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倡导成立了同盟会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仍继续鼓吹实行“君主立宪”，并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海外华侨以及思想、舆论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同盟会对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这场论战的主要阵地，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关于所谓“种族革命”的论战。
梁启超声称：在清王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特权者”。对清政府不应该推翻，只应该监督改良。
革命派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满政府虽欲立宪而不能》、《排满平议》等文中，揭露清政府实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指出二百六十年来的政治是不平等的贵族政治，满清政府对汉族的压迫可以称得上是无所不至。
革命派还揭露清政府“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投降行径，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洋人”所订之大小条约，“无一非损己以益人者”，“大者为领土权、独立权之侵蚀，小则为铁路、矿产、航道等权利之授予，使吾国民触处伤心，穷于无告”。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必须坚决推翻“蔑弃我国家权利之异族专制政府”。
（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关于所谓“政治革命”的论战。
改良派的主将梁启超，虔诚地宣传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波伦哈克的“君主立宪论”，竭力鼓吹中国也应实行君主立宪，反对建立共和政体。
革命派不能容忍君主立宪。他们主张彻底改造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政府，建立实行民权立宪制度的共和政体。他们认为这种共和政体没有等差，没有阶级，人人平等，“最美、最宜”。
（三）要不要实行民生主义——关于所谓“社会革命”的论战。
对于中国有没有实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改良派是完全否认的。梁启超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欧美各国不同，无贫富悬隔，赋税又极轻，因此只须实行社会改良主义。
与改良派相反，革命派在《土地国有与财政》、《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驳〈新民丛报〉之非难土地国有政策》等论文中指出，中国虽不象欧美各国那样贫富悬隔，然而却存在着贫富之分，要不使大多数人民蜷伏于少数资本家羁制之下，必须进行社会革命。
（四）要不要进行革命——关于革命利弊问题的论战。
改良派极端害怕和诅咒革命，说革命会引起“天下大乱”和外国干涉，必至于亡国。康有为曾说：如果“举国皆言革命，则至今内乱起，外强入寇”。梁启超则诬蔑革命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乱无已时”，必至于不可收拾。
革命派认为，革命有百利而无一弊，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他们在《民报》发表了《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文章，针锋相对地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指出：“瓜分之祸，已见于中国，革命党因惧瓜分而起革命，非起革命以召瓜分也。”至于召起内乱说，革命派认为中国此次革命不同于过去的农民暴动和争夺帝位的战争，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国家，因此可以尽力于“民党内部之调和”，有秩序地进行革命战争。
革命派和改良派就以上四个问题展开了延续两年的大论战。革命派虽然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局限性，在论战中对于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重大问题认识模糊或回避不谈，但是他们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君主立宪十分坚决，无情揭露了改良派的反动本质和欺骗宣传，为辛亥革命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来源：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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