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思潮和政策的急剧右转，被左翼学者概括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一方面，不同于一些左翼患有帽子先行的“痼疾”，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踏实研究，确实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变化进行了有效批判；另一方面，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注，新自由主义批判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同时要指出的是，在反动思潮横行的今天，能够保持对新自由主义的关注和批判，不失为是一种进步。
言归正传。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批判尽管具有某些洞见，但并非没有局限。对这些局限进行剖析，是本文的重点。
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一套政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缓解经济危机、维护资产阶级总利益的一种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它与凯恩斯主义没有任何差别。当然，矮子里面拔高个，似乎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要比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多少更有利于劳动者。实际上，这种判断是有失偏颇的。特别是一些分析过于强调国家调节的优越性，反倒促使自身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发生偏离与退缩。遗憾的是，对新自由主义保持警惕的许多左翼都掉入了这样一个陷阱。
我以为，学界关于新自由主义批判存在如下几个关联着的局限。
首先，忽视了对国家性质的讨论，更遑论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一个国家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偏爱政府调节，还是青睐放松管制。对于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来说，政府调节也好，放松管制也罢，都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和资产阶级利润的手段。所以，仅仅从某一个标准出发，评判政策的好坏，而不能上升到对生产方式及其所倚靠制度的批判，结论将是半截子的、羞羞答答的。有人可能会认为，一个专门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并不需要在国家学说上发挥太多。在一定范围内，这种认识或许是对的，因为在研究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和政策时，并不需要像添加佐料一样，硬生生地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制度的谴责添加上去。然而，事实是许多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自始至终都没有认识国家的意识。
一方面，将国家视作一个恒定不变的背景，一个超脱于经济关系之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亵渎。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经济学，任何政策或是理论背后都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制度和阶级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对这些学者做一个区分。一类是泛左翼群体，他们或许对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很好的认知，或许根本就不认同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他们本就没有想过要彻底变革整个社会制度。另一类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或许会在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最后，点缀上几句关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名言警句，畅想一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图景，但从未将这种分析贯彻于自己的理论表述之中，不敢将矛头指向国家政权，也提不出任何富有革命前景的政治方案，将批判局限于学术的死框之中。总之，他们都沦为“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为延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国家政权的生命出谋划策，即“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
其次，在对国家认识不清的基础上，左翼学者的解决途径不是革命，而是走向改良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归纳起来，就是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转向对劳工的打压和剥夺福利。于是，用法律或是别的什么制度将资本监督起来，恢复劳工福利和强化对劳工的保护，成为大多数左翼学者的政策主张。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改良。列宁曾在《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文的开篇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斗争，尽管这种改善仍然不触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但是，马克思主义是改良主义的死敌。列宁接着说：“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尽管有某些改善，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简言之，左翼学者如果只是将争取改善工人境况的政策，视作一种妥协性的暂时的策略，既没有堕落成一个改良主义者，也不放弃“真正‘历史权利’”——革命权，那么他们是值得称赞的。然而，现实利益极容易击碎此种预想，多数左翼学者根本就没有或者已经丧失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和行动力，而在资本主义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束手就擒、自我阉割。他们不再是对改良抱以单纯的支持，已然成为改良主义的拥趸。特别地，这种改良主义的学说，成为国家主义者在理论上的天然阵地。他们试图用这种被阉割的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国家主义学说辩护，为自己的改良主义行径背书。他们成为国家这个理想的总资本家的代言人。不过，历史的辩证法会再次发挥作用，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将在一次次事变中得到分辨。抛弃革命的人，也终将被革命抛弃。
再次，这种改良的“洞见”，根本在于忽视了劳动者的主体性。批判新自由主义时，劳动者往往不是一个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历史使命的主体，而成为一个遭受打压、急需被保护的客体。恩格斯界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左翼学者或许尝试考察事变的条件和性质，但是就如何使劳动者自身认识到事业的条件和性质这一重大任务毫无见地。“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工人阶级的未来并不需要哪个先知先觉者，擘划一套看似无懈可击的制度愿景。工人阶级要求用自己的行动改造眼前的世界。只不过，工人阶级并非就是天然的革命者和富有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本身要经历一个长久的、饱受阵痛的成长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职业研究者应该为缩短这段成熟期、减弱过程中的阵痛而努力。
所以，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两条标准——“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极富远见的。因为左翼学者如果不能克服精英气，不投身于现实的运动，而把自己同无产阶级的联系搁置起来，及至试图用少数人的谋划来代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行动，那么“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也就不奇怪了。资产阶级完全可以伪装成为这种精英，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为资本主义的方案鼓与呼。相反，“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本主义式的包办代替（包着社会主义的皮）的坚决否定。
最后，用一种浪漫化的表达来评价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则是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改造现存秩序的想象力。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撒切尔曾声称“别无选择”，现在的左翼学者们由于局限在自己的学术小天地中，远离真实的运动与斗争，也面临着“别无选择”的窘境。脑海中缺乏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想象力，那就必然要被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方案充斥。
需要澄清的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者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这里并非是要以偏概全或是求全责备。但是，上面指出的一般性问题警醒我们，除了要看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政策的极端反动性之外，更要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变迁中发生的量的变化与质的不变，看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反动本质，看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看到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以及看到通往新社会的却又隐藏在旧社会中的条件。
面对现实的利益和关系时，如何展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勇气和魄力，马克思已然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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