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意崇民向“下”的精典言行——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29周年改写旧文（八）
冬雷
毛主席是人民的代表，人民领袖。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29周年之际，他的最具领袖特质的人民观，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民“主”论，自然会涌上人们的心头。于今全民抗疫之际，我们有信心期待，人民群众在这次抗疫中成为“人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亿众一心，群策群力，战胜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后疯狂（这里所谓“最后”，是指“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大时代的终结革命阶段），——新冠病毒极可能是美资某些疯魔制、放，在被一步步做实。大疫之后，人类的社会主义认识和争取，必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在毛主席的意识结构中，人民或群众的称谓，总是与“小人物”、“穷人”、“贱人”、“被压迫者”等，划等号的。在毛主席的认识中，小人物、穷人、被压迫者等等，是构成人民群众的主体和主导。在当代，小资产阶级阶层、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都在人民的范畴中。鉴于任何同类事物和人物，都不可能是绝对同一、一致，总是存在差别的情况，可以说，在人民中，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人民中，最能代表人民本质特征的，当然只能是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穷人和被压迫者等。
新时代的革命和变革，当然得以这些小人物为基础、中坚力量。没有区别、没有重点，即没有政策。毛主席的民“主”意识、民本观念中，即体现这一正确的区别和重点。这种区别和重点，也展示毛主席对历史运动辩证法的精深理解和把握。历史是在有倾向的摆动中前进的，有时为了克服某种积弊流污，不得不以另一种与之相对立的倾向（甚至是明显的倾斜）来抗衡。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人民群众真正确立自己主人地位的前期过程，革命家们不可能不以矫枉过正的战略性手段，炫举下层人物、穷人、“贱人”的反抗精神，以及一切被压迫者的真正面目、才干和创造历史的作用。
不必回避：毛主席这方面的价值遭到少数人的嫉恨，这少数人，主要是历史上的地富反坏右，现代走资者。不过，毛主席并不介意这种嫉恨。因为，他坚信，现代人民革命、暴力革命、人民专政，是历史反动派长期地剥削、镇压人民，暴力对待人民的必然的对置性反应。这种对置性反应的消失，是必须在敌人的残忍、残暴和无耻渐行消灭之后的；不遭这种人的嫉恨反而不好了，“就同敌人同流合污了”……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数千年来，劳动人民生活在阶级统治之下，饱尝艰辛，倍受欺压，加之统治阶级的各种欺骗理论的灌输，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确有自卑自贱者，自愚为愚蠢者。他们看不到自己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不能自觉地认识自己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尤其在中国，广大的农民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生活在小生产的狭小天地里，禁锢在封建礼教的枷锁之下，自我意识未得到资产主义大生产的培植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基本仍处于病弱缺损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车轮从封建主义躯体上辗过，封建主义的总体结构是散体了，但其魂灵并未消灭。这样，按社会发展自然程序的两本账目：一个是封建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都得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去算清。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特殊革命。因此，可以设想，只要不陷入乌托邦的幻想，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存在一个一元主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导）多元并存合一的过渡状态：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公私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军对垒的文化结构。有鉴于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之后，在开初的一个时间里，人民领袖不得不十分强调政治，以及强调与此相关的人民自身的解放──尽管经济是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根本问题之一。这就是毛主席在建国前后，为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战略大计，常常以乍听起来有点极端的语言来宣传民众，大讲特讲民众作用的原因所在。这也可以理解为“矫枉必须过正”。当然，过正的东西还不是正，仍有待于历史去矫正。不过，对“过正”的矫枉是历史的第二步行动，必须在第一步行动之后的。
毛主席在这方面的思想和言论，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 为“把颠倒过去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鼓呼。
以往的历史，使人民屈辱，人民低头弯腰，做牛做马，为奴为婢。不少人以为命该如此，习以为常；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妄自菲薄。这是历史颠倒的结果。在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吴妈、祥林嫂等，即是对这些民众心态的典型化揭示。毛主席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但毛主席和鲁迅又稍有点不同。鲁迅对民众的这种意志，常有“怒其不争”的情绪。毛主席则相反，努力鼓呼，尽力推动群众“奋起力争”。他一再向人民揭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是上帝，是活菩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真正的铜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对人民，毛主席可谓是崇信、忠诚不二，并充满热忱,从不心灰意冷,也无怨情怒气。
第二， 努力揭示小人物创造大事的道理。
针对群众中一些人不同程度的迷信名家、权威、洋人和死人的心理，建国以后，毛主席一再提倡破除迷信。让人民群众认识自己，发挥创造力。50年代后期的一次会议上，他说：“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他列举了数十个有作为的人来证明他的观点，并肯定地说，多数如此。他甚至提示人们去研究其是否是规律。同期，毛主席在读一篇文章后这样的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到了60年代，毛主席又一次重申：“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干，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第三， 情感的天平始终倾向最下层的人民群众。
为了矫历史之枉, 毛主席始终以最真挚的热情对待人民群众,保护并讴歌人民群众革命热情、创造精神和自我教育而解放自己的行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他力排众议，愤笔疾书，为农民运动叫好,欢呼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革命行动，认为这些是亿万人民在朝着解放的路迅跑的大好事。建国初期，他高度赞扬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1958年的大跃进中，浮夸、共产风肆虐全国时，他同彭德怀等几个人发生严重分歧的根因之一，就是要保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而不在于左倾错误要不要纠正的问题（左倾错误是要纠正的。庐山会议前期，以及庐山会议之前的几个会议，毛主席都是在实际地纠正左倾错误。不过，他始终认为，这人民群众──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好心努力中犯的错误，故而要在保护积极性的前提下；在不摧残建国后好容易才培植起来的思想解放、敢想敢干的群众精神的前提下，不泼群众冷水，严肃认真地、逐步地克服过急的错误）；就连文革后期，在种种原因下，不少作为“造反派”的群众，犯一些严重错误，他还告诫领导者们，对这些群众要“高抬贵手”，正确引导犯错误的群众改正错误。
素来强调开展积极思想斗争、分清是非的毛主席，在对待群众缺点错误的问题上,确似有点偏爱和“护短”。其实，这个“短”有时是需要“护”的。因为有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为了推动人民走出涤罪所，去除群众身上沉重的迷信、畏惧、保守等包袱，是必须以“允许犯错误”为代价的……舍此，就可能犯因噎废食的错误。不过，在社会的实际斗争中，对这一点的把握，始终得以全局可控、局部适度为条件。当然，这是一个新的领导科学的历史课题，仍需人民在“上下求索”中前进。
但不管怎么说，毛主席情倾广大基层群众，推动群众在大胆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有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的。也是同他不懈的社会主义、人的解放追求，连在一起的。
——最干净和最具力量的是工人农民和小人物
在毛主席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之后，他过去的真朴民本意识，便出现了一个理性的飞跃，个人的感情也完全投向工人、农民。他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 ；人民群众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毛主席的这句话，不可仅理解成一般性的比喻，而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为：在阶级社会和阶级还没消灭社会里，与凌驾于社会之上──有时确发生异化──的社会上层组织（主要指国家组织）相比,基层、基层民众的生活领地，是一片净土、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源。人民群众的整体运动指向总是合理的；其本质性追求和是非标准总是正确的或大体正确的。在当代，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是互为生存发展条件的。
毛主席这一比喻的深广内涵，可以从他如下几个方面的言论来说明：
第一、任何时侯都立足扎根在群众之中。毛主席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脱离群众的行为是一切弊端之源──就是脱离开净土，就会变得不干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几次谈到这个运动本意源点。他认为，在我们队伍里，有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必须有个处理。他还说：有些人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人、农民，不喜被压……
第二、在一切劳动群众中，更重视体力劳动者的情绪意向，把一切劳动中的体力劳动看成是思想意识最佳净化方式。毛主席不否认脑力劳动的作用，也承认知识、科学及知识分子的重要价值。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三大差别存在的今天，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能为我们这个社会提供更多的政治营养。所以，建国以后，他反复强调干部要下去，要同劳动群众实行三同；要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青年要大有作为就必须下乡去；文艺要送下乡；医疗卫生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去……，等等。他甚至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毛主席这种重视体力劳动，重视基层体力劳动者的意向情绪，重视从中取得营养的真切性，特别表现在他自己身上。建国以后的毛泽东，不但仍坚持经常下去调查研究，参加劳动，并且在1962年还曾表示要骑马视察黄河全流。他甚至指责自己：进了紫金城，官做大了，成了党内的最大官僚主义者了……所以，他曾设想下放自己去办一年商业、办一年农业……
第三、支持“小人物”的“三敢”精神。从毛主席一意向“下”倾斜的思维模式中──姑且让我们这样说，还可以很快发现毛主席对小人物“三敢”精神（即毛主席自己经常提倡的敢想、敢说、敢干）的高度赞赏和保护。当人们尽可能多地了解掌握毛泽东工作、生活情况后会发现：他对来自大官们的议论、批评的接收听取度，同来自最基层广大群众和小人物的批评建议，有一定的差距。他对来自基层的老百姓口中的批评意见，总是热情的，认为其有较大的可信度。并认真而迅速地纠正错误。1960年和1966年，湖南农民贺凤生两次在毛主席面前“骂娘”，直言批评共产风、浮夸风，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过火行为，毛主席反复表扬他敢说真话，十分热情地希望他多来反映真实情况，并表示改正某些不正确的做法。除此，还坦率承认自己的个人责任。无疑，在作为官方的各种文件、报告面前，毛主席当然是要相信的，但他更相信来自“下层小人物”大胆反映上来的第一手的材料。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此难一一列举。
毛主席支持小人物，可谓是满腔热忱。他多次讲过“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50年代中期他支持“小人物”对红学专家的批评，并抱怨说：小人物把事情做起来了，大人物却往往不予重视。60年代中期，他表扬当时的乒乓球小将徐寅生关于用辩证法打球的文章，说“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批老将挑战了……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则全力支持青年学生和基层群众的“造反”行动……毛主席真心本意，确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无须回避，也不必隐瞒，毛主席的这一民“主”、崇民的价值坐标,是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价值标准,有天、渊之别的。在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看来，毛主席的这些思想──有人称之为“恋民”情结，是毛泽东少年时受到严厉的父权专制而造成的心理扭曲。这是近似热昏的胡话。要说扭曲，其实，扭曲不在毛主席，而是资产阶级灰暗心理的扭曲。他们的确无法理解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恢宏博大、深沉邃远。
说毛主席有“恋民”情结，在某些方面也许还说得通。但要看到这一情结绝非是毛主席个人生活经历造育的，而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反抗之火的聚炼而成。至于其中可能有“过正”之处，那是无产阶级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开创时期必须具有“辩证发展”过程。仍如上言，对“过正”的再度矫枉, 那只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继此之后的事。一切资产阶级“好心”参与，颐指意使，只能是人民权力的再度丧失。人民应当警惕这一点。
因为现代，世界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手法已变得极具技巧，很有点“迷魂汤”效用。比如打着“改革”旗号，起步点上给人民扩大点似是而非的权力、某种实惠……进而把群众引入自私、分散、互争的误区或陷阱，最终又将人民权力全部剥夺──使人民只剩下无可奈何的沮丧。东欧和前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情况正在教给人民这一点。现实表明，我们自己，在某些方面，被人家控制，受人家要挟，——似——也在开始着“东欧和前苏联”的过程！
当前的新冠肆虐，美帝一直把矛头指向中国，这极可能正是他们颠覆我社会主义、离散我们全国一统的组织结构（我国前段时期抗疫胜利，朝鲜的抗疫高速长效，靠的都是全国一统的组织、互爱互助、同心合力）、分裂中国的“最后疯狂”！于此之时，这些是最需国人作系统性反思的。我们当重温毛主席赞颂人民的锦言金句，激发自己再创历史的伟大作用！战胜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后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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