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有计划地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开始，到80年代初不再开展这项工作以前，四川从省到县都建立了相应的知青工作机构。本文拟对四川不同时期知青工作机构的发展演进情况作一梳理，这里的“四川”包括现今四川省、重庆市的全部范围。
一、“文革”前的知青工作机构
1957年下半年，四川开展了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的工作。这时的动员组织工作是随着年初全省开始的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工作而进行的，是1955年底前后四川团省委组织青年垦荒队到边疆、到山区工作的继续和发展。其动员组织工作主要在成都、重庆、自贡以及部分专辖市和少数县开展，其动员组织人数和安置工作量并不多，这些地方的团组织配合农村工作部门承担起了具体任务。
为推进国民经济的调整，完成精简职工的任务，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其办公室由农垦部、林业部、水产部选派干部组成，办公地点设在农垦部。按照统一要求，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农办负责此项工作，四川省即在省农林部门成立相应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负责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1963年，四川开始有计划地在全省国营农林渔场开展接收安置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的工作。这年4月25日，四川省人委在一个批复报告中强调，各地自始至终都要加强组织领导，专人负责，周密安排，积极地进行安置工作。对省国营农林渔场安置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了长远的工作要求。
除有计划地在国营农林渔场安置城镇青年外，当时四川更多的还是以插队方式安置城镇青年。从1961年以后，全省开展动员城镇青年下乡的市、县逐步增加，下乡人数也不断增多。到1963年12月底，全省城镇青年到农村有19101人，其中插队安置12129人、插场安置6972人，插队安置占这一时期城镇青年到农村人数的63.5%。而这一时期的动员和安置工作，仍然依托各级团组织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1963年8月，随着全国城镇下乡对象和安置方向的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国务院农办安置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事机构亦随之改称为中央安置工作办公室。这年11月15日，四川省国营农林渔场安置领导小组向省委提出调整安置领导小组的请示报告。该报告说，安置城市新成长的劳动力，是一项较长期的重要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复杂，特别是动员大量城镇人员下乡插队，任务更为艰巨。因此，必须加强领导。省和省、专属辖市、各专区均应成立“安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安置任务大的县一般也应成立安置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由杨万选、王子清、李满盈、张敏、刘北垣、高如春、张崇富、张惠明、赵文锦等9人组成，并由杨万选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编制10人。12月8日，省委同意这个请示报告，批准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专管城镇人口上山下乡安置工作。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宣布，为适应上山下乡工作的发展，将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并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兼任组长，安置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按照中央的部署，四川随即调整充实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副省长杨万选任组长，樊执中担任安置办公室主任。这一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从此承担起包括城镇知青在内的全省城镇人口上山下乡的职能任务。这年2月25日，省委再次明确指出，现在还没有成立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地方，要很快成立起来，及时开展工作。
省安置办建立后，从相关市、专和县级安置办事机构的组建，到全省上山下乡计划、规划的制订；从城镇的动员宣传，到农村的安置管理；从解决动员安置中的问题，到制定和完善安置政策；从以集体插队安置为主，到以社办场安置为主；从总结交流经验，到培养宣传典型等，都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时至1966年，全省各级安置工作机构编制为440人，其中省安置办15人，动员任务为主的重庆市45人、成都市35人、自贡市10人，安置任务为主的13个专、州共核定编制335人，其中编制数最多的是达县专区65人、西昌专区60人，在各专、州的编制中包括各安置重点县的编制。
在各级安置办的具体组织下，1964年到1966年的3年间，全省共动员和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60654人，其中插入生产队和社办场安置的有54430人，占总数的89.7%；插入国营场的有6224人，占总数的10.3%。
二、“文革”初期的知青工作机构
“文革”运动爆发后，大批知青返回城镇“闹革命”，全省知青办事机构受到冲击。此时，很多地方的知青工作由当时分管生产指挥部和人武工作的负责人主管，有的还派军代表协助工作。各级知青办事机构及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设立专门接待室，听取知青意见，尽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1967年1月21日，四川省安置办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安置办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精神，做好回城知青的工作，并尽力为他们返回农村提供方便和创造条件。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2月17日发出的《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精神，成都军区在贯彻意见中强调，各级革委会筹备小组或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要设置专门机构，加强对下乡知青工作的领导。此后，全省各地安置办大多变更为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的安置工作办事机构。
1967年5月7日，四川省革委筹备小组即告成立，省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亦更名为省革筹小组生产指挥部。在原省安置办的基础上，“四川省革筹生产指挥部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挂牌并开展工作。与之相适应，当时驻军向省知青工作办事机构派出干部，并调整充实了一些新人。
1968年3月上旬，省革筹召开的全省下乡知青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切实加强对下乡知青工作的领导。有上山下乡的市、地、州、县，凡已经建立革委会(革筹小组)的，应设置直属上山下乡工作机构，并有一名领导成员分工管理这项工作；尚未建立革委会(革筹小组)的，由军分区、人武部在本市、专、州、县的临时领导班子下设置上山下乡工作机构，并由一名负责人分管。区、社也应有人专管此项工作。四川省革委于当年5月31日宣告成立以后，“四川省革委生产指挥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也正式挂牌。
1968年4月，中共中央在批转黑龙江省革委的报告中要求，各地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作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同年5月，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发出通知，要求“在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支左领导小组领导下，立即建立毕业生分配安置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按照这一部署，全省县以上各级革委随即建立毕业生分配安置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承担全省大、中、小学毕业生分配和安置工作。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四川就有10多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其中成都市有4万多人奔赴农村。很显然，这项工作既属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和安置，又属于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和安置，省革委生产指挥组“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与省革委“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两个机构的工作职能交叉且重叠，不能适应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和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需要。
为此，省革委决定建立“四川省革委毕业生分配组”，作为主管全省知青上山下乡和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专门办事机构。1969年1月29日，省革委在批示中指出，为了加强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各市、地、州革委会，亦应尽快建立相应的办事机构。该批示说，毕业生分配组由省革委原“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生产指挥组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合并，并从“政工组学校组”抽调少数人员共同组成。组内分设秘书、大中专、中小学、城镇居民4个小组。暂定工作人员45人。毕业生分配组由贾青山任组长，明朗、王悦兰任副组长，并由政工组分配2至3人参加领导工作。
此后，经调整、合并组建的各级革委毕业生分配组历史地承担起了全省大规模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重任，从开初的动员宣传、安置衔接、经费安排，到后来的教育管理、政策完善、推进“三招”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
到1972年底，全省共动员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805521人，其中中学毕业生占90.2%，高小毕业生占9.8%。在这一阶段，全省下乡知青中通过“三招”调离农村的有282275人，其中招生10913人、招兵8296人、招工263066人；因病退、困退等其他原因离开农村的有18562人。
在这期间，按照省革委（1970）75号文件的规定，各级知青工作办事机构人员得到一定充实加强。到1973年8月底，全省县以上办事机构共有干部979人，占当时在乡知青总数53万人的0.18%。其中男734人、女345人；35岁以下的359人、36至49岁的597人、50岁以上的23人；党员596人、团员168人。
三、知青办公室的建立与发展
1973年4月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紧接着，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一系列政策措施。在贯彻落实中央（1973）21号、30号文件精神过程中，四川省委把“上山下乡办事机构不健全、人员不齐不力”作为当时知青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决定建立“省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何云峰任组长，余洪远、杨超、秦传厚、赵宝凯、余之光任副组长，崔殿辰、赵卓如、李凡、周宏逵、王定一、赵孟明、李吉泰、鲁炎、肖志明、梁翠英、辜硕权、高云、黄信伍、刘安静等人为成员。省革委知青办公室在原省革委毕业生分配组的基础上，抽调领导干部和充实工作人员组成，由余之光任主任，高云、黄信伍、刘安静担任副主任，从而开启了长达８年的“知青办公室”阶段。
省委在（1973）92号文件中强调，各级党委要把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县以上党委要有一名书记、部队团以上党委要有一名领导干部分工主管这项工作。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由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并组织精干得力的办事机构，其名称统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都要有一定数量的女干部。
此后，全省各地、市、州、县党委普遍建立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并通过调整充实原毕业生分配组，或重新搭建班子建立“知青工作办公室”。到1973年12月底，全省19个地、市、州和183个县建立了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并都明确一名书记或副书记（少数是常委）主管这项工作，不少区、公社、大队也成立了领导小组。成都、重庆各部委局都明确了主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建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知青工作办公室。各级知青工作办事机构名称得到统一，人员也得到加强。到1974年底，全省县以上知青办的工作干部达到1422人，比1973年8月底前增加443人，增长45.2%。其中省知青办41人，增加9人；地市州208人，增加86人；县1173人，增加348人。
在这期间，各级知青办的工作既有随着国家对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统筹解决知青实际困难的重点工作，也有继续推进知青动员、安置、教育、保护等方面的职责任务。就职能工作而言，省和地市重点是拟订规划计划、制定政策、调查研究、总结交流、督促检查等；县级知青部门主要承担这些方面的具体实施工作。
与此同时，全省各级知青工作机构进一步充实。1976年8月，省委决定调整后的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杜心源任组长，刘子毅、赵孟明、余之光、梅跃农、李吉泰为副组长，孙传琪、崔殿辰、赵卓如、孙成民、陈月霞、辜硕权、向国灵、欧阳天、张宏、李成英、李满盈、李凡、但开莲、王腾波、梁翠英等为成员。1978年6月，省委决定省革委副主任刘海泉接替杜心源兼任省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全省县以上知青工作办事机构也得到加强。据统计，各级知青办专职干部人数最多的是1977年的1487人，其中省知青办51人，地市州知青办228人，县知青办1208人。到1978年底，县以上知青办事机构有专职干部1371人。同时，还有78%的地市州知青办、79%的县知青办配备了专职财务人员。
1978年12月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召开后，四川各级知青办在缩小下乡范围、安排知青回城等多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推动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走向新的转折。在优先安排1972年底前下乡老知青回城的工作中，省知青办明确提出从1979年起的两年时间内基本解决，对他们的安排要突破现行政策，下达专项指标，不受年龄、性别、婚否、文化程度的限制等。经过1979年上半年的工作，全省各地对老知青的安排进展较快，已安排1972年底以前下乡老知青2.9万多人就业，占应安置人数的40%。与此同时，对1973年以后下乡的知青积极进行安排，仅在1979年初到1981年6月底的时间内，全省即安排知青回城就业25.1万人，占当时在乡知青总数的94.7%。
根据四川知青工作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四川省政府以（1981）164号函发出通知，省知青办公室合并到省劳动局办公，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省知青办仍设正副主任，并专设知青处，办理知青工作事宜；省劳动局局长李满盈兼任省知青办公室主任。1983年1月，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省知青办公室名称不复存在，知青工作中的遗留问题，由劳动部门负责处理。
四川省原知青工作办公室部分工作人员合影，拍于2003年4 月。
在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虽然知青工作办事机构的名称几经变化，但其动员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职责没有变化。在这期间，四川各级主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职能机构，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战斗在这一特殊工作岗位上的四川数千名知青工作专职干部，为完成历史使命，与知青打成一片，与知青同甘共苦，为知青倾注心血，陪伴广大知青渡过这一特殊时期的难忘岁月。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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