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这言论，已经不属于学术争论了，这属于政治伦理失真和民族立场反动。
就这他这反动言论，我说一说珍宝岛战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抗美援朝战争近年来热度颇高，可以说回到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上（对比十几年前国内因媚美氛围浓郁而被淡化）——但是，珍宝岛战役一直处于舆论的边缘地带。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长河中，1969年珍宝岛战役这场发生在边陲地带的小规模战争，其意义完全不亚于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在不同时期捍卫国家民族尊严和意识形态国格的高光之战。
首先要明确，珍宝岛、黑瞎子岛等，之所以会产生所谓“领土争议”，是因为其位于中国（黑龙江）与苏俄远东地区的“界河”乌苏里江之上，这给了苏俄插足的勇气。
但问题在于，当乌苏里江退潮时，珍宝岛、黑瞎子岛等会整个变成中国领土延伸的半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西部中国一侧（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境内），毫无疑问属于中国。
按照国际法以及中俄之间签署的条约，国界应以「河流主航道」划分，珍宝岛在任何时候都属于中国。
1969年6月，苏修曾发表声明称：
沙皇专制政府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政府从未同中国政府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
当时苏修声称“柳条边”和长城是中国“北部疆界的标志”，中国西部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
苏修口中所谓的“柳条边”，是清朝地方政府在辽河流域修的一条柳条篱笆，以禁止一般居民越界打猎、放牧、采人参——苏修随意举出此例来说明中国的近代历史边界，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表现，足见其领土划分的阴谋和野心。
并且，早在1964年，本着残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未完全破碎的中苏友好关系（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对美投降主义即“戴维营精神”宣告失败，以及苏修亲近帮扶印度但遭到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暴打，包括古巴导弹危机对美退让，苏联重新需要团结中国），苏方已经决定化解珍宝岛争议、不再延续此前对蒋记国民政府的领土侵占（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苏联派兵占领黑瞎子岛等远东地区中国领土）。
但是从1967年开始，随着国力、特别是武装力量进一步复苏上升，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再度对侵占珍宝岛产生幻想，领土争议被不断放大。
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先后16次侵入该岛，干涉中国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产活动，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勤务，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多人。
最严重的当属1968年1月5日，苏联边防部队大批武装人员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野蛮干涉中国渔民正常的捕鱼生产活动，用装甲车轧死和撞死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渔民9人。
我国政府多次严正要求苏修方面停止武装入侵活动，苏修却置若罔闻。
其实早在1966年1月，苏修当局就和蒙古国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要知道，蒙古国与中国边界长达4500余公里，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
尤其是当时苏联战略军团的任务纵深可达700余公里，而自中蒙边界到我首都北京直线距离不过500余公里，且地势平缓，极便利苏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苏军的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更是可以攻击中国全境。
同时期，苏联在中苏边境的百万量级增兵之举，进一步强化了我党最高领导层的危机感。
1966年3月时，周恩来在华北局会议上就明确表示：
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
毛主席则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表示：
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1968年1月，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立刻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并要求边防部队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中国最高领导层开始转变对苏边防策略，要求边防部队选择合适的时机对苏联进行反击。
最终，酿成了1969年的中苏军事冲突。
1969年1月4日，我军战士照常登岛巡逻时，遭到30名苏军的拦阻和推打，中国军队人员被迫撤回；1月6日苏军再次入侵珍宝岛，抓走我渔民2名。
1月23日，苏军76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携带军犬、分乘4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军队边防人员，围攻、毒打中国军人，打伤我军20余人，其中重伤9人。
2月6日至25日，苏军又连续5次围攻、毒打中国军队边防巡逻人员
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4辆军车，从珍宝岛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打死打伤6人。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在围点作战、奇袭爆破的方阵下，我军将入侵的法西斯苏军一点一点的逐出珍宝岛。
15日，苏联边防军3次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步兵100余人，在直升机、炮火支援下再度向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分队发起猛烈进攻，并用多种火炮轰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激战近9小时，利用迂回穿插，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挫败了进攻。
当时“九大”即将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全国开展了声讨苏修入侵的群众性示威活动，参加者有1.5亿人以上。
中苏边境、中蒙边界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民兵，也全部进入战争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态对抗苏修的钢铁洪流。
1969年8月后，我军开始在珍宝岛长设营房，主权至此之后再无争议。
1991年，独立后的俄罗斯正式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2004年，中俄两国达成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协议。
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俄罗斯将把占领的银龙岛的全部、黑瞎子岛的一部分领土，以及额尔古纳河上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归还给中国。
2005年4月，俄罗斯政府批准补充协定——而此前一个月，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的决定。
至此，领土争议尘埃落定，中俄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也全部得到确认。
珍宝岛战争的法理正义性绝对不容后人污蔑！珍宝岛战争71名我军烈士的伟大牺牲绝对不容后人踩踏！
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重大，是继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又一次正面击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且是又一次粉碎核讹诈的威胁，为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树立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拔升作用。
面对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崔可夫等修正主义份子的原子弹叫嚣，毛主席当时的态度是用大三线建设换取时间和空间，令苏修军队入侵中国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呈指数级上升。
最终在大国捭阖、主动扭转国际形势的共同配合下，苏修放弃了进攻中国，转而培植越南等苏修势力，继续在东南亚袭扰中国（然而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战争也最终成了苏修“流血的伤口”，间接促成其亡国）。
核弹头数量不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个零头的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可以迫使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肆意横行的“有限主权论”阴谋概念一败涂地。
所谓“有限主权论”，是60年代末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军事集团提出的一个说法，是有关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主张——本质是一种霸权主义的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权已经过时，主张用“联合主权代替单一的国家主权”。
这一政治主张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用，后被同为帝国主义的苏修当局衍生进化。
1968年8月，苏联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也震动了中国共产党方面。
苏修领导集体认为，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权”高于一切；因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兄弟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
由此，人们把这一论点称为“有限主权论”。
毫无疑问，苏修的“大家庭利益”是彻头彻尾的骗术，不过是为了服务于自己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意识举世可鉴，早在1960年12月24日，联合国通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带领四十余个亚洲国家提出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草案——将香港和澳门纳入名单之中时，我们就察觉到苏修的霸权主义。
正是那份《宣言》，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自决权”，使其可以“自由决定其前途，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
从历史纵向维度而言，那份《宣言》成了此后苏修进一步炮制所谓“有限主权论”、干预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预演。
其时，正是毛主席敏锐觉察到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有可能通过该法案干香港、澳门等地区形成事实“独立”。
为了将中国的主权领土——香港与澳门从法案名单中永久删除，在联合国席位彼时仍被蒋介石政权非法把持的情况下，毛主席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毛主席立刻指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尽早行动：港澳问题完全是为中国主权范围内议题，不可以“殖民地”性质而论，应将港澳两地剔除出名单。
1972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对港澳问题进行表决：支持删除99票，反对5票，其余弃权。
香港和澳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底色，被毛主席以不容撼动的政治决心成功维护，也奠定了此后回归祖国的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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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珍宝岛战役的胜利，这宣告了“唯武器论”“原子弹崇拜”的失败，是毛主席人民战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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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抗美援朝时毛主席做出的论断：
美军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
真正的大国，其国之“大”，不仅在器，更在于“气”。
1952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几乎快要到来时，毛主席的态度是什么？
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R·S·克莱因教授在其《世界权力的评价》一书中，曾有这样论述：
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实力，简言之，乃是一国之政府去影响他国政府去做本来不愿意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是使他国不敢去做其本来跃跃欲试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用说服、威胁，或明目张胆的诉诸武力。
由此，珍宝岛战争直接推高了国际共运的声势——我军看似是与苏联军队交战，但实质不仅是在保卫我国领土主权，也是在捍卫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成果、拯救蒙头狂奔的修正主义苏共。
从1956年波兰危机到1968布拉格之春，从1979年阿富汗危机到1989年独立分离风潮………一步步迈向深渊的苏联修正主义，不断给予着中国最强音的警钟钟声。
即毛主席所言：
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苏联人已经丢了。
而依然坚持列宁和斯大林导师地位的中国，通过珍宝岛对苏反击战的胜利，鼓舞了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进行反击。
这场小规模战争的时代意义不亚于1950年的抗美援朝，都是震动世界格局、彰显我国国格的大事，绝不可在后世遭到任何泼污！
如若像杜建国所言，理清中俄历史边界问题就是“美犬”的话，那么清算美国百年侵华史岂不就是所谓“黄俄”？
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狭隘的，是逆向民族主义、对俄依附倾向在作祟。
历史问题和现代外交战略，必须要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角度构思，切不可掉入“极端民族主义”或“逆向民族主义”这一体两面的陷阱里。
换句大白话说：苏修和美帝，我们非要选一个？我们就不能双拳同击——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姿态？
关于此，毛主席早已给出过恢宏的答案，就在珍宝岛战役中，就在六七十年代的历史里。
社会主义外交观的核心很简单：不放弃解放别国的工农阶级，不轻易轻视别国的反动阶级，不畏惧抗击别国的剥削阶级。
这其中的内核真理，就是坚定的人民信仰，而不是所谓“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如若那般，我们是打不赢上甘岭上空呼啸飞驰的法西斯美帝飞机的，我们也是打不赢珍宝岛上铁流滚滚的法西斯苏修军队的。
珍宝岛战役，困囿于某些现实，讲的太少了！
关于苏联的修正主义沦落史，关于中苏的社会主义理论大论战，关于新中国以阶级本位为指导思想的外交方针，我们还要多讲、大讲、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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