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于三线建设的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三线建设的决策与影响，而对其从决策到实施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政治动员和个体反馈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借助三线建设参与者的口述对三线建设时期政治动员实效进行个人口述反证可以发现，三线建设参与者对当时政治动员的认知、解读以及响应动机突显出较强的青年群体特征。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口号有效建构了青年的身份认同，充分尊重了青年的主体性，极大激发了青年的政治效能，其与青年群体特征的叠加合力是促成三线建设成就的重要力量。三线建设时期面向青年的政治动员可以给今天提升青年群体政治动员实效提供有效借鉴。
「关键词」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国家叙事；青年选择；历史图景 ；
一、引言
三线建设，是指自1964年起至1980年我国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三线建设不仅对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让学界对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动员实效的动力机制产生兴趣。三线建设项目与国防建设有关，高度保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三线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料才得以陆续公开和出版。随后，学界在三线建设的重要人物、调整发展、评价影响、遗产改造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一些关于三线建设动员的研究多从考察三线建设作为一次战略大转移国家层面是如何“自上而下”开展动员的，如有学者认为山东小三线建设中民工的动员、选拔原则为政治性强、本地化、重视技工，有学者研究辽宁省在支援三线建设过程中做出哪些具体贡献。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都意识到三线建设的研究需要转向，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三线建设中的普通建设者，提出三线建设研究要以人为核心，透过制度、事件、数据来分析其背后的相关人群，可以运用口述史来探究三线建设者集体记忆的“突生性”，“自下而上”呈现社会大众思想观念的口述史料是对“自上而下”精英化档案文献的有益补充，国外学者认为欧美未来对三线建设的研究要从社会史、口述史等方面展开。可以说，当前运用口述史对三线建设中的普通建设者进行研究是一种趋势，但聚焦三线建设中普通参与者的群体身份特征，并在政治动员视角下考察个体反馈来验证政治动员实效的研究相对较少。
事实上，政治动员实效测量重要指标之一是个体反馈，通过三线建设参与者的口述历史对三线建设时期政治动员实效进行个人口述反证，不仅是从方法论意义上对口述史资料证据的真实性和史料意义进行论证，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深挖个体层面如何理解和回应国家号召，详细探究“国家-个人”互动机制的路径之一。面对工作与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时值20—30岁的青年“三线人”的选择决然不会是一句“响应国家号召”这么简单。（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我们对140余位贵州三线建设的亲历者进行访谈，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个案反馈来探究从国家政治动员到青年个体选择之间动力机制的具体内容。就已获取的口述史素材来说，我们发现其实个体层面对国家政治动员内容的理解深浅不一，解读也各不相同，亲历者的部分回忆也许会在细节上存在不真实或者自相矛盾之处，但其所反映出来的个体对政治动员的反馈却是真实与贴切的。
二、口述史：一种历史书写方式的演变
近年来，随着史学观念的转变和现代新兴科技的发展，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支，不仅在史学界出现方兴未艾的良好态势，也受到了其他学科的热情拥抱，不同学科也因从口述历史研究中发现了新的可能和方向而更加积极主动。口述历史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归纳为口述历史的“客观真实”性是否可靠，能否成为传统由精英“自上而下”书写的历史的补充。但随着中国社会迅疾发展，社会生活的转变可能等不及变成固定不变的远景来等待“不在场的人们对在场者”的判决，抑或因为社会变革导致部分档案资料的缺失，再者因为“自上而下”精英历史书写的偏好带来部分失真等等问题，也许“年老的幸存者”可以提供给我们“只有他们才能给出的答案”。因此，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合理使用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获取相对客观真实的历史资料，以及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史学以外的学科议题是当前社会学科拥抱口述历史的重要保障和动力来源。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自下而上”历史书写方式的方法论创新最初来源于渴望为那些被官方历史文献遗忘的群体书写历史，但缺乏精英群体的手稿和官方文献可用的特殊情景，其来自底层的口述实践也在不同学科之间引发诸多争议，其中较为集中的有两点：一是口述历史证据的真实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较多的历史学者认为口述证据不够严谨，具有“弗洛伊德式”的主观，是基于虚假记忆讲述的偏颇见解，同时访谈者的水平和被访者的状态也会对口述证据具有较大的不可确定的影响。但基于学科立场，有社会学者认为面对这种“自下而上”的底层口述历史，应该看到的不仅是底层历史的“缺乏”，而是一种历史书写中“精英”与“非精英”的“分岔”，不能以科学的“求真”为标准来看待口述历史，个体生命的感受与历史走向定性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张力，口述史资料的优势不在“求真”，而在口述历史之中所蕴含的情感真实性，在于其对人类生命深层结构的呈现。二是口述历史资料的史料意义。历史学者多主张历史证据的“客观性”是其具有史料意义的前提，偏好接受如文献、信件、日记、自传等具有档案性质的正式史料，并认为这些资料是没有偏见的，而且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变化，是不在场的人们对在场者的判决。但也有思想史学者认为这种“档案至上”的思想来自一种“纸面的记忆”的胜利，是一种对“痕迹的迷信和崇拜”。一些历史学者意识到当下生活的巨变转瞬即发，以至于一种独特的文化和一整套生活方式在一刹间迅速消失，可能只存在于受访者的记忆中，并认为这一部分仅存的记忆中的历史的史料意义应该被看见。还有内容分析学者认为，口述历史的史料意义并不仅存在于被访者所讲述的那些故事的客观存在，他们所记忆的和所讲述的本身也可以作为被分析的史料内容之一。
对于以上争议，学界大部分人的回应可以概括为“口述历史的访谈人、整理者或者参考口述历史的研究者需要仔细考证甄别这些材料”。确实，无论从常识智慧还是从研究规范角度而言，只有孤证或者单方面证据支撑的结论在大多数时候有违科学客观的精神，亦难以服众，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所有资料都一样，都只有经过其他证据加以比对证明后才可能被信任和采纳。本文认为，不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获取途径之一，资料的真实性都是口述历史可以被科研使用的前提和保障，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尽可能完整地保存访谈的音像、抄本以及真实可信的访谈记录，使之能够再次被一般研究使用、重新核实与阐释，这一方法在揭示访谈者的思想研究中非常有用。
三、国家叙事：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及其策略选择
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人次的民工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可以说，三线建设从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行动之快等方面来看其政治动员是极其成功且独特的。一般来说，政治动员是指“政党、政治集团等组织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为聚集力量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进行的宣传、鼓动等活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其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国家叙事性。当前关于政治动员的讨论也多从国家立场来判断政治动员的实效，认为政治动员手段是政治动员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虽然上世纪90年代公开的官方档案显示三线建设的政治动员从组织、制度、物质、精神等多个层面多样且深入推进，但限于当时国家的物质条件，建设者们要面对从发达地区迁往相对落后地区所产生的巨大心理落差及家庭、户口等复杂问题，全过程中的动员策略和实施办法更多的是从精神动员层面出发。精神层面的动员更需要对动员对象开展针对性的策略选择。从当时广为流传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动员口号可以看出国家叙事视角下政治动员的结构性因素有：必要的先决条件，适合的动员手段以及政策的作用和影响。就已公开的文献来看，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宣传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三线建设的持续推进不断发生演变的，尽可能从充分调动客体的积极性上下功夫。可以说，三线建设的成功和高效与国家行之有效的政治动员及其策略选择密不可分。
（一）政治动员宣传的有力策略：“毛主席睡不好觉”
“备战”是三线建设决策方案的重要且直接的原因之一，也是其政治动员的先决条件之一，因此 “备战”是此次政治动员宣传的一个有力策略，尤其是在早期建设时期。通过梳理当时广为流传的典型动员口号，我们发现最早出现也是访谈时被访者最常提到的一句话是“要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个好觉”，他们普遍认为“毛主席睡不好觉”的很大原因是因为当时周边国际形势的严峻和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事实上，这句话最早来源于毛泽东主席在1964年对当时三线建设项目之一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建设进度和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所发出的一句感慨“攀枝花钢铁公司一天不建好，我一天睡不着觉”，却在口口相传中被营造成为一段经典的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于革命领袖的崇拜的重要话术。
从中可以看出，作为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政治动员典型，三线建设的政治动员同样也具有典型的革命型范式，基于“先破后立”的逻辑，面向动员客体激发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伦理性诉求，并将这种诉求引向一定的革命运动倾向，即需要为这场革命运动树立一个明确的“敌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来说，周边国家的突然袭击确实存在较大隐患，具备树立一个清晰且明确敌人的条件。三线建设的搬迁政治动员工作也确实在思想动员中紧密结合了备战思维，根据当时的搬迁工作要求“政治思想工作，要结合国内外的形势、进行和与战两手准备、立足于战争的教育，要大讲搬迁对加快内地建设、建立战略后方的重大意义” 。可以说，备战思维从政治动员需要“树立一个敌人”的策略来看，确实对于三线建设第一次建设高潮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强化政治动员实效的有力手段：“好人好马上三线”
如果说起于“备战思维”的政治动员是三线建设早期唤醒动员客体情绪并形成集体认同的重要策略，那么树立典型人物和进行身份与政治审查所营造的压力场景也是强化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实效的有力手段。1964年12月，《国家经委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中就提出应该挑选优秀的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成套输送，优先满足三线需要，保证新厂（或车间）及早投入生产。针对内迁人员的条件，国家经委还提出了“六不准”，规定凡是存在政治身份嫌疑或有过违法乱纪行为的分子都不得随厂迁移，甚至对于国防企业，还提出了相对于民用企业更为严格的政治身份要求。“好人好马上三线”可以说是政治动员营造压力场景的一种典型策略，也是计划经济时期惯常采用的“抓典型”动员模式的具体体现，即以国家实现社会动员的需要为前提，以媒体利用话语霸权的优势不断拔高先进典型的形象为途径的过程。
一般来说，在政治动员中进行动员客体身份与政治审核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搭便车”行为，选拔出符合党和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需要的可靠人才，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营造了一个压力场景，并且这种压力场景会激发动员客体出于证明自身政治身份的合格而积极参与的主动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政治动员的一种策略选择，即通过成功的动员议题进行有效地“符号编码”来“施魅”于公众的注意力和想象力，并激发他们热血沸腾的积极参与性。面对条件异常艰苦的三线建设，通过在政治动员中树立“好人”“好马”的示范引导作用，借助舆论来宣传推广，促进其他群体模仿典型行为，从而实现对更广大群体的动员。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这一系列严格的政治审核并没有吓退当时一线工厂里的青年工人，反而激起了他们积极报名参与三线建设的新高潮。
（三）三线建设有效推进的政治动员：“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其执政理念不仅要有很强的目标导向性，还需要具有很强的延续性，这就需要其在执政方略的逻辑选择上要坚持随着历史论述主轴的变化搭配政策选项变化，政治动员口号作为将执政方略落地的指向鲜明和转向迅速的工具对实现既定目标具有重要作用。三线建设的有效推进也与当时政治动员口号的演变密切相关。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动员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便是从“备战”到“备荒”到“为人民”转变的见证。“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泽东于1966年提出的，在原有“备战”基础上加上“备荒”和“为人民”是因为“这是最好的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并对此做出专门解释。
从国家的动员策略来看，从“备战”到“备荒”再到“为人民”是动员范围的逐渐扩大，也是群众路线的实际体现，通过对动员范围的扩大及动员权限的下放，将“三线建设”与国家所处的历史时期、人民生活的现实状况紧密结合，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战略方针。（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种转变既是为了提升“三线建设”的重要意义，解释为什么在“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的情况下还要支援三线建设，也是为了能够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实现更加广泛的动员。群众运动的本质是一个由党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也是一个群体在意识、立场和行动上的“自下而上”的响应过程。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口号的变化正好契合了动员对象自下而上的主体性需要，客观上促成了动员对象的积极响应。
四、青年选择：“自下而上”的个人口述反证
有关三线建设的历史不仅仅只有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参与到三线建设的人群的视角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因为从政治动员到个体响应并不是简单的命令输入和结果输出的过程，每一个个体都对国家政策方针有自己的认知，并根据这些认知做出自己的行动。这些来自于个体层面的反馈是普通民众对切实经历的真情流露，是真实历史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中恰恰是这些来自于普通民众的底层叙事会被国家宏大叙事的光芒所遮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历史终究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的演进是个体生命历程的集合。在三线建设过程中，青年是政治动员的主要客体，也是选择参与三线建设的重要主体，他们对政治动员及其宣传策略也存在一个认知、了解以及内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才是政治动员发挥实效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过程的“自下而上”的个人口述作为一种历史书写方式更好地还原出国家政治动员与青年选择之间的互动细节，有助于我们更加完整地了解三线建设政治动员的全过程，更加清楚地理解这场持续十多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得以完成的真实原因及其与政治动员的紧密程度。
（一）动员口号与青年身份认同建构
“好人好马上三线”是当时三线建设动员青年参与的主要宣传口号之一，实际上也是当时三线建设参加人员选拔标准的形象比喻，能否入选本身就是个体政治性和先进性的体现，选优争先氛围的营造更容易激发青年群体的情感涌动和积极行动，正好契合了青年群体特殊发展阶段的心理特征。这种对于动员客体的身份上的界定与运用实际上也促进了青年群体的认可与接受。访谈中，有被访者回忆当时参加三线建设是需要写申请的，被批准的条件有三：第一是要政治过硬，第二是技术过硬，第三是身体素质过硬，“不是任何人说你想来就能来的”（LZY）；“我都不用说他们是否觉得我是优秀，因为在那个群体里边，我算最年轻的，而且文化层次最高的，所以就把我调出来叫支援三线”（YJH）。在访谈中，我们还发现，即使对“好人好马”的实质内涵没有更多了解和深刻认识的情况，很多人对于能够加入这个先进群体就感到很光荣，“像我们这样虽然不会干啥，也算不上什么好人好马，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就到这来了，来了就光荣”（LSF）。
从被访者的反馈来看，个体接受并认可了国家层面对政治动员设定的逻辑起点和实施策略，动员客体结合自身个体身份认同对其进行理解和解读，并且不同群体的身份特征对国家行动逻辑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这也是动员客体是否付诸行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好人”和“好马”从国家动员角度来看是参与三线建设的典型人物代表，但在参与三线建设的青年群体认知中，这就是他们自身。符号尽管是被建构出来的，但拥有符号的人会将其看作是“身份”，（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他们是否符合“好人”与“好马”的标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群人与自己是同一类。不仅如此，“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治动员口号也确实在客观层面给青年群体营造了一种争先争优的氛围和环境。面对这一现状，由于特殊年龄段的情绪和心理特征，青年更容易激发争强好胜的心理状态，进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为国家大义与民族安危作奉献。不论基于他们的知识体系和人生经验，是否能够全面且准确地理解这套带有自上而下选拔标准的动员体系是被建构出来的，哪怕明知这套动员话语体系带有浓厚的政治动员色彩，尚处青年的他们还是依然会选择性地将其看作与青年群体身份有关的符号表征。这样一种选拔和竞争机制也就是将外在的符号内化成自身身份的过程，最终被选上的青年在完成这样一种选拔和竞争机制后，会对自身的身份更加认同。
（二）青年政策认知偏差与主体性倾向
“让毛主席睡个好觉”与“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三线建设流传最深最广的政治动员口号，在访谈中被受访者们反复提及。国家政治动员口号在提出之后能否迅速被社会个体所接受，并在记忆长河中留存几十年，一方面验证了当时国家立足“主席的战略思想深入人心”设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特殊时期对青年群体工作的显著成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个体层面对国家当时政治动员的广泛认可。（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青年群体更倾向于从主体性视角来看待和回应国家政治动员策略，即从“我”的角度出发来归纳自我投身三线建设的动机和原因。“来的时候满腔热血，就是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LZY）；“三线这个地方山高，比较安全，虽然说一般打仗很少能打到这，但就真的打起来，我们有后方，所以毛主席就提出了建设大三线。三线建设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WZQ）。这些叙述中被访者反复强调的“让主席睡个好觉”正是体现出其对国家政策认知过程中根据自身偏好对信息进行调整而形成的一种均衡。
知识青年对于国家政策认知的逻辑思维起点具有自身个人特质，思维方式更具个体化，通常是以自我为视角来看待和思考国家政策问题，同时倾向采取底层视角看待。三线建设的口号最终形成对广大青年的广泛动员正是实现了这种均衡，实现了国家动员与个体主动性的结合。“毛主席睡不着觉”本只是与攀枝花钢铁公司有关，但后来每个被访者都被认为与自己有关，“备荒备战”也被青年所接受。之所以产生如此效果是因为这两句动员口号后来发生了从被动为主动的转变。政府在动员时将其转变为“让毛主席睡个好觉”和“备战备荒为人民”，“让”字与“为”字的主语都是“我”，这种政治动员口号的转变突显出了被动员对象的主体性。青年对于国家政治动员的认知是一种从个体、底层的视角看待与回应国家相关政策的路径方式之一，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三线建设时期，即使这种视角是自下而上的，但与国家政治动员的叙事逻辑存在相当程度的吻合，原因就在于三线建设政治动员对动员客体身份的识别较好地匹配了青年群体对国家政策认知逻辑起点的个体化特征，即国家营造了一个以青年自我的视角来看待和思考国家政策问题的氛围，将“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针内化成青年个体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三）青年政治效能感的激发
三线建设时期的政治动员具有中国革命型动员的典型特征，将激发动员客体伦理性诉求引向革命运动倾向的过程中结合制度和物质激励等动员策略取得实效，仅从政策激励层面而言，相较于物质激励，非物质激励对青年的影响更大。三线建设政治动员的实效从国家宏观叙事层面是机制保障、政策使用的成功，但在微观层面也包含着个体特别是青年本身所具有的主体性作用发挥，换句话说，参与三线建设的青年群体正是在这场政治动员中收获到了一生引以为傲的精神激励，（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种激励满足了青年群体追求政治参与、影响政治过程的需要，即青年政治效能感的激发。政治效能感指个体感觉其政治行为能够影响政治过程，包括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其中内在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可能对政府或者政策产生影响力的感觉，外在效能感指个体感受到政府或者政策对自己要求做出的回应。作为政治认知的一种，政治效能感是政治立场、态度、情感和信仰的一种表现，因而与政治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无论是“让毛主席睡个好觉”还是“备荒备战为人民”抑或是“好人好马上三线”，这些政治动员口号都为青年群体营造出明显的意义感，投身这场政治运动、支援三线建设符合青年群体想要参与国家建设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需要。“我那时候刚好也年轻就想出去看看，尽管知道三线很远，但年轻人总要做些事情”（YJH）。尽管青年群体并不能影响到三线建设这样宏大的政治决策，但亲身参与这场建设的青年会将自身与这场宏大政治决策所带来的巨大成就相关联，（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或者说对于青年群体而言，“参与”即“影响”，而国家及政府满足了自身投身这场运动的请求，也是对自身要求的回应和认可。“现在贵州的三大经济产业都是依赖三线建设发展起来的，没有这些三线建设，贵州就发展不起来”（MDA）。青年群体以三线建设的成就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性，尽管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选择，但他们依旧能在这种正确性中获得政治效能感，“献了青春献子孙，现在我的孩子和孙子都不愿意离开这里”（GSR）。政治效能感的激发在“自上而下”的国家叙事中往往看不见，国家宏观叙事中强调社会历史的结构影响，三线建设是国家应对外部危机时组织的一场大规模建设运动。但是个体实际上是这场建设的切实参与者，从个体角度而言，投身三线建设是在追寻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五、结语：新时代青年政治动员的有效路径
通过三线建设者口述史访谈，我们发现在国家政治动员的具体实践中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与动员客体的个人政策认知程度存在偏差。面对这种偏差，国家政治动员有针对性地建构制度性话语权，通过塑造他们的偏好来影响他们的行为，以及充分利用政治效能感的激励作用可能会进一步提高政治动员实效。今天，面对全球化与转型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如何吸引他们的注意、获得他们的认同、激发他们的行动是当前国家政治动员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虽然，三线建设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但其对青年群体政治动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给我们今天提升青年群体政治动员实效提供了诸多借鉴。
一是青年政治动员的有效性要从个体反馈来衡量。传统衡量动员工作取得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动员目标的实现程度，即整体动员工作的完成情况，但事实上，动员对象在经过动员工作之后的反应也是一个重要指标，这个是判断政治动员本身实效的重要标准，因为动员对象主观层面的认知和认同才是政治动员实效的重要保障和有力支撑，而非其他因素。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反馈从另一个视角也证实了三线建设之所以如此快速、高效、大规模，除去集体化时代特殊的时代背景，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动员的话语体系建构很好地契合了青年个体意识形态表达和身份特征，也给我们今天开展青年政治动员提供了一个参考，即面对已经熟悉并习得多元价值和平权意识的青年群体，简单的命令输入并不会必然带来正向结果的输出，要打破成人社会与青年世界之间的命令者与遵从者的角色定位，建立平等对话的平台和路径，给青年群体政治动员更多的反馈空间和时间，倾听青年人的声音。
二是青年政治动员要结合动员客体的群体特征。三线建设的主要动员对象是当时的青年政治和业务骨干，青年群体在心理建设、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都与其他群体存在明显差异，相对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与职业期待等主观层面的心理因素可能更能激发他们义无反顾的投身三线建设这项事业。事实上，思想观念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范畴，不同群体因为年龄阶段、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而存在较大差异。（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相对而言，青年更容易因成熟度不足而具有冲动、盲从等心理特征，但也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接受新任务和新挑战。当前，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代际人群正在成为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支新力量，从社会组织模式、社会参与模式、社会行为规则和社会意识等多个层面对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今天面对青年群体的政治动员要抛弃原有成人社会自上而下的视角，在充分认识和把握青年群体思想动态总体特征的基础上，结合青年立场，自下而上综合考虑政治动员的内容和形式，有的放矢地开展青年政治动员。
三要通过激发政治效能感提升青年政治动员实效。三线建设是动员青年从一线城市迁往艰苦的三线地区，甚至是搬进丛林与山洞之中，访谈中我们发现支撑他们最初选择以及半个世纪后回忆时依旧充满自豪感的主要来源是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国家建设，为地方发展作贡献。（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面对全球化与转型期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他们习得性适应丰腴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和期盼，也因为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性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冲动和逆反心理，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时代，青年群体作为网络原住民，正在以他们独有的方式颠覆成年人主导的社会秩序。因此，面对他们日益高涨的社会参与热情和意愿，如何扩大优势，消减劣势是青年政治动员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政治效能感的激发，用空间换时间，是将青年群体引向正向社会参与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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