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4日下午，毛主席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的窑洞家里做客。
一．窑洞对：
毛主席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主席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罢，点头表示赞同。
二．前车之鉴：
1. 1944年，正好是李自成胜利进攻北京城，推翻明王朝政权同时败退300周年纪念。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写成重要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连载于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后又陷入失败的过程与原因；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惨痛教训，阐明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队伍，在胜利的情况下务必防止骄傲。
2. 1851年，太平天国起兵反清，两三年就打下半壁江山，建立南京革命政权，革命尚未成功，领导集体腐败堕落，内讧发生天京内乱，大伤元气，从此走向败亡。
3. 1949年，毛主席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宋江是投降派！
新中国建立后，留留洋苏派执政，他们照搬苏联的官僚体制、高薪制、特权制、军衔制，户籍城乡两元制。
实质是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1951年11月，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浪费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慢慢受用。其他各中央局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人物中，天津地委前后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巨贪突出代表。
文革前17年，共产党的初衷渐渐消磨殆尽。一个特权剥削阶级正在形成中。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感慨：共产党“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错在哪里？
1966年，毛主席等中央全体领导鉴于苏联已变修，为防止中国被和平演变，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培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毛主席去世十年后，苏东剧变，证明毛主席无比超人的洞察力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大方向没错。错的是走资派、右派和国内外反动派帝国主义。
五．天国悲剧！
1944年，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到延安看到的却是“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景象：
“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叫化子，六没有小老婆，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蘼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十个没有”的清正气象，与他们在重庆等地看到的国民党统治者“一句真话不讲，两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的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
历史已被颠倒颠。
延安时期的“十没有”今天全有了，国民党的“十有”也有了，更加变本加厉。
宋江、李自成、洪秀全、戈尔巴乔夫，太平天国、苏东剧变的悲剧还在继续上演。
悲剧过后当然是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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