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81年玄洋社成立至今，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前留下了祸国殃邻的历史劣迹，在战后又试图“东山再起”，为亚太地区和平“隐伏下极大的祸患”。其中“靖国史观”论是其兜售的战争翻案谬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诡称日本战犯是“为国殉难者”。佐藤和男称“日本只是行使交战权堂堂正正地进行了战争”，“在东京审判法庭上被判为甲级战犯的人，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以不正当刑罚的为国殉难者”。日本右翼学者在战争问题上抛出这般诡谲的狡辩和混乱的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指出，我“并不觉得（战死者）是什么‘英灵’或‘殉难者’”。
第二，辩称日军战死者是“国家功臣和民族英雄”。若按总山孝雄“侵略是正确的”、“胜利就是正义”、谢罪会“使国民丧失爱国心”、“战争一旦结束，就应该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之逻辑，日本会因为今天轻飘飘地“忘记过去”而没有未来。
第三，要求被侵略民族承认日本侵略者是“日本的爱国者”。名越二荒之助在韩国会见高丽大学博物馆馆长时说，“日本也有像闵泳焕一样壮烈殉职的陆军大臣”，伊藤博文“是日本的元勋”，“希望韩国人也能够称赞日本的（这些）英雄豪杰”。然而，侵略者就是侵略者，战犯就是战犯。日本右翼分子口中的“爱国者”是侵略者，歌颂阿南惟几、伊藤博文等战争元凶是在美化日本祸国殃邻的侵略历史。
第四，宣称降日“汉奸”是“日本的战友”，不该被遗忘。日本右翼势力将卖国求荣的“汉奸”之流视为“日本的战友”予以缅怀、将他们罪有应得被处决称为“壮烈的人生”和“女杰”、向助纣为虐的“台籍日本官兵”发放高额生活“保障费”等行径，其背后隐藏的战略图谋不可谓不深远，采取的离间手段不可谓不毒辣。
我们需洞悉“靖国史观”论的阴险毒辣。被处决的东条英机、谷寿夫等战犯是杀人越货的刽子手，降日“汉奸”汪精卫、周佛海之流是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日本右翼势力在“慰藉”其遗族之“精神痛苦”的幌子下，将他们塑造成“为国殉难者”和“日本的战友”，这不仅是对遭受过日本法西斯蹂躏的亚洲各国人民的二次伤害，而且明显具有鼓励日本下一代继续进行战争犯罪和培植李登辉一类当代“汉奸”的主观故意和客观影响。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应对这一极易诱发下一次侵略战争的“靖国史观”论保持应有的警觉。
原题《战后日本右翼思潮的四种主要论调与批判》，摘自《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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