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危机中，隆裕太后曾下令王公贵族“毁家纾难”，奕劻等人非但没有，反而忙于转移财产。朱尔典在致坎贝尔的函件中称“庆亲王忙着将他的珍物兑换成金条，以便逃亡时携带”。秉政多年，奕劻贪冒受贿积财无数，以至于当他从大清银行提款25万两白银后，北京爆发了金融恐慌性危机。1911年10月24日，莫理循致布拉姆的信中说：“国库贮备的白银不足一百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而失信又会加深财政恐慌。消息灵通的汉人、满人已经离开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大批出走或将他们的家眷送走；满人出走是因为害怕将来的下场。各种财宝从北京运往安全的地方，如天津、上海的外国租界，更珍贵的则运往奉天，人们相信那里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可保安全。”莫理循指出，正是庆亲王、摄政王、那桐等亲贵大臣的大量提款导致清政府银行处境艰难。
1911年12月29日，莫理循再次致函布拉姆，描述日使与奕劻会面的情况。当时，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一针见血地指出，奕劻在清朝统治危机来临时，以身家财产为先，把对朝廷的责任置于脑后。伊集院说：“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的岳父（大久保利通，因为极力巩固中央集权政府，在1878年被暗杀）遭到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五十圆。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你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如日使所指，旗籍权贵绝大多数忙于转移财产、保住身家，即便有所输捐，亦仅为身家财产之一小部分，远不是“毁家纾难”。
没有哪一种危机比众叛亲离、离心离德更深刻。旗籍权贵的最终抉择客观上造成对王朝垮台的致命一击。
革命军政府给出的优待条件，尤其是保护王公贵族爵位与财产的承诺，满足了权贵集团自身的最大利益，所以，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大部分权贵包括隆裕太后都赞成逊位。在清末御前会议上，隆裕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载洵原是清政府的海军大臣，在南北议和、清帝退位之际，未发一言，唯关心优待条件中能否规定给王公贵族以资助，甚至专函向袁世凯提出要求。
看重金钱利益，是清末权贵集团的重要特征，也是清末政治腐败的一个特点。晚清以来官场盛行贪财好利之风。道光年间，沈垚称京师“廉耻道丧，风俗颓败”“都下唯利为最重，挟高赀入京科第固唾手可得，名流钜公亦鳞集云附”“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习者，如此风俗，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到光绪末年，此风愈刮愈烈，“天下惟论财货”。上至最高统治者慈禧，下至基层官吏，无不贪渎好货。陶湘在给盛宣怀汇报官场消息时称，慈禧七旬万寿，于各种“贡献”中，最喜欢的是世续送的银票。陶湘为之感叹道，“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时人称：“醇亲王奕譞之贪黩，远比恭亲王为甚；而庆王奕劻之贪黩，尤十倍于醇王”。《春明梦录》记：“余丙午到京，文忠已逝，庆邸继文忠领班，而鹿相国、瞿相国、徐尚书为之辅，枢廷略具规模，然而庆邸已明受馈送矣。辛酉之后，亲贵蜂起，纲纪尽弛，枢政益歧。”《贪官污吏传》所举13名贪官污吏，除明珠、和珅、富勒浑3人外，其余全为清末高官。这些官员被指生平无他所长，“惟善搜刮”“辗转渔利，饱其私囊”，甚至有官员贪财好利到不顾天理道义，私吞赈款。不仅秉政的官员，连一贯以声名、气节为重的御史亦是如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御史蒋式瑆弹劾奕劻贪渎，一时名声大噪。后有人揭发，蒋式理此举并非出于正义，而是出于名利。在丁未政潮中，恽毓鼎之所以弹劾瞿鸿禨，据说也是因为奕劻等人“出三万金”所致。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普通官员，甚至以名节为重的御史，无不贪财好利，清末政治窳败可窥一斑。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吁请朝廷筹饷。隆裕太后把8万两内帑黄金交给袁世凯，并称“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当袁世凯告知奕劻出银15万两时，隆裕太后直接表示15万无济于事，让其无须顾忌，尽管向王公们索要。第二天，隆裕太后即颁布懿旨，令王公毁家纾难。奕劻为保住身家财产，甚至“装穷”。《清稗琐缀》记载，当时内阁发爱国公债票，应者寥寥，奕劻卖马卖宅，故作寒酸，求免负担。其实，奕劻家族在“清朝倒台了还有地，还有企业，天津劝业场就有他们十分之三的股，还有渤海大厦”。荣庆在辛亥十一月初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栋男赴部交爱国捐万元，以尽寸心。闻交者尚少……”也印证了权贵们无心捐款“爱国”。载洵信誓旦旦，将自己的家产开列清单，让内阁公布，以示自己已经“毁家纾难”，不过随即被报纸披露“按诸实数，殆不及什一也”。
当时通过“勒索”王公贵族，袁世凯拿到至少几个月的军饷和维持政府运转的经费，如果用来镇压革命，很难说局面会怎样发展。如果隆裕太后听从溥伟的意见，直接拿出深藏于内宫的珍奇宝物以“激励将士”，14位王公贵族“精诚团结”，顽抗到底，也很难说局势会如何变化。推远一步，光绪驾崩之日，选择嗣君之时，慈禧若不考虑个人权位，选长不选幼，把恭亲王溥伟选作新君，武昌起义时王公贵族的表现又将如何同样难测。但是这些假设并没有出现，反倒是出席讨论政体、商量逊位与否的第二次御前会议的14人，激烈反对共和退位、坚持君主制的只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蒙古王公那彦图和载泽4人；其中有谋略、有勇气的只有溥伟。隆裕太后颇为不满地对载沣说：“时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面对此情此景，溥伟望天长叹“余皆缄口，良可慨也”！这种无奈是面对权贵集团无能而发出的悲凉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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