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榜样管理模式比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更高效、更民主、更包容，社会开放、文明、自由度更大。这种超越时代的先进管理模式，就诞生在毛主席领导的年代，当时的社会文明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诞生在新中国的人，是多么幸运！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时期，中国社会、机关、企业、学校实行的管理模式，主要是榜样管理模式。而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模式更高效，更民主，更包容，社会开放、文明、自由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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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榜样管理模式，就是树立一个榜样，让大家从思想认识上、从行动实践上、从业务水平上，都向榜样看齐，根据自己的能力，能看齐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不强求，不搞一刀切，不纯粹以成果论英雄，反而比较看重你有没有这种向榜样看齐的主观意愿。
正如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指的是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小编注），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所以那个年代，强调“又红又专”，这是对人才更为全面的培养模式，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是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才，而不是一堆会钻营、会挖社会墙角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英。
与榜样管理模式相对应的是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给你列一个清单，告诉你这不能做，那不能做。
其原本的意思，是禁止做一些危害社会、危害企业、危害学校的事情，但这种管理模式造成的结果，就是产生这样一个共识：只要不在清单上列明的禁止事项，就可以为所欲为。
简单来说，榜样管理模式，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好的，是真善美，跟着去学去做就好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就是告诉你什么是不好的，是假恶丑，不要去做。
表面上看，榜样管理模式，法律粗放，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去明言禁止哪些行为，但无论是社会，还是机关企业，甚至是医院学校，恶行越来越少。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向往真善美，都学着去实践真善美的社会，恶行自然越来越少。
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的社会、机关企业、医院学校，无论增设多少部法律法规，添加多少条法律条文条款，各种各样的恶行层出不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不禁止皆可为”的结果，就是社会秩序混乱，以各种方式绕过法律条文的钻营者大行其道，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个人之间的竞争，都在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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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效益上来说，榜样管理模式显然比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更高效。
榜样管理例模式，从人性积极正能量的一面入手，用一切办法，调动这一面，发扬光大这一面。
比如，重视思想教育和思想建设，因为这有利于调动人性积极正能量一面。思想建设强调加强学习，学习历史、政治、专业，强调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研究交流，强调通过学习交流来改造世界观，让人人树立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意识，以共同建设社会的方式来创造良好生活环境。一句话，利人的最终结果也是利己的。
这样的管理模式，把人性的光明面发扬光大到极致。
英雄劳模层出不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黄继光、邱少云等大批抗美援朝中涌现的英雄们，王进喜、陈永贵等大批国家建设中突出的奋斗建设者们，他们主动做出牺牲，舍己为人，不是“傻或蠢”，而是相信自己牺牲宝贵的生命、自己做出的拼搏奋斗，换来的是更多同胞的宝贵生命，换来的是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
显然，他们的信念并非虚妄的，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同志们的牺牲和奋斗，的确让十几亿人享受了六十年和平，也给国家赢得了六十年的建设发展机遇期。
这样的管理模式，也把群众的智慧发扬光大到极致。
新中国成立短短三十年，就把一穷二白连火柴、铁钉都不能自主生产的中国，建设成为工业门类齐全、技术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独立自主国家。尤其是这一切成就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严格技术封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其中，群策群力、民主灵活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模式居功至伟。
比如煤矿工人的女儿尉凤英， 3岁时丧父，靠母亲带着3个孩子长大。她20岁进入沈阳七二四厂（后称东北机械制造公司）当学徒工，靠夜校学习文化技术。但她却在1953年到1965年间，搞成自动送料机、四刀切削车床等177项技术革新，其中58项属于重大技术革新，成为当之无愧的工人工程师。
而尉凤英并非那个年代的孤立现象。比如毛时代全国劳模范师傅回忆，当年他所在的工厂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并专门设立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
70多岁的范师傅在报道中感叹：现在呢？领导根本看不起工人，觉得技术革新是技术员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见。
反过来看，现在把学历学位之类当做硬性技术门槛，其实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则从人性消极的一面入手，希望通过遏制消极面，来减少消极因素的影响，但却收效甚微。又因为这种模式僵化死板，不相信群众智慧和能动性，甚至还轻视群众智慧和压抑群众能动性，常常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比如，强制要求或变相强制要求996，结果很可能是员工变着法子消极怠工。
而毛时代996却很常见，那是员工积极主动加班加点，而非企业管理层强迫的结果。当然，榜样管理模式的背后，是配套的社会制度和企业制度，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榜样管理模式，不仅可以快速高效取得社会效益，还能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因为良币永远高高挂起，成为榜样，对照之后，劣币劣行劣迹无所遁形，辨识度高，很容易被群众鄙夷，被社会所排斥。没有滋生的土壤，也没有掩护劣迹的乱世，就像病毒失去了孵化环境和传播途径一样，无法繁殖传播，只能逐渐消减，甚至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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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管理模式，生产实践经验和智慧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是更为民主的管理模式。
这体现在，这种管理模式重视群众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因此更符合民意，更反映民意，也更有利于群众利益。
比如互助社、人民公社的农村生产组织，都是民间自己创造出来的，经过研究加工，成为榜样，又在民间推广，让更多人和更多地方享受到优秀实践经验的成果，避免走弯路。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和大寨不是凭空诞生的，是经过当地群众自己的组织和实践、撸起袖子加油干起来的。当地的基层领袖，也是因为德才兼备、又红又专而成为群众追随的领导人。
只不过当时的中高层领导人，慧眼识英雄，发现了这些典型和榜样，对国家建设和群众福祉大有裨益，于是加以全国推广。
至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定规矩，其民主性较弱，威权性较强。
大多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企业都有这种不民主的特点。表面上，资本主义国家号称“民主”，但实际人人必须臣服于“资本”统治，异见者必然遭到毫不留情的镇压。
日韩电视剧中，下属对上司点头哈腰，甚至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并非艺术夸张，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有这种体会。你敢骂总统，但你敢骂老板吗？不仅不敢骂老板，甚至连你的顶头上司都不敢骂，否则分分钟被炒鱿鱼，丢工作。像毛时代可以动不动给领导提意见的事情，想都别想。
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你有辞职的自由，但没有给上司提意见、唱反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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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榜样管理模式，正因为其不搞一刀切，就留下了容错空间，因此也是更具包容性的管理模式。
树立榜样，是为了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但并没有完全扼杀其他模式的生存空间，不一竿子打死，不搞一刀切。
榜样管理模式的宗旨，不是要将落后分子赶尽杀绝、物理消灭；而是尽量从认识上、思想上、感情上，激励他们、感化他们、缩小他们在社会中的比例、减少他们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
而死硬派“落后分子”，仍然能够作为“异类”生存下来。只不过，处处受鄙视，没有多少社会影响力而已。或许还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发挥点社会作用。
然而，榜样也有地域和时代的局限性。榜样管理模式，并不妨碍在学术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社会实践上，也尝试尊重群众的自主意愿。
比如，当热衷于单干的安徽小岗村被树立为榜样，在全国推广“三自一包”政策时，河南南街村村民和基层领导班子顶住压力，坚持原来的集体主义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村办企业产值从几十万增加到十多亿元人民币。
如今，南街村的经济成就远远超出小岗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典型和榜样。这要感谢这种管理模式，原则上是不能够仅凭领导层喜好，就可以扼杀南街村群众的意愿。结果这些当年的死硬派“落后分子”保留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火种。
这种超越时代的先进管理模式，就诞生在毛主席领导的年代，当时的社会文明程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诞生在新中国的人，是多么幸运！
这里套用一句网络语：“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还在种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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