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的理论　　

一、背景　

　　布哈林与此前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有根本区别，他是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团队内从事革命工作的，因此他的理论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布哈林生于1888年，在布尔什维克团队内属于年龄偏小的革命家，比列宁小11岁，比斯大林小10岁左右。布哈林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自幼也受到过不错的教育。1900年，布哈林进入中学，此时社会民主工党刚已经建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早有了一定的传播，因此布哈林在中学期间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06年布哈林加入社会民主工党，成为年轻的学生党员。1907年布哈林考入莫斯科大学。然而，由于参加政治活动，布哈林在1909年遭到逮捕。1911年，布哈林从流放之地逃出国外，并在1912年于波兰见到列宁，经列宁介绍在《真理报》撰写文章。从1911年逃亡开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这段时间是布哈林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作的重要时期，其中就有于1915年开始撰写但由于特殊情况最终在1918年出版的代表作品《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这本书包含了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认识的主要观点，布哈林写作该书时年仅27岁，是十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参与革命工作，直到十月革命爆发。1918年在关于同德国签订合约的问题上，布哈林坚决反对对德妥协，并组织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合约，遭到列宁等人的批判。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和第三国际主要领导人等重要职务。1929年因反对斯大林的工业化政策而遭到撤职。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开除党籍，1938年以叛国罪被处决。

布哈林对帝国主义进行研究的时期与列宁同步，其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当时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情况做出了不俗的论证，虽然在一些理论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一本极有价值的研究帝国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为布哈林的这本著作写了序言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布哈林除了在该书中表达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认识，在随后的二十余年的岁月中依然不断地发展了他的认识，并提出了包括社会主义过渡、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诸多理论，被誉为“党内头号思想家”。　　

二、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　　

布哈林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入手的，这与第二国际的希法亭、考茨基和卢森堡皆不同（希法亭从流通领域入手细致的研究了金融资本，考茨基则主要研究了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失调问题，卢森堡从资本积累出发研究实现资本积累的条件），这个出发点甚至与列宁的研究也不相同（列宁从生产领域出发，首先分析生产集中到垄断的过程，以马克思的资本集中为逻辑起点）。布哈林对世界经济的研究是尤为精彩的，至今依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研究起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处在各不相同的自然条件之下。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的多样性同具体地区的生产条件的特殊性之间所产生的矛盾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着，这个矛盾决定了交换的必然性。不同地区生产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差异是社会生产分工的历史背景，生产分工为交换提供了物质前提，同时决定了分工的必然。在私有制条件下，社会交换是以商品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早在原始共产制社会末期，交换就已经产生。不同部落之间就各种生活资料产生了一定的交换，包括用布料、盐、陶器交换肉类、家禽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交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着。而国家这一阶级概念的诞生更是将交换推上了新的平台。例如，史书记载春秋时期齐桓公为打击鲁国和梁国，采纳管仲的意见，在齐国大规模消费一种名为“绨”的布料，该布料为鲁梁二地所盛产。随后齐国向鲁梁二地宣传对该布料的巨大需求，鲁梁二国为收取商业利润下令停止国民从事农耕，转而大力生产绨制布料，使之行销齐国。一年之后齐国又突然改穿帛制衣物，禁止穿绨制衣物，绨制布料在齐国需求锐减，鲁梁二国绨制布料生产过剩，无法出卖，交换无法完成。齐国又禁止向鲁梁二地出卖粮食，鲁梁二地最终产生饥荒，实力锐减，归附桓公。可见，区域交换早在春秋时期已有不小的意义和影响。汉代也曾出现商民以铁器向匈奴换取牛羊马匹的事例，丝绸之路也在此时打开。各种国际间和区域间的商业交换不胜枚举。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各地的交换不仅日渐频繁且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社会习俗，例如中国的集市赶集等。然而此时由于生产力本身的落后和生产分工的不发达，商品经济在社会中占比很小，自然经济占据社会生产的主流地位。因此，地区交换和国际交换还不显得那么重要。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交换迅猛地增长了起来，是人类日渐进入以国际交换为条件的生产时代。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直至进入阶级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条件、文化水平、社会经济条件都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造成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和生产内容的差异性在阶级社会的进展中越发明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使得世界各个地区发展的差异性加剧了，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将国家内部的城乡对立逐渐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对立。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成了世界的城市，而处于非资本主义地区或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区则成为世界的农村。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基于生产的不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广泛的分工和国际交换，形成基于国内差异而产生的国际经济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布哈林提出了他对世界经济的定义：“世界经济是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1]”布哈林对世界经济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的广泛联系只是一种表现，它是世界生产体系的延伸。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生产的基础上产生的生产分工是国际交换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则是世界性生产分工的原因和支配力量。布哈林准确地抓住了生产对交换的决定意义，将之扩展到世界经济的领域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布哈林认为世界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别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有所进展：从广度上看，世界经济的波及面日益广泛，列强通过不断的侵略战争和殖民政策，将全世界都囊括到它们的国际生产和分工体系中来；从深度上看，世界经济的交换随着生产的发展越来越频繁，从殖民掠夺到商品倾销再到资本输出，世界经济随着生产本身的发展而日益深化。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世界性的生产交换频率更高、世界市场的利润占比更高、参与交换的要素更多，包括商品的交换、劳动力流动、国际资本输出等。国际交换从国际分工中表现出来，并产生世界市场，依次表现为世界性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竞争在世界范围内继续。　　

三、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在分析世界经济的基础上，布哈林尝试对帝国主义进行定义和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定义是模糊的。他一会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所执行的一项政策，且是金融资本的必然选择，一会又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的一个新的时期，“作为金融资本的政策的帝国主义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2]。”而在后一个意义上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列宁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做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角度上表达了认可。

布哈林接着对帝国主义时代下所产生的新现象：垄断和金融资本进行了研究。布哈林十分坚定的说：垄断是历史产生的必然，是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的必然结果，因此绝非什么人为的，那些将帝国主义特殊化、认为是某些民族所特有的现象是十分错误的。垄断不仅在一个国家存在，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存在，凡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这个现象，这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性。垄断也不仅仅出现在某些特定行业，在各个行业都会逐渐涌现。布哈林继承希法亭的观点，认为垄断的形式包含两种，即纵向的生产链的垄断和横向的同样的生产企业的垄断，不同的垄断形式取决于具体的行业特点和生产发展的周期。在关于金融资本的问题上，布哈林从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出发，分析了银行和工业相互结合的形式，肯定了金融资本存在的资本主义意义，并强调金融资本的存在是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而存在。就垄断和金融资本的分析而言，布哈林基本上全盘接受了希法亭的认识，是对希法亭的思想的一种再现，并没有什么新的具体的突破。

在关于国家同金融资本的关系上，布哈林则有所表述。布哈林认为，随着垄断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形成，国内的经济联系比以往更加密切了，并在更高的质的层次上向前发展。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时代下的资本主义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资本的国际化”，承接了他对世界经济的分析，另一种则是“资本的民族化”。布哈林认为这两个趋势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两种表现形式。何谓“资本的民族化”？布哈林解释说，卡特尔化看起来似乎是没有界限的，随着垄断的向前发展，国家内部似乎是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卡特尔组织，这个卡特尔组织代表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利益，并以这个身份在国际范围内参与竞争。在提出“资本民族化”这一概念之后，布哈林进一步发挥了他对资本和政权相结合的形式，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布哈林认为国家机器和垄断资本的进一步结合，会形成一个高度的有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再这样的国家内部竞争会被取消，而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有这样，竞争力才会更加强大。毫无疑问，布哈林在国内垄断发展的问题上是犯了理论错误的。首先就“资本民族化”这一概念来说，布哈林将民族问题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混合起来，这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知道，在一个民族内部存在着该民族的资产阶级同该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存在着该民族内部的不同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往民族问题上靠拢是将问题复杂化了。其次，“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这一概念是不清楚的，国家是一种暴力镇压机器，其本身是政治压迫的表现形式，托拉斯则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出的一种垄断组织形式，这两个概念并不能直接结合起来，列宁就批判说这个概念的提法是有问题的，只能称呼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不能是别的什么术语。在这个概念的掩盖下，事实上表现出布哈林对垄断和竞争这一辩证关系的错误认识。布哈林是和希法亭一样犯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错误的，他们都认为至少在国内领域，垄断排除了竞争。布哈林在国际经济领域坚持了列强的垄断竞争这一正确观点，可视角一旦转回国内，他却又将之否定了，这显然是矛盾的，这是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理论认识上的一个主要的错误。

在金融资本的国际政策上，布哈林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观点。布哈林首先对保护关税政策进行了分析。从前的保护关税政策主要表现为一种防卫性，是对本国落后产业的保护；今天的保护关税政策则是一种进攻性政策，是在保证对市场的垄断基础上巩固国内市场各大本营，为国际竞争提高弹药。而正是霸占市场所带来的巨额利润驱使着列强进行帝国主义式的殖民侵略。在殖民侵略的背后主要有三种利益动机在驱使着金融资本。首先是争夺原料市场，布哈林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接受了考茨基的分析，将争夺原料市场动机放到了工农业比例失调的问题，农村发展滞后所带来的农业原料不足是列强争夺原料市场的主要动因。这里，布哈林忽视了重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对矿产品等工业原料的需求，而这一需求恰恰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和西欧各国国土面积狭小、矿产储备不足的条件下越发严重。法国和德国对洛林和鲁尔地区的争夺就表现出这一需要的紧迫性，同时也显示出这不仅仅是农业地区同工业地区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其次则是销售市场，商品倾销是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第一个重要的需要，保护关税政策的出现使得商品倾销遇到了困难，更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销售市场的竞争；最后则是资本市场的争夺，由于殖民地地区随着长年累月的殖民历史和重工业在列强中的发展，殖民地的工业有了一定的起步，工业化的交通发展了起来，这为资本输出提供了条件。垄断资本时代过剩资本大量增加，资本增殖遇到困难，殖民地的现状刚好为之提供了去处。而保护关税政策的存在使商品输出利润微薄，资本输出则刚好可以避开关税，提高利润率。金融资本的国际竞争就是在上述三个市场中具体展开。毫无疑问，金融资本是一切竞争的策动力，而随着垄断的发展，竞争只会更加激烈。激烈的经济竞争一定会导致广泛的政治竞争，最终引发战争，这是金融资本国际竞争的必然结果。同时，对于金融资本来所，战争本身也是它的业务之一。那么在国际竞争中垄断将会如何向前发展呢？布哈林认为：由于卡特尔化本身仿佛是没有界限的，所以形成超越国界的、世界性的、总的垄断组织是可能的。但是现实要求中必须保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实力的动态平衡和势均力敌，否则国际垄断联合总是容易被打破。所以国际垄断联合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它（指超帝国主义）决不能达到逻辑的终点，在此之前它就会册溃，和平的前景只有在一个新的、纯粹的非资本主义形态中才能实现。[3]”可见，在国际领域中，布哈林超脱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认识，并对之进行了批判。总的来说，布哈林对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竞争的分析是基本正确的，他沿袭了希法亭的主要认识并做了一定的阐发，坚持了革命的观点。　　

四、布哈林的民族理论　　

相较于他对帝国主义所作的有关经济方面的论述，他对帝国主义时代下的民族问题的分析则常常是错误的。其根本原因是布哈林没有完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不能对具体的历史的条件加以细致的分析。布哈林的主要错误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权”，且他的反对时间与卢森堡较为一致，这使得列宁日益认识到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依然是不够成熟的，这一切促使列宁紧张的写作了《论民族自决权》和其他一系列文章对该问题加以阐述。布哈林认为民族自决权的提法是有害的，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认为当前党的任务应当是将斗争的焦点直接转向社会主义的领域内。布哈林在反对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又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不进行政治革命之前进行经济领域的斗争不仅是缺乏意义的而且会使斗争的力量衰弱，这会让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和附庸。因此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1915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代表会议在伯尔尼召开，列宁首先作了题为“战争和党的任务”的报告，阐述在一战期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目标。随后，布哈林撰写了《关于无产阶级的任务和策略的纲领》一文，表达了经济主义的想法：“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心，应当由争取一般民主要求的斗争的领域转到无产阶级的狭义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的领域。[4]”接着，布哈林反对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的提法。原因是布哈林认为在这个阶段提“民族自决权”的口号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等人提出的“保卫祖国”的口号是如出一辙的。马克思讲过“工人没有祖国”，民族自决权的提法有违国际主义的精神。布哈林的这一言论立即遭到列宁的批判。随后，在1915年11月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布哈林再次提出了他的观点，他撰写了《关于自决权的提纲和十五点政纲》继续反对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的提法。布哈林认为民族自决权的提法是有害的，不能不加以反对。他认为“民族自决权”这一口号会导致无产阶级的注意力转移，使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民族资本家妥协。无产阶级的斗争应当转移到纯粹的社会主义的范畴中来，也就是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去。布哈林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式的民族自决权同考茨基在一战中所提出的“保卫祖国”的口号混为一谈。考茨基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德国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加油打气，以爱国主义为掩护提出大国沙文主义的口号，为垄断资产阶级争夺经济利益服务，是露骨的反动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权”则要求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做斗争，被压迫民族享有分离和独立的权利，虽然共产主义者不支持民族主义，但是分离是为了更好地统一。布哈林不以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为转移，将民族自决权与考茨基的“保卫祖国”的口号进行混淆。不能区分在金融资本驱动下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受压迫民族争取政治解放的进步运动，是十分错误的，乃至是幼稚的。而布哈林将把经济斗争放于政治斗争之前，妄图通过纯粹的经济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这更是错的离谱。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永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布哈林的民族理论虽然在此时出现了错误，但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进行了反思。在布哈林担任第三国际的领导职务的时候，他曾对中国革命提出过建设性意见，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是十分必要的，且在民族革命的基础上可以跨过“卡夫丁”峡谷，在国际革命的支援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探索都是十分积极的。

我们可以把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前对帝国主义理论认识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关于世界经济部分，布哈林的研究是极具理论价值的；关于垄断、金融资本和国际竞争等问题，他在坚持革命的立场上做了不少探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基本没有超出希法亭的理论范围；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上则犯了严重的理论错误，受到了列宁的激烈批评。但是，布哈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始终坚持着革命的立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不可消灭的，危机是不可能取缔的，革命是必然到来的，金融资本的发展为新社会的建立已经在生产上做好了准备。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的革命意志果然远远凌驾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们之上。布哈林是极其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理论，包括十月革命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都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

[3]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4] 《布哈林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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