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日、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领导的红四军在闽西的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通过党的决议的形式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事关建党建军重大问题的理论原则和制度措施，不仅有效解决了当时红四军党和军队建设的问题，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近几年来，“古田热”持续升温，学术界关于古田会议重要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不断深入，但是对于其中的史实，尚有一些细节说法不一，容易产生误导。有鉴于此，笔者作了一些浅显的考证和分析，尝试厘清古田会议的相关史实细节。
/一、古田会议的主持人是谁
关于古田会议召开时的主持人，目前主要有3种说法：
一是毛泽东主持说。如，2021年6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第6版刊发的《百年党史的“福建地标”》。
二是陈毅主持说。如，2011年第3期《中国档案》刊发的《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重温古田会议决议》。
三是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共同主持说。如，2016年第8期《时代报告》中的《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那么，这3种说法，哪种是正确的呢？或者说还有其他答案呢？经查阅相关资料，笔者认为，古田会议的主持人是陈毅。主要依据如下：
一是古田会议亲历者的回忆。萧克上将在回忆古田会议时讲到，古田会议“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萧克上将是古田会议代表，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他的回忆文章可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是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年谱记载。笔者查阅了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的年谱。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并作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朱德年谱记载，陈毅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针对红四军具体情况，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
他们二人的年谱中均没有关于古田会议主持人的表述。而根据《陈毅年谱》的记载，这次会议由陈毅主持；毛泽东除了作政治报告，还多次讲话；朱德主要是作军事报告；陈毅在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的同时，还就反对枪毙逃兵问题进行了讲话。
综合红四军三位主要领导人的年谱记载，关于古田会议的主持人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陈毅年谱》的记载可作为重要依据。
三是古田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虽然重新担任前委书记，但是要做好深入调查，起草决议案等大量准备工作，由陈毅主持会议是最为合适的。
1929年6月8日召开的红四军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此后，为了尽快解决红四军党内矛盾分歧，红四军前委经过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职务。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第七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前委，“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书记”。之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在闽西休养和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军事会议并向中央汇报工作，朱德代理前委书记。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第八次党代会，“开了三天，没有结果”。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0月22日，陈毅带回中央九月来信，在广东松源与朱德一起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会后，陈毅写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考虑到毛泽东尚在病中，而且离红四军距离又远，恐一时回不了部队，红四军前委决定在毛泽东未回部队之前，前委书记暂由陈毅代理。11月26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抵达长汀与朱德、陈毅汇合，“随后，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新泉整训后，1929年12月28日、29日，古田会议召开。可以说，古田会议的召开，也是贯彻执行中央九月来信的成果。作为中央九月来信的起草者，也是中央九月来信的带回人，陈毅对中央指示精神的理解认识在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中是最为直接、最为深刻的，他自认为在上海的两个月等于进了一次训练班。而且，陈毅返程时，周恩来还特别交代：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泽东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加之，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还要做好调查研究和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因此，由陈毅负责主持古田会议合情合理，也是最为合适的。
综上可以确定，古田会议的主持者是陈毅，他还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朱德分别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军事报告。
/二、古田会议通过了几个决议案
关于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一些文章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的八个部分说成是古田会议通过的八个决议案。如，2019年12月18日《解放军报》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不朽文献》一文认为，“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形成了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严谨。这八个部分是关于红四军党和军队建设的八个方面内容，它们相对独立，可单独作为一部分，但并不是单独的一个决议案。需要强调的是，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不仅只有一个古田会议决议。主要依据有二：
一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的注释。决议案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九）时，编者专门作了注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八部分”。在注释中，还专门指出“194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收入了这个决议，印成九部分”。当时编印过程中把“士兵政治训练问题”中的“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独立成一部分。这也导致一些文章认为古田会议决议包括九个部分。如，2019年第12期《新长征》中的《第一个政治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一文所述，“两万多字的古田会议决议共分9个部分”，文中就是把“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作为单独的一部分。从其内容和篇幅来看，“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都应是“士兵政治训练问题”的一部分。1930年4月印发的古田会议决议里，也是八个部分。
二是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6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寄出给中央汇报红四军1929年11～12月工作的报告，专门汇报了古田会议相关情况。报告中讲到介绍因肺病不适宜留在军队工作的陈定郊回上海，让他把“九次大会决议案八种”带给中央，并特别报告“外有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案、士兵决议案”还没有整理完，“容后付来”。这里的“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案”，指的是1929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为肃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主义思想，而作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红四军在古田会议上专门通过了拥护中央决定的决议。
由此可见，古田会议的成果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古田会议决议以外，还有其他几个报告，这几个报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接受和拥护中央决定、指示的决议，主要是指关于接受中央指示、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案；另一类是关于解决红四军内部具体问题的决议案，主要包括政治决议案、士兵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这几个决议案的文稿。
需要指出的是，在古田会议通过的几个决议案中，古田会议决议是最重要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进程中成为标志性的纲领文献。其第一部分原标题是“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编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改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部分内容也作了修改和删减，如“关于非组织观点”，原为“非组织意识”，指出了“非少数服从多数”“非组织的批评”“一部分党员特殊化”3种“最显著”表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删去了“一部分党员特殊化”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指出有的党员以工作忙为借口，不愿意接近群众、怕群众批评，不参加支部大会和小组会，或者参加会议也“不作工作报告”，成了“异于一般党员”的党员，原文从“党与军事分离”等方面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提出了“党的各种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军事计划及报告列于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和党员“均须出席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并作工作报告”两条纠正方法。这些内容在“单纯军事观点”“党的组织问题”等内容中也有涉及。
/三、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是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吗
一些文章把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队伍称作工农红军第四军，如，2006年第10期《党史博览》的《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35个军》一文中，就把“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作为军史上同期3支红四军中的一支。这是不准确的。主要依据有：
一是《毛泽东自述》的记录。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自述》，辑录了毛泽东1936年、1939年、1965年和1970年同斯诺的4次谈话及相关背景材料。其中，毛泽东在1936年的谈话中，回忆了红四军的成长过程，他说：井冈山会师以后，对队伍进行了改编，“创建了著名的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毛泽东在1936年的自述，距1928年红四军成立仅八年时间，并不算长，在他的自述里“红军第四军”前面没有“工农”二字。
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的记载。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旗帜，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进攻长沙受挫后，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上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时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合编时是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后，前面没有“工农”二字，为红军第四军。
称为工农红军是在1930年8月永和会师之后。1930年6月，汀州整编将红军第四军、第六军、第十二军合编成红军第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现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会师，“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委”。此后的红军才被加上“工农”二字。
三是中央的指示文件。指示正式定名“红军”的中央文件，是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第五十一号通告——《军事工作大纲》。《大纲》第四部分专门讲“建立红军问题”，明确规定：“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义”，在割据区域建立的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之前的工农革命军名义。很明显，中央的指示是成立“红军”，也非“工农红军”。中央51号通告发出后不久，1928年6月4日，中央发出给红四军的指示——《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指示中明确指出，“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这里亦使用“红军”。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其他指示文件中，也没有使用“工农红军第四军”这一称呼。
四是红四军当时的文件。从目前发现的红四军文件史料来看，没有使用“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说法，有的均是红四军，或红军第四军。如，古田会议决议，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里只称“红军第四军”。如果当时是使用“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相关的文件、报告中必定会出现。
因此，当时毛泽东、朱德领导的队伍是红军第四军，而不应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样才符合历史。
/四、红四军政治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关于红四军政治部，有人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成立了，有人说是1929年红四军转战赣南进军闽西期间在长汀成立的。从现有史料来看，1928年4月朱毛会师之前，在毛泽东和朱德、陈毅领导的队伍中都设有政治部，朱毛会师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曾一度被取消，1929年3月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改编时又设立了红四军的政治部。
从严格意义来说，红军的政治部是在长汀成立的。主要依据有二：
一是《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这是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以前委名义向中共中央写的一份报告，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全文收录该报告。报告指出，“此间军队今年四月以前都有政治部”，但是由于设立政治部导致官兵简单地认为政治工作只是政治部几个人的职责，其他人“以单纯打仗为职务”，“取消了政治部”是为了使官兵认识到“人人要打仗，人人还要做政治工作”，打破单纯军事思想。新中国成立后，该报告入编《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井冈山的斗争》，上述内容被删除。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四月以前”4个字，“四月以前”即朱毛会师之前，在此之前，毛泽东、朱德领导的部队尚未使用红军的称号，会师之初亦称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说明了红军刚成立时并没有设立政治部。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政治部这一机构虽然取消了，但是政治工作并未取消，主要由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负责政治工作。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井冈山斗争时期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就讲到，党代表和政治委员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作用是一样，当时部队官兵认为设立政治部是国民革命军的做法，都讨厌“政治部”这个机构名称。
二是《毛泽东年谱》的记载。1929年3月中旬，根据中共六大“组织问题决议案”在红军中建立政治部的要求，“将下井冈山前组织的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军政治部”，设立了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出于严谨，这里用了“改为”一词，而没有用“恢复为”。5月上旬，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根据中共中央派遣，到红四军工作，随后担当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等职。6月8日，白砂会议撤销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职，其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由陈毅接任。有文章称刘安恭的政治部主任免职后由李任予接任，然后再由陈毅接任的说法不准确。应该是陈毅先接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七大前，为了使陈毅能集中精力做好七大筹备工作，红四军前委决定陈毅的政治部主任一职改为李任予担任。陈毅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与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一起签署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落款时间是“公历一九二九年六月”。
综上，准确地说，红四军的政治部最早是1929年3月在福建龙岩的长汀成立的。在此前，中共领导的部队里虽然设立了政治部，但是当时未称“红军”。
/五、古田会议前后中共中央的
实际主持者是周恩来还是李立三
经查阅相关史料，中共六大后不久，周恩来回到上海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只有1930年3月至6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周恩来前往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是李立三，周恩来回国后，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主要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证实：
一是分析当时中共中央的分工及相关人员的实际情况。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按照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同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29年8月又还兼任中央军事部长。其他4位常委中，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而被选为主席的向忠发，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起到主要作用；苏兆征1929年2月才回国，当月因病去世；蔡和森1928年10月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定对顺直省委问题负有责任，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职务，由李立三接替；项英“主要从事指导某一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共六大后回到上海，主要从事全国工人运动工作。
李立三是蔡和森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后，才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以其威望、资历和能力，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者。而且，周恩来一回到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提出中央新的工作计划。
二是《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记载：周恩来于1928年11月上旬“回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因当时强调工人成分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故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者”。1930年3月，周恩来离开国内经德国前往莫斯科，在6月11日，年谱记载：“自周恩来离沪赴苏后，成为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主持者的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
三是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在2008年2月29日召开的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回顾了周恩来光辉伟大的革命生涯，他指出，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于极端险恶的条件下，在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保护党的领导干部、发展白区秘密工作、支持工农武装割据以及推动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形成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综上可知，从1928年11月到1930年3月，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者。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后，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8月，陈毅到上海后，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进行交谈。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听取陈毅的详细汇报后，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之后，中央发出的“九月来信”也是经周恩来审定。
以上考证，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