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加拿大劳动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工厂纷纷关闭,大规模失业潮席卷全国,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城市阶层贫困也变得普遍。当右翼劳工领袖放弃为工人权利而战时,是加拿大共产党占据了主导地位,包括领导工会教育联盟(TUEL)和后来的工人团结联盟(WUL),
其中WUL领导了加拿大90%的罢工,共产党员参与组织了大多数行业工会——钢铁工会、汽车工会、橡胶和化工工会、林业和渔业工会。
为了应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加拿大政府诉诸镇压。作为加拿大共产党女性创始人和WUL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安妮·布勒(Annie Buller),她的经历有助于讲述本党在极端挑战条件下开展阶级斗争所扮演的角色。
安妮·布勒1896年出生于魁北克蒙特利尔一个木匠家庭,13岁就辍学前往烟草店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7天全部无休,后来她前往百货公司打工,17岁那年就已是公司瓷器和玻璃器皿部门首席采购员。每晚工作结束之余,她积极参加工人夜校和姐妹互助,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女工领袖,著名工人运动歌曲《反叛少女》就是以安妮·布勒为原型。
受十月革命影响,安妮·布勒决心投入北美女性解放运动,前往纽约就读兰德学院传媒系。1919年加拿大爆发第一次大罢工-温尼伯罢工,安妮·布勒负责后勤支援和慰劳男工女家眷。1921年5月加拿大共产党在安大略省圭尔夫农场仓库秘密建党和召开一大,安妮·布勒为一大代表之一,后出任党的合法马甲身份-加拿大工人党党报《工人报》业务经理。
1929年,安妮·布勒被邀请参加纺织行业工会(IUNTW)第一次大会,该工会于1931年与WUL结盟,由她出任工会组织部长。1931年,她搬到温尼伯,与面临降薪和裁员的纺织行业工人一起工作,从那里她第一次听说萨斯喀彻温省比恩费特的矿工及其家属正在酝酿大规模罢工。
这里盛产煤炭,拥有六家不同的矿业公司——M&S(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合资矿企)、西多米尼克煤矿、东部煤矿、新月煤矿、大西部煤矿和联邦矿业。
1931年夏天是连续第三个炎热干燥的时节,包括比恩费特在内的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周边地区是大面积农作物歉收的中心。在这期间,通常在农场兼职以维持生计的矿工面临着普遍10%-15%的减薪。
在本世纪初,矿工们曾试图加入工会,但没有成功。1931年,在加拿大共产党和WUL领导人之一萨姆·卡尔(Sam Carr)和萨姆·斯嘉丽(Sam Scarlett)的协助下,他们终于组建了矿工工会。
在罢工筹备期间,矿工工会成立了谈判委员会,但矿主们拒绝谈判。9月7日,来自苏里斯煤田的600名矿工首先开始罢工。
罢工的矿工们听说温尼伯来了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工会领袖,便邀请安妮·布勒参加9月27日的集会,以支持工人及其家人。
安妮·布勒首先与女性家属会面,帮助她们分发罢工救济金,她对矿工及其家人的生活状况感到震惊。因为矿工们只能租用矿主提供的低于正常标准的破旧住房,并只允许在指定商店购物,那里的价格比城里任何地方都高,但质量却是最差。
正当安妮·布勒发动总罢工并组织新一轮集会时,加拿大皇家骑警向人群开枪,造成3人中弹身亡,50人受伤,当中矿工尼克·纳根和朱利安·德里斯科是当场被子弹击中身亡,彼得·马库努斯是腹部中弹,随后被送往当地医院却被拒诊,被迫驱车50英里前往下一家最近的医院,因交不起医药费耽误伤情而亡。
安妮·布勒最终被皇家骑警逮捕,她决定在法庭上自己为自己辩护,因为当时全国只有49名女性律师,从她辩词中摘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她的深度和大无畏气概:
“如果刑事责任必须归咎于某一个人,那么请归咎于我,帕金斯先生(萨斯喀彻温省总检察长律师)并没有告诉你们工人为什么会罢工;他也没有告诉总检察长,那我就回答你们,正是矿工们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迫使他们组织工会,他们是为加拿大人的生存而罢工。当然,这不是珀金斯先生的工作,他代表王室,我代表工人。陪审团的先生们,我认为我帮助矿工及其妻子的努力是值得的。”
“陪审团的先生们,我不会为我的任何行为道歉,当我在这里面对你们时,我会昂首挺胸地面对你们。在我身后是一群有理想和信念的工人,这些理想和信念与人类进步的浪潮息息相关。在这里受审的不是我安妮·布勒,而是一位共产党员,无论这次审判的结果如何,我都将继续忠于我的理想、工人阶级和姐妹们,还有属于未来的加拿大人。”
安妮·布勒在被判处一年监禁后,于狱中一边从事洗衣服的劳役,一边为其他女囚提供法律援助,她赢得了狱友甚至看守的尊敬。
1932年出狱后,安妮·布勒参加多伦多市议员选举,提出了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废除刑法第98 条、经济危机期间由政府提供现金救济、建立失业保险等政纲,今天这些似乎是理所当然,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最初是由加拿大共产党提出的,并以惨痛的代价才赢得了属于劳动人民的胜利。
安妮·布勒以第二高票落选,但她不气馁,二十多年后还以近七旬高龄参加了联邦大选,提出“让加拿大远离冷战”、“垄断利润前人民需求第一”、“制定国家劳动法和缩短工时”、“税收分配改革”、“公租房低租金”等政纲,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安妮·布勒参加了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并筹集资金派遣1,200 名年轻人参加国际纵队;还资助了白求恩医生发明的输血车和前往中国所需的医疗用品。
捍卫女权是安妮·布勒一生的追求,在 1944 年 8 月举行的劳工进步党(加拿大共产党另一合法马甲身份)党代会上,安妮·布勒强调“妇女必须有权从事她们喜欢的任何工作,那些已经取消的针对妇女的歧视不得死灰复燃,战争真正胜利的意义在于实现男女平等的巨大进步,并团结起来共同建设国家,建设一个新世界。”
照顾儿童成为影响妇女就业最重要的因素,安妮·布勒于战后发起了扩大托儿所建设的运动,当时整个加拿大只有 27 家托儿所,只能容纳 1,100 名儿童。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政府与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阿尔伯塔省达成协议,由政府出资一半扩建托儿所。
四十年代加拿大女性工薪阶层达到120 万人,其中 26% 是 14 岁至 64 岁之间的女性,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仅军工行业就有 235,000 人,即每四名工人中就有一名女性。在其中工种中,这个比例是三分之一。此外在部队服役的有超过 41,000 名女性,但她们没有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
同样是安妮·布勒发起的呼吁,联邦政府于 1943 年 5 月与各省达成协议,为在战时军工行业工作的女性提供和男性一样的待遇。
战争结束后,安妮·布勒作为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加拿大论坛报》业务经理和进步出版社社长,积极参与国际和平与女权交流,反对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反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1956年她访问了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发现那里的女工享有与男工相同的权利,除了工资一样之外,她们每年有两到四个星期不等的带薪休假;她们有自己的医院和托儿所,并得到免费医疗和日托。她们还有一座文化宫,这为她们提供了体育、音乐、戏剧、电影——适合全家人的娱乐活动,给安妮·布勒带来极大启发。
1973年1月19日,安妮·布勒病逝于多伦多,在致悼词时,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威廉·卡什坦说:“安妮是加拿大活生生历史的一部分,她是属于我们这代的卢森堡,我们有责任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她将在加拿大和平与女权战士中占据一席之地,永远活在所有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人的中间。”
3月10日,加拿大共产党温哥华安妮·布勒支部将联合卑诗省社会主义教育中心、医院雇员工会、教师联合会伊朗裔教师分会、西蒙菲莎大学助教工会发起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欢迎任何人免费参加,现场备有简单茶点。
时间:3月10日温哥华时间晚上7:00
地点: 706 Clark Dr,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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