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4日下午，陕西延安，一处不起眼的窑洞内，迎来了一位客人。
谁？
黄炎培。
邀请他的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毛泽东。
由于当时国共关于联合政府的和谈陷入僵局，黄炎培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受邀来到延安考察。
毛泽东问黄炎培：
“来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结合自己这些天的考察和思考，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
……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的这段话直击本质，切中要害，同时他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
该如何打破历史周期律？
或者说，存不存在打破历史周期律的可能？
对此，毛泽东这样回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
自打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在探索中国未来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这期间免不了受到重重阻挠，甚至走些弯路，但经过不懈的努力，答案已在他心中渐渐明了。
中国该往何处去？
民主，要人民来当家作主。
这个答案看似简洁普通，却是毛泽东多年来革命经验的凝练汇总。
那毛泽东是怎样将这个答案付诸实践的呢？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到1945年的那个夏天。
01
1945年8月初，美国在日本的长崎和广岛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
经过8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连年的战争让整个社会变得民不聊生、凋敝不堪，企盼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大。
8月14日到23日，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连续3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共定大计”。
这邀请表面看起来虽然冠冕堂皇，好像顺应民意，但蒋介石这么做，是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的：
首先，借着谈判的幌子，可以为内战获得充足的准备时间。
其次，如果毛泽东拒绝来重庆，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进而把战争的责任推卸出去；
再则，假设毛泽东真的来了重庆，就给共产党几个所谓内阁职位，强迫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让我党没有与之抗衡的实力。
总之，怎么看都只赚不亏。
在蒋介石看来，这些想法听起来简直不要太赞，小算盘打得啪啪直响。电报已经发出，他只等毛泽东的回应。
收到电报后，毛泽东没有立刻作出回应，而是开会进行深入的讨论。
他当然知道蒋介石所谓的和谈没安好心：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但在全面分析了当时局势后，毛泽东的决定是：
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
尽管众人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但毛泽东说：
“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
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
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所谓果子，就是正当的权益。
毛泽东深知，到了重庆，就如同到了虎口，想在虎口夺食，当然不易。
但为了能让中国早日获得团结安定的局面，为了能让中国人民早日摆脱水深火热的状态，他知道自己必须去，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的背后，是全中国人民。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飞抵重庆，整个山城为之震动。
《新华日报》上刊载的读者来信说：
“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
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在重庆的四十三天中，除了谈判，毛泽东还不忘面见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要员、著名民主党派人士、文化界人士，还有自己相熟的故旧。
他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广泛的交流，一方面又介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同时又相当于做了一次调查研究，对国统区人们的想法和情况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事后，他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写道：
“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
……
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深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是“假和平，真内战”，重庆谈判只是个幌子。
但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借用这个幌子，将其作为一个宣传窗口，让我党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认可，争取到了主动权，为日后的内战胜利，奠定了最初的政治基础。
02
内战果然还是打响了。
重庆谈判上达成的双十协定，墨迹还未干，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撕得粉碎。
蒋介石也不再管什么面子问题，他的眼里只有“剿共”，好像他这一辈子就是为“剿共”而生的。
有了美国的撑腰，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大大提高，加上当时国统区较为经济发达，蒋介石很有信心能够打赢这场全面内战。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乍一看，这个逻辑好像顺理成章，但仔细一想，却发现值得商榷。
虽说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竞赛，但更为关键的问题，却被蒋介石忽略和摒弃了。
什么问题？
政治。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这里的政治，我们可以理解为社会中千百万劳苦大众最根本利益所凝聚成的力量。
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内战，是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他已然走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可以说，师出无名。
虽然一开始看起来来势汹汹，甚至还派胡宗南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可是这也不过是外强中干的做做样子而已。
关于此，毛泽东的论述十分精彩：
“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
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
……
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称，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
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果真，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没有群众基础，也找不到共军主力，没有占到丝毫便宜，最后只得灰溜溜地选择撤退。
而毛泽东虽然撤离了延安，却一直在陕北和敌人兜圈子。
他在转战陕北的途中指挥解放战争，虽然条件极端艰苦险恶，但这并不妨碍他战略决策的质量。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眼看着形势一天天好起来，毛泽东作出判断：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毛泽东不愧为卓越的领袖，每到重要关头，他总能先人一步看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并毫不含糊、一针见血地给出自己的观点，辅以周密的分析和论断，给人一种豁然开朗之感。
如今，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眼看已是强弩之末，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大意。
他冷静地指出：
“这次战争，胜利把握很大。
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
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
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理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
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
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清醒地知道：
得民心者得天下。
03
从1945年8月底的重庆谈判开始，到1949年1月三大战役的完全胜利，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成功的天平已经明显开始向中国共产党倾斜。
而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则如一艘已经破烂不堪、四处漏水、生锈了的船，行将被历史的浪潮所吞没。
一个旧的时代终于快要过去，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即将到来。
蒋介石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即便自己拥有美国的飞机大炮，控制了重要的交通线和城市，甚至还攻进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其失败的结局已然是注定了的。
因为他失去了最重要也是最来之不易的东西。
是什么？
民心。
形势一片大好，不过毛泽东知道，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共产党人去面对。
七届二中全会上（西柏坡会议），毛泽东说：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也许，当他说下这段话的时候，会想起几年前与黄炎培的那场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
毛泽东深知，胜利容易使人冲昏头脑，进而最终丢掉胜利，落入历史周期律的窠臼之中。
共产党人坚决不做李自成。唯有在胜利面前保持冷静的头脑，并切实落到实处，不断调整完善，才能无往而不胜。
我觉得他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意地传达了这种思考：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而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4
看到这，也许你会奇怪，为什么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节点处，毛泽东总能沉着应对，并给出正确的判断？
因为他每一次思考问题，总是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而相应的，蒋介石却一天到晚在想着怎么“剿共”，怎么“攘外必先安内”。
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但看到这，你也许又会奇怪：
常听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可翻开历史书来看，却发现尽是些帝王将相的千秋功过，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人民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间接地表明，广大的老百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是被压迫被歧视的存在。
历史是由他们创造的，而历史书上却鲜有他们的位置。
毛泽东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不忍心看到人民再受苦受累，受压迫受歧视，尽管他知道这难上加难，甚至要为之奋斗终身。
当年他在回答黄炎培的“窑洞之问”时，我想，那其实是一种宣言和决心的表露。
而后毛泽东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尝试，都是他这个回答的实际延伸，也是他依托人民根本利益、顺应历史潮流的重要体现。
重庆谈判、解放战争，还有“进京赶考”前的西柏坡会议……
每一个关键节点，毛泽东都踩在了历史发展的正途上。
每一次重大选择，毛泽东都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
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他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相应的：
历史必然会选择毛泽东，
人民必然会选择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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