。从马克思恩格斯起，列宁具有伟大的理论创新精神，斯大林具有伟大的理论创新能力和开辟社会新形态的实践精神，毛泽东同志不仅具有伟大的的理论创新精神而且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需要相结合，邓小平同志以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老战士的身份同样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勇气率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并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暂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境界。戈尔巴乔夫走上党和人民给予厚望的重要岗位上，没有从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汲取任何有益的智慧，反而成了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

在《十年》一书（第284页）中“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苏联裁军的步子这么快，又是如此不均衡的裁军？为什么苏联如此匆忙的从原华沙条约成员国撤军，根本不考虑我国在那里的财产及其他权益？”说实在，他没有为他的国家做出任何有益的工作，没有为他的国家维护任何国家利益。他的六年工作史是六年背叛史。

而在《六年》一书（第216页）中“建立市场经济需要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并必然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面对这种极端艰难的选择，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班子犹豫不决、无所适从，最后几乎完全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最后结果必然是，经济危机继续发展，经济形势愈加恶化，对其控制只是痴人说梦，1991年8月流产政变前后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烂摊子只能由独联体中心成立的国家来收拾。”

在《六年》一书（197页）中“1985年之后，中央政府的错误政策加剧了经济供方的软弱，并使个人的购买欲膨胀起来，然而同时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经济中基本结构的问题，一系列这样的因素使供方的萧条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合上述两个资料的意见，我们认为，苏联在“冷战”时期，长期匮乏的是日常生活用品、日常消费品。戈尔巴乔夫开始工作后，应该主要是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对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迅速改变局面，逐步满足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的愿望，同时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共产主义意识，增强各级党的机关和国家机构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感，在具体的工作中增强党的威望、党对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威严，对国家事务进一步推进民主化，使人民的感情、生活状态处于自由幸福的境界，党的各级组织、政府各级部门机关更加关心人民生活，经历两年之后的时间，开展国家战略的实施，应该会更好些。人们善于对过去总结而多不善于对未来事业的推进，戈尔巴乔夫既不善于对过去的总结更不善于对未来的推进。尊敬的原苏共中央办公厅瓦列里·博尔金同志有太多的思考和愤怒，但他没有问题的答案。在“十月革命”一百年之后，把中国同志的思考一并列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指出：“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5、根本不懂军队管理工作，破坏军队的政治威严

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十年》一书（第162页）记载了这件事：“一架德国飞机竟然降落在克里姆林宫旁，苏联人民大为震惊。他们一直为祖国的防空力量而自豪，并为此贡献了几十亿卢布。此事当然损害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我相信，在外国崇拜者心目中也如此。总书记把这一事件解释为军方针对他个人的蓄谋已久的行动。他对军队本来就有疑虑，如今更是怀恨在心，为这次‘小小玩笑’他不会绕恕他们！很长时间他对此耿耿于怀，不论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他都极力诋毁军队，制造敌视军队的气氛，并把它散布给大众媒体和最高苏维埃代表。”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军队思想。军队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柱石。苏联从1924年以来，特别是斯大林阶段，建立以强化军事工作的军事工业的斯大林模式，发展经济的积累是建立在农业高度付出的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依然是较大的军费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量。苏联人民的经济付出也是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付出，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戈尔巴乔夫“极力诋毁军队”、“制造敌视军队的气氛”，是他自取灭亡的必然结局。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幼稚使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十年》一书（第218页）中“在很多人眼里，尤其是在军方心目中，他不再值得信任。苏联总统和军官集团——乃至整个军队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是原因之一。”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力量，戈尔巴乔夫破坏了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战斗力。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没有从军队威慑力角度加强军队建设，是他不懂军事工作的结果，也是政治无知的体现。《十年》一书（第260页）说：“1991年8月事件的前两个月，阿赫罗梅耶夫向总统递交了辞呈。他毫不讳言地抱怨自己不被尊重和公众针对军队的不端行为。他认为，苏联的裁军措施考虑不周，仓促出台，尤其是单方面的。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他说他无权再留任总统身边这一职务，不愿参与苏联军队和国家的解体。”戈尔巴乔夫进入离心力德的状态，众叛亲离，一切责任由他承担。“（第294页）作为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尽到保护军队的职责。实际上，他本人就害怕军队，不信任军队。挖苦心思来削弱军队，破坏它的威信。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也是这个态度，根本拒绝会见这一部门的人员。”

戈尔巴乔夫何止是政治幼稚，何止是政治无能，他是完完全全的犯罪。

6、灾难性后果

在《六年》一书（第184页）中“改革末期苏联经济的灾难性衰退。······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是戈尔巴乔夫、苏联政府以及整个改革在1990年中期失去人心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普遍意义上，这个结论还是对的。但是具体的说，戈尔巴乔夫是唯一的责任人。在他预备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各加盟共和国领导都指出过戈尔巴乔夫不懂经济。在他开展六年工作的过程中，他也没有充分发挥党内熟悉经济事务的同志发挥智慧释放能量，实现国家经济的进步。作为第一责任人，主要是谋划全局，着眼于战略和宏观规划。

戈尔巴乔夫的表现，可谓极端利己主义者。在《十年》一书（第4页）“在军队和国防企业内，危机也在形成。。。。。。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总统却在想别的事：一是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二是帮助他妻子出版自传等。作者指出：我提高了警惕，很想知道总统是否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能腾出时间来处理国家的事务和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窘境。”戈尔巴乔夫面对自己承担的政治责任，是何等的镇静自若、气沉丹田，苏共党几十年时间培养的一个废材，愚蠢至极，他根本不是一个能够承负国家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戈尔巴乔夫的表现，给党内一些野心家狂妄分子敲响了警钟，党是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政治组织，不是玩弄阴谋、偷奸耍滑、卑鄙无耻的小人团伙。既没有远大的政治愿望，也没有处理眼前事物的能力，狂妄自大，追求虚荣，缺乏深谋远略。在《六年》一书（第181页）“在关键的1989年，戈尔巴乔夫同意东欧国家走自己的路，随后又同意德国统一，但却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些如此重大的解放行动将会鼓励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去争取自己的自治与独立的程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俄罗斯民族在上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特别是近五六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美国是一个仅仅三百年历史的国家，特殊的国家形成过程使她形成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国家理论。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等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服务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借鉴资本主义一些成熟的理论技术，是必要的，也一定产生有益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盲目自大，害国害人害己。

在《六年》一书（第154页）中“1987-1991年苏联的一切失误都是戈尔巴乔夫造成的，这是人们事后的认识。我们需要牢记的是：不把相当大的权力集中在国家领导机关，不对民众的自由加以相当大的限制，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不起作用的。而且，在平衡政府的需要和民众的要求方面，任何社会制度都会遇到困难。”这是英国作家也就是本书作者研究戈尔巴乔夫现象的结论，堪称经典之言。按照这个观点，向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事务复杂的国家选择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理模式，确实是正确的。

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来得实在是太晚了，并且还失败了。在《十年》一书（第262页）“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或许还有内务部长普戈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支柱。直到后来，他们清楚看到、国家、军队和整个社会都在走向毁灭。苏联可能分裂、导致民族冲突、经济崩溃、人民流离失所。我国的反间谍人员已从西方情报机构截获情报，表明他们正在策划苏联的垮台，并准备采取必要步骤将苏联这个大国彻底消灭。”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只要资本主义世界存在，这个阴谋就永远存在，但能否取得成功则是另一回事。

时间的演变，历史会更清晰地明白一切。在《十年》一书（第278页）中“对于反对苏联解体的人士来说，事态的这种发展使人不安。他们坚信，这种后果会使经济财政破产，损坏武装部队和其他经济政治机构，破坏我们共同的文化，恶化民族关系。就我所知，1991年8月力图防止国家崩溃的那些人的唯一目的就是避免国家走这条路，就是使社会避免那样可能造成的后果，包括无辜百姓的流血牺牲。今天，原苏联很多地区都发生着流血冲突，而且愈演愈烈。”

在《十年》一书（第190页）中“当时的共产党是一个严肃的、有权威的政党，它担起改革的重任，使苏联成为世界大国。而到1991年9月，人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在地球1/6的地区，这个党、这个国家都已不复存在。”这个过程，仅仅是六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被破坏，生产关系被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被破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被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被破坏。这也是苏共六十余年的宿命。

在《十年》一书（第179页）中：

“可见，利加乔夫说得对，他是很晚才猛然想起，一声惊叹。他发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变，以社会民主主义取而代之。”

利加乔夫说得对。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既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懂社会民主主义。

三、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史不应该、不能够忘记

1、安德罗波夫所犯下的必须追究、不能宽容的错误，葛罗米柯所犯下的不能原谅的错误，未来的党必须予以追究

在《之谜》一书（第36页）中，这个资料值得重视：“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跻身于前途远大的地方领导人行列，凭的是自己的各种创举和经济试验的话，那么同诸如苏斯洛夫、柯西金、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巴伊巴科夫之类当时政治上的关键人物的私人交往，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矿水城和栋巴依（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喜欢在该地休养）。”特定的地理条件的优势，可能提供优足的人事关系机会。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情况。在党的事业上，在个人的前途命运中，包括个人的素养能力，如何正确处理摆正个人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现象出现以后。党的事业，是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是实现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显然，无论是苏斯洛夫、柯西金、乌斯基诺夫、安德罗波夫、巴伊巴科夫，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之间形成了对戈尔巴乔夫个人之间的私人情谊，从事件的演变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虚荣、野心成了满足个人奋斗目标实现的推动力。对于戈尔巴乔夫本人前途的影响，显然安德罗波夫的努力更鲜明。苏斯洛夫认同了自己家乡的小同乡，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却未能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意识给以必要的考察，甚至耳提面命，完全是疏忽大意，失察失责。安德罗波夫一生最主要的工作岗位和责任就是发现党内意识形态的异见分子并清除出党的队伍，作为对戈尔巴乔夫私情不错的高层领导、如果有意识在党内帮助戈尔巴乔夫在党内地位得到进步，那么就应该认真的严谨的对戈尔巴乔夫进行组织考察而应该准确清晰地从个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工作作风能力给以清晰的结论，从而对其加强思想意识、工作水平提升、党的发展建设和国家社会进步以及对人民利益维护发展分配的意识，促使其正面进步，适应于党的事业的需要、国家发展的需要、人民利益实现的需要。从前边的考察，显然，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素养、能力完全不适合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然而，从1985年起，戈尔巴乔夫还是走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这说明了什么？考察戈尔巴乔夫的成长发展史、考察勃列日涅夫的工作史，苏联共产党内的派系“小圈子”现象影响了一切、干扰了一切、决定了一切。吸取血的教训，党的组织建设的健康发展，不能不有“五湖四海”的现象，不能不有“杂音犹言在耳”的现象，党内民主、党的集中，是完全正确的工作原则。勃列日涅夫在党内搞了干部队伍的小圈子，消极作用实际上潜移默化影响深远，危害至深、为祸之烈，不可理喻、不可面对。血的教训告知我们，党的建设，任何微小的缺点都应当纠正，否则随着时间的延续，随着主客观社会环境、党内形势的变化，都会成为重大严重政治事故的引线。不可掉以轻心、不可失察失责。

在《十年》一书（第171页）“安德罗波夫曾举荐过他，苏斯洛夫和其他曾在沃德矿泉疗养院和治疗过的高级领导人大都熟悉他。”事实就是这样。在戈尔巴乔夫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进入党中央工作的过程，安德罗波夫倾注了心血和情谊。对党内青年力量的进步，到底应该采取什么的态度？什么方法？从戈尔巴乔夫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带来的严重灾害来看，从汲取教训，建立更加正确的思想方法的角度，还是应该深入反思的。督促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修养，督导党的、国家的、人民的事业、利益的责任意识，至关重要。在这个角度，审查资产阶级政治家对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忠诚，几乎到了坚持不懈、顽固不化的程度，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对苏联“和平演变”、苏联解体的恩威并施，资产阶级政治家如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德国的赫尔穆特·科尔，迅速就组成了统一战线，步调一致，分工合作；“冷战”时期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推进“和平演变”思想的头面人物迅速或隐或现，上蹿下跳，形成一个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势力，成为“苏联解体的外因”。安德罗波夫向党中央推荐戈尔巴乔夫，不知安德罗波夫作何感想？是向党推荐党的青年队伍的正派力量？还是不置可否？是向党推荐新一代党的干部群体的政治智慧？还是不置可否？是向党推荐新生力量作为自己党内利益的代言人保护者？还是不置可否？不管说什么，六年后就产生了不可恢复、不可再生的灾难性后果。

在《十年》一书（第174页）“是葛罗米柯提议由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领导。”前边资料曾经显示，对戈尔巴乔夫出任党的最高领导，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党的负责人都有相同不等的否定意见，主要是素能问题。作为老资格的革命家，受过列宁思想熏陶、斯大林工作阶段的影响、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阶段长达50年的葛罗米柯，岂能发现不了戈尔巴乔夫的实质性工作缺陷？如果确实没有，可以得见苏联共产党的党性原则的思想意识已是何等的淡薄？何等的淡漠？如果深知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素养的不坚定，仍然向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推荐，岂不是害党祸国？如果真是这样，假设，还真不如在最顽固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选择个人物来直接领导苏联共产党！说不定，亡党亡国的后果发生的还会慢一些，或许，这个人身临其境还会转向共产主义思想。

显然，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全党来说，坚持党的原则性思想意识已经相当淡化了。

在《之谜》一书（第64页）介绍到：“有一次二人在中央委员会见面（最后几次见面已是在医院进行）时，安德罗波夫说道：‘米哈伊尔，你知道吗，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总之，要像哪一天让你挑起全服担子那样去干。’这番话是1983年夏天总书记病情急剧恶化之前说的。”可以看到，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所寄托的殷切期望，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关爱之情，真情切切。可以说，安德罗波夫是在进行正常的组织程序，他或许认为，这个人是最合适、最合格了，是他精心栽培的党的事业的继承者、推进者、发展者。难道，这个过程没有内涵私心么？即便没有，戈尔巴乔夫在来后的六年时间里，不仅“私天下”，而且“毁天下”，党的组织荡然无存，国家形态灰飞烟灭，人民利益损失殆尽。后果不可谓不惨，教训不可谓不深，损失不可谓不重。再生苏联几近不可能。

在《之谜》一书（第69页）有一件事例：“于是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试探性接触的线索从四面八方都立即集中到葛罗米柯这里来了：雅克夫列夫、普里马科夫、克留奇科夫、利加乔夫都决定说服这位有名的‘不先生’在必要时刻对戈尔巴乔夫说‘是’”。在党内，这或者是一种正常现象，可是，谁曾想到一辈子说“不”的“不先生”，说“不”时都是正确的，唯一一次说“是”了，岂止是错！——还是大错、特错。党内的拥戴、同志们的尊重，永远是党内同志增强团结、开展工作的重要条件，可惜，戈尔巴乔夫的人品涵养却不能够正确对待，认真珍惜，把这个机会、把这个岗位作为与同志们共荣共融、取长补短、团结进步的机会和责任，作为回馈党的教育、人民的培养的报恩的机会。可惜，戈尔巴乔夫的能力素养却不能够正确发挥承担起党、国家、人民的重托。这实在是国际共运史上少有的“二律背反”的政治逻辑。坚持一辈子“不”原则的葛罗米柯竟然“内外有别”，实在是一生之失败。

《十年》一书（第167页）中说“葛罗米柯期初支持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的一切讲话和建议。……然而到最后连他也陷入沉默。他年事已高，很难工作，何况是在这样一位总书记手下工作。”窘境产生，葛罗米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然还没有以足够的政治警觉。还有，另一则记述“没有多久，年迈力竭的葛罗米柯就放弃了战斗。我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到疲倦和病态。他痛苦地环顾四周，显然为自己参与造成国家悲剧而内心受到折磨。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政治局发言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发言，也往往讲些老百姓的苦衷和自己的回忆。……”一个受党教育一辈子的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老资格的外交家、政治家，苏联的国家元首，一个爱党、爱国家、爱人民、信仰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已经痛感无力回天了，以自己在党领导下走过的人生经历，“王顾左右而言他”，戈尔巴乔夫岂能领会“老臣”的良苦用心。对党的事业的接班人，一代一代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党内老同志既要言传更要身教，把老一代政治家的为党、为国家展示的卓越智慧、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所创造的伟大贡献、特定时期坚守原则坚守岗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利益的艰辛付出，都要讲出来，为后来的政治家树立崇高的榜样，提供开辟新境界开创新局面的勇气和智慧；同时，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把党、国家走过的历程中所遇到的的困难所采取的对应办法甚至无可奈何状态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极端特殊措施以及应该吸取的教训、重大事件发生的背景和表现的问题以及采取的措施和造成的影响，都要讲出来，为后来的政治家提供工作借鉴，有益于为开辟新境界开创新局面规避风险避免曲折；还有，把自己一生在党领导下所创造的成绩的感受、所犯错误的根源以及遵循马克思主义奋斗的人生感悟都要讲出来，都要讲出来，为后来的政治家提供精神支持，有益于为开辟新境界开创新局面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取得更大的成就，使党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促进人民利益的自由、民主和幸福。共产党内必须形成端正正确的党风，才能凝聚全党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在党内形成传帮接代的好制度好风气好传统，党，才能顺利、胜利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

《之谜》一书说到葛罗米柯，叙述到：“曾亲自参与‘补充军备’决定的葛罗米柯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说：‘无需向美国人作出新的让步。否则近25年建造起来的东西就会付诸东流。不能指靠美国人的正派。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单方面让步，他们也绝不会与我们‘平起平坐’的进行谈判。’据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说，葛罗米柯在退休后曾一再地说：‘在危机形势下适量使用武力是可以的。’一次他对自己的‘教子’感到失望，怒不可遏地说：‘不配。’接着又归纳到：‘既然以自己的和平主义感到自豪，那就别坐上泱泱大国领导人的交椅。’”葛罗米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了维护苏联利益的国家立场、坚持了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展示了清醒的政治态度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也从侧面批评了戈尔巴乔夫的工作，乃至后来，更严格地遵循党的教导、严肃地否定戈尔巴乔夫的工作表现！他说“不配”，彻底否定了戈尔巴乔夫的工作表现，彻底否定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合格性。他指出：“既然以自己的和平主义感到自豪，那就别坐上泱泱大国领导人的交椅”。也可以清晰看到，他的否定、他的悔恨、他的无奈、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清醒。

苏共中央办公厅同志瓦列里·博尔金同志始终关注着党的发展、关心党的建设，他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寄托着良好的愿望，《十年》一书（第25页）中说“早在1982年11月，苏共中央的局势就已经非常紧张了。国家的发展令人恐慌，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政治局的决定根本没有被执行，人民已经失去了信心，盼望着发生重大变革。”博尔金同志，作为党内的高层领导机构的工作人员，显然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清醒的看法，他认为，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核心，这个核心能够领导人民前进；同时也认识到，核心领导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国务大事，无暇顾及。但从另一面，也是产生新的力量，推进社会发展的一种良好期盼。瓦列里·博尔金同志也是苏共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十年》一书（第291页），展示了他本人的态度，“六年之后，他从总统和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威望，也失去了大多数苏联人民的尊敬。更确切的说，他是作为失败者被迫下台，因为他失掉了国家，抛弃了把他推到权力顶峰的党。对于这六年，有些人则说是一场悲剧，它导致苏联的解体，带来经济崩溃，使人民饥寒交迫。在美国看来，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和六年执政的结果是西方对“邪恶帝国”的胜利；而在我国，人们把它看作是民族灾难，是共和国的解体，是对经济、科学和社会道德的大破坏，是贫困、饥饿和兄弟间残杀的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始终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无产阶级却掉以轻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辩证法就是：为敌人所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戈尔巴乔夫在岗位时，经常跑去美国、英国，成为“单身一人”之后，更是如此，并且颇受欢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奖他一枚“诺贝尔和平奖”，可以想见，他——“为他的国家都干了些什么”！

在《十年》一书（第280页），瓦列里·博尔金记述到：“正准备庆祝自己百年诞辰的党不复存在！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事实：使她声名狼藉、使她斗志涣散、使她组织解体没有花多少时间。此前一个月，我还认为没有谁能预言，苏联共产党会如此迅速地灭亡，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党，70年来作为执政党，领导着一个大国取得惊人的成就，深受人民爱戴。”苏联党、国家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故，教训极其深刻，令人痛心。也必定使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动，更加马克思列宁主义化，规避风险，继续前进。

瓦列里·博尔金同志《十年》一书（第281页），诚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党的工作、党的威望来说，总书记的影响自然至关重要。但是，公正地说，应该指出，如果当没有挑选这样一位领导，如果党自身没有处于如此严重的困境，即使是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能力这样彻底摧毁它。

我对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最高层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越来越感到党内很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种局势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有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人的智力低下；二是在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同主张和实践方面缺乏任何竞争。

一开始，问题出在最高领导丧失权威。

他（指列宁）的接班人则是一位素质不那么杰出的政治家。然而，斯大林虽不能言善辩，但无疑还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阅历丰富，组织能力很强。遗憾的是，他成为不以法治为基础的体制走向极端的象征，给党留下不可愈合的疮疤。

我看过斯大林亲手写的信件、文章和决议。他对众多决议文本所做的精辟修改显然是一个老练政治家的手笔，语言运用自如。他书房不少书籍留有他的很多批注，看得出涉猎很广，不但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对持敌对观点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的作品也很清楚。”了解苏联情况的同志，其分析不可谓不中肯，其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在国际共运过程中，在党的建设方面必须严肃严谨严格，永远不能放松、不能掉以轻心。《十年》一书（第282页），“纵观几位总书记，除智力方面一代不如一代，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年纪偏大，没有个性。这就是后几任（尤其戈尔巴乔夫）显得鹤立鸡群的缘故。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在政治局委员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中，无疑有才华出众之人，但他们的影响很小。”

——智力因素，一代不如一代，年纪偏大。在我们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时，瓦列里·博尔金同志的看法，岂不是画龙点睛之神来之笔？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在国际共运史上，在《十年》一书（第294页）说“共产党是全社会组织最严密的力量，······然而，当被弄得声名狼藉，······他未能将全党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他在普通党员中的威信扫地，导致整个党组织的毁灭。”统揽国际共运史，一个必须汲取的教训是，必须在党的章程中加设“党的总书记”特殊情况下的离岗程序。戈尔巴乔夫早就应该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但他没有自知之明，戈尔巴乔夫早就应该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推荐新的同志，但他极端利己主义。党在几十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培养了一个无能之徒并且还把他推荐到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这是今后国际共运史上党的建设工作不能不予以警惕的。

一声惊叹，无用；重大“失误”，无益。

《十年》一书（第179页）“可见，利加乔夫说得对，他是很晚才猛然想起，一声惊叹。他发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变，以社会民主主义取而代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对人类社会生存、演进、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对规律的反应。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变”，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逆规律而行。也再次反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规律不容抗拒，只能把握顺应遵循。

克留奇科夫在一次关于改革历史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坦言：克格勃“漏掉”戈尔巴乔夫一事，是该组织整个历史上最重大的“失误”之一（《十年》一书第286页）。“克格勃‘漏掉’戈尔巴乔夫”应该发生在戈尔巴乔夫进苏共中央工作之时、或者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时，这两个时间节点，“漏掉”戈尔巴乔夫应该是安德罗波夫责任。

克留奇科夫无罪。

一声惊叹，无用；重大“失误”，无益。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汲取前人的成就丰富自己、吸取前人的教训发展自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为前人的失败而灰心而应该为后人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并创造更强劲的政治上层建筑，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阶段、新境界。

近期有资料说，安德罗波夫重病之末，并没有指定让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总书记，然而，戈尔巴乔夫承担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岗位工作，难道这个岗位是个可以儿戏的工作岗位？戈尔巴乔夫走到中央书记处，安德罗波夫能说不是他向党推荐的吗？戈尔巴乔夫如此差的党性、如此差的工作素养、如此差的工作作风、如此差的国家层面的战略前瞻能力、如此差的务实勤勉的决策能力，竟能高位于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真是不作死就找不到死。

2、无数的共产党人将继续超越国界地团结起来，持续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境界

科学社会主义，她是现阶段之后较长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存的一种组织形态，需要完善、需要创新、需要发展。开辟实践的新境界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式”。共产党人为着人类生存质量必须且能够得以本质性优化的目标持续性努力。

“十月革命”百年史，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百七十年，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历程，深刻地教训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在共产党领导下，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遵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思想，为着全人类命运的更加幸福——崇高伟大的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

“十月革命”百年史，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百七十年，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历程，深刻地教训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转化为个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增强时代的责任感，增强历史的责任感，创造更充实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稳固的上层建筑。

“十月革命”百年史，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百七十年，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历程，深刻地教训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不怕艰险，英勇奋进；

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苏联共产党、苏联国家、苏联人民所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政治成本。成就永远骄人，功绩彪炳史册。

苏联曾是世界上唯一能在军力和经济上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苏联的成就极大地提升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漫长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出现曲折，也肯定会蒙受重大损失，人类历史也肯定有陷入阶段性空前严重的悲苦期，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也会滑入低谷期。这些特殊现象更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前进的目标是光明的。诚如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作为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提振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勇气和信心。

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警惕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50年前只是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里，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开展了九评苏共中央的活动，两党对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理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言犹在耳，20年之后不足六年时间就出现了现实版——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1991年‘8·19’之后，苏联发生剧烈，形势急转直下。苏联全国掀起大规模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浪潮，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苏共中央被‘自行解散’，许多党的领导人被捕，大批共产党员被迫害，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此之前的1989年秋冬，东欧8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巨变，政权性质发生变化；苏联剧变之后不久，蒙古也步其后尘，沦为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这样，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从14个减少为4个，社会主义失去了25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4.224亿人口。这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悲苦。社会主义从此滑入低谷。”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苏东剧变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根本不是斯大林体制的错误，根本不是斯大林体制的僵化。甚至，也不是某种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更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不成功。在《六年》一书的序言里：“即使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因发生了问题一笔抹杀其成就，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把这些国家的成就和失误区分开来，总结经验教训，为进一步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潮和摆脱困境以及为复兴21世纪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的前人开辟了伟大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给了我们精神的武器和物质的武器。我们不能忘记前人创造的史诗般的不朽业绩。《六年》一书的序言指出：“苏联是列宁亲自领导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基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外反动派就对它极端仇视，屡屡发动进攻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但最后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军民抗击着2/3以德国法西斯为首的侵略军，最后在盟国配合下攻克柏林，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接着对日作战，同中朝人民一道消灭了日本关东军。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但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成果，而且对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一定牢牢握紧伟大革命导师所赋予我们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那些污蔑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所谓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还有那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面前，惊慌失措地发抖吧。“二战以后，在苏联的帮助和影响下，东欧和亚洲先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苏连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推动了全球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打破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独霸世界的局面，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国内，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从1913年到1957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增长了50%，而苏联工业增长了488%，发展速度是资本主义世界的10倍。苏联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则用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到80年代中期，苏联工业总产值已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5，相当于美国的80%以上，居世界第二位。随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苏联人民的劳动报酬、住房等物质条件均有较大改善。国家保障居民充分就业，所有居民都享受公费医疗，社会保险体系也比较发达。苏联已实现全民享受免费教育的权利，在极端时间内消灭了文盲。苏联教师、工程师、医生和科技工作者人数均占世界第一位······”

我们的前人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付出了他们的艰辛。

资料介绍：闻听苏联解体消息，戈尔巴乔夫只关心退休金——　　（1991年）12月8日中午1时，《别洛韦日协议》文本准备就绪。由于别墅没有会议厅，而在餐厅里签署文件显得不够庄重。所以，三国代表团决定在通往餐厅的约60平方米的客厅里摆三张长方形桌子供签字用。签字仪式只用了短短几分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苏联在事实上解体了。

签字仪式后，有人建议把结果告诉戈尔巴乔夫，但是却没有人愿意与戈尔巴乔夫通电话。最后，大家一致推举东道主舒什凯维奇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戈尔巴乔夫却拒绝与舒什凯维奇通话，而是要叶利钦接电话。叶利钦接过电话，语气强硬地告诉戈尔巴乔夫，苏联已经解体，他必须辞职，根本不容对方争辩。面对强硬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无计可施，只好提出了自己辞职后的待遇问题：退休金、保镖、秘书、汽车、别墅等等。叶利钦听了非常恼火，他对着电话喊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我们在讨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问题，而您却提出退休金！我们会给您退休金的——每个月4000卢布！”

——什么是政治呢？

政治是立场、智慧、利益三者形成的一个事务性系统。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充分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即智慧，开展创造利益的活动。

——什么是政治家呢？

政治家就是一名厨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性，每天、每月、每年，年年如此，为国家人民做饭，做好早餐、做好中餐、再做好夜餐，通过展现厨师的精艺，实现人民的更加团结、更加幸福和继续奋斗。

在资产阶级国家总统、元首，为他们国家的利益谋划时。——戈尔巴乔夫把苏联人民的饭碗打碎了、把锅敲烂了、甚至饭桌也砸散架了，于是，人民出现生存质量的危机。

戈尔巴乔夫算是什么人呢？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厨师？

他，始终根本不是一个成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始终根本不是一个智慧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

他，始终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更不是合格的国际共运领袖，

他，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为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贡献自己的政治家智慧，使国家、民族能够摆脱危机走向政治清明、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社会进步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阶段。相反，他每天都在做错事，他每做一件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连作六年，但他丝毫认识不到都是错误的，他连起码的是非辩知能力都没有，更不存在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的坚定性、维护苏联党的威严、维护苏联大家庭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在1985的春天成了苏共党的总书记、苏联国家的领导人，他的作为，严重侮辱了共产党员的智商，严重亵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严重挫伤了世界和苏联共产党员、苏联全体人民坚定走共产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自信心和自主权。

他的作为证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在几十年的服务国家效力人民的过程中向党向国家向人民推荐了一个政治错误、素质低能的政客。原苏联境内的共产党组织、人民永远向安德罗波夫追责。

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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