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中美两国从1955年至1970年曾在没有外交关系的状态下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了长达15年、共计136次的大使级会谈。在中美相互隔绝、充满敌意的时期，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尽管会谈没有达成解决双边关系实质性问题的任何协议，但它对中美双方减少误解误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两国关系在1970年代初的破冰解冻积累了条件。
中美大使级会谈缘起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刚结束不久，中美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美国政府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运用政治、外交等各种手段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等。但是，中国已经被国际社会承认是一个政治大国，对亚太地区有着越来越强的影响力，美国政府回避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联系是不现实的。这是美国不得不与中国谈判的根本原因。
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提出愿意斡旋中美代表会谈，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立刻向中共中央提出与美方接触和谈判的建议，很快获得批准。1954年6月5日至6月21日，中美两国代表就双方公民回国问题举行了4次会谈。会谈尽管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双方商定从9月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
领事级会谈一直持续到1955年7月15日，共进行了17次。谈判依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却为后续大使级谈判创造了条件，成为中美两国官方接触的开端。
1955年7月，在英方的斡旋下，中美决定将会谈从领事级升为大使级。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的国联大厦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双方就议程达成一致，即先解决平民回国问题，第二阶段讨论其他问题。第一阶段从8月1日至9月10日，历时40天，共会谈了14次，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有关平民回国的协议。该协议的达成直接促成了包括钱学森、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在内的130多位科学家回到祖国，他们对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5年9月20日，会谈进入第二阶段。由于美国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并不断在已经解决的第一个议题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致使会谈寸步难行。美方甚至在1957年12月的第73次会谈中，提出由不是大使的官员与中方会谈。对此，中方表示不再继续与美方谈判。美国单方面降级的行动使中美会谈从僵局倒退到中断。1958年9月15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但谈判仍没取得任何成果。对此，周恩来曾在195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评价道：“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控制危机升级，防止双方发生直接冲突的一个“缓冲器”。中美在台海地区的紧张对峙是中美关系的主要症结和核心矛盾，也是中美大使级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关键障碍。自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美国政府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基地。1953年2月，刚刚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美国将不再对台湾海峡实行“隔离”政策，开始实行所谓的“放蒋出笼”，鼓励和支持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攻击和袭扰。20世纪50年代爆发了两次台海危机，台海危机之所以没有演变为直接军事冲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美大使级会谈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使双方能够了解彼此政策意图，避免误解误判。这一作用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等福建沿海岛屿发动大规模炮击。随后美国立即加强了在台海地区的军事部署，但美国也担心被拖入到战争中。艾森豪威尔政府于9月4日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防御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同时表示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准备恢复中美会谈，以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两天后，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中国进行严重的战争挑衅，同时宣布鉴于美国已经指派了大使级代表，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间的大使级会谈。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在会谈中，中方了解到美国企图迫使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从而造成两岸分离永久化的图谋，故中方做出了不攻占金、马的决定。此外，中方也向美方表明，不承认任何外国势力有干涉中国内政的权利，反对任何有可能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
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积累条件。1970年2月20日，最后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之后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美共同决定华沙渠道不再使用，大使级会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评价中美大使级会谈对中美关系的作用时，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双方在会谈中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其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中美大使级会谈是“无效的”，并且“说不出一项成果来”。在他看来，对华关系的重大突破是绕过大使级会谈出现的，因为尼克松政府将主要问题从台湾问题转向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问题，即共同应对苏联威胁。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中美双方在十多年共同限制危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互动中，已经建立起最低限度的互信。这种互信的建立既有赖于信息传递渠道的建立和有效运转，也需要时间对彼此的外交承诺或意图进行验证。因此，如果没有大使级会谈这个信息沟通渠道和长时间的谈判交锋，中美有可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诸多危机中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不可能实现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
中美双方曾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传递信息，消除了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一次危机。1962年，台湾蒋介石当局正准备利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局面，实行“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中共中央指示王炳南紧急约见卡波特，向美通报这一情况，并要求其对此明确表态。美方当即表示，根据“现存条约义务”，蒋介石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不能对大陆采取进攻性行动，而美国对这种行动不会给予支持。这是美国在1954年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时要求蒋介石作出的承诺。这次事件表明，美国并不愿为了蒋介石而与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摸清美国的底牌，有利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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