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研究和争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说不完的毛泽东”永远需要人们去说。不过，人们如果能不纠缠于一些枝节小事而寻词挖理；如果能尽力占有尽可能详尽的材料，进行系统分析，争论会更有价值。如果争论者在争论中能把个人真实心态、思想认识也放在“锤锻的铁砧”上，由人及已，毛泽东的“在天之灵”会因此而欣慰。
以下的文字，即是沿顺毛泽东的这方面观点展开。
当代社会主义，尤其是东方，是在相对落后基地上，循着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跳跃过来的。这种社会跳跃的必然性，存在于世界总体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上“后来居上”的普遍性中。这种“后来居上”，造成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多层次性；在其前进发展过程开始的一个较长时间里，特别表现为由精英示范、先进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前引带动的基本特征；并且针对社会主义要求人们全面更新思想观念的重要任务，重新塑铸人们的灵魂，──由少到多，最终乃至全民族灵魂、心性的社会主义化，则是一个根本的伟大而又高远的社会性工程。
这一工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可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去诠释：首先，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它有巨大反作用，尤其是作为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其次，在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在经济基础和与此相应的上层建筑交替突出、领先的过程中，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主要是人们的心理、观念和思想，──并且其中最为重要的道德基础方面，时有“虚假应变”的现象。再次，与以上一点直接联系：经济基础可以在较短时间里改造变化，上层建筑的政治部分也可以有较快的变化节奏，但一个民族的心理、道德、习惯性观念的真正的本质性改造，却需要数以十计、数以百计的年度。而当意识形态的“虚假应变”现象，蒙骗了革命者，误以为社会人们真正具有某方面的实质性的道德思想进步，从而放松了对灵魂的锻炼，那么，在日后不可避免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矛盾困难面前，人们便会重祭旧社会亡灵，带着对新社会的失望、抱怨（说理想不切合实际，说行动过火、过激等），顺着昨天走过来的道路又折回去（现在有人将此比喻为：从昨天好不容易攀登上来的历史高坡往下滑），──决不是改正、改革新社会的不足(当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近来，中国的一些富豪、资精也有了走资的叫嚣，其原因即在这里)，更不是稳住阵角，巩固以往成果，而是从基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社会革命……
如果说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已一般地思考过中国阶级社会的历史变迁中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情形的原因和改变措施：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民主监督、人民当家作主，是不应重蹈阶级社会的周期率，那么，他在50年代末直至逝世，便自信已较为清楚地理解其中内质定律，并试验性地设计了大民主、改造民族心性的若干措施。
社会主义的最终完善，进入共产主义，始终有两个指标，一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二是人民群众觉悟的普遍提高。这要求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好主观世界。毛泽东就是经常这样提出问题的。根据发展的辩证法，人们当然不可能同时总用一样大小的力量抓好这两项工作，而总是因时因势，有所侧重。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体现了这一辩证法。并且鉴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存在的时间还较短暂，宏观上，以强力的政治手段维护社会主义还是一个突出问题。从而形成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政治领先的统率战略。而思想政治领先战略的微观渗透和实现，就是实施个人乃至全民族的心性改造。
对我们民族心性的认识及其改造，毛泽东与其他共产党人一样，有一个逐步深入和深化的过程。就毛泽东本人的认识来讲，经历由感性具体向真理抽象发展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建国早期，认为人民群众的情绪、心理和思想天然合理，有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一开始便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教育。更由于共产党主体来自最为广大的工农民众之中，建国前的几十年腥风血雨的斗争，党代表人民，人民拥护党，形成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八年抗日，民心共一，坚韧顽强，陷敌于灭顶之灾；四年解放战争，群民踊跃，赴汤蹈火，蒋家王朝，一朝覆灭。建国后，土改运动一气呵成，对个体工商的改造，进展顺利……由此，党和毛泽东从这些伟大历史运动的感性具体上（同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相比较，这显得更为主要）看到了人民群众和我们民族精神的伟大方面，如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民族自尊心，有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英勇气概，有牺牲自我而为民为国的革命精神，有追求美好生活和进步社会的热切进取意识……毛泽东在很多文章和谈话中，高度评价并热情颂扬了这一切。对群众中的消极思想，对我们民族意识中存有的落后面，毛泽东从现实出发，针对具体问题，如生活散漫、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命令主义等，提出批评。到建国前后，也仅一般地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①，以及大化地说明了：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轻易地退走……等问题。
从研究民族意识、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说，这是我党和毛泽东实施社会改造的感性阶段。由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和建立人民政权，受严重阶级斗争的掩盖，也由于斗争的实际需要，我们民族、人民大众思想中的伟大光明面得到充分展现，从而焕发出高度的革命热情；人们的奋斗的目标和动机相对明确而又正确、单纯。此时，完全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同情人民群众的遭遇，肯定其情绪、心理和思想主体的天然合理性，是革命领导者的革命本质的体现。并且，从世界这个大系统历史发展的时代精神上说，当代人民群众思想情绪的主体合力，必然包含或必然趋向，也自然是社会主义，即确实有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至于人民对自身弱点，包括对历史“原罪”在自己身上残留的认识和克服，与当时认识的感性阶段相一致，通常是实用性、就事论事的解决方法（政治学习整风、整党、整军等）。真正的纳入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认识和克服，则有待于一个较为长期的未来，因为其中还有反复。并且，消极、落后面的东西，也只有在和平年代，在人际重组和利益争取中，才能表现出来。历史不会解决还未提出的问题。
二是从5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被逐步显现并突出出来，人民群众思想上负面的东西渐渐如水落石出，我党对我们民族心性的认识渐趋理论化。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宁，都说得十分明白。要发展和提高生产力，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生产力和生产率。但由此得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唯一任务的结论，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在社会制度发生前进性变革的前期，保持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通常又是首要任务。并且，虽然生产力作为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自身并无思想和政治属性。然而，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人；人是有思想和政治属性的。人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力的创造和使用。这样，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来说，必然应在巩固自身的目的下，在两条战线同时进行工作，一是通过思想观念的更新，使人民对社会主义真正赞成和接受；二是用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造就和推动新的生产力。总之，社会主义建立之初，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是我党和毛泽东认识民族思想底质，逐步形成理论认识的前提和动力。另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新问题，如匈牙利事件，以及后来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等，又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力图从人民的、民族的心底，破除旧观念，让社会主义新文化思想占领阵地的思想。
这里，我们不妨粗略地循着历史足迹，揭示我党和毛泽东的认识过程，及其产生的思想、理论。毫无疑问，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认识、思想和理论，同他的其它思想、理论一样都具有──因属首次猎及──而显得粗略有缺的一般特征。毛泽东的认识有：
──从一些人颂扬奴性中看到奴性的存在。1951年5月20日，对电影《武训传》中表现的武训受侮辱而不怨恨，受压迫而不抗争，编导者并将此颂扬为“为人民服务”的不好倾向，毛泽东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他批评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毛泽东同时严厉告诫人们：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毛泽东在这里看到了一些人身上存在的奴性心理。后来在观看戏剧《法门寺》时，他也评论说：我不喜欢贾桂(剧中人)，因为他在主人面前不敢坐，还说“站惯了”。
──看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1952年，因刘青山、张子善由党的高级干部堕落为大贪污犯的事件，毛泽东重提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朽思想的进攻问题。应当说，毛泽东此时已明确地看到了无产阶级本身发生蜕化的可能性。后来，这一认识又进一步深化。
──唯心主义和保守思想仍在发生作用。1954年，毛泽东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以及《文艺报》阻挠“小人物”文章的错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积极开展学术领域的自由讨论，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发现迷信观念的广泛影响。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针对不少人身上存在浓重的各式各样的迷信观念，大力提倡解放思想，要人们敢想、敢说、敢干。针对迷信洋人的思想，他说，在洋人心目中，中国人也是外国人，也是洋人。针对神仙迷信，他说，我们也在天上，别的星球上的人看地球人也在天上，也是神仙。针对权威迷信，他说：“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③针对对毛泽东本人的迷信，毛泽东讲过的话多得几乎可出一本《言论集》。其基本观点是：我也是人，也有错误；我不是圣人；他说：我说的就都对吗？那可不见得。金口玉言，那我不成了圣人啦。历史上没有什么圣人，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都对的圣人永远也不会有。我说的有一半对，我就心满意足 。就是书上说的，也有不少屁话，不能相信。他还说：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评分析……
──懂得“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是一部分人“看家守户”的要则。1956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也不断出现，党内各种思想的斗争也明显表现出来。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根本动力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主张回避斗争，更不掩饰斗争，──尽管党内和社会上的矛盾斗争的展开会有误伤、会有错误，但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斗争和斗争的误伤、错误，社会性认识的提高和事业的进步是不可能的。有些思想有点平庸的人，因害怕斗争的误伤而拒斗争如防洪水猛兽（这种思想的较为普遍的存在，必然导致群体和社会一次次陷进或是无序、失控的混乱，或是万马齐喑的死寂状态。中国封建社会的千年停滞，其思想意识原因，盖出于此），实际是有害的。据此，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五不怕”，即为了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实际最为确切地说, 是敢于和甘于通过自己的探索性斗争为他人和后人搭架认识真理的阶梯）,要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爱人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④。在另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批评一些高级干部缺乏“五不怕”精神说，“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⑤。从这些观点中完全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我们民族一部分人心性中的“保身、懦弱、临险而退”的消极面，已看得十分清楚了。
──意识到一些人私有观念的根深蒂固。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一方面是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和利已之图也是影响积极性的原因。因此，他在此后多次私下和公开场合表露：人不应该自私自利，不应为自己干活就有劲，为人民服务就缺少热情和干劲。故而，他强力提倡思想教育，希望思想教育能培养出大公无私的新人来，这些新人具有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他也看到：人类有几千年的私有制。要改变私有观念是很难很难的。但毛泽东是“愚公移山”式（毛泽东赞扬愚公精神）的革命家，认为：越是难我们越要做，否则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⑥？毛泽东这里正好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根基；抓住了人类存有的历史性“原罪”的内质。
──注意到假话、假事、假意奉承、以假为伪是一些人的处世技巧。人们知道，做假作伪，会使革命事业和民族心性的改造在历史长河中发生涡旋。经过建国后近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毛泽东发现自己常常被一些人的假话包围。1958年大跃进前后，他一次次地走出红墙，力图通过深入乡村、工厂和矿山……掌握真实情况，然而总难如己愿。他经常抱怨说自己难于摸到真实情况，他还不无遗憾地说：“……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⑦
──了解到一些人存有二重品格。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毛泽东逐渐看到了一些人的二重品格。他在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中，从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了有些人的口心不一，行动和招牌不同；嘴上冠冕堂皇，实际思想又不是这样；讲为人民服务，目光却始终盯着个人和少数人利益；讲团结，实际搞阴谋、分裂；讲民主，实际却是十分专横；讲勇于自我批评，行动上却文过饰非、争功诿过；讲光明正大，暗地里却在韬光养晦，谋图东山再起；讲任劳任怨忠实于组织，永不翻案，私下又我行我素，甚至于阳奉阴违，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思想，都散见于他的言论、文件和一些著作中。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他的著述中，有这方面的系统和相对完整的观点。这里的归纳也只是简单、粗略的。针对人们已显现出来的陈旧思想──我们民族心性的负面，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整风和教育运动，其中有三反、五反，整风，学习雷锋、王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等。但在毛泽东看来，首先是这些运动不能解决全民族的灵魂塑造问题，其次是这些运动还不足以暴露我们民族心性中全部负面，也不能揭示我们全部的真正的黑暗面。三是毛泽东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为民族心性的改造，他以特殊手段，首先将我们民族思想中的弱点、缺陷，尽可能多地暴露出来，让群众自己认识和教育自己。说到底也是让民族自己认识自己，解剖自己，最终改造自己。──这是一个岐意极大的时期。对这一时期的总体评价，党中央早在70年代末即已做出。这里不必重新论述。仅就毛泽东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和揭示民族的负面，以达到最终自己教育自己，防止旧社会制度在中国卷土重来的本意来说，毛泽东这段时期仍有不少需要研究的极有价值的思想。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认识和行动，较前有很大的变化。已由大量的感性具体发展向深刻的理论抽象。其内容大体如下：一是明确承认从旧社会脱胎来的社会主义同亿万人的旧传统、习惯和思想存在矛盾，即我们民族心性的某些旧传统习惯影响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二是认为民族心性中旧思想对社会主义的不习惯、不接收具有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的性质（毛泽东本意是指这种阶级斗争同政治上阶级斗争有区别，它大量发生在人民内部，不具有对抗性质）； 三是付诸实践，认为精神的东西只有通过精神去摧毁。由此──逻辑地提出文化领域的思想大革命；发动群众，批判封、资、修，并在批判中使自己受到教育；四是大胆探索如何揭示我们民族、国家的黑暗面的方法渠道。在毛泽东眼里，这种揭示一方面是指直接揭示，即人民群众以正确思想动机认识揭露民族仍存在的落后、黑暗面，另一方面也是指本来落后、黑暗的方面在揭示和反揭示中而自我曝光、亮出真像。毛泽东在本世纪60年代后半期讲的从“右”的方面介入斗争，即有这方面的含义；五是认识到历史旧文化的积淀也是一种存在。作为历史的阻滞力量，它本质上始终是一种右倾思潮。不过，它有时以左的面目出现，极力把事业推向左倾或极度左倾。毛泽东的晚年，对此已有较明确的认识。这里应强调申明，毛泽东是将一切思想观念、道德情感、政治态度、理想目标、宗教意识和各种文化知识学习，等等，都归纳在大文化的范畴里的。从而据此提出他自己认定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改造任务，并付诸实施。至今仍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对文化采取的措施和所谓的革命，有时是学生不上学，学校不开课..，谈什么文化，称得上什么革命。这种批评实际是一种“无共同语言”式的，即“言未及义”的批评。
注：
(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2页
(2)《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
(3)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4)参见《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寻》第151页
(5)《庐山会议实录》第175页
(6)参见《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270页
(7)《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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