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探索如何争取独立、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上，出现了许多争论，而其中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历史，便是当时国民党内部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
一、背景
1921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提出了《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其中提到：
“国家经营是也……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今据上列之原则，举其计划如下：
一筑北方大港于直隶湾。
二建铁路统系，起北方大港，迄中国西北极端。
三殖民蒙古、新疆。
四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
五开发山西煤铁矿源，设立制铁、炼钢工厂。”
孙中山的计划是将一些重要的公共事业交由国家经营，其中可以吸引外资来投资，但是主权必须掌握在国民党的手里，尤其是港口、交通、煤矿等重要国民相关事业，不能交给私人，必须国营。
然而，直到1928年，北伐结束，当时的中国才能够形成一个形式上勉强统一的政权，而孙中山在1925年便去世。此时，刚成立的国民政府立马就要对成立民国之后的经济政策做出决定，在后续的历史中，关于国家主义经济和自由主义经济的争论一直没有停过。
二、常凯申的胜利
国际上当时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集权制和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以及出于对工人力量尤其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防范，孙中山当初的集权的国家干预经济观点，得到了当时知识界和国民党内的大部分人的支持，许多人痴迷于“计划经济”。我们熟知的常凯申也表示赞同。在1933年常凯申在日记中还写到：“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回复领土，还我主权。”这样的主张，充满万物竞发、生机勃勃的景象呐。
而另一派的少数人则反对这种统制经济，以胡适等人为代表。因为罗斯福新政以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以自由主义经济为主。并且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大力发展，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在大部分产业“与民争利”，会损害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胡适还引经据典，中国当时战争不断，百业凋零，应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学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这样民国才能和汉朝一样，兴盛百年。
不过罗斯福新政之后，使得很多支持自由主义的人感到迷茫，认为罗斯福新政的“计划经济”似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抗日战争也使得自由主义无法施展，于是双方关于人民经济的争论，以常凯申为代表胜出。
在1931年废除了厘金制度，获得统一经济体系之后，蒋介石主张“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并且在《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和《建设大纲草案》中规定了上游产业、能源产业以及资源产业等必须“公有”，这个公当然和老百姓没关系，是官僚资本的公。
三、常凯申如何打击资本
在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常凯申长磨刀霍霍向资本家。首先在组织上，对民间商业团体施行专政，一切会务统交国民党的“商整会”。然后在金融领域，所有证券和国债发放一律走国有银行，不允许私自交易。最有意思的是，常凯申利用1934年的经济危机，大量收编民营企业，让四大家族迅速形成垄断。虽然常凯申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对经济危机有助于垄断资本进一步垄断的道理学到了精髓。
至于为啥不打击四大家族，都叫四大家族了，不明显是民营资本吗？那只能说，太年轻啦。蒋、宋、孔、陈四家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常凯申不谈，宋子文是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常凯申自己的夫人还是宋家的人，孔祥熙还是工商部和农矿部的部长。即便是1948年蒋经国去上海打虎，打到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身上，也被宋美龄敲打之下，不得不妥协。
四、总结
所以说到底，常凯申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个骗局。胡适和常凯申的争论，国有和自由的争论，且不说是否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他们连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秩序都建立不了。两者都站在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残酷压迫无产阶级，两者都是以打着人民好的名义，给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集团牟利。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向了真正的反对压迫、消灭私有制的道路，为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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