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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初，红25军的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接到一封信，里面写道：
“中央已经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你们收到信以后，火速带红25军来找我们，接受指示。”
自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徐海东部做为留守部队，已经转战近两年时间。
由于是独立游击作战，他们的条件非常困难。
在荒山野岭没有住房，他们就搭草棚遮风挡雨。没有吃的，他们就剥树皮或者挖葛藤根。没有治伤的药品，就用野草、树皮、南瓜瓤遮盖伤口。
即便如此，徐海东部的战士们还是苦中作乐，趁休息的时候编了一首歌：
“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
战士们艰苦，徐海东更苦。
有段时间作战任务重，徐海东有23天没睡完整的觉，只能在作战间隙打个盹，战斗结束以后，徐海东闷头睡了三天三夜，醒来以后吐了一盆血。
战士们以为首长要牺牲了，结果稍微休息一下，徐海东又起来工作。
每次读到这些资料，我都想象不到，徐海东是如何坚持23天不睡觉的......只能说是革命信仰塑造的钢铁硬汉吧。
和红25军的生存条件比起来，贝爷的荒野求生只能算过家家了。
就这样游击作战近两年时间，这支平均年龄18岁的部队没有垮掉，反而是牺牲一批补充一批，艰难的生存下来，始终保持3000人左右的规模。
收到信件以后，徐海东和吴焕先部署了皖西留守工作，然后便带领主力部队西征，连续闯过敌军的四道封锁线，才在11月返回鄂东接受指示，时间紧凑到抓了4000俘虏都来不及消化，全部当场释放。
关于中央的指示，流传下来的史料有些模糊。
徐海东的回忆文章说，中央认为鄂豫皖根据地已经失败，红25军应该离开老根据地，另外发展新根据地。到底去哪里，中央不做决定，让他们自己选择。
但有些党史写的很明白，中央命令红25军向京汉铁路以西转移，吸引敌军的火力，在战略方面掩护中央红军的长征。
按道理说，当事人的回忆录有可信度，但编写党史也是有相关文件材料的，所以这件事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到底哪个可信，大家自行判断。
不管怎么说吧，徐海东和同志们整顿人员装备，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了俗称“小长征”的战略转移，只是红25军的军长改为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徐海东任副军长。
这又是一笔糊涂账。
程子华是带着周恩来的指示到鄂豫皖，所以有些资料明确表示，周恩来任命程子华做红25军的军长。
但周恩来方面的私人资料里说，他是派程子华到鄂豫皖工作，没有任命军长，也就是说，程子华利用信息漏洞，假传了周恩来的命令。
因为这件事，6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见到程子华，还让他专门解释过。
不过呢，即便程子华做了红25军的军长，也属于初来乍到，军事指挥还要依赖土生土长的徐海东。
所以红25军的战绩，也可以说是徐海东的战绩。
我们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故事非常熟悉，包括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等等，但要论起战斗的精彩程度，3000人的红25军也不差。
和东北军129师激战，全部击溃。
和敌军两个师作战9小时，将敌人全部击败。
杨虎城的旅长张瑞生率3个团追击，红25军消灭2个团，重伤张瑞生，俘虏其中一名团长。
杨虎城的旅长张汉明率2个团追击，红25军消灭5个营，活捉旅长张汉明。
随着红25军的战果越来越大，敌军也加大“围剿”的力度，于1935年5月派出东北军8个师、杨虎城部4个旅来“围剿”红25军。
徐海东和同志们决定“先疲后打”，随后4天行军560里，以逸待劳击败东北军2个师、杨虎城的1个旅，取得“反围剿战役”的胜利。
在这样的基础上，红25军于1935年7月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区区三千人的部队，就能打出如此辉煌的战绩，难免给人一种感觉——东北军是用来刷经验的。
事实上，在和东北军的作战过程中，红25军确实没少捞到好处。
从河南开始长征的时候，红25军的装备良莠不齐，有的用汉阳造、有的用手枪、甚至有些战士用大刀长矛，但是经过和东北军的一系列作战，红25军统一更换了东北军的德式装备。
要是李云龙在场，肯定要吐槽了，老子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红25军取得辉煌的战果，徐海东也付出极大的代价，有次和敌军激战的时候，他率领部队近距离反复冲杀，结果被一颗子弹从眼下射入、耳朵背后钻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爆头。
挨了这一枪，徐海东当场就倒下了，四天四夜昏迷不醒。
大家都想，徐老虎肯定要牺牲了，准备后事吧。谁都没想到啊，四天后徐海东又爬起来了，活蹦乱跳的指挥战斗。
这么旺盛的生命力，一个字，服。
2
从1932年到1935年，虽然红25军名义上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但由于常年独立作战，实际上已经是独立行动的战略部队，类似于解放战争时期的陈谢兵团。
理解这层关系，就能理解以后的事情了。
1935年7月中旬，红25军在西安附近作战，但是东北军于学忠部原本是“围剿”的主力之一，现在却经凤翔和宝鸡向西调动，毛炳文部也从公路调到西边，导致“围剿”的力度减弱不少。
徐海东和同志们还没理解，怎么，我们不香了？
而就在他们难以做决定的时候，部队缴获了一些报纸文件，其中《大公报》上写着，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先锋部队已经越过松潘地区。
敌我的信息综合起来，徐海东马上就明白了，红一、四方面军肯定要合兵北上，国军西调是去围堵红军主力部队的。
于是徐海东向鄂豫陕省委建议，红25军应该西征，牵制敌军，保证主力红军顺利完成北上的战略任务。
这个建议是徐海东提的，已经实锤了，而且他说，即便我们这3000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看看这句话，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即便二野拼光了，其他解放军照样解放全中国”有一拼。
经过会议讨论，徐海东的提议通过，红25军打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的口号向甘肃进攻，很快便攻下两当县，逼迫于学忠部后退九十里，然后攻占秦安，截断西兰公路，击溃马鸿宾一个旅，消灭马开基一个团。
这番密集的作战行动，顺利牵制了胡宗南、于学忠和毛炳文，让他们不能全力以赴的围堵红军主力。
红25军一边作战一边打听中央红军的消息。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红一、四方面军发生了夺权和密电事件，红一方面军的7000人单独北上，目标太小，导致红25军没有打听到确切消息，还牺牲了政委吴焕先，实在可惜。
此后程子华继任政委，徐海东重新做了军长，两人领导红25军的作战行动。
可能是送给教员五千大洋的事太传奇，以至于现在说起徐海东，很少有人提到“西征迎接中央”的决定。
其实从整个事件来看，西征迎接中央是送钱的前奏，送钱是西征迎接中央的结果。
毕竟都准备全军牺牲了，那点大洋又算什么？
这件事起码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徐海东不求名不求利，一心跟着中央闹革命，说明政治觉悟极高，和拥兵自重的老上司张国焘，形成鲜明的反差。
其二是徐海东凭借《大公报》的新闻，就能判断出红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说明徐海东能用全国一盘棋的眼光，分析新闻和局势，并且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军事素养极高。
不客气的说，窑工出身的徐海东经过十年磨练，已经有坐镇一方独当一面的能力了。
3
虽然没有迎接到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但红25军吸引了大量国军主力，客观上给中央北上创造了条件，也算间接完成任务。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徐海东决定带部队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
同年9月，徐海东和刘志丹会师，两支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出任军团长，程子华做政委，刘志丹是副军团长。
而此时的中央红军进入哈达铺，也缴获了一份《大公报》，上面写着：“全陕西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此外还刊登了刘志丹部和徐海东部的战况。
教员和同志们惊喜的发现，陕北有红军，于是政治局召开榜罗镇会议，决定撤销去苏联边界的决定，改为到陕北落脚。
不得不说一句，《大公报》也是革命的功臣啊。
陕北已成风云汇聚之地，徐海东部去了，中央红军准备去，而蒋介石也判断出红军的最终目标是陕北。
于是红15军团刚成立的时候，蒋介石便在西安设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自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以副司令的身份，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晋绥陕甘宁的数十万国军围困红军。
到底如何保护陕北根据地，红15军团发生了争执。
政治部主任高岗认为，横山的敌军战斗力较弱，可以向北发展苏区，副军团长刘志丹支持高岗的意见。
军团长徐海东却认为，现在陕北都被国军三面包围，所以重点不是发展苏区，而是打破国军的“围剿”计划，必须先打东北军，政委程子华支持徐海东的意见。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环境下，徐海东的意见是对的。
因为高岗说的横山在榆林地区，再往北几十公里就是鄂尔多斯，现在的经济条件都不发达，更不用说革命年代了。
如果听高岗的意见，红15军团的进攻方向放在陕北，那么国军的阵线可以趁机北进，用不了多长时间，便把他们困死在荒凉的陕北，整个陕北根据地也保不住。
可要是听徐海东的意见向南进攻，打破国军的包围圈，那么陕北根据地就安全了，到时候也可以北上打横山。
这个道路，当时的人可能懂，也可能不懂，但他们都是作战多年的老革命，我倾向于他们懂。
关键问题在于，这场南征北进的分歧，已经脱离军事范畴，而是鄂豫皖红军和陕北红军的山头之争。
争论几天，都没有争出结果。
最后还是徐海东坚持自己的意见，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出来和稀泥，大家才勉强同意打东北军的计划。
几天后，红15军团便在劳山伏击东北军，消灭3000余人，击毙师长何立中。经受这么重大的挫折，原本就战斗力不强的东北军，很快就没有战斗意志，所谓的“围剿”便打破了。
而红15军团也成了每团拥有机炮连、每连拥有8挺轻机枪的富军团，东北军再次做了徐海东的经验包。
现在来看，如果没有徐海东的意见和坚持，陕北根据地是保不住的，那么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说不定要按照以前的会议结论，继续长征到苏联边界。
到那个时候，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就完全改变了。
所以“徐海东是革命的大功臣”，绝对不是一句恭维话，而是实事求是的描述，他是真的挽救了革命。
4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红15军团会师，随后便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借钱”事件。
那时的陕北气温已经很低了，经过万里长征的中央红军，面临缺吃少穿的困境。后勤部长杨至成算了算，全部家底只有一千大洋，而要满足冬天的给养，至少需要三千大洋。
周恩来非常着急，这怎么办？
教员想起刚见面的徐海东，想着只能向徐海东借钱了，便提笔写借条：“海东同志。请你部借两千五百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
杨至成带着借条找到徐海东，他马上找来供给部长查国桢，问他还剩下多少钱？查国桢说还有七千大洋，徐海东命令他留下两千，给中央送去五千大洋。
查国桢不理解，这些钱我们都不够用，送给中央我们怎么办？徐海东告诉他，我们都不够用，你想想中央是不是更困难？送去吧。
这才解了中央的燃眉之急。
教员借钱和徐海东送钱的事，对中国革命的意义，至今都被人低估。
对，就是低估。
中央固然面临缺衣少穿的困境，徐海东送钱固然解决了中央的燃眉之急，但区区五千大洋换不来大将军衔，也不值得教员记一辈子。
即便徐海东不给钱，中央红军也有其他办法，数千人的部队，不可能被搞不到一些大洋。
但是徐海东通过送钱支持中央的举动，意义就不可估量了。
我们一直说红军是党指挥枪，但这是书面纪律，纪律要真正深入人心，需要无数的人去遵守，在遵守纪律的过程中加强中央权威，直到形成条件反射一样的潜意识。
而在红军时代，中央权威其实是不足的。
教员给徐海东写借条的时候，供给部长查国桢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即便中央就在旁边，他先考虑的也是自己够不够用，而不是无条件服从中央的需求。
一个管钱的供给部长都有这样的态度，更不用说掌管八万大军的张国焘了。
张国焘是发自内心的认为，中央需要军队的支持，那么谁掌握了军队，谁就能代表中央。
出现这种军阀主义思想，张国焘的投机思想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的权威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注意，是真正树立起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树立权威需要不断的训练、不断的纠错、不断的调整，才能形成服从权威的习惯，日积月累才能做到如臂使指，红四方面军不服从中央权威，和常年远离中央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开始也不认识中央。
教员的警卫员回忆过一件事。
1930年中央派周以粟去和教员谈事，俩人在屋里谈了好几天。这个警卫员不认识周以粟，只听说是来传达中央指示的。他就很纳闷，红军是毛委员和朱总司令领导的，这是哪来的什么中央？
身为教员的警卫员，都对中央缺乏足够的认识，更谈不上尊重，那就说明在广大基层群众的心里，中央是缺乏权威的。
这时候就需要领导人以身作则，对基层群众进行训练，主动强化中央的权威，教员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
张国焘没有革命的觉悟，便产生了军阀主义思想，中央的权威没有在红四方面军生根发芽，便出现另立中央的事。
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不论是徐海东主动上交兵权，还是送去五千大洋，都是对中央整顿纪律的支持，对中央权威的服从。
尤其是在张国焘南下事件发生以后，徐海东对中央的支持，更是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让教员认可、感动了一辈子。
而且在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的时候，徐海东对中央的支持，足以成为一个典型案例，一面影响众人的旗帜。
就像南宋刚成立的时候，朝廷缺乏约束军队的权威，岳飞服从朝廷命令的行为，让宋高宗赵构非常高兴，说朕不喜得地，喜将军知尊朝廷。
明朝打江山的时候，大将军常遇春喜欢杀人，朱元璋告诫常遇春“克城无多杀”，常遇春攻克赣州以后果然不杀人，朱元璋大喜，专门写信表扬常遇春。
朱元璋“大喜”的是常遇春不杀人吗？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常遇春严格执行朱元璋的命令，尊重并服从南京的朝廷。
领兵大将愿意听朝廷的命令，朝廷权威便能树立起来。
徐海东送钱交兵权，让教员记了一辈子，原因也是徐海东“知尊中央”，他们是真正的同志。
就凭这件事，徐海东授个大将军衔，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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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徐海东继续刷东北军的经验，指挥红15军团击败东北军2个师、1个旅，基本打掉东北军的战斗意志，让张学良对“围剿”红军特别悲观。
再加上地下工作的推进，这就有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不过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徐海东的军事成就便不多了，到了1940年更是病重到肺都肿起来，躺下盖被子都要吐血，只能在床上装个铁架，把被子盖到铁架上。
教员给徐海东发了一封电报，让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此后也就退出军事舞台了。
虽然在军史上有些遗憾，但在人生经历上，徐海东也不遗憾。
很少有人能以短暂的人生，辉映漫长的青史，尤其是以短短数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古往今来也不过陈庆之、王玄策、霍去病等寥寥数人而已。
而1934—1935年的所作所为，足以让徐海东在共和国的青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说不定再过千年，依然有人用徐海东的故事，勉励同时代的干部。
这份成就的背后，是时代的机遇，也是个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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